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筚路蓝缕（1939—1943）(1)

一

统一建国同志会是民盟前身。

民盟历史，须从这个机构说起。

民盟创建者之一张君劢说：假如说有一个人可称为民盟之父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梁先生。

他说的梁先生是梁漱溟。

民盟历史，可从“民盟之父”读起。

一个机构，一个人——民盟历史由此开篇。

二

了解民盟成立的背景、初衷和当时影响，有几份文献可作参考。

一是民盟机关报《光明报》社论，说了组成民盟的是什么样的人。

二是民盟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列出了前辈希望为国家做的事情。

三是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盟的基本评价。

四是梁漱溟回忆民盟成立详细过程的文字记录，有细节，很好看。

五是张澜所写《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一文，直言民盟的基本主张。

三

还有些文献，读一读，对民盟成立的意义会理解得深一点。

例如邵力子在政协会议（1946年1月12日）所作关于国共会谈经过的报告。

该报告说：“周恩来先生已说明，从抗战以来中共一向承认三民主义，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第一大党，承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到今天还是如此……至于政府方面，更是从抗战那一天起就决定要团结全国的力量，同时承认中共参加抗战的地位，虽然后来逐渐发生不幸的事情，蒋主席仍是一贯的决定，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曾屡次向全国国民宣告这一个决定，一到抗战结束，更几次打电报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来。……毛先生来到重庆以后，蒋主席和毛先生有几次谈话，谈得很坦白，要说的话全都说了，我们的会谈就本着这种精神来进行的。”

这类文字，在以“斗争”为线索的历史叙述中不大容易见到，对了解真实历史有益。

四

民盟之立，非为“斗”，是为“和”。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会谈，“要说的话全都说了”，足证国共两党可以谈，亦可和。

张澜曾申明：“民主同盟组织的动机，是因调解国共两党以求全国团结并无效，三十年春间，遂由各小党派协商，结合国共两党以外之各党派，而组织一民主政团同盟。使之成为一个大的力量，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的团结。”

梁漱溟曾自白：“只做缓和斗争的事、反对斗争的事，而不参加斗争。”

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

历史现场

梁漱溟说统一建国同志会

民国年间，民宪出版社编印过一本《和平民主统一建国之路——中国民主同盟重要文献（一）》（1946年1月初版）。

该书收录有梁漱溟所写《中国民主同盟述略》一文。

该文分三部分：“一、同盟成立之由来；二、同盟组织之内容；三、近来概况。”

说到“同盟成立之由来”，梁漱溟先说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缘起。

说同志会缘起时，梁漱溟表示“要从抗战说起”。他说——

为什么今天的民主运动，偏发生在抗日运动之后，更且源从抗战而来呢？此有正负两面。负面，刺激起民主运动的政府统制力量，这力量完全是由抗战而大大加强的。自抗战军兴，全国各省地方一致拥护中央领导抗战，顿然实现了多年未有的国内统一气象，从而中央政令亦得贯彻到每一个角落，为前所未有。……这种机会和形势，政府如其善于运用的话，则力量还可能造成更强大地步，而且将是完全无害的。那便是将所有力量，专用于对外争取胜利。可惜政府竟不这样，而将其移用来对内。……即以对于思想言论出版的统制干涉而说，就曾达于空前的最高峰。其他钳制人民手段，为从前所无的；……试问这样焉得不激起民主运动？近年呼求民主自由之声，夹在抗敌声中，相与竞烈并爽，正为此耳。

至于正面——民主运动本身——的力量，亦正借抗战而抬头。在中国首先领导民主运动的，自是一般知识分子，而散漫的知识分子，自又不如那些素具政治觉悟，有组织有群众的……多年奔走国事的各党各派及其他团体。何以说，这些党派和团体亦借抗战而抬头呢？那就要先明白他们过去所受的排斥和抑压。……受到国民党排斥的人很广泛……从当时“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一句话，便可见。但到后来排斥不了，亦只有容纳。特别是临到抗战，这种容纳虚怀，表现得最高。党外一般势力，因之，而抬头。那么，事情很清楚了；若非抗战而党外各方热心拥护国民党政府，使它力量加强，便没有末后却来压制自己的事；若非抗战而国民党政府虚怀延纳党外各方，使他们抬头，亦没有末后却来抵抗自己的事。而卒之，从这一加强一抬头一压制一抵抗之间，就激宕出来现在的民主运动。

