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特写(3)

“活到二十岁，组了这个乐队，不唱感到痛苦，唱了才有些舒服，唱社会的痛处，揭历史的伤疤，只想要去表达，从没想过害怕。”新专辑中的《裸体朋克》这样唱。吴维曾说过，从开始做音乐起，他便不愤怒了。他的愤怒和不妥协全部在音乐中，“反抗精神当然是朋克必备的。在西方，最早的朋克发起就是在挑战他们的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对不对？按照这个前提，在中国，我反对什么？我挑战什么？……我挑战我讨厌的东西。”

纪录片《武汉朋克》以新专辑中WHY WHY的一句歌词作为副标题：“我不会洒了我手中的酒，更不会松开我的拳头。”——梅二叮嘱，“看朋克演出要举拳头，不可以用‘魔鬼角’，那是金属的手势”。现在，舞台下一片拳头此起彼伏，狂躁的鼓点打着，愤怒的青年怒吼着，啤酒喷着，人群热起来了。歌词唱的什么，没人听得清。吴维从门口踱了进来，手持一瓶啤酒，一路与人打着招呼碰着杯。如今，和当年他不认识的崔健一样，吴维也被称为“大哥”甚至“教父”，音乐圈中流传着他调停分歧、主持公道的段子。

他从鸭舌帽下抬起眼睛，看看台上的乐队。那是一支日本主唱的乐队，主唱正脱下牛仔裤，露出鲜红的丁字裤，人群沸腾了。“I am HAPPY！”主唱用不熟练的英文忘情地大喊。有人挥臂，将音箱上一排啤酒全扫到地上，酒瓶清脆地碎了满地，碎片溅到瘦腿牛仔裤和运动鞋上——那是崇尚健康的新派朋克；也溅到马丁靴上——那是老派的愤怒朋克。然后各种鞋跳起来，蹦起来，把地板踏得更加肮脏。

在梅二看来，“生命之饼”一直是中国朋克界的领袖级乐队，原因是“吴维始终坚持着底层反对者的立场……或许远离北京的朋克圈子使他保留了独立坚持的特性，而不是在各种称兄道弟的摇滚豪情中折损怒火，成为娇生惯养的皮衣青年”。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梅二这样写过，“除了‘生命之饼’等少数乐队之外，朋克，本质上是城市中产阶级青少年发泄青春期躁动的一种方式，这种愤怒往往针对父母和学校教育，因没有根基和来源，而给人对空挥拳的无力感。成长环境轻松的青少年会选择健康积极的new school punk，学历较高的乐队则以英语创作进入国际视野，但脱离了中国的现状。”

“那些乐队的存在，证明了朋克在中国更多以音乐形式和生活方式而存在，思想性和斗争性是缺失的……”梅二期待着有一天，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工青年能拿起乐器，表达他们“有根基的愤怒”。

午夜两点，吴维拎着啤酒上场。十首歌的间隙，吴维说了不少话——他是现场唯一与观众有对话交流的主唱。他提到了毕福剑，抗日胜利和自己的四十岁生日。“Scream for the life， scream for the right， scream for the truth and faith， we never stop what we are fighting for， we never stop singing！”他一瓶接一瓶地灌着啤酒，花臂在红色的灯光下狰狞地流着汗，苏格兰风笛尖叫着，疯狂的观众相互推着搡着，在漫天喷射的啤酒和人群之外，咆哮的大音箱前的空地上，张晓舟和梅二——两个穿着运动鞋的中年男人——举起拳头，情不自禁地POGO了起来。

最后的文学青年

文_王琛

一

阿乙前年生了病，肺部有斑点，他怀疑自己是绝症，在手上写了四个字——“是又怎样”。没事时，他就盯着手背，神经质地反复看，并就此展开各种推测，像在列小说提纲。治病要吃激素，他因此胖了几圈，下巴由尖变圆。朋友调笑说，终于有点像巴尔扎克了。

看着照片里的胖脸，阿乙很惆怅：“被气筒打气，也不至于这样。很忧伤。它不是被什么别的摧毁成这样的，就是被写作，被自己和别人的一些期待。”他自己仍说不清楚，多年过去，自己是焦虑而写作，还是写作而焦虑。

几年前还没成名，阿乙有次把小说手稿打到A4纸上，带到饭局，递给了文坛里的前辈。前辈见多了文青，接过手稿，就像接一根递过来的烟。阿乙忐忑地等着评价。可饭局终了，前辈起身走开，阿乙却发现，小说手稿被留在了座位上，但并非一无所用——至少刚刚垫了热屁股。

人生像个圈儿，历史总在打转。2015年春天，作家阿乙在单向街驻店写作，接待读者。这时也来了一个文学青年，表达了一番崇敬，打开书包，也掏出一叠A4纸，毕恭毕敬递了过去说，阿乙老师，我今天带了我的一篇小说，请您指点。

