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叛逆者现世

华盛顿，1860年12月—1861年2月

林肯当选后几个星期之内，众议院和参议院就任命了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那些将会分裂美利坚合众国的问题。当时，美国最杰出的议员们组成了参议院的“十三人委员会”。反对方对己方的主张做了调整，使之变得更加温和一些，委员会里对此调整持支持态度的人中，居领袖地位的是来自肯塔基州的约翰·克里滕登。克里滕登是一位中间派政治家，和布坎南总统一样，他致力于各方的调解，不过跟那位因软弱政策饱受非议的总统不一样的是，他在梅森——狄克森线[5]两侧都颇有声誉。

在“十三人委员会”中，还有一位也出身肯塔基州，他就是拉扎勒斯·鲍威尔。跟克里滕登一样，他在白银时代妥协派的影响下长大。鲍威尔曾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律师，如今已身居高位，权利双收。作为肯塔基州的前州长，他激情洋溢，在朋友圈中饱有声名，既能大嚼烟叶，也会提出温和的学说。对那些“野心勃勃的狂热分子”，不管南方的还是北方的，他统统嗤之以鼻。

委员会中支持和解的还有一位更强势的人物。在边疆各州的乡绅之中，坐着一位来自西部、身材矮小、形容枯槁的男人。虽然外表粗糙，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斯蒂芬·A.道格拉斯却堪称白银时代最聪明机变、足智多谋的人。他参与了最近的一次总统大选以及北方民主党领导人的选举，不幸落败。酗酒、债务、政治前途崩坏和长期寻欢作乐，已经令他几乎崩溃。但他仍然拥有相当的权势，一度成为参议院中最令人忌惮的人。

凭借其年龄和资历，克里滕登参议员荣登委员会主席之位。在鲍威尔参议员的协助下，他着手制订了一个妥协计划。他们二人呼吁，恢复旧有的密苏里妥协线，并建议将这条线延至西部地区的加利福尼亚州。这一建议的结果是，在北纬36°30′以北的所有西部地区，奴隶制都将失去合法性。[6]为了安抚棉花种植园主，克里滕登建议，在妥协线以南，美国“现在拥有或将来获致”的所有领土上，永久保留奴隶制。这一让步将有助于“食火者”实现他们的热带奴隶帝国之梦。

这一计划仿佛前途一片光明，但委员会接受的程序规则是，除非持水火不容观点的两方代表对此达成一致，否则就不可能展开谈判。地域性蓄奴的反对者们将自己的理由告诉了在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五位共和党参议员。与白银时代的妥协派不同，共和党人通常会反对谈判：他们认为，奴隶制在全国各地都应当被宣布为非法。“在奴隶制扩张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共和党领袖亚伯拉罕·林肯在1860年如是写道，“这场较量一定会到来，与其将来受患，不如现在一决雌雄。”

这种立场是南方人绝对无法接受的，在委员会中以密西西比州的杰弗逊·戴维斯、佐治亚州的罗伯特·图姆斯和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默瑟·托利弗·亨特为代表。国内的奴隶制问题切实关系到奴隶主的生存之道能否存续下去。他们深知，在共和国早期，南北方的人口数量还是相当的。然而，到了1850年，北方人口增长到1300万以上，南方人口却还不到1000万。北方势力的快速增长，令那些依赖强制性劳动力积累财富的人惊恐万状。北方的自由劳动力体制一旦在广袤的西部地区普及开来，国家的力量平衡就会飞快地向有利于自由州的方向倾斜。到那时，那些蓄奴州就会发现，自己只能龟缩于东南一隅——广阔大陆上的区区一个角落。政治力量的衰落必定会接踵而至。西部新兴的自由州加入联邦，南北双方在参议院的均衡状态将会终结，而南方的家长式体制更是在劫难逃。

西部的领土是内战的第一战场，国会大厅则是第二战场。在堪萨斯州，奴隶制的拥护者暗杀自由州人士，并在劳伦斯举起了象征南方权力的红色大旗。以约翰·布朗为首的自由州人士则在波塔瓦托米河畔诛杀奴隶制的拥护者。在参议院，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萨姆纳公开谴责护奴集团“针对堪萨斯的罪恶行径”，南卡罗来纳州的普雷斯顿·布鲁克斯伙同其南方同僚劳伦斯·基特和亨利·埃德蒙森，将萨姆纳摁倒在参议院的地上，挥舞手杖把他痛揍一顿。自由州人士最终在堪萨斯州大获全胜，但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却令这胜利黯然失色，在德雷德·斯科特诉桑德福一案中，法院裁定：根据宪法，奴隶主有权将其奴隶带到国家领土的任何地方。

