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性正逐渐成为中国政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我看来，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在政治方面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存亡问题。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亡于大面积的深度腐败、毫无规则的党内竞争或者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等因素。然而，中国自改革以来的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遇到的很多问题从本质上看都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今天发达世界的很多其他政权也曾经历同样的问题，尽管在程度和复杂性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与那些不存在有效执政支柱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的强大在于中共这一执政支柱的存在。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执政支柱”的概念。大家都知道法国作家托克维尔著的《论美国的民主》是有关西方民主的经典。在这本书中，他论述了民主制度的主体，那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西方民主的“执政支柱”，西方的民主是围绕着市民社会来构建的。市民社会是西方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几个世纪发展的特殊产物。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生前因此说西方民主不具有普遍性，因为它是西方特有文化的产物。的确，除了西方之外，很难发现类似西方的市民社会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执政支柱”是什么？大多数国家有两大支柱，一是宗教组织，二是军队。宗教组织是长期历史的产物，一些宗教组织具有全国性，能够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军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近代发展的产物。不过，在今天，除了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之外，宗教已经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军队又如何呢？军队也没有直接统治国家的合法性。怎么办？最常见的就是军人脱掉军装之后来统治国家。北非的埃及就是最好的例子。穆巴拉克是伪装成平民的军人政权。在其被推翻之后，宗教成为支柱，但很快失去基础，也被推翻。现在又回到了从前，即军人伪装成平民进行统治。

那么，中国的“执政支柱”又是什么？宗教不用谈了，因为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世俗国家，宗教没有任何的统治合法性。军队很重要，但在现代社会，军队也没有合法性。今天很多人都在谈论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确在发展，但没有人会说，中国的统治可以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之上了。我个人并不相信，中国的市民社会会演变成为西方的那种类型。市民社会的政治作用会越来越大，但不会成为“执政支柱”。现实地说，中国的“执政支柱”是中国共产党。（当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市民社会也不见得是矛盾的，只要共产党能够足够开放，把市民社会容纳进政治过程。）

回到中国共产党这个主题。虽然今天中国的很多负面发展都可以归咎于中国共产党，但人们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也做了很多好事情。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学习很快的组织，不断从其他国家和自己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当前的反腐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很短的时间内，数十个高级别的党的干部以及政府官员被调查和拘留。由于猖獗而普遍的腐败现象，中国共产党被很多人认为是没有希望、不可救药的，唯一的选择就是等待它不可避免的死亡。然而，过去几十年中一波接一波的反腐运动表明，只要领导层有强烈的政治意愿，这个组织就能动员其强大的力量来实现其愿景。

腐败既非执政党所期望的，更非执政党生存的依靠。恰恰相反，反腐只是中国共产党生存的最低要求。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通过建立新的制度来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更新既是日益变迁的环境所致，更是领导层自我意识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是有自身道理的，而非偶然。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更新的话，那么就是“开放”。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已经转变成一个日渐开放的政党体制。这使得中国共产党有别于那些倒台前的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党，也有别于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多党制度体系。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垮台后选择了西方道路，允许不同利益集团建立不同政治党派。为避免这种亡党的不幸，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另一条路，即开放，向所有社会和利益群体开放政治过程。由于这个抉择，中国逐渐演变成为一党执政下的开放型政党体制。

开放性正逐渐成为中国政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历史地看，任何政党，凡是不开放的，最终都会变得排外和封闭，从而走向死亡。只有开放的政治才具有包容性。在西方，政治开放性是通过外部多元化，也就是多党制来实现的。从理论上说，每一种利益都可以在某个政党中得到体现；即使找不到你自己的利益表达机制，你也可以成立自己的政党。多党制是否真的能够代表社会上的各种利益？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但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不过，很多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这种假设只是在理论上成立，在经验层面并不成立。在中国，政治开放性是通过一种我称为“内部多元主义”的机制设置来实现的，这就意味着执政党的开放性。当社会上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时，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吸纳它们进入政治过程，并通过各种制度和机制来体现它们的利益。

尽管人们总是认为中国没有政治改革，但经验地看，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转变不能说不迅速。由于反对党没有合法性，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来说，进入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过程是表达自身利益的最有效途径。21世纪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所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务实态度，领导层领悟到，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执政党必须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如今，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中国中产阶级逐渐扩大，已经表现出了很强的政治参与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执政党要与时俱进，不但为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宪法保护，而且还允许和鼓励私营企业主进入执政党主导的政治过程。党员身份的变化便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组成了中共党员的绝大部分。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和新兴社会阶层所占的党员比例越来越高。在成功吸纳私营企业主进入党组织和政治过程之后，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开始将重点放在社会治理上。在过去几十年间，社会力量已经取得了明显增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必须向它们开放来扩大自己的执政基础。随着中国共产党社会基础的扩大，也就是更多的社会力量进入政治过程，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强。这就是为什么执政党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在寻求形式多样的党内民主。有学者将中国的政治发展称为“统合主义”（corporatism）。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特别是私营企业主成为国家的盟友，而不是国家之外的独立的公民社会。

如果人们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种内部多元主义的开放性的效用丝毫不比任何其他体制差。内部多元主义使得中国有别于阿拉伯世界，那里的大多数政权都是封闭式的，由一个（君主）或者少数家族长期垄断政治权力并统治国家。亚洲的很多国家即使具有民主的形式，也经常表现为家族统治。在中国，从社会底层进入政界的人数远远大于很多其他国家，包括民主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至少到现在为止不以政治家族为基础，它是一个利益高度多元化的群众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