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编者前言

在过去六年中，我有幸收集和编辑了以赛亚·伯林过去六十多年里大量未发表的作品：论文、致辞、演讲、广播稿和讨论（这些种类当然彼此也有重叠）。我掌握的原始资料包括有时很难懂的手稿、打字稿、录音（常常没有稿子）[1]，以及后来没有保存下来的那些录音的准确性各异的转写稿。我收集起来准备有选择地发表的打字稿在文字量上（大概有一百万字）几乎和伯林迄今已发表的作品相当。

从汇集的这些材料中抽出来的、分别关于约瑟夫·德·迈斯特和J.G.哈曼[2]的两篇专题长文已经出版，本书所选的九篇文章也出自这些材料。它们与之前的文章有三个相同的特点：第一，它们是以差不多已完成了的手稿的形式存在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大部分手稿在写作的时候伯林还是认为能够发表的，但出于某种原因最后并未出版。第二，在我看来，并且在其他读过的人看来，恰当地说，这些文章完全应该加入伯林已发表的作品当中去。最后，它们在主题上都是相互关联的，都以实例说明了他对观念及其历史的核心关注，正如我给这本书所加的副标题所表明的。我的希望是，更多未发表的材料在不久都会顺利面世，而且伯林更多的已发表但迄今未成集的作品能够结集出版。还有，除了少数例外——主要是他关于苏联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现在这本书，加上以前的八本[3]，能够完整地收集他写得比较成形的、相对较长的文章。

我现在谈谈这些文章的来源。《现实感》是首次伊丽莎白·卡特尔·摩罗讲座的基础，1953年10月9日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的史密斯学院以《史学中的现实主义》为题发表；其中讨论的一些问题伯林已经在别的文章，比如《刺猬与狐狸》、《科学历史学的概念》等作品当中有所涉及，但这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最明确讨论，显然在这本集子中值得占一席之地。《政治判断力》一文和《现实感》有某些关联点，不过完全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这是1957年6月19日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第三套节目首播的一次谈话（以《思考政治》为题的七次系列谈话中的第六次）：文章内容是基于事先准备的讲稿和广播录音之上的。《哲学与政府压制》是一次演讲，是为一个主题为“人类思考和表达的自由”的系列讲座准备的，这个讲座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校两百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演讲时间安排在1954年3月24日，但最后伯林并未能参加。《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与其他各篇都不一样，它一写出来就发表了：首次发表在《钱伯斯百科全书》（伦敦，1950：纽恩斯出版社；纽约，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经过修改后又发表在同一部书的下一版里（牛津、纽约等，1966：帕格蒙出版公司）；现在的版本加入了为新一版百科全书所作的修改，但这个新版本并没有问世，它被收入本书部分是因为它以前从未被收入文集，部分也是因为它的主题合适。《马克思主义和十九世纪的国际工人协会》是1964年在斯坦福大学第一国际工人协会一百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表的演讲的基础。《浪漫主义革命》是为1960年在罗马的一次会议而写的，在那儿是经过意大利语翻译后发表的：在本书长久的酝酿过程中，此文的意大利文版发表在斯蒂芬·鲁克斯所编的伯林文集《在哲学与观念史之间：传论式访谈》（Tra la filosofia e la storia delle idee： intervista autobiografica）一书中（佛罗伦萨，1994：庞特·阿尔·格拉齐出版社），英语原文的荷兰语和德语译稿分别发表在《关系》和《国际文学》上。《艺术的责任》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最初在美国所做的一次谈话的修订版。《康德：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主义源头》是首次胡马云·卡比尔纪念演讲，1972年在新德里发表。《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与民族意识》也是1961年11月13日在新德里一次纪念泰戈尔百年诞辰的大会上发表的。

和以前几本书的情况一样，我得到了一些学者慷慨的、不可或缺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他们。帕特里克·加迪纳（他还为本书写了精彩的导言）和罗杰·豪泽尔阅读了我选出来的所有文章，包括一些我没有读的他们也都读了，而且帮我作了遴选，解决了一些具体的文本问题。G.A.柯亨教授阅读了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篇章，并作了评论，而且帮我说服伯林，让这位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无可就药的怀疑的作者相信，应该把它们收进去；特里尔·加伏尔教授以其丰富的学识给予了许多慷慨帮助，使我能够给后一篇文章加注。加纳·贝克尔博士关于费希特、安德鲁·罗宾逊关于泰戈尔、弗兰克·西黎教授关于屠格涅夫、拉尔夫·沃克尔博士关于康德、海伦·迈科蒂关于几个俄国问题，都给予了非常宝贵的帮助。德瑞克·奥弗德随时向我提供关于别林斯基和其他俄国作者的专门知识，显示了真正的慷慨、耐心和效率，使我受益良多。我还受益于列奥弗兰克·霍尔弗德—斯特里文思博士的渊博学识。伯林本人以相当大的忍耐阅读并同意了我编辑的所有文章的文本，并在此过程中作了几处修改。如果没有他的秘书帕特·乌特金，我不可能取得这些成果；同样，没有无比慷慨的赞助者1990年以来对我在沃尔夫森学院的研究的资助，以及布洛克勋爵促成我的这个研究员职位，这些成果也是不可能的。最后，我要感谢我在查托和文多斯出版社的编辑威尔·萨尔金和詹妮·乌格罗的帮助和支持；以及伊丽莎白·西弗顿、斯特劳斯和吉鲁克斯对打字稿的仔细阅读，使得书稿有了很大的改进。

亨利·哈代

牛津沃尔夫森学院

199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