在“十三人委员会”中，五位共和党人中的三位——佛蒙特州的科拉默、威斯康星州的杜立特和艾奥瓦州的格兰姆斯按说都能坚定不移地支持林肯主张的不妥协领土政策。唯一可能出现问题的是第四位——俄亥俄州的“冒失本”本杰明·韦德，要看他在与“食火者”和边疆各州的乡绅们打交道的时候，是能够从善如流、礼貌得体，还是坚持要像普雷斯顿·布鲁克斯和劳伦斯·基特那样血溅参议院。“冒失本”是俄亥俄州人，他身强体壮，白发飘飘，一双黑眼睛锐利有神。跟众多积极参与废奴事业的西部著名人士一样，有着新英格兰血统的他，不仅厌恶压榨奴隶的寡头们，对妥协派也极度反感。不管是奴役他人的人，还是认可这种奴役的人，在他看来都是一丘之貉，血腥残忍程度如出一辙。几年前，一位南方参议员曾提出跟他决斗，韦德接受了挑战，根据“决斗法则”赋予的权利，他指定了武器和条件：“打猎松鼠的来复枪，二十步之外射击”，“双方各在胸前贴一张一美元大小的白色纸片”。那位南方参议员识趣地收回了决斗的要求。

至于克里滕登委员会的第五位共和党议员，情况就要更加复杂一些了。纽约州的威廉·H.苏厄德在其党内极负盛名，仅次于林肯本人。在1860年春季芝加哥的共和党提名大会上，他曾经惜败于林肯。对于他这样一个追求无与伦比、至高无上的声望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几个月过去了，苏厄德依然耿耿于怀。“失望？”他对一个不满意的求职者说道，“你跟我说失望！跟我？我完全有资格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却只能靠边站，眼睁睁看着提名给了区区一个伊利诺伊州律师。你还跟我说失望！”

在分区蓄奴问题上，苏厄德会同意妥协吗？他一向有着“决不妥协”的盛名。从很多方面来看，他都与白银时代的政治家截然不同。他曾经对丹尼尔·韦伯斯特参议员以花言巧语促成1850年亨利·克莱妥协案通过的行为表示谴责。但是，十年的参议员生涯消磨了苏厄德的热情。这位纽约州的参议员，个子矮小、面色蜡黄，却敏锐果断、雄心勃勃。他不修边幅，行事散漫，一眼看去就像个乡下律师，但从他紧抿的嘴唇、镇定的目光和鹰钩鼻子，细心的观察者们一定能感受到那经历了年轻时理想主义破灭之后，仍旧存留的力量。

苏厄德的成功曾经来得轻而易举，不过可能轻易得有些过头了。他三十七岁就当选纽约州州长，十年后便当选参议员。年纪轻轻便如此官运亨通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职业生涯之初，苏厄德是个脾气火爆的年轻人，后来渐渐变成了一个愤世嫉俗的老政客。内心深处，他仍然对奴隶制充满了痛恨。1858年，他曾宣称，奴役和自由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野心抱负自会适应不同的土壤，自我调整，生根发芽。在竞选共和党改革领袖失利后，苏厄德开始寻求通往荣耀的其他道路。虽然向来与白银时代的政治家韦伯斯特和克莱一派截然不同，在1860年的最后几星期，他却表现出了对和解妥协政策的某种赞赏之情。不知是出于爱国主义，还是因为竞选失意，他开始公开宣扬温和谈判的优越之处。林肯当选之后不久，《奥尔巴尼晚报》登出了一篇据说深得苏厄德认可的文章，文章建议恢复旧有的北纬36°30′的密苏里线——这正是克里滕登委员会和解计划的核心原则。不久之后，这份报纸重申了这一观点。在私人谈话中，苏厄德也承诺，支持根据这一原则展开谈判。

但苏厄德的政策实施起来有一个难处——亚伯拉罕·林肯对此并不支持。在南北双方领土的问题上，这位总统当选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和解。在分区蓄奴问题上，他是当时立场最为坚定的政治家，除非在全国各地彻底废除奴隶制，否则他将不遗余力地阻止基于任何原则的“自由土地”运动。

