凌迟是最野蛮、最残酷的刑法。枭示也叫枭令，种诛就是族诛，一人犯罪，就按家按族地杀。此外有刷洗，有秤竿，有抽肠，有剥皮，还有黥刺、剕、劓、阉割、挑膝盖、锡蛇游种种名目的非刑。可见，朱元璋野蛮残暴的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帝王。这种种酷刑，造成了朝官中的极度恐怖气氛，人人提心吊胆。
一 胡蓝党案
以朱元璋为首的淮西农民武装集团，在起事时是坚决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蒙汉地主阶级的，但在取得胜利以后，便都转化为拥有大量土地、佃户的大地主，成为皇帝、国公、列侯，高官显爵，治理六千万臣民的封建统治阶级了。
洪武四年（1371）统计，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茂（常遇春的儿子）、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六个国公和延安侯、吉安侯等二十八个侯，都拥有大量庄田，佃户凡三万八千一百九十四户。[1]
皇帝是淮人，丞相李善长、徐达和功臣汤和、耿君用、炳文父子、郭兴、郭英、周德兴、郑遇春、陆仲亨、曹震、张翼、陈桓、孙恪、谢成、李新、何福、张龙、张赫、胡泉、陈德、王志、唐胜宗、费聚、顾时、唐铎、马世熊，幕僚李梦庚、单安仁、郁新、郭景祥等都是凤阳人，其中汤和、周德兴还是朱元璋同村子的人。绝大部分公、侯和朝廷重要官员都是淮人。远在朱元璋初据集庆时，诗人贝琼的诗就写道：“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2]淮水流域在春秋时是楚的地方，从这几句诗可以看出当时儒生、文人对“楚客”“淮人”显赫一时的看法。到了朱元璋建国称帝以后，淮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越发占压倒性的优势，非淮人被排挤、压抑，他们不甘心，也想尽一切办法取得朱元璋的信任。就这样，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展开了非淮人和淮西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矛盾越来越尖锐，朱元璋就利用这种矛盾，重用淮人而又运用非淮人来监视淮人，以此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力。
功臣以血战立功封公侯，拥有部曲、义子和大量奴仆，他们又和各地卫所军官有过统率关系，在和平环境里，这种虽然数量不大的武装力量和袍泽关系，却有可能成为倾覆皇家统治的巨大威胁。
管理全国政事的机构中书省的制度，是从元朝继承下来的。中书省丞相综理政务，职权很重。相权重了，皇帝的权力就相对地削弱了，朱元璋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凡事都要自己做主。但是有长期历史传统的丞相制度，却对皇帝的至高权力起了牵制作用。
贵族地主对人民的非法剥削，对皇朝赋役的隐蔽侵占；淮西集团对非淮人的排挤、打击；军事贵族可能发生叛变的威胁；相权和君权的矛盾，这些内部矛盾随着国家机器的加强而日益加深，冲突日益严重，最后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朱元璋倚靠中小地主的支持，运用检校和直接掌握的军队，采取流血手段，巩固了自己的政权。洪武十三年（1380）杀丞相胡惟庸，二十六年（1393）杀功臣蓝玉，胡惟庸和蓝玉的关联人犯被杀的称为胡党、蓝党，人数在四万人左右。
贵族地主侵犯人民和皇朝利益，破坏法纪的情况，是由来已久的。龙凤十年（1364），朱元璋就曾当面向徐达、常遇春等人说过：“尔等从我起身，艰难成此功勋，非朝夕所致。比闻尔等所蓄家僮，乃有恃势骄态，逾越礼法，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或生衅隙，宁不为其所累。”[3]洪武三年（1370）：“时武臣恃功骄态，得罪者渐众。”[4]四年（1371）：“时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而诸勋臣亦不禁戢。”[5]六年（1373）五月朱元璋以功臣多倚功犯法，奴仆杀人，隐匿不报，封建统治集团的核心破坏了皇朝的法纪，侵犯了人民和皇朝的利益，情况日益严重，只好采取内部约束的办法，特别命令工部制造铁榜，铸了申诫公侯的条令：
凡公侯之家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及金银铜场、铁冶；
凡功臣之家管庄人等，倚势在乡欺殴人民；