像接一根烟，阿乙也接过了手稿。他一边和周遭的人搭着话，一边翻着手上订得整齐的A4纸。隔了大半个小时，才告诉面前毕恭毕敬的文青：你不如去读读博尔赫斯，或许对你的写作有帮助。

这个回答聪明又妥帖。比起当年拿自己手稿垫屁股的前辈，阿乙令每个人都很体面——成名的作家对后辈的作品提出了具体建议，足见诚恳；亟须指路的文青得到了前辈的鼓励，言辞里自己的作品也和拉美文学大师有了一点关系，令人振奋。

每回遇到文青发作品给自己求评价，阿乙都想到过往的自己——求评价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绑架对方的表扬。有一回在网上，有个文青把诗歌发给他。阿乙客气地说，不错，你可以去诗歌圈儿混了。文青觉得阿乙的回答不符合期待，愤愤地还击。

阿乙叹一口气说，你看，文青是多么脆弱。

阿乙自己也脆弱，尤其是在三十多岁还没出过一本书时。那时他参加饭局，王小山介绍到阿乙，总加一句“我这个兄弟也是写小说的”。话一说完，阿乙就害臊得脸红了——因为一桌子人都是作家，他没出过书，觉得不好意思。

每有读者表达倾慕，阿乙总是习惯地摆摆手，看起来还是腼腆。当晚的读书沙龙，他几次站起来走动，把话筒交给嘉宾，自己不愿多说——“在中国太容易出名了，连我都出名了。”

当晚书店的沙龙主题是：“如何从县城经验出发，进行写作游戏的通关”。阿乙在江西小城瑞昌县生活了很多年，直到26岁才离开家乡。那时他并不知道，一度令他憋屈的生活会被称之为“县城经验”。在县城，他还不叫阿乙——那时他的名字是艾国柱。

二

高考是离开瑞昌县城的第一个通关机会。这带给了艾国柱陪伴终生的神经衰弱。1994年夏天，文科生艾国柱毕业于瑞昌二中高三二班，当年班里只有四个人过了大专线，艾国柱是第三名。他自认那是半生最阳光的一段日子。去省城读公安专科学校，课程容易，只需混完三年，毕业后成为三级警司，分配回来，便会一步踏入小城上流社会，一劳永逸。

但他只得意了一年。第二年，班上复读的同学纷纷考取重点大学，不乏名校。艾国柱失落了，他觉得自己是游得太快的精子，本不该做警察。

1997年，在警校外的游戏厅游荡了三年，艾国柱毕业了，分配回瑞昌公安局，迎接他的是更大的失落——在随笔里，他称之为放逐。坐着豪华大巴经过南昌八一大桥，再换乘破旧中巴离开九江市西二路，放逐之旅愈发潮湿、灰暗，最后停在了县城瑞昌。他绕了一圈回来，但只待了两个月，便被公安局分配到洪一派出所。艾国柱第一次知道瑞昌还有这个地方。

公安局大院的车往县城西边出发，路过一个又一个油菜花地，在每一个小镇都不停留，后来翻过一座海拔超过千米的大山，两个半小时后，抵达洪一乡。

这是他眼中的流放之地——因为偏远，洪一乡被称作瑞昌的西藏。艾国柱下车，一眼看见了洪一乡的全景。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两排不足五十米的矮屋，一家理发店、一个破损的台球桌和一间由民居改建的餐馆。自己将要工作的派出所，初创时就在这家餐馆二楼。在后来的小说和随笔里，他一再描摹这里的场景，仅仅对街上的土路，他就在三篇文章里提到过三次——“没有一粒柏油”、“没有一颗柏油”、“没有一滴柏油”。

流放之地只有土街。夜晚，街上漆黑一团，艾国柱躺在床上听河水声，感到这是世界尽头。父亲要他忍着，告诉他虽然艰苦，但这在档案里是基层工作经验，利于以后仕途上的提拔。

但不可能有比村再往下的地方了，艾国柱要离开这儿。一天下午，他独自走向一座山峰，站在山顶看见远处是山，山后面还是山，天上只有鸟，地上只有吃草的牛。要在这里生儿育女生活一辈子吗？艾国柱发下毒誓，要离开这里，回县城，还要离开县城，去城市，去省会，去沿海，去直辖市，去首都，最后去纽约。他的脑子全是摩天大楼上飞机的影子。

爱情总是苦闷青年最好的庇护所。艾国柱继续对一名女同学漫长的单恋。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这些轰轰烈烈的国家大事与艾国柱无关，宇宙就是洪一乡派出所那么大，艾国柱躲在里面，不停地往外写情书。他想，只要对方轻勾一下手指，他就听从召唤，愿意去任何地方。但那些信件好像被告席上挣扎的辩护，响亮却一厢情愿，直到一次见面，对方彻底宣判爱情的死刑。