总统这一关，可能会令一般官员知难而退。但是苏厄德对自己的权势深信不疑。他认为，在联邦的政治舞台上，林肯不过是个初来乍到的新兵蛋子。当苏厄德已经在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纽约州大权在握的时候，林肯还只不过是竭力想在伊利诺伊州谋个一官半职的小律师。整个19世纪50年代，苏厄德都在参议院任职，而在这十年中，林肯拼命想挤进参议院，却功败垂成。毫无疑问，新丁迟早得向老政客俯首称臣。苏厄德掸掸雪茄上的烟灰，知道他已经落败过一次了。他做不成总统是肯定的了，但他能否从总统手中挽救这个国家呢？

苏厄德开始跟林肯展开谈判。林肯曾力邀他出任国务卿。1860年12月，这位纽约州的大人物派了一名特使来到总统的家乡，伊利诺伊州的普林斯菲尔德，谒见总统。苏厄德将这份差使交给了他最亲密的幕僚，党魁瑟洛·威德。就在南卡罗来纳州宣布退出联邦的当天，12月20日，威德抵达了普林斯菲尔德。林肯在位于第八大街的家中接待了他。两人谈了六个小时。总统言辞诚恳。他似乎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苏厄德接受国务卿的职务。但是在一个原则上他绝对不会动摇。

他不会在分区蓄奴制这个问题上做出些许妥协。

为了澄清他的立场，解答所有疑问，林肯托威德带给苏厄德一封信，对他在克里滕登“十三人委员会”中的活动做出了指示。

威德离开斯普林菲尔德，在锡拉丘兹与参议员碰了面。在前往奥尔巴尼的火车上，威德将林肯的最后通牒交给了苏厄德。臆想之中大权在握、高高在上的空中楼阁瞬间崩塌。他面前的选择再清楚不过，要么俯首称臣，接受林肯的邀请，要么放弃左右民族命运的雄心壮志。对苏厄德来说，选择后者是不可能的；他无法想象自己被赶出权力的黄金圈子。他将之前让步妥协的言论抛到一边，回到了克里滕登委员会中，反对恢复密苏里线的提议。

12月28日，因为没有就维护联邦的方案达成一致，克里滕登委员会不欢而散。而就在同一天，苏厄德写信给总统当选人林肯，表示愿意掌管国务院。

圣彼得堡，1857年12月—1861年3月

在冬宫的卧室兼书房中，沙皇亚历山大8点钟就起床了。这个房间位于冬宫西翼，是内庭的一部分，为沙皇私人专用。（皇后的房间与丈夫毗邻，位于冬宫的西南角。）穿过前厅，就来到了沙皇的书房，再往前，是一个图书室，里面满是亚历山大的收藏，有书籍、地图和情色画。[7]

来到书房的访客会惊奇地发现，书房的装饰异常朴素，在富丽堂皇的皇宫中，这比奢华的装潢更引人瞩目。和冬宫的很多房间一样，书房中矗立着大理石圆柱，陈设布置虽朴实无华，却处处彰显着帝王的风范。1837年，冬宫遭受了一场火灾，建筑师亚历山大·布里诺夫奉命对书房进行修缮。在这一过程中，他将早年的设计师贾科莫·夸伦吉18世纪的设计理念承继了下来。房间里有一张摆满沙皇家人照片的书桌和一张摞满了政务文件的圆桌，旁边放了一把皮革安乐椅。角落里摆放着俄国家庭中常见的釉质火炉。

沙皇喜欢像一名普通的士兵那样，睡在行军床上。起床后，一位男仆为他穿上樱桃色的长睡袍。另一位仆人端上咖啡。亚历山大习惯性地边喝边踱到窗边。透过双层玻璃望出去，整个圣彼得堡的晨色尽收眼底。正下方就是阅兵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兵团的士兵正准备换岗。阅兵场外是黄白相间的海军部大楼，那是俄国海军司令部所在地。西南边是圣以撒大教堂，涅瓦河在西北方流过。

相传，沙皇们在夜里梦到的景象一早醒来就会成为现实。然而，当沙皇亚历山大在他的书房兼卧室中一觉醒来的时候，面对的现实却并非如此。专制独裁并没有将反抗一扫而光，只是使其转入了地下，就跟其他被迫转入地下渠道的问题一样。反抗势力已成熔岩之势，一触即发。在英格兰，吵吵闹闹的王公贵族不过是想砸碎几块玻璃。而在俄国，他们想砸烂的则是君主的脑袋。沙皇的专制帝国似乎是靠着暗杀来勉力维系的。

