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戚：纪念一位忘年之交的难友
初识老戚，是1969年秋某晚。
当时我正被关在南京白下区（“文革”期间更名为朝阳区，后复原）看守所。进来已数月，案子却无多大动静，按最坏打算，我们这案充其量只能算桌家常菜，怎么也没想到日后会办成满汉全席。我大约属于先端上的冷盘，在等他们集中精力烹调主味，直到来年3月，各道大盆小碗凑齐后，才在五台山十万人公判大会上开席，让南京广大革命食客们猛开了一回胃口。
老戚进来那晚天下着雨，临近9点时，我们正在等待通知睡觉的哨声，号子铁门忽然咣当打开，随着门外看守一声低沉“进去”，进来了一位新人。这么晚“上客”，我还是头遭儿遇到。
来人是扶着门框倒步入内的，鞋在门外已脱了，两只脚光着，右臂夹着个小被卷，两个指头勾着一双湿透的布鞋。
进了门，他立即躬身放下东西，自觉地将鞋整齐地立在墙角马桶边。通常，初次进号子的个个都会被教训如何放鞋，从整套进门动作看，新来者显然对这类环境并不陌生，简直算得上中规中矩。
待他直起腰转向我们时，我发现这是一个黑得出奇的老头。在号子昏暗灯光下，那张脸黑到使人几乎难以辨出五官长相，之所以确定是个老头，主要的根据是他那有些佝偻的背脊和迟缓的行动，只从那张黑脸上，根本看不出年龄。
老头不仅黑，个子也矮，满打满算顶多一米五几。此外，令我们注目的还有他罕见的光滑头顶，那上面根发无存，像精细打磨过的紫檀木家具表面，在15瓦顶灯下反射出淡淡的幽光。
老头向所有人逐个扫了一眼，那意思分明是看有谁发话来安排他坐哪儿。我对面的号长小钱向我使了个眼神，接着又试探地努了努嘴，意思是看我能否在身旁给老头匀出个位子。
按照中国号子的普世传统，刚进来的新犯，一律得从马桶边开始往里轮位。马桶边是全号房最糟的位子，不仅成天闻臭，有些坏心眼的老犯人专好欺生，撒完尿后故意乱抖鸡巴，将残尿甩在坐马桶旁的人身上。我刚进去的第二天，就被一个姓张的这样对待过，这坏种参加过抗美援朝，因为奸污幼女比我早进来几个月，他小便后公然斜对着我抖那玩意，一下子有好几滴尿甩在了我额头上。当时老子二话没说，站起来朝他脸上就是两拳，让他腮帮足足肿了个把礼拜。事后好在全号子人几乎个个帮我说了公道话，以致管理员没怎么着我，把双方各熊一顿了事。
这次，小钱大概看老头年纪大，有点不忍心按老规矩让他坐马桶边，准备特殊照顾一下。
当时我的铺位在门右拐角。江湖行话“在家靠娘，出门靠墙”，我这两面靠墙的拐角位子，可算是号子里的“头等舱”了，新来者一下越级跳到我这头等舱位旁边，无疑是种破格待遇。当然，按号子规矩，这得我同意才行。
小钱同我关系很好，这个面子得给他。此外，老头这么大年龄居然会光临此地，长相又如此奇特，我的江湖经验提示我，他身上肯定有故事，加上对老者的同情，我二话没说，在自己右侧给老头硬挤出了个铺位。
此后，我们一直比邻而坐，一直到元旦过后不久我“升级”到娃娃桥市看守所。
次日白天，我们终于看清了老头相貌。他脸虽黑，皮肤倒挺光洁，不像有些老家伙沟壑纵横，下巴也同头顶一样光，一点胡楂没有。他满口牙已全掉光，两颊明显瘪了下去，在后来同他相处的日子里，发现他吃饭时的咀嚼能力似乎并不比常人差到哪儿，说话的口齿也基本清楚，为此我一直暗暗称奇。
除了黑脸光头，给我印象深的还有他那双老眼，既窄又细，在耷拉的眼皮遮挡下，使人根本看不清他眼神，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副半瞌睡状态。只有我因为同他近在咫尺，才发现他那微眯的双眼中毫无老人通常的浑浊，始终闪烁着一种警觉。后来同他熟悉后，每当他在回忆往事讲到某些情节时，我总能从那双窄细的老眼中看到射出的寒光。