……由于上下行政机关一向的腐败，和人民绝无说话机会，更加重人民的痛苦和战局的危机，此时任谁都晓得要求团结，要求民主；无如广漠散漫的群众，却发不出呼声。还只有那些历来奔走国是，为社会不断出面的人，率先行动。他们已经当局邀在一起，号为共商国事，号为代表民意，势不能瞠目而视，袖手不动了。在二十八年十月间，经过成都、重庆两地几度商谈，遂有“统一建国同志会”之组织。

梁漱溟说，同志会内多是国共两党之外的党派代表人物，在形式上没有表明是党派联合体。成员有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等；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国社党的罗文干、罗隆基、胡石青等；第三党的章伯钧等；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冷遹、江恒源等；乡村建设派的晏阳初、梁漱溟等。

四川张澜、安徽光昇不属于任何党派，是以个人名义参加。

为表达信念和主张，同志会订立“信约”十二条。

该会成立之前无险，成立之后无力。梁漱溟说——

为着免招当局误会起见，将信约全文预送最高当局阅看，并推定代表面为说明，卒得谅许。不过迁延着未开成立大会，便到了重庆受轰炸季节，各人分散下乡，迄未得公表于世。其后，同人尚不时集会，交换意见，却苦于对时局无可尽力；盖在言论被统制之下，不能唤起舆论，没有舆论作后盾，只几十个人是没有力量的。主张团结，则双方冲突，就制止不了；要求民主，则当局不采，或圆滑应付，便无办法。

这些史料出自梁漱溟著《我与中国民主同盟——为团结抗敌和平建国而奔走》一书，见第120—123页。

同志会成立前后细节

关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十二条信约，最初参加起草的人有章乃器、左舜生、梁漱溟等，左舜生同时负责汇集各方的意见。

十二条拟出后，梁漱溟与沈钧儒、左舜生等“共负审查之责。经大家通过后，即作定”。

梁漱溟回忆当年为成立同志会约见蒋介石的情景说——

这一组织，口头说明（文字上不便规定）是中间性的，是第三者地位。国民党和共产党当然不请他参加，但间或有国民党籍，而实际另属一派的，如沈老先生和张申府先生等，则在内。又参加的非必代表一党一派，无党无派的个人，如张（澜）表方先生、光（昇）明甫先生等各位，亦都参加。……组织确定，为免滋误会起见，同人咸主以本会信约十二条，托王世杰、张岳军两先生代为转呈最高当局，并推定黄炎培先生和我两个人代表面陈一切。黄先生将文件手交王张二公，请其代约谒见日期。隔多日，蒋公约去见面时，则黄先生已因公赴泸州，只得我一个人去见。

梁漱溟去蒋介石府邸见面时，张岳军、王世杰两人都在场，并陪座。梁漱溟手持《信约》，递交给蒋介石，当面陈述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初衷，大意是“受党派问题刺激，而以求大局好转自任”。

梁漱溟直言道——蒋先生对我们有期待，多次表示要我们说公道话，但您不知道我们说话的难处。比如，我们说一句批评政府的话，就被人说是接近共产党了，立场站到某一边了。我们说一句指摘共产党的话，又被人说是接近政府了，或是被国民党利用了。这样一来，好像我们这群人没有自己的立场，只能以人家的立场作立场。这让我们很难堪，很痛苦。这样的舆论，会把全国民众逼成对立的两个方面。这对大局非常不利。既然对大局不利，等于对政府不利。我们不希望这样，所以就联合起来，组织到一起，汇合成一种第三方的力量，保持公道的立场，这样才好说公道话。蒋先生既然期望、勉励我们说公道话，总要先给我们一个说公道话的方便位置。许可我们成立这个组织，才符合您的期勉。