亚历山大预见到了反对派的阴谋诡计，策划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显示了他的深谋远虑——林肯和俾斯麦定会对此心存嫉妒，因为这两人在改革初期都步履维艰。沙皇明白，为他管理皇宫、训练军队的那些人的祖辈，一旦君主威胁到他们奢侈放纵的生活，他们都曾毫不手软地在君主背后捅刀子。亚历山大的曾祖母叶卡捷琳娜女皇，就说服了王公贵族，与她一起囚禁并谋杀了自己的丈夫——沙皇彼得三世，亚历山大（公认）的曾祖父——夺得了皇位。（因叶卡捷琳娜的不贞行为，罗曼诺夫一支是否得以完整延续，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亚历山大的祖父沙皇保罗是另一场宫廷政变的牺牲品。保罗是女皇之子，他从小郁郁寡欢，长大之后性情孤僻，血统暧昧不明。对掌管军政的权臣们，他打心底畏惧。母亲的皇位为篡位得来，统治地位并不牢靠，朝臣们为此扼腕不已，议论纷纷，他们的窃窃私语令这个孩子养成了阴郁多疑的性子。保罗的反复无常、滥施刑罚激怒了都城里的王公贵族，1801年的一个冬夜里，一伙将军和官员借着白兰地的酒劲冲进冬宫，闯进了沙皇的寝室。骚乱的卫兵们发现，沙皇身着睡衣，蜷缩在一个屏风或是布帘后面。后世称保罗死于突发性中风，然而实际上，他不是被人勒死，就是被棍棒活活打死的。

亚历山大的父亲尼古拉一世，差点步了彼得三世和保罗一世的后尘。尼古拉荣登宝座的当天，叛军就开进了圣彼得堡市中心。为首的是一群心怀不忿的官兵，其中一些人与朝廷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跟皇室的关系也很密切。亚历山大时年七岁，他年龄尚幼，难以理解1825年12月这场打破圣彼得堡平静的哗变，然而他已经能深深地体会到其中的恐怖。被家人亲切地喊作小“萨莎”的他，当时正在阿尼契科夫宫上课。侍从冲进教室，带着他匆忙下楼，上了停在楼下的马车。这位沙皇的长子被带到冬宫，此刻，他的父亲正在竭力平息叛乱。夜幕降临，尼古拉命令炮兵出动，镇压反叛。炮火纷飞，照亮了夜空。随后，沙皇命令儿子穿上近卫轻骑兵的小检阅服。这个惊慌失措的孩子穿着这身制服被带进了苍茫夜色。在熊熊营火的照耀下，亚历山大看着父亲四处奔走。突然，父亲揽过他，高高举起。“看啊，将士们，”尼古拉高声喊道，“这就是我的继承人，效忠于他吧！”四周欢声雷动，士兵们纷纷上前，亲吻尚战栗不止的皇子。泪水夺眶而出——小亚历山大学到了关于统治的重要一课。从此之后，他永远记得，朝臣们令人作呕的灵魂中隐藏着不知多少假仁假义。

在那场叛乱发生四十年之后，亚历山大发现，自己和历代沙皇一样，连贴身近卫的忠诚都无法信任。他最忌惮的就是引起阿列克西斯·费奥多罗维奇·奥尔洛夫亲王的不满，后者是朝中强硬派的头领。这位亲王曾经说过，他宁愿砍断双手，也决不肯屈从于解放农奴、分配土地的改革政策。这个威胁的确不容小觑：他是帝国最有权有势的人物之一。他的家族在叶卡捷琳娜女皇当政时期初掌权势。亲王的叔叔格里高利·奥尔洛夫曾是那位野心勃勃的皇后的情人，他帮她废黜了懦弱的丈夫彼得三世，登上皇位。自此，这位八面玲珑的臣子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不管是在仕途，还是在与女皇的个人关系方面。荣耀与财富倾泻而至，奥尔洛夫和他的家族一时风光无限；与女皇的桃色关系也让他的家族笼上了传奇的光环。

对阿列克西斯·奥尔洛夫亲王来说，高贵的出身和万贯家财仅仅是他权势之路的起点而已。在青年时期，奥尔洛夫亲王是一名战功卓著的勇士。因为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表现英勇不凡，他的军服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勋章。1812年后，他逐渐成为一名机变多谋的朝臣，在涅瓦河畔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长袖善舞，八面玲珑。他举止优雅、谦恭有礼又寡廉鲜耻，颇有其18世纪先祖的风范，亚历山大的父亲沙皇尼古拉曾亲授他最高公民荣誉。他供职于沙皇的第三处，掌管着沙皇的秘密警察。为了嘉奖他的忠诚，沙皇擢升他为皇家国务委员会主席。

