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多年后闻听《民艺四十年》的书名，一种岁月流逝的感觉便沁入了身体，思绪亦飞到遥远的过去。回首往事，亦如昨日，历历在目。柳先生把“民众的工艺”缩略，从而创造了“民艺”一词。而民艺的萌芽期，大约可以追溯到大正十年（1921）前后。

收录在本书中的《致朝鲜友人书》，以及《艺术》杂志上所刊载的位于庆州的《关于石佛寺的雕刻》，正是大正五年（1916）的秋天。当时柳先生离开日本去了北京，拜访了巴纳德·里奇先生，拜访同在北京的浅川伯教、浅川巧兄弟是此行的收获之一。以这次旅行为契机，柳先生开始就朝鲜民族的心理与工艺美术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索。

大正五年岁末，里奇先生从北京再度来到日本访问，当时住在千叶县我孙子地方的柳先生家里。翌年春天搭建了本窑，大约有3年的时间是在这里烧制陶瓷，其间在东京开过几次个展。里奇先生的好友富本宪吉先生的陶器新作，也在这段时间里经柳先生等人的介绍得以展出，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在《改造》杂志中发表的《不能失去的一座朝鲜建筑》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光化门因此避免了被拆毁的厄运而得以迁建。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够在去京城访问时亲眼看到那美丽的身姿。柳先生还和浅川兄弟一起策划了朝鲜民族美术馆（大正十三年四月，在京城府景福宫内的缉敬堂开馆）。柳先生编辑的《白桦》杂志出版了《李朝陶瓷器的介绍》以及在神田流逸庄展出的里奇展特辑。继之，于大正十一年（1922）用私家版本和和式版本的形式出版了《朝鲜的美术》和《陶瓷器之美》，我们怀着感激之心拜读了这些热情洋溢的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者，这是首次触及工艺问题的文章。

大正五年春天，我搬到东京居住，因为生来喜欢“物”，常常于余暇时光去看展览会，挨个参观博物馆。当时正是彩壶会的鼎盛时期，他们举办的演讲会我都会去听，对于收藏陶瓷器也充满了热情。知道柳先生的大名，除了《白桦》杂志之外，还有《美术新报》、《艺术》和《中央美术》等杂志以及宗教内容的著作等。但亲自登门拜访是在搬到赤坂高树町以后，那时我才二十三四岁左右。

当时，位于高树町的柳宅二楼的十二叠的房间里放着椅子和桌子作为客厅，至今印象很深的是有很多物件，特别是气派的朝鲜朱漆大橱里面，堆满了可爱的李朝水滴和小品瓷器，抽屉里则是大津绘的立轴，以老鹰、鲶鱼、藤娘等为题材的逸品层出不穷；墙壁上挂着保罗塞尚的大幅风景油画；正面的九尺床上，挂的是种子两部曼陀罗、元代着彩兰图和泥绘荷兰陀船，有时挂着张即之等人的书法；朝鲜螺钿纹桌上的李朝竹梅浮纹白瓷角壶特别抢眼。床侧的博古架上放着里奇制作的驱兔大盘、唐俑妇人立像、宋磁州窑鸟纹陶枕等。如今陈列在民艺馆中的明代釉上彩鸳鸯纹盘和绘有草纹的唐津壶、三岛手水禽纹钵等，都是那时收藏的珍品。总而言之，中国、朝鲜、日本的古陶、木器、染织等门类的收藏也数量可观，常用的器物中也时常有佳品，被小心使用着。房间由于壁挂的原因导致光线昏暗，却那样安静而舒适，飘荡着东洋的高雅气息，其富有魅力的气氛实际上是语言之外的趣味。我想与朋友分享这样的眼福，于是经常邀同志一起去柳宅。年轻时候的愉快记忆，至今也没有消失。

那时候，柳先生已经有了工艺美术馆的构想，在谈话中常常提及，新作运动的计划也在酝酿之中。世上论美的学者很多，但是真正懂得美的学者却很少。我通过对物的鉴赏倾倒于柳先生，并得到了先生的知遇。偶然的机缘是去甲州旅行时意外地发现了木喰上人的雕刻佛像，从那之后用非常深厚的热情探访上人的遗迹，足迹遍布全国。这在正文里也有说明。

