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种族平等？

从已有的人类学研究或历史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人类不同群体最初互相“发现”的时候，往往会以自己的外貌去观察评判他者。最直观的，就是皮肤颜色、体格长相与自己族人像不像。长相相近，就较容易产生认同感。差异太大，一方难免会将对方视为异类，甚至是怪物。

当然，一个社会及其文化观念的开放程度对此也有影响。如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与中东及非洲地区，乃至印度洋沿岸民族通商交往较多，因此，他们即使首次看到东亚人，也不会太过惊奇。如12、13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和修士鄂多立克（Friar Odoric）是目前已知最早接触到中国人及日本人的欧洲人，在他们眼里，中国人或日本人长得和欧洲人没太大差别，皮肤都是“白色”的，因此是“很好看”的。直到16世纪，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欧洲沿海国家的官员或传教士这样描述中国人：他们穿着得宜，“男子白皙，外型健康良好；他们的妇女非常美丽，不过男女的眼睛都很小，男性的胡须只有三四根毛”。

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自汉至唐，丝绸之路引来大批欧洲、中东、南亚的商人及各色宗教人士。发展到盛唐，因唐朝皇帝奉行华夏、夷狄“爱之如一”的政策，故长安城内很长时间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各色寺庙林立，胡乐、胡舞及波罗球等文化娱乐方式广为流行，连统兵守边的武将，甚至王朝宰相，也使用了大批番人。迄今我们仍可通过各地出土的陶俑、神像、壁画、石碑等物，看出当年不少欧洲、中东、南亚及非洲人生活于东亚大陆的明显痕迹。虽然来自印度大陆的佛祖像，会渐从半裸半黑、双眼皮的南亚人形象，变成身穿袈裟、单眼皮的体态丰腴的蒙古人种形象，但多数民间陶俑的造型还是相当逼真，欧洲人高鼻、波发、面白、碧眼黄须，非洲人肌黑、发卷、额突、唇厚、鼻翼宽阔，惟妙惟肖，并无丑化或美化之意。

诚如民初柳诒徵所说：此种中西文化交融的情况，自唐中晚期至北宋前期已开始“别成一种社会”。韩愈在《原道》中已在大声呼吁要明“华夷之辨”了，到石介撰《中国论》时，则直书“东夷”、“南蛮”、“北狄”、“西戎”为茹毛饮血的野蛮人。随着宋明理学兴起，唯华夏道学、礼教是尊的正统观念当道，国人再来看异族异种，自然就渐渐开始用上排斥的眼光了。南方客家人中还因此流行起这样一种传说：远古时期太上老君用黏土造人，最初一个被烧的时间长了，几乎烤焦了，他就把它扔到非洲去了，因此有了许多黑人；第二个烧得仔细，但取出来早了，太白了，又被他扔到欧洲去了，结果就有了许多白人。据说只有第三个烧得很完善，不黑也不白，略带黄色，太上老君很满意，就把它放在身边，这就是黄种人。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允许西方人进入中国。二十年后，英法联军又一举打进北京，逼迫清朝皇帝又是割地，又是赔款。这之后，西学涌入，中学式微，国人自身骄傲的情感明显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尽管西方列强更多的是靠暴力进入中国的，却再没有人会把白种人视同野蛮人了。不仅如此，越是有保种保国之心的人，也就越是发自内心地承认欧西洋人经济发达、政制优越，“文明自由”，为世人楷模，急切地想要学而习之，以一变中国落后挨打之局面。

西学的基础是科学，一旦认同科学的价值，就意味着要否定以经学为基础的中学。放弃宋明以来的僵化八股，当然不会让中国人生活得更痛苦，但问题是，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想要学西方的时候却赫然发现，自己竟已经被西方的科学家们用科学分析的方法，打入另册了。

18世纪中后期，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法国自然科学家布封（George-Louis Leclerc de Buffon），以及德国解剖学家布卢门巴赫（Johann Blumenbach）等人，运用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医学及解剖学，以及历史学、气象学、地理学等种种分析方法，对人类种群进行了多层面的分类学研究。到19世纪前半期，再经塞缪尔·乔治·莫顿（Samuel George Morton）、约赛亚·诺特（Josiah Nott）与乔治·格利登（George Gliddon）、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特别是亚瑟·古比诺（Arthur de Gobineau）等人的人种学研究，中国人已经被认定为是人类现有四（五）大人种，即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蒙古人种（黄种人）、尼格罗人种（黑种人）和大洋洲人种（棕红种人）中的黄种人。黄种人基本上被认定为只是比黑或棕种“未开化”人种略好，但肯定劣于白种人的“半开化”人种。

伴随着人种学迅速发展起来的种族主义歧视，很快就在西方白人世界开始发酵。最早开始引发排华浪潮的，正是欧洲新殖民的聚居地，即北美和澳洲。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对华人移民的恐惧就日渐笼罩在美、澳上空了。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史上第一个限制外来移民的法案，即《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An Act to Execute Certain Treaty Stipulations Relating to Chinese，简称“排华法案”）。围绕着该法案产生而展开的辩论过程清楚地显示，正是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生物学领域侵入到社会学领域，催生出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导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产生恐慌。他们害怕“脑容量太小”、与西方现代文明生活格格不入的肮脏华人，会依仗其人口众多，生育力强，最终像蝗虫一样蚕食掉北美白人好不容易开发出来的生存空间。

这一波排华浪潮兴起不过十二三年后，原本与中国人发展程度不相上下的黄种日本人，突然间异军突起，一跃而成为东亚强国，不仅击败中国，夺得朝鲜半岛，而且逼迫中国割让了台湾与辽东半岛。德皇威廉二世由此想到蒙古铁骑蹂躏欧亚大陆的历史惨祸，马上开始忧心忡忡向俄皇等欧洲国家领袖鼓吹联合抵御“黄祸”的必要。