第二天上午9点半午餐（当时我们一天吃两顿）过后，号子闲聊开始。一如平时新客上门一样，众人向新来老头打听起他的来历，可老头只是双手抱膝坐着不吭声，好不容易才问出他姓戚，今年七十二，关于案由，只字未吐。
一连几天，老头都没开口同人说过话，包括我这个邻座。按当时办案惯例，新来者第二天总会被带出去提审一次，可老头进来后却多日无人过问，直到快十天才被提过一次，而且时间特短，前后顶多半个钟头。这种少见的待遇，兼之平日沉默不语，老头在我们眼中成了一个神秘来客。
老头和我之间打破沉默源于一次倒马桶。当时号子里二十来号人共享一只木制大马桶，直径两尺多，将近半人高，每天早晨放风时拎出去倾倒洗刷，平时按座位次序两人一组轮流。那玩意很沉，两个壮汉同拎都不敢大意。那天轮到老头和他右座倒马桶，我对老头心生怜意，主动“越俎代庖”替他干了，回号子后，他在我耳畔连连低声道谢：“谢谢谢谢，你真是个好心人。”这算他进来后第一次主动对人开口。
打那之后，我和老头之间话渐渐多了起来。在我“升级”走人时，我们已成了几乎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到了晚年回顾往事时，我经常暗自庆幸自己年轻时即拥有一些不知从哪学来的小聪明，在老头刚进号子的那个雨天夜晚，我若不是同意让他坐我身边、从而获取了一种“地缘优势”，继之又主动代他倒马桶，令其对我心生好感，老头身上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恐怕只能永远湮埋在历史尘埃中了。
在叙述这些故事之前，我得插入一段对白下看守所的简介：
当时的白下看守所地处南京太平巷（街对面就是现在的郑和公园）。无论是“文革”前或军管时期，白下看守所在南京所有看守所中的口碑一直相当不错。按监规，犯人必须终日端坐考虑“问题”，相互之间严禁交谈，可白下看守们对此往往睁只眼闭只眼，我们在里面不仅肆意海侃，甚至私自制作象棋对弈，我在外出写材料时，还曾偷偷拣好多烟头带进去抽过。这些明显违规的事即使被发现了，顶多挨几句臭骂了事。我特别记得一位姓徐的所长，年龄与我相仿，脸白白的，刚从部队转业，他非常人道，从无体罚犯人的恶迹。
正是这种难得的宽松管理，使得我同老戚在紧邻相坐的两个多月中，有机会听他娓娓道出他的那些奇遇。
一、“以貌取人”当了特工组长
老戚出生在南京中华门外扫帚巷，自幼家贫，父母靠编竹器维持全家生计。初小（注：1949年前，小学有高小初小之分，初小到四年级，高小到六年级）毕业后，老戚帮父母编竹器卖，后去茶业店当了几年学徒，满师后当伙计。长大成人娶了一农家女，生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底南京沦陷，为免遭屠戮，老戚携妻儿逃至皖南避乱。局势稍微平静后，全家于次年重返南京，靠做零碎小生意勉强度日。
老戚有一姐夫，自幼学得一手好厨艺，一直在南京几家知名菜馆任大厨，“跑反”结束回南京后，由于好多菜馆尚未复业，一时无业可就，终日为生计犯愁。幸好他平日交游甚广，经打听，有一旧相识正在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当便衣队小头头。此人诨名小寿子，在上世纪30年代曾是南京城南一带有名的地痞（后死于黑社会火拼），日寇占领南京后，小寿子卖身投靠日本人成了汉奸，并深获信任，属于在日本人面前说得上话的人。老戚的姐夫遂找到小寿子，请他帮忙在日本人机关里谋一个烧饭差事，小寿子听后一口答应。
凑巧的是，当时宪兵司令部正在扩编，原有伙夫忙不过来，急于要物色新人。小寿子得悉后立即找了上司太君，说有一朋友做菜手艺大大的好，让他来当伙夫，保证太君满意。鬼子对小寿子虽然信任，但招个中国人来烧饭做菜却不大放心，经小寿子再三拍胸担保，最后说喊来试用一下再说吧。