表面上，奥尔洛夫亲王准备迎合一下沙皇，承诺助其改革；然而内心深处，他极其瞧不起亚历山大自由改革的冲动。抵制改革和创新是他行为的初衷，也是最终目的；他有理由相信，他的抵制绝不会徒劳无功。奥尔洛夫已经研究透了他的这位主子。得出的结论是，沙皇懒散怠惰，而且荒淫无度。只要在这两点上巧做文章，便能令亚历山大逃不出朝臣的手掌心。

奥尔洛夫亲王深知沙皇在私生活方面有多么混乱。在登上皇位之前，亚历山大曾经游历欧洲各国，在黑森大公国的达姆施塔特，他爱上了一位德意志的公主，马克西米利安娜——威廉明娜。公主金发细腰，娇美动人。然而她的出身暧昧不明。据说，她的母亲热恋上了达姆施塔特宫廷的一名下等仆从，她的父亲正是这名仆从，而非路易大公。然而，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亚历山大毫不在乎。“她就是我的梦中情人，”他说，“我非她不娶。”他一反常态，摒弃了懒散作风，表现得异常坚定，全然不顾父母的反对。1840年12月，公主在东正教堂接受了洗礼，更名为玛丽·亚历山德罗芙娜。1841年春，她和亚历山大在冬宫举行了婚礼。一开始，他们的生活非常幸福美满。1842年，玛丽为丈夫诞下了八个孩子中的第一个。这位小公主亚历山德拉六岁就夭折了。亚历山大终生珍藏着女儿穿过的蓝色小裙子。1843年，小王子尼古拉降生，他聪明伶俐，父母对他寄予厚望，爱如珍宝。之后，玛丽和亚历山大又生了好几个孩子，但他们之间的浪漫感情却日渐消逝了。沙皇愈发沉迷于美色，据说还包养了情人。

尽管沉溺于强烈的欲望之中，但此时的亚历山大还没有走到穷奢极欲的地步，也还没有成为一段时间之后整个都城丑闻的主角；但他的行为令奥尔洛夫亲王和他的同党找到了攻击他的缺口。为了令朝中的传闻更可信，保守派的朝臣们利用皇后的神父替他们做这肮脏的勾当。神父答应了他们。他含沙射影地暗示皇后，应该将灵魂已沉迷于享乐和肉欲的沙皇拉回来，他还打着拯救沙皇灵魂的旗号敦促皇后让丈夫回心转意，重归正途。事情的结果正如大臣们所愿。沙皇拒绝离开情妇，全然不顾皇后的谴责。他索性搬出了寝宫，沉湎于头几个情妇的温柔乡里，乐不思蜀。他和年轻的阿德勒伯格伯爵等一班纨绔子弟寻欢作乐，将国家大事抛诸脑后，对皇后的告诫避之唯恐不及。声色犬马欢娱一时，却消磨了他的君主权威。大臣们投亚历山大之所好，希望能转移他的注意力，让他不再致力于改革俄国的宏图大业。

然而，沙皇的注意力可没有那么容易被转移。确实，他不会与对手公开决裂。他的祖父沙皇保罗就曾经犯下这样的错误。相反，亚历山大认为，表面上的游移不定恰恰是取胜的关键。人们通常认为，作为领袖应该具备大胆果决的精神，他则与之背道而驰。作为一个强烈倚仗寡头政治来树立权威的皇位继承人，他的策略是非常明智的。通过一些看起来模棱两可、动摇不定的做法，他希望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同时让反对者们洋洋得意。这种做法也许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更像是在生存本能驱使下做出的选择，它使得亚历山大强烈的改革抱负很好地隐藏在声色犬马、懒散怠惰的表象之下。他就像是一条变色龙，不断变换颜色来闪躲敌人，后者对不够谨慎机警的君主来说，简直就是大自然派来的天敌。