凡功臣之家屯田佃户、管庄干办、火者、奴仆，及其他亲属人等，倚势凌民，夺侵田产财物者；
凡公侯之家除赐定仪仗户及佃田人户，已有名额报籍在官，敢有私托门下、影蔽差徭者；
凡公侯之家，倚恃权豪，欺压良善，虚钱实契，侵夺人田地房屋孳畜者；
凡功臣之家受诸人田土，及矇矓投献物业。
逐项规定了处罚和处刑的法律。[6]其中公侯家人倚势凌人，夺侵田产财物和私托门下、影蔽差徭都处斩罪。很显然，前者破坏了皇朝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纪，后者破坏了皇朝的徭役政策，都是非严厉制裁不可的。从朱元璋必须制定专门法律条例来约束淮西集团的公侯功臣和他们的管庄人等，说明了铁榜所列举的罪状已经带有普遍性和严重性，也说明了朱元璋和这个集团的首脑人物，尽管在过去同生死、共患难，但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随着内部矛盾的产生、滋长、发展，逐步走到了对立面。具体事例如汤和的姑夫隐瞒常州的田土，为朱元璋所杀。[7]立铁榜以后，蓝玉专恣暴横，蓄庄奴假子数千人，出入乘势渔猎。尝占东昌民田，百姓向御史告状，御史依法提审，蓝玉一顿乱棍把他打走。[8]又令家人私买云南盐一万余引，倚势兑支，侵夺民财，阻坏盐法。[9]郭英私养家奴百五十余人，又擅杀男女五人。周德兴营第宅逾制。[10]朱亮祖镇岭南，作为擅专，贪取尤甚。[11]可见封建皇朝的法律对这批淮西集团的贵族地主的约束力并不大。
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极力维护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法纪，触犯、违反法律的决不宽徇。早在取金华时，因为缺乏粮食，严令禁酒，这时大将胡大海正领兵围绍兴，其子胡三舍、王舅等三人犯酒禁，朱元璋下令处死刑，都事王恺劝他：“胡大海见总兵攻绍兴，可以本官之故饶他。”朱元璋发怒说：“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我号令！”自己抽刀把这几人杀了。渡江旧将赵仲中守安庆，陈友谅遣大军围攻，城破，仲中遁走，朱元璋大怒，命按失陷城池律处死，常遇春劝说：“仲中系渡江旧人，姑用赦之。”朱元璋说：“不依军法，无以戒后。”给弓弦一条，令其自缢。谢再兴叛降张士诚后，其弟谢三、谢五守余杭，李文忠率军围城，叫他们投降，谢五于城上拜说：“保得我性命，便出降。”文忠指天起誓：“我是总兵官，不得杀你。”谢五兄弟投降后，朱元璋命押送南京，文忠以为如杀二谢，恐失信人，后无肯降者。朱元璋说：“谢再兴是我亲家，反背我降士诚，情不可恕！”还是把谢三、谢五杀了。[12]为了保护封建法纪，他宁肯让前敌领兵将领叛变，也非处死犯禁者不可，朱元璋一直坚持这种精神，并且总结成为理论，他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13]以猛、以严治国，这样，也就不能不日益和淮西集团分裂以至对立，用流血手段解决问题了。
淮人官僚集团的中心人物是李善长。他是朱元璋起兵后的幕府书记，称王时的右相国，称帝后的左相国、左丞相，在朝廷上位列第一。儿子是皇帝的女婿驸马都尉，他的亲戚同乡胡惟庸也继为丞相。从李善长到胡惟庸先后掌权的十七年中，极力排挤非淮人，不使当权。浙东地主集团的领袖刘基也是开国功臣，是朱元璋的亲信谋士，朱元璋对他儿子说过：“我到婺州时，得了处州。他那里东边有方国珍，南边有陈友定，西边有张家，刘伯温那时挺身来随着我……鄱阳湖里到处厮杀，他都有功。”在和陈友谅、张士诚的争夺战中，他都向朱元璋提出了正确的意见。组成明朝军队的军卫制也是他的建议，功劳很大。但在大封功臣时，刘基只封诚意伯，岁禄二百四十石。李善长则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朱元璋到汴梁大会诸将，李善长和御史中丞刘基在南京留守，李善长的亲信中书省都事李彬犯法，李善长求情，刘基不听，向朱元璋书面报告，批准后就把李彬杀了。浙东地主集团本来是淮西集团的眼中钉，再加上这件事，仇恨就越发深了。朱元璋回来后，听了李善长的挑拨，就让刘基请假回家。洪武四年（1371），索性要他告老回乡闲住了。在此以前，朱元璋曾和刘基商量丞相的人选，有人攻击李善长，刘基说他是旧人有功，能够调和诸将。朱元璋说：他多次要害你，你怎么还替他说好话，我看还是你来当丞相吧。刘基自己知道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他是站不住脚的，坚决辞谢。朱元璋又问他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如何？杨宪是刘基的好朋友，但是刘基认为杨宪虽有相才，但器量不够，汪广洋褊浅，胡惟庸更不行。