这场单恋此后仍在绵延，一直起伏八年。“天使的马车飞驰过一棵棵杨树，天使啊马车啊年龄啊都不见了，只有杨树立在那里。”他在书里总结。

1999年，艾国柱被调回到瑞昌县公安局办公室。工位在最小的房间，只有几平方米，白天也要开日光灯。在这里他遇到当初一起分配的警校同学周琪源，一起写材料——大都是通知、简报、通讯和领导讲话。每天下班后他都觉得“像被刮过一遍，遍体鳞伤”。

这就是传说中的上流社会了吗？好像对艾国柱而言，又是一个无望的深渊。下班后，他常和工作结识的朋友抽烟喝酒，看着他们烂醉。除了在外厮混，艾国柱还要陪领导打牌。他担心自己会老死在麻将桌上。在一篇随笔和两篇小说里，艾国柱三次写到同一次打麻将的经历：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坐在北面，主任坐在西面，副主任坐在南面，自己作为科员坐在东面，因为某人手气不好，大家起身按照顺时针方向挪动了一次位置。于是二十多岁的艾国柱坐到三十多岁的副主任座位，三十多的副主任坐到四十多岁的主任座位，四十多岁的主任退居二线，坐到了五十多岁老同志的座位。艾国柱说，他一眼，看到了自己极度无聊的永生，就在麻将桌上，牙齿掉落，一颗种子走进坟墓。

在公安局办公室待了两年多，因为材料写得好，艾国柱被瑞昌市委组织部看中，借调过去。在瑞昌，这是一次令人眼红的升迁。在小说里，艾国柱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人们看着他时就像看着一个王储，眼神里带有亲密，他也习惯在这样的注视下春风得意地走。”直到有一次，见多了年轻人的组织部老司机，带着算命先生的笃定语气说：“你四十岁或许能升到副处级。”

艾国柱又想起了公安局办公室的麻将局，觉得人生寡淡，乏味到连一个司机也能推算他的命运。

哥哥艾国光的经历也刺激了他。艾国光本在县城矿产局上班，自己悄悄学了编程，在杭州找到了工作。艾国柱也想走，但觉得身无长物，小警察的身份出门“很搞笑”，担心只能做保安。艾国光鼓励弟弟，想出去就快出去，等学了技能就老了。

靠着哥哥在杭州寄回的二手电脑，艾国柱接触了网络。正值2002年世界杯，艾国柱写了些球评发到论坛。当时正是体育杂志兴盛的年月，艾国柱的球评渐渐发到了《体坛周报》《足球报》《东方体育日报》，每个月能领到一两千块的稿费。组织部收发室的人看着汇款单，惊呆了。

艾国柱开始留意着网上招聘。因为自己长于写材料，也在网上写过球评，他理所当然地关注着媒体的信息。很快得到两次面试机会，一次是天津的《滨海时报》，另一次是南昌的《信息日报》。在乌压成群的应试者里，艾国柱因不会使用电梯而羞愧，又被十几个面试官围起来审视，两次都落败而逃。他觉得，城市是个傲慢高贵的姑娘，而自己，则是被审判的羞惭乡下佬。

这段急于出走而不得的经历如此难挨，以至于在后来的代表作《意外杀人事件》里，艾国柱干脆就给主角之一取名艾国柱。文中的艾国柱出走红乌县未遂，被父亲耻笑，全家人恐惧于县城外的世界，睡觉时掖紧被窝——“像掖一个深渊”。小说的结尾是悲剧。一个意外的精神病人流窜到了红乌县，像上帝一样，审判了县城秩序的反叛者，艾国柱死在他的刀下。

在艾国柱的小说里，上帝常常化身为一只鸟儿，盘桓在红乌县的天空，紧盯着地面上的苍生，随时处死每一个不甘庸常的人。

现实中的艾国柱却等来了转机。在西祠胡同论坛，《郑州晚报》发布了招聘体育编辑的帖子，艾国柱投了简历和几篇球评，隔了几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直截了当告诉他，马上过去上班。

三

这是2002年，网络论坛方兴未艾。混BBS写评论的文字精英，不时被正在扩张的各地报业发现，随即招安，文字印成铅字，成为当时颇具荣光的传统媒体人。

艾国柱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但父母和奶奶阻止他。他向组织部请假三天，临行前喝了酒，看着暴怒的父亲和哭喊扑打的奶奶，跳上出租车，钻进了火车站。

第二天到了郑州，面对高楼，他张开双臂，做了个电影般的仪式，他对自己说，郑州，啊，我来了。当晚，艾国柱住进报社安排的宿舍，对着窗流了一堆眼泪。他开始学做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