蒋介石听完这话，提出一个条件——不组织正式的政党，允许成立所说同志会。

接下来，蒋问梁——都是哪些人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

梁把主要成员数了一遍。

说到沈钧儒和邹韬奋时，蒋问——他们两人怕跟你们不是一起的吧？

梁明白蒋的意思，是说救国会的人偏左，和中共关系密切。

梁回答说——都说沈钧儒“左”，但和我们在一起，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不妨碍同志会的第三方立场。从我的了解看，这两位先生并没有什么成见。与其让他们留在同志会外面，还不如放在里面。

蒋介石觉得有道理，点头同意。

梁与蒋这段谈话，大致如此。

梁漱溟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939年11月29日。

梁告别蒋后，王世杰用车送他回去。

返途中，王问梁——你们这就是一个政党了吧？

梁答说——不是政党，只是为了解决当前问题的一种联合而已。当前的问题是，国家有分裂内战的危险，我们本着国民立场，坚决反对内战。“统一建国”的名称就是为了表明我们的立场。现在参加同志会的，各方面人都有，彼此间还有不少距离，想法未必一致，还需要慢慢增进了解。即便有人想组党，现在也还说不上。

这段史料，见梁漱溟《我与中国民主同盟——为团结抗敌和平建国而奔走》一书第50—51页。

《梁漱溟问答录》一书中曾说到“同志会”的发起人，原话是：“统一建国同志会”发起人中有我，还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其宗旨是“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是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

梁漱溟说民盟“发起”

梁漱溟自己的著述和他人编辑的梁氏著述中，多处可见他回忆发起成立民盟当天情景的文字，大体相同，详略有别。这里选取其自述文字——

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是这样的：1940年12月24日早晨我展看报纸，有新的一届参政员名单揭晓；名额扩充，反而把原来为数极少的党外（国民党外）人士更减少几个，例如章伯钧、陶行知、沈钧儒等几位先生都被排除；所增加的都是他们党内的人。这样引起我对国民党一种非常大的悲观。因参政会本来形同虚设，若多罗致几个党外人物，在国民政府至少亦可装点门面。偏偏连这一点作用都不留，而给大量党内闲人挤进来吃闲饭，国民党的没出息可算到家了。大难当前，大局靠什么人来支撑呢？气闷之余，出门散步，走到张君劢家。却巧黄炎培、左舜生两位亦先后来到。四人聚谈，同声致慨。黄老兴奋地站起来说：“我们不该妄自菲薄，而应当自觉地负起大局责任来才对。”在互相敦勉的气氛中，君劢即提出统一建国同志会不中用，必须另行组织。他主张要秘密进行组织，并布置一切。必须在国民党控制不到而又极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起言论机关来，然后以独立姿态出现，不必向政府当局取得同意。我们一致赞成他的意见。后来事情就是按照这样做的。25日，黄任之先生又找来了冷御秋、江问渔，正式研究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这段文字录自《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一书第222—224页。

《梁漱溟先生年谱》一书中，有段话涉及“统一建国同志会不中用”的缘由，是梁漱溟说的。大意是，该会虽然有人头有名称，却因为当时重庆总是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大家心里也不起劲，未能正式建立组织机构。同志会的活动，也就止于“用一种聚会方式座谈座谈”。

1941年2月25日，在张君劢住所，召开民盟成立发起人会议。张澜、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李璜、江问渔、罗隆基、罗文干、冷御秋共十人与会。

为突出“第三方”的中立立场，各党派已在会前与沈钧儒等救国会同仁商定，政治倾向比较激进的救国会暂不参加民盟成立筹备工作，不作为民盟成员。

会上公推黄炎培为会议主席，正式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扩大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从同志会到民盟

从统一建国同志会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过程，有不少史料散在当事人的回忆文字里，不难找到。其中对有些事的说法不大一样，尤其是对救国会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加入民盟，当事人所在的政团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不同，角度不同，自然有不同的叙述，包括用词的情感和语气。不妨把多方史料汇在一起，多看，多品。

《梁漱溟年谱》一书的相关记录如下——

统一建国同志会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但当时却不是把整个同志会转变而成，如沈老（钧儒）为首的救国会的同人原在同志会，而当时却留在外边，因为救国会当时有“中共外围”之称，而民主政团同盟却不愿被人看作是出于中共所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