据老戚告诉我，他姐夫去面试那天，一下做了好几样菜。鬼子先让两条中国狗试吃，确定无事后，又让两条日本狼狗试吃，再确定无事后，才给人吃。结果是个个跷大拇指：“米西大大的好！”
试用过关后，老戚姐夫即被录用，并且一干就是几年。由于老实本分，手艺又好，渐渐成了日本太君信得过的人。鬼子不像有些中国人，嘴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实际上成天对周围人疑神疑鬼，鬼子一旦信了某人，往往持之以恒，否则，本文的故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到了1940年，汪伪政府建立，南京城的市面虽比早两年有了些起色，但老戚的生活并无好转，这时他依然做小生意糊口，一对双胞胎儿子渐渐大了，日子越来越难过。假如不是一个意外机会的出现，用老戚的话说，他全家真不知能否熬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意外机会，完全是拜他那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当厨师的姐夫所赐。
1937年底日军攻入南京城后，对南京广大军民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烧杀奸掠暴行，为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共同诟病，为了挽回恶劣影响，同时出于长期占领的考虑，日军不得不对士兵暴行有所约束，开始注意控制军纪，维持地方治安，于1938年成立了南京宪兵司令部。当时的宪兵司令部位于道署街（现瞻园路）瞻园旁。
按日本的“宪兵法令”，宪兵属陆军兵科，负责军事安全及军纪维护，兼掌司法警察业务。具体任务就是负责维持军队纪律，保障军队命令的贯彻执行，处理军队中的各种刑事案件，特别是军人的违犯军纪事件，包括逮捕、关押、看守、审讯、处决等等。实际上，就是名副其实的军队中的警察。此外，宪兵并不仅仅只管军内事务，遇有地方上的重大事件（诸如反日抗日及重大刑案），宪兵也直接插手，直到汪伪成立警察局后，才逐渐将部分管辖权移交后者。
据老戚讲，鬼子宪兵的权力相当大，普通日军见了宪兵，莫不畏惧三分，即便是中下级军官，在宪兵面前也不敢贸然顶撞，当时对鬼子宪兵，素有“见官大一级”之说。对日本人如此，对中国人更厉害，但凡涉及反日嫌疑者，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不死也得扒层皮。在中国百姓眼中，日本宪兵司令部简直就是阎王殿。据老南京人回忆，宪兵司令部所处的那条道署街，终年冷冷清清，路人大都绕道而行。
鬼子对宪兵素质的要求极高，除对天皇忠心不贰外，文化水平必须在高中以上，对身高、相貌、健康均有严格要求，经专门训练方可充任。其成分多为作战有功的陆军兵士，其中也有少数“我爸是李刚”之类有来头的名门子弟。当时，鬼子的作战兵员调动很频繁，但宪兵司令部的宪兵却很少变动。老戚后来在宪兵司令部里所待的几年中，周围大部分都是熟面孔，有几个还成了朋友，常在一起喝酒。
1938年后，随着维新政府及后来汪伪国民政府的成立，先后实施了一些安民措施，局势渐趋平稳，店面逐渐恢复营业，城市人口也渐渐多了起来，南京再度成为苏浙皖地区重镇。为了维持表面繁华，推行“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日军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军纪整饬，禁止驻军士兵恣意胡来，不准随便扰民。