几年后，胡惟庸当权，他恨刘基说他的坏话，借个由头在朱元璋面前攻击刘基，革掉刘基岁禄。刘基只好到南京请罪，连家也不敢回去了，忧愤生病，胡惟庸派医生来看，吃了药，病越发重了，洪武八年（1375）死去。胡惟庸案发后，有人告发，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14]朱元璋后来和刘基的儿子谈话，也多次说：“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蛊了。”又说：“你休道父亲吃他每（们）蛊了。他只是有分晓的，他每便忌着他。若是那无分晓的呵，他每也不忌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在，终不亏他的好名。”又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不说罢了。”又说：“后来胡家结党，吃他下的蛊，只见一日来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瘪瘪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他大儿子在江西也吃他的药死了。”[15]从这些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地区的地主集团尖锐斗争的情况。山西阳曲人杨宪是朱元璋初期的检校，历官到御史台中丞。朱元璋爱他有才力，常说杨宪可居相位。杨宪和检校凌说、高见贤、夏煜轮流向朱元璋诉说李善长无宰相材，要挤掉善长，朱元璋说：“善长虽无相材，但是与我同乡，一起兵就跟我，经过艰险，勤劳簿书，功劳很多。我做皇帝，他自然该做宰相，这是用旧臣功臣，今后不要再说了。”话虽这般说，听多了又有些动摇，便和刘基商量，要用杨宪为相。胡惟庸听得风声，连忙告诉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这件事关系到整个淮西集团的切身利益，是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便团结一致，合力倾陷，杨宪终于被杀，凌说、高见贤、夏煜也先后被处死刑。[16]同样，杨宪对不是他自己系统的人也是用尽一切方法排挤，例如曾经做过方国珍幕府都事判上虞的宁海人詹鼎，为人有才学，做官有好名声，到南京上万言书，朱元璋看了很中意，要给官做。杨宪却忌他的才华，极力阻止。到杨宪死了，才做了一个小官。[17]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的倾轧，杨宪等人对淮西集团的倾轧，对不是自己系统中人的排挤，从乡土观念出发演变成的政治斗争，是洪武初期政治上的一个特征。
军事贵族对皇家统治的威胁，从谢再兴叛变，邵荣案发以后，就使朱元璋十分紧张，提高警惕，用尽一切方法来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
朱元璋对将领不敢信任，以其家属留京作质。邵荣、赵继祖被杀后，朱元璋对诸将越发不放心，倚靠检校侦察将士私事，将领人人自危。徐达、汤和为人十分小心谨慎，也被猜疑，朝臣纷纷传说，越发造成紧张气氛。洪武五年（1372）的铁榜用法律形式规定：凡内外各指挥、千户、百户、镇抚并总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钱物；内外各卫官军，非当出征之时，不得辄于公侯门首侍立听候；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军。[18]朱元璋对公侯大将的防制愈严密，矛盾就愈深刻，裂痕也日益扩大。
最后，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集中表现为皇权和相权的斗争。
胡惟庸是朱元璋在和州时的帅府奏差，李善长的亲戚，淮西官僚集团的重要人物。由于李善长的极力推荐，洪武三年（1370）官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1373）升右丞相，进左丞相。深得朱元璋信任，权势日盛。仗着是淮西旧人，又有李善长等元老重臣的支持，便一意专行，朝廷上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员等大事，有时径自处理，不向朱元璋报告。内外诸衙门的报告有对自己不利的也就扣压下来。各地想做官、升官的，功臣、军人失意的都奔走在他的门下，送金帛、名马、玩好不计其数。做了七年宰相，门下故旧僚友结成了牢固的小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