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在海上

中国人造船的历史，远比造车的历史要早，大约7000年前，中国先民已开始了“刳木为舟”的水上活动，所以，船一直是古代交通工具的经典缩影；甚至，在飞机刚出现时，清朝人不知怎么称呼，就叫它“风船”，这种说法至今还保留在中亚地区东干人的语言中。

船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着交通工具的角色，也扮演着战争工具的角色。甲骨文中已有了舟船的描绘，至周朝已有水战的记录，但舟师和战船的制度不详。在出土的战国青铜器上，如“水陆攻战纹铜鉴”、“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和“嵌错金铜壶”的纹饰上，可看到当时的水军已作为一种军事力量出现。

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 “楚子为舟师以伐吴……无功而还”。另载，吴王夫差十一年（公元前485）, “徐承率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这或是古代文献记载的最早海战，地点大约在今天的山东琅玡台附近的黄海海域。那是列国中靠海边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海上战斗，属于近海战斗。汉武帝时，始有跨海作战。

汉朝楼船从山东半岛跨海东征，灭了朝鲜半岛北部拒绝向大汉称臣纳贡的卫氏政权。此后隋、唐年间皆有东征高句丽、百济的跨海作战，尤其是白村江（今韩国西南锦江）海战，这是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海上交锋，唐朝水师大胜。此外，宋朝末年的宋元崖门海战，也是著名的大海战，败退海边的南宋朝廷经此一役彻底灭亡了。

海战不属于古代中国的战争主流，又发生在大陆边缘，加之年代久远，宋代的海战图和海战画没能传世。如今能看到的最早的海战图画来自元朝，所以，本书亦以元朝的海战为开篇。

本书所涉中国古代海战，既包括华夏内部的海上格斗，也包括华夏舰队跨外海远征，重点放在外国舰队侵略中国的海战；书中的中国古代海战图来自交战双方，有中国绘制的，也有外国绘制的，如元朝舰队攻打日本唯一存世的海战画卷即为日本人绘制的《蒙古袭来绘词》，它是记录中国古代跨海大战的最早绘画记录。

大明比之元朝，国力更加强大，但元朝东征日本、南讨爪哇的攻击型“蓝水水师”到了明代没有被继承，除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的“下西洋”之外，大明水师再不出洋。在海外，大明不需要领土；而海上安全问题也仅为骚扰性质的倭寇。明朝沿长城建立了卫、所之时，在东南沿海也建了一连串的卫、所。天朝的海洋策略，由此变为“守口”岸防。明代仅存的一幅华人绘制的海战纪实画《抗倭图卷》，表现的即是近岸海战。嘉靖年间，郑若曾编撰的中国海防开山之作《筹海图编》，所刊六省《沿海山沙图》、《日本岛夷入寇之图》等，即是中国最早的海防地图。中国的海上策略就这样进入了“防”的时代。

明末至清初的中国海防，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防中日草寇混编的“倭寇”，二是防反清复明的海上武装。这中间就包括防备“反清复明”武装力量的郑氏海上势力。无法在大陆立足的郑成功最终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中国古代海战史上因此有了唯一一次夺回失地的胜仗。

中国大规模的海上主权之战是从清代开始的。大清先是打了两次鸦片战争，尔后，几乎每隔10年就有一场海上战争：

1874年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由入侵台湾；

1884年清法在马江开战；

1894年清日甲午之战；

1900年“庚子事变”，大清与11国开战；

1904年日俄在旅顺开战；

1914年日德在青岛开战。

从1840年的庚子年到1900年的庚子年，大清的海战一打就是60年；从道光到咸丰，再到同治，再到光绪，四任皇帝，一个甲子里，清廷都是在海战的战火中度过的；先是外国舰队入侵中国，后来发展为列强在中国海面为瓜分中国而战；反映在清代的海战图上，就是中国人绘制的多是海防图，外国人绘制的多是进攻路线图和割地占港图。