由于大正十二年（1923）九月关东大地震的缘故，柳先生于次年春天从东京搬到京都居住，我也在震后回到故乡新潟市静养。那一年正好是浜田庄司先生从英国回来，浜田先生与其好友河井宽次郎先生因参观木喰雕刻佛像展览与柳先生结缘，尔后开始了三者之间的亲密交往。

日本民艺美术馆的“设立趣旨书”于大正十五年（1926）四月一日印刷，并发给了各位同道。同年九月，在《越后时代》周刊的报纸上刊登了柳先生的《杂器之美》，这是民艺美论第一次公布于世。翌年四月开始，《工艺之道》分九次在《大调和》杂志上连载。京都成立了“上贺茂工艺协团”，黑田辰秋、青田五朗（良）等诸位开始了工作。这也是民艺运动逐渐具体化的进程。

昭和三年（1928）春，在东京上野公园举行了御大礼纪念的“国产振兴博览会”，此时在同仁们的支持下，最初以“民艺馆”命名的一栋民宅建成，藏品也全部集中展出，会后全部移到当时叫做“三国庄”的山本为三郎大阪住宅内继续展出。山本先生和同仁们的缘分也愈加深厚，在山本先生的斡旋和帮助下，幸运地得到了仓敖的大原孙三郎的十万日元的捐赠，从此，憧憬中的民艺馆在东京市目黑区驹场町的一角开始建设，于昭和十一年（1936）十月二十四日举行了开馆仪式。从民艺运动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社会，或者是对于现在也是对于未来，其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日本民艺馆之存在。

之后，作为柳先生花甲之年的纪念，将其私有的土地、建筑以及附属的一切全部捐赠给了民艺馆（去年的秋天，作为文化劳动者得到国家的褒奖，其奖金也都捐给了民艺馆）。事实上，柳先生的全部身心已经与民艺馆融为一体，这样的事例绝无仅有。眼下，馆藏品大约有两万余件，这样的规模借助于柳先生的眼力和热情。并且，在正确的美的标准统一下的鲜活的陈列，使之成为无与伦比的独具特色的工艺博物馆。

昭和六年（1931）一月，日本民艺协会开始发行《工艺》杂志，已经有了一百二十期。除了本书所收的文章，其他的文章也多数在该杂志发表。探究“用与美”的关系以及与生活有关的工艺理论，在生活中通过茶道来品味美，并以此为对象来探讨。以《看“喜左卫门井户”》为代表的众多关于茶道的论文，都鲜明地阐述了工艺的根本意义，当然也有指责现代茶道谬误的警告文章。《琉球之富》所讲述的是南岛宝库，但如果没有柳先生的热情，也未必能够为世人所知。

近年来的东洋哲学讨论多以佛教思想为背景。从净土宗的经典中选取念佛往生之愿，并简单明了地叙述“凡夫成佛”的深远理念。在信与美相结合的一如世界，一语道破民器的被救之由来是必然的。《美之法门》以及近著《无有好丑之愿》等便是代表这些观点的论文，值得刮目相看。

我想，本书的读者与器物无缘者应该只是少数，而《收藏之辩》恰是指出其正确方向的路标。《日本之眼》是病中执笔的成果，列举了最近的世相之特征，抨击了醉心于欧美的丧心妄言，是唤醒日本文化独立性的警世文字。

这些论文并不是单纯地追寻冷门的理论，而是以少有的尖锐与直观准确地把握了美之核心，可谓扫除尘埃见真理。文字以丰富的情操为基调，在含蓄中蕴含了更深一层的意味。

柳先生于去年的十二月以来患半身不遂于卧病之中。我则于去年夏天开始负责日本民艺协会的工作，特别是因为编辑《民艺》月刊，在东京滞留了很长时间。这期间我时常去柳先生的病床探望，虽然最近已经恢复到可以读书写文章了，但还是希望先生今后不要太过操劳，以养生为重。

田中丰太郎

于新潟市天神尾宅

昭和三十三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