尽管沙皇时常怠惰松懈，改革的进程却并未因此受患，因为有一群改革者辅佐着他，他们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沙皇的松懈，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也抵消了奥尔洛夫亲王以及改革反对派的钻营与顽固。陆军副官雅各布·罗斯托夫采夫尤其受到沙皇的倚重，他被委以重任，担任编纂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奠定了解放运动的基础。罗斯托夫采夫曾为保卫罗曼诺夫皇室立下大功，1825年，他向沙皇尼古拉告发有人密图谋反。他为人坦率质朴，身材略微发福。罗斯托夫采夫跟奥尔洛夫亲王不同，他不是一个精明机敏的弄权者，这位朴实无华的军人果敢坚毅、富有远见，足可对抗那些道貌岸然却阴险狡诈的大臣。罗斯托夫采夫的这些品质，使他从一介无名小卒一跃成为国之柱石。关于解放农奴的论战，他知之甚少；自由政策和强权政策，究竟哪个能使俄国崛起？对此他也漠不关心。不过，他缺乏的这点思辨能力被他的副手尼古拉斯·米柳亭完美地弥补了。后者是一名经济学者，曾担任内务部代理副大臣。米柳亭在孩提时代就对俄国历史有着狂热的兴趣，之后，在经历了一段失恋的痛苦和对法国戏剧的迷恋后，他步入政坛，成为一名积极的改革者。他的天赋和勤勉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可，他被视为帝国最有头脑的人物之一。

一开始，罗斯托夫采夫和米柳亭之间的关系根本谈不上融洽。年轻的米柳亭自视甚高，而且充满了理想主义。他根本不把他的上司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这位上司就是一个告密者，是强权政党的走狗。这个大腹便便、嬉皮笑脸、总爱讲下流笑话的老将军能否胜任解放农奴的工作，在他眼中还是一个未知数。由这个“榆木脑袋的无赖”，这个“臭名昭著的政坛骗子”来领导改革，简直是“荒谬至极”。然而，接手废奴工作不久，罗斯托夫采夫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他调度安排大量工作，给米柳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在改革工作中，这位妙语连珠、言辞犀利的老兵所表现出的雷厉风行更让了解他的人震惊不已。罗斯托夫采夫说：“我回忆历史，梦想能留下荣耀的一页。”他献身解放事业。米柳亭这样才智超群、热切地投身解放事业的年轻人，让这位老将军深受触动。这位年轻官员大胆的想法和敏锐的洞察力也让罗斯托夫采夫倾倒。他给米柳亭起了个绰号“伊戈里亚”，这是一位女神，古罗马人认为她爱着努马王，并给予这位国王治国的灵感。

“伊戈里亚”能抵挡得住奥尔洛夫亲王的反抗吗？也许可以——前提是得到朝中强权人物的支持。废奴主义的支持者们发现了一位强有力的同盟者——玛丽皇后。玛丽的生活早已索然无味，她十七岁就从德意志的无名小公国来到了罗曼诺夫王朝，生活的骤变令她颇难承受。新婚光彩褪去之后，她就失去了亮色。“玛莎”——丈夫如此称呼她——远离了穷奢极欲的生活，优雅娴静地过起了离群索居的日子。外国使者觉得她美丽动人，圣彼得堡的人们却毫无感觉。皇后的法语水平差强人意，这使得她在一群自诩精通这门语言的达官贵人之中抬不起头，而她那老派的礼节也使她不受那些在冬宫艺术中浸淫已久的男女欢迎。他们叫她“德意志小资产阶级”，嘲笑她红颜渐逝。玛丽生来高挑纤细，此时愈发枯瘦。都城的气候并不适合她的体质，她面色惨白，似乎有肺痨的迹象。更糟糕的是，她的皮肤冒出可怕的疹子，变得红肿，连精致的妆容都无法遮掩。

离群索居的玛丽在对精神慰藉的渴望方面，很像末代皇后亚历山德拉——后者嫁给了玛丽的孙子，末代沙皇尼古拉。两位皇后都深居简出，亚历山德拉的闺房是淡紫色的，而玛丽的则是红色的。玛丽在冬宫的静养所四壁用凸花厚缎装饰，家具购自巴黎的卡地亚。然而，在一个方面，玛丽没有亚历山德拉幸运——她的丈夫已经不再爱她了。她看书祷告，消磨每天的光阴；她精心研读俄国古典文学；她倾注大量的时间，寻找逝去的激情。然而，她经常在夜里以泪洗面。1861年初，她的希望集中于另外一种生活。被遗弃在冷清孤寂深宫之中的她转而投身东正教会，找寻精神上的温暖慰藉。丈夫变心令她几乎失去了一切，而在教会繁复的礼拜和华丽的仪式中，她终于找到了新的寄托，尽管这种替代品不甚完美。玛丽真挚善良，心地仁厚，全无对敌人的报复之心，她积极地投身到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中。