为展现历史的真实面貌，本书所选海战图全是古图，不用今人绘制的“示意图”。古人描绘和记录海战，除了绘制海战地图外，还绘制海战纪实画。在没有摄影术的时代和摄影术发明了还没有广泛应用的时代，西方商船和战舰都会请画家参与远航。如，17世纪来华的荷兰船队就带有画家尼霍夫（Johan Nieuhof）随航；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带有随团画家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后来，清英、清法开战，西方舰队更是必备随军画家，以绘画的形式记录战事。这些绘画作品也是当年西方媒体极为重要的战事报道手段与风俗。

1842年英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份以图画为主的周刊《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不久，以图像为主的报纸或报纸增刊在欧洲大地流行起来。如，1843年创立的法国《画报》（L'illustration）和后来的《世界画报》（Le Monde Illustre），这些画报无不以时事报道为主。《伦敦新闻画报》不仅开辟了“对华战争”专栏，还专门派遣查尔斯·沃格曼（Charles Wirgman）作为“本刊特派画家兼通讯员”来华观战。所以，一些“特派画家”也成了海战的亲历者。如，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舰队攻打厦门时，随军画家格劳弗（Glover）就曾跟海军陆战队一起登岸，并在英军攻克的炮台上挂起英国旗。正是这个原因，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才将格劳弗的“英军攻打厦门系列纪实画”当作重要的海战史料永久收藏，并向公众展示。

虽然本书主要分析的是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但在记述各历史阶段战争时，原则上不用“中国”一词，而用当朝政府的名称，如“大元”、“大明”、“大清”，还历史以历史面目，尤其是清王朝，通常不用有汉文化色彩的称谓来指代清廷，“中国”一词，仅见于晚清外交辞令中。

有清一代的海战，对于国人来讲，皆为抵抗外来侵略之战争。如果把这些战争放在国际背景下来描述和研究，那么战争命名就应依据国际惯例，以当事国的主宾关系来命名。比如，鸦片战争即是“清英战争”；甲午战争即是“清日战争”；马江海战即“清法战争”；至于日俄的旅顺之战，自然是“日俄战争”；本书即按此原则来命名这一连串的海上战争。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原版海战图，本书在叙述中尽量保留西文舰船名称，并在附录中保留所能搜集到的中、外参战舰队的中西文名录。

此外，这些战事是放在国际背景下描述的，本书通常是用公元纪年，特殊情况下用古代中国的年号。以“古代”而论，本书内容应止于清朝，但1914年日德青岛之战，与之前的“德占山东”和“三国干涉还辽”等事变有着内在联系，所以，书尾收录了一节“日德青岛攻围战”。

民国学者陈衡哲说过：“历史不是叫人哭的，也不是叫人笑的，而是叫人明白的。”这里选取150余幅海战图和海战画，是想借此解读“败在海上”这一历史命题，和对“落后就要挨打”这种说法的另一种解读。

从明末清初西洋画家绘制的中国海景画来看，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船队不远万里跑到中国，并不是奔着中国的“落后”而来，相反是仰慕中国的“先进”而来。如荷兰东印度公司约翰·尼霍夫1655年绘制的《荷兰使节船远眺广州城图》，表现的就是荷兰船队到大清呈“朝贡”帖、寻求通商的情景；而顺治朝则以“荷兰国典籍所不载者”、“向不通贡贸易”为由，拒绝了荷兰的贸易请求。再如，绘制于1784年的《中国皇后号》，描绘的就是美国独立后向中国派出的第一艘战船改装的商船。为表达对中国皇室的尊重，此船特命名为“中国皇后”（The Empress of China）。在西方人眼里，此时的中国是先进与富裕的代表。英国历史学家乔治·赖特（George Newenham Wright）在1843年伦敦出版的《中国：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习俗》（China:In a Series of Views, Displaying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大型画册的“序言”中说“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三大发明’：印刷、火药和指南针”（20世纪，李约瑟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的“四大发明”），但古代中国从来不把“万里长城”和几大“发明”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中国人对外宣传时只提丝绸、瓷器、茶叶。赖特还称中国是“3.6亿人口的强大帝国”。虽然自马可·波罗来过大元以后，西方就称中国为“帝国”，但古代中国很少自称“帝国”，直到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时，才仿照列强自称“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