紧接着，1900年，中国又爆发了大规模烧毁教堂，杀害教民，甚至杀害外国传教士和外国驻华使节的庚子之变。不数年后，日本又在东亚一举打败了沙皇俄国，夺取了沙俄刚取得不久的太平洋出海口，以及对中国南满地区的控制权。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印证了“黄祸”的可怕，因而也不可避免地把那些想要学西方和亲近西方的中国知识精英，逼进民族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的墙角里去了。

近代中国的改良派、革命派，抑或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最初都是以西方现代价值观为标杆，批评礼教和反对国粹主义的。但是，在中学与西学为体为用的问题上，大多数人内心深处却都或多或少地有些摇摆不定。至少，很少人不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人文明教化四千多年，与西方白种人的文明程度其实相去不远。只不过，革命党人把中国当下所遭遇的种种屈辱，归因于落后满人的蛮族入侵和统治；改良派则相信，中西差距拉大的关键，主要还在制度革新和人心改造的欠缺。当谈到人类社会未来前途时，他们的看法却出奇地一致。康有为不仅不否认自己的黄种人身份，而且认为与南亚、非洲、拉美及太平洋诸岛那些未开化的，“铁面银牙，斜颔若猪，直视如牛，满胸长毛，手足深黑，蠢若羊豕，望之生畏”的棕、黑色人种相比，中国人就“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因此，他们大都主张“大中华主义”，热衷于宣传鼓吹“中国之将强”的种种道理。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人类历史固然是人种竞争淘汰的历史，但白种人人数有限，“骄而不劳苦”，再加上其“开明之度既日进，分利之人愈多，而生产之人愈少”。当今世界上尚未开发之地，如南美与非洲，费力最苦，得利最少。“中国人数众多，耐劳苦而工价廉”，自治、学习、经商能力之强，世上无人能比。故这些地区“他日必为黄种人殖民地之区域，无可疑也”。“中国人于来世纪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此非吾夸诞之言也。”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人面对“黄祸论”都会像康有为、梁启超这样放言不拘、自信满满。最狂如日本人，也还会有许多人不甘心做“半开化”的黄种人。在这方面最有名的莫过于田口卯吉等人的主张。他们否认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否认日本人是黄种人。在当时日本的教科书中，只有白种人是最优秀的人种：“骨相最正，容貌极美，为诸人种中改良最佳、最富才干者，宜率先臻于文明之极致。”因此，虽然地位与福泽谕吉、涩泽荣一等同为明治时期重要思想家，田口卯吉却会突出从皮肤颜色和细腻来强调日本人种“是一种优等人种”的理由。他写道：“我社会上有势力的种族不仅血统纯洁，并且和其文明一样日进于精美。其最明显处是皮肤白且光滑……胜于雅利安人种。”受其影响，小谷部全一郎及木村鹰太郎更进一步得出结论称，日本基础民族应该是“希伯来神族的正系”和“亚伯拉罕子孙迦德的后裔”。

20世纪初，尽管中国自古崇奉黄色，并不反感“黄种”一词，但不少中国学者，如刘师培、蒋智由、丁谦、章鸿钊、郭沫若等，还是多少存在田口卯吉等人那样的心理。1894年，时任英国伦敦大学教授的拉克佩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出版了一本叫《中国上古文明西源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的书，其观点极大地鼓舞了他们。于是不少人结合中国的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述，撰文著书来论证中国人种与文明起源于古巴比伦。意在强调汉人属于外来征服者，符合先进民族迁徙并征服落后民族的进化规律。就连大力推崇国学的章太炎，也曾力撰《序种姓篇》，详细论证“中国种姓之出加尔特亚”（即前巴比伦）之史实与原因。

多数激进的青年学生面对此种形势就全然不管什么科学或学理上的问题了。他们对“黄祸论”的批驳方法多种多样，有人撰文声辩：“华人心气和易，殊无所贪，且中国富于矿产，宜于农牧，谋生之道，无待外求”；有人强调这是德、俄等制造恐慌，实为“煽惑列邦”，企图“于中取利”，“必使亚洲黄人不得复见天日而后快”。有人则以匈奴人、蒙古人为傲，历数黄种人当年破罗马、并俄国、败德匈，“雄视欧亚”之历史。也有人公开声称：“中国者，文明之鼻祖”，今若不愿再受人轻侮，自当扩张势力，发挥精神，“出与列强相角逐”。还有人干脆以“黄”字自名，以黄种为傲。

最有意思的是，接连有号为“碧荷馆主人”和“高阳氏”者，推出《新纪元》和《电世界》等小说，以预言的形式，描绘了黄种人为反抗白种人之压迫，不得不诉诸世界大战的情况。其结果，不是中国人再度成为世界各国的朝贡对象，就是“不上五年，把全欧洲强大的国，统统灭了”。

当然，不论从哪种角度去争论或幻想，20世纪初国人对人类及其种族问题的看法，终究还是得承认并回到科学研究的层面上来。清末民初国人对人种问题的基本科学认识，多反映在当时的教科书中。以1915年上海发行的某教科书中的说法为例，即可看出国人心理与科学相结合的特点。

它写道，人种进化经历了从部落到国家的漫长过程。考察世界五大人种的历史，可知“黄白二种，早已由部落而成国家，红黑棕三色人民，则未脱野蛮旧习，散为部落，甚且并部落而未成者。呜呼！优必胜劣必败，红黑棕三种，民质陋劣，已渐归淘汰矣”。黄种开化最早，今却不如白种，这不是因为白种人真是什么天之骄子，而是因为黄种人尚不知发愤图强。在作者看来，国人如能像日本人那样，“不待疆场相见，胜负之数可预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