宫中公开宣布与强硬派为敌的人物远远不止皇后一个。她的一番好意得到了亚历山大的婶婶，大公夫人海伦娜·帕沃芙娜的支持。海伦娜是尼古拉一世的弟弟，迈克尔大公的未亡人。和玛丽一样，她也曾是一位德意志公主，但比她的侄媳更老于世故。她曾在巴黎接受教育，对文学和自由政治产生了兴趣。她对农奴制度的反对是道义上的，而非宗教上的。虽然反对强权派，但她仍然是一位讲排场的公主，她在波诡云谲的圣彼得堡政坛如鱼得水。每星期四晚，她在迈克尔宅邸举办的晚宴是都城最热闹的盛会之一，因为她在结交名流方面颇有一套。庭院里回荡着门客安东·鲁宾施泰因的曲子，不久之后，此人就创建了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政客、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出入她家的沙龙，就连沙皇本人也乐于出席。圣彼得堡社交界就是她赖以存在的基础，不过，海伦娜有着超乎流俗的狂热信念。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释放俄国压抑已久的潜能的事业中。在她家客厅里，那些刚刚在对抗废奴运动反对者的行动中撞得头破血流、垂头丧气的改革者一定能得到援助，找到共鸣——甚至还可能得到更多。圣彼得堡有传言说，那个才华横溢的米柳亭，正是海伦娜的情人。

正准备举起改革大旗的就是这样一群人。

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1861年1—4月

以皮鞭役使他人的人，其灵魂无不遭受着道德的鞭笞，玛丽·切斯纳特深以为然。她出身南方寡头集团的贵族家庭，也曾在那个浮华的环境中纵情享乐；然而多年之后，她成了其阶级的强权理论的最尖锐批判者。在亚伯拉罕·林肯改革前夕，她来到了查尔斯顿，她发现，这个“食火者”的大本营人心浮动，因为预见到即将脱离联邦。这对她来说，半是欣喜，半是忧惧。

圣彼得堡的奥尔洛夫亲王正忙于破坏沙皇亚历山大的改革。而此时在美国南方，“食火者”正在做抵制林肯的准备。在查尔斯顿的酒店里，玛丽·切斯纳特听到了人们满怀爱国激情的演讲。她认为，这些人的言辞颇为辛辣，是典型的“热情火辣的南方餐后谈天风格”。然而，她内心的感受却更为复杂，她说自己是个“天生的叛逆分子”。早些时候，她像以托马斯·杰弗逊为代表的州权派一样，对联邦政府持怀疑态度。她的父亲曾经是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是个彻头彻尾的州权派。她的朋友也不乏州权派人物，比如劳伦斯·基特，这个恶棍曾经在参议院帮着普雷斯顿·布鲁克斯将查尔斯·萨姆纳打得满地找牙。她说，南卡罗来纳州“已经恣意妄为很多年了”，这个州“对她和其他所有人来说，都是痛苦折磨”。她说，“除非是个‘食火者’”，否则在这里活不下去。她就生活在这里。所以她也成了一名“食火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

“食火者”是一群异想天开的家伙——或者说，玛丽·切斯纳特如此认为。在这些人看来，奴隶制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还是文明的基石。他们认为，黑人被强制劳动，这可以将白人解放出来，去实现最高形式的自由和美德。踩着奴隶制的地基，南方人将建立起一个新的斯巴达，第二个雅典。在这个穿着裙撑、点着煤气灯的时代，重建古老的奴隶制共和国的渴望是又一种对理想生存状态的浪漫向往。近代浪漫主义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就有这样的伟大构想。“自由能在奴隶制的基石上维持吗？”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或许可以。两个极端相合了。”

1861年初，玛丽·切斯纳特开始有些理解“食火者”的雄心壮志了。她希望他们能持之以恒，将其实现。“无论如何，我希望他们停止空谈，行动起来。”但是，她的理解同情中也掺杂着一丝怀疑。因为丈夫家族的传统，她对“食火者”精神中浪漫主义幻想的元素更加敏感。切斯纳特家族对美利坚合众国忠心耿耿，一如她的父亲笃信杰弗逊总统的州权信条。对他们来说，国事就是家事，几乎全家人都心系国事。在南卡罗来纳州卡姆登附近切斯纳特家族的种植园里，马尔伯里大厅中悬挂着出自吉尔伯特·斯图尔特之手的华盛顿将军肖像。切斯纳特家族的一位先辈曾在华盛顿手下任职，那时，华盛顿还供职于英国殖民政府。在华盛顿任职总统、到南方各州巡视期间，另一位先辈曾设宴款待过他。玛丽·切斯纳特的公公老詹姆斯·切斯纳特上校承袭了家族传统，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联邦派，不过不太支持自由州政策。老上校曾是南卡罗来纳州最富有的绅士之一。他坐拥500多名奴隶，他位于马尔伯里的深宅大院积淀了百年的贵族气派和奢华财富。