西方同中国在海上开战，确实是“通商”不成之后的事情。晚清的觉悟，也是列强“开炮看中国”在先，大清“开眼看世界”在后。这时，中国的“落后”已暴露出来，中国人、外国人都能看到大清在军事和文化上落后于西方。但若以“落后”论，此时的日本比之美国也是全面落后，可是1853年“黑船事件”之后，美国没打日本，反而结了盟；日本更是将此事称为“黑船开国”，佩里将军登陆日本的地方被日本当作开埠标志竖碑纪念。而比之日本，俄国落后吗？德国落后吗？但清末民初之时，俄、德都挨了日本的打，都被从中国海面打跑了。当然，日本背后有列强支持，但大清也曾有英国的军事支持，前有洋枪队，后有西洋式舰队，军中有“洋员”有“顾问”，但却没在对外战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或许，有人会说日本列岛的生存压力，决定了海外扩张是它唯一的生存之路，但太平洋里那么多岛国，只有日本迅速变身，成了东方强国，这是值得思考的事情。

那么，是清国的帝制落后吗？但英国、俄国、日本也有皇帝，为什么外国皇帝能派兵打清国呢？或是，清国没有立宪？可俄国也没立宪，怎么没人打到俄国去，反而是俄国侵入到清国来了？或是，清国军事落后？大清没有现代化的陆军，八旗兵、绿营没有统一建制、统一指挥，但海军不一样，北洋海军与世界接轨，军舰是世界一流的军舰，军官是留洋的“海归”，然而，海军建设分成派系，缺少统一指挥，相互掣肘，虽船坚炮利，但形同虚设，海战、岸防皆不堪一击。

或许，“腐败”更切合大清的实际。当日本连皇室都勒紧裤带，倾全国上下的财力买钢铁战舰时，清国皇室却用海军军费给皇太后造园子祝寿，这种由上而下的腐败，要了大清的命。或许，还可以“无能”来论。大清如果是一头狼领着一群狼，肯定会打胜仗；如果是一头狼领着一群羊，也能打胜仗；如果是一头羊领着一群狼，也有打胜仗的可能；但大清的现实恰恰是一只羊领着一群羊。整个天朝，没有一个好的政治家，也没有一个好的军事家……说到底是“落后”在文化上，输在文化败坏的环节中。

原因究竟是什么？或许应该依据材料来讨论。所以，我们还是看看这些海战图吧，它不能给出标准答案，但可以给出一点参考答案。

翻看书中所收的海战图就会发现，仅从海战图的数量与质量的对比看，中国已露出“败”相。大航海为西方人打下的绘制海图的基础与形成的传统，令每一个西方国家远航东方的使团中都配有专门的测绘船、绘图师和画家，他们为列强侵华提供了第一手的地理与文化资料，可以说，列强皆有备而来。西方人绘制的海战图，有海岸线图、航线图、战船列阵图、炮击要塞位置图、登陆图、围城图、进攻图、撤退图、分割土地图……看似五花八门，实是面面俱到。而中国绘制的海战图，只有一个品种，即海防炮台图。它反映了中国对战争的全部领悟：就是开炮。在“守海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防”的理论指导下，几乎所有重要海口都建有炮台。这种以守为核心、朝海上开炮的战略，比使用大刀长矛是进步了一点，但实在称不上是海防战略。那么，中国的海防战术呢？从《筹海初集·十台全图》可看出是层层设防，却没有相互联防，岸炮之间无法形成火力交叉，兵力隔江隔海，也无法相互支援。此外，岸上炮台都是敞开式（直到甲午海战时，旅顺才建了一座有顶的炮台），没有考虑来自头顶的炮弹。所以，虎门开战时，这些炮台被英国舰队的炮火各个击破，英舰直抵广州。再看马江海战的《法国舰队炮击闽江沿岸炮台图》，沿江所有炮台，炮口全都向外，固定死的大炮不能转头向上游开炮；这些炮台最终全被从上游马江得胜归来的法舰从背后相继击毁。大清国没有从海上攻击陆地的经验，自然也就没有从陆地防守海上的经验。所谓岸防，有防无术，最后是防不胜防。

再来看书中的另一类海防图，即西方列强在中国构建的海防之图，西方人建立的岸防体系会给人以不同的感悟。如葡萄牙人绘制的《澳门海防图》，这套海防系统有效地遏制了荷兰、英国的进攻；再如俄国的“旅顺要塞图”、德国的“青岛要塞图”，更是现代要塞的典范，令日军对旅顺和青岛的攻击耗费大量时日，伤亡惨重。

“败在海上”的大清，不仅岸防是花架子，海战也是纸老虎。从法国与日本绘制的海战图看，“马江海战图”记录了法国舰队与福建水师开战前的位置，和涨潮落潮间法国舰队炮位的变化，精准的战机选择，决定了法舰能在半小时内消灭清军。而日本海军部绘制的《黄海海战图》则显示，北洋水师的或“一”字或“A”字的战阵，被日本联合舰队的游击战术所破。日本两列游击小队，灵活迅速，绕着扎堆的北洋舰队打，最终将北洋海军击垮。10年间，南洋、北洋两大近代水师皆被动挨打，展读地图，败迹可寻。

“败在海上”，不能说是黄土文化败给了海洋文化，但黄土文化受到西方文明攻击而被迫应对来自海上的危机时，显然很不适应，扬弃不明。两次鸦片战争，间隔仅十几年，西方舰队的帆船，转眼换成了蒸汽铁甲舰，但战术却没变：英国舰队的登陆战，仍是先用远程舰炮攻击沿海炮台，而后，海军陆战队从侧翼抢滩登陆；法国、日本舰队的战法，都是突然袭击和围堵战法，前有马江港，后有威海港；但大清海军与敌交战，毫无对策，无所变化，一退再退，一败再败。纸上谈兵时，明有《筹海图编》，清有《海国图志》……但经历了惨烈的海上对抗后，中国仍没产生《海权论》这样的理论思考。

近代中国大小海战有80余次，但大清海军史料中，却找不到一幅军用海图，找不到一幅记录和总结战况的海战地图，世间仅留下一批虚假战报，如《福州捷报》、《小埠岛倭舰摧沉》、《丁军门水师恢复朝鲜》、《鸭绿江战胜图》……而同样作为北洋水师一员参加黄海海战的镇远舰副舰、“洋员”菲里奥·诺顿·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却为“中方”写出真正的海战报告。这位美国人在黄海大战中身负重伤，战后回美国养伤，他在“右眼视神经损伤，耳鼓膜损伤，肋部、臀部受伤，仍有残留碎片”的情况下，用仅存的一只眼睛，在医院里写出了一份万言战报，并配有一幅《清日黄海交战图》，这是马吉芬为“中方”留下的唯一的黄海海战图。这份重要的战报发表于1895年8月出版的《世纪》杂志上，同时还特别配发了“现代海权理论之父”马汉的《评鸭绿江外的海战》一文。

再看英国海军，这方面的工作更是全面细致，不列颠图书馆就曾出版了两大本英军在亚洲的海战图目录《情报解密（1800—1880）》和《帝国的地图（1882—1905）》，书中收录了英军入侵亚洲各国的2000多幅军事地图目录。

这种海战图的对比，反映出西方在世界地理方面、大航海方面和海战方面的传统与素质远远超越了大清，中国的其他王朝也缺少这种传统与素质。大清舰队船坚炮利时，仍缺少地理课，缺少地图或海图这一课。一连串的外来侵略和不断的败仗，令大清痛感旧式军队的陈腐与无能，决定建立现代新军。1906年清廷在保定创办了北洋军官学堂，仿照日本军校的教学模式授课，部分教材直接选取日本教材，其中就有一部《兵要地理》。这部日本人写的书中刊有众多关于中国的航线图与海岸图等多种军事地图，如《胶州湾图》、《大沽附近一般图》等，可见日本为侵华所做的地理功课多么扎实。鉴于血的教训，民国军事教育中，加入了地理教育和海洋教育。

总之，仗不一定全是用炮舰打的，失败也并非由一种因素决定。这些古代海战图所提供的，仅是分析问题的材料之一。

是为序。

梁二平

2014年10月20日，于中国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