切斯纳特上校的儿子，玛丽的丈夫，却完全是另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切斯纳特上校飞扬跋扈，小詹姆斯·切斯纳特却冷静自持，是一位“举止得体的谦谦绅士”。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一名律师，爱泡图书馆。他给人超然离群的印象，不知是出于傲慢，还是羞涩，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他不免有些过度沉溺于自己的小世界了。他天性冷静温和，但这种性格却不合时宜；他渐渐变得有些有违本性地冒失大胆。他屈服于“食火者”的愿景。一听说林肯当选总统，他便辞去了在美利坚合众国参议院的职务，加入到抵制新政权的大军中。“如今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玛丽·切斯纳特写道。她的丈夫“头脑发热”。他已经“自绝后路”。

在林肯改革前夕，玛丽刚刚三十七岁。悲伤不幸一直笼罩着她的生活，尽管如今已年届中年，她膝下却无一儿半女。苦痛带来的是智慧。1861年的前几个月，她还相信南方各州很快就能建立国家，挖壕备战。对南卡罗来纳州忠心不贰的她对未来忧心忡忡，她承认，“与如此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决裂，感到惶惶不安”。

危机已经日益严峻起来。玛丽·切斯纳特随丈夫来到了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这是脱离联邦的南方共和政体的临时首府。在那里，她遇到了瓦里娜·戴维斯，她是南方共和政体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的妻子。杰弗逊就职时曾坚定地表示，要将人民从林肯的改革中解救出来。沿海地区的种植园主对戴维斯夫人不屑一顾，在他们的眼中，这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女士不过是个俗不可耐的“西部美女”，在盛行左轮手枪和鲍伊猎刀的边陲长大，缺乏贵族气质。玛丽·切斯纳特倒认为，瓦里娜·戴维斯厨艺高超，聊起天也有声有色。两位女士很快就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了。戴维斯夫人私密而体察入微的谈话令玛丽·切斯纳特大感兴趣；就像那个时代很多可敬的女士一样，玛丽因这种会客室中安静的交谈感到愉快，因为它剥掉了华丽的伪饰，将相熟之人的秘事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然而，就连谈论最轻松的风流韵事，也无法驱散玛丽心中的不安。厌倦了那些罗裙玷污的故事，她转而去翻阅历史书籍，探寻她身处其中的这次世界危机的根源。她阅读了克拉伦登伯爵对英国内战的记述，书中，这位历史学者描述了17世纪的清教徒和保皇党，他们为了决定英格兰要成为自由国度还是奴隶的国度而战。读着读着，她开始感到绝望。她知道，克拉伦登笔下的强硬派和中坚力量在美国南方也有，但他们的斗争有价值吗？他们有权威吗？玛丽·切斯纳特深信，只有选出“天生的领袖”，南方才有望获胜。“然而，”她说，“无论在哪里，都像在华盛顿一样，充斥着政坛的尔虞我诈。”政客们无休止地营私舞弊，他们都是些没有前途的庸才。“最令我沮丧的是，”她写道，“受命于危难的总是些陈旧迂腐、不合时宜的死脑筋。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充分发挥上帝赐予我们的聪明才智，然而年轻有为、积极活跃的人却不得任用，老朽不堪的政客当道。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每一个州，每次一到选举，他们就会果断抛弃一切，只留下无能之辈。”

玛丽在绝望中祈祷，祈求“上帝赐给我们一位凯撒或拿破仑式的人物”。这是那个时代的又一个浪漫主义幻想。美国人对这样一个人物的渴望不逊于德意志人和俄国人。一个伟大人物将掌控改革进程，带领人民走向胜利。不过有时玛丽·切斯纳特也会想，如果能不改革就好了。她听一位辞职回南方的前财政部官员说，华盛顿的政客们一派乐观。“战争是绝对不会爆发的。”他宣称。

对他这句话的正确性，玛丽·切斯纳特还是怀抱着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