问题在于大日本皇军的士兵们对此却不大买账，仍经常有日兵在商店强拿东西不付钱，到饭馆吃白食，遇到商家不满动辄行凶伤人。更有甚者，少数日军和汪伪士兵勾结，居然将部队军用物资盗出贩卖，用赃款下馆子，逛窑子。
日军当局得悉这些情况后，恼火万分，严令宪兵司令部“从重从快”打击这些同门败类，对违规违纪日军，一经发现，一律严惩不贷。用当今中国时髦的官话就是：大大加强了内部的监管力度。
“严打”一阵后，情况好了些，扰民事件基本止住了，但内部偷盗军用物资现象却始终未断，仍然时有发生，而这恰恰正是鬼子当局最不能容忍的家丑。
经过仔细分析，他们发现主要问题出在宪兵身上：宪兵们查处犯事日军时，普遍存在手下留情现象，对逮到的犯事者，下手也不够狠。想想也是，在他们看来，大家都是大日本皇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目的都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如今少数不争气的本家虽说可恨，毕竟是同一战壕弟兄，动不动将他们送进行刑室，实在心有不忍。
原因既然找到，日军宪兵司令部的头头们很快想出了一个妙计：既然皇军对皇军下不了手，那何不利用“支那人”来解决问题？只要晓以利害，许以好处，肯替皇军忠心办事的大有人在，宪兵司令部头头们决定建立一支由清一色中国人组成的宪兵内部特工队。
原先是打算从现有的便衣队中抽一部分人来干的，但考虑便衣队成分太乱，好多地痞流氓混杂其中，这些家伙吓吓老百姓可以，如授以协助皇军整饬军纪的重任显然不行。日本人决定另起炉灶，单独建队。
这特工队独立建制，直接受宪兵司令部头头亲自领导，不仅拥有日本宪兵的特权，并且有权对宪兵暗中监视调查，可算得上宪兵中的“宪兵”（注：抗日战争期间，汪伪政权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建立过名噪一时的“特工总部”，该部名义上只对汪伪负责，不受上海宪兵司令部领导，相互独立并存，实际上它仍处处仰承日本人鼻息，其真正权限远不如本文所述的特工队）。
方案既定，剩下的只是招募人选问题了。公开招募肯定不行，日本人决定，除通知汪伪政权协助外，另外靠已录用在宪兵司令部内部的中国人引荐。
上文已提到，老戚当厨师的姐夫已成为日本太君信得过的人，这次理所当然被要求介绍几个靠得住的亲友来应募特工队。事先鬼子特别强调，来人一定要绝对可靠，除了对皇军绝对忠心外，吃喝嫖赌之徒一概不要，有病的不要，不识字的不要，没有家眷的也不要。鬼子还附带提醒，一无所有的穷人最好，等米下锅者更可优先（怪哉，无产阶级在某些情势下，似乎总会受到青睐）。
不用说，老戚成了姐夫首荐对象。论条件，老戚无一不符，姐夫只是担心一件：老戚长得又瘦又矮，天生一张黑脸，论相貌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而鬼子用人历来讲究容貌，日本宪兵们无论身高长相都有相当严格要求，如今把这又丑又黑的小舅子荐去，会不会惹得太君发火？
左思右想，咬了咬牙还是替老戚报了个名。为了防止意外，老戚姐夫另外又引荐了两个，心想即便老戚被刷掉，最后总会落得个把，起码不至于被怪罪。
面试那天，鬼子司令亲自坐堂挨个察看盘问。老戚和另两位由姐夫带着进入办公室后，看见司令年龄不大，戴金丝边眼镜，一副文人面相，待人相当和善，还是中国通，读写听讲都不用翻译。
三人中老戚是最后一个过堂。前两个被盘问一番都出去了，轮到老戚时，司令看了看手中老戚的登记表，接着起身离开写字台，双臂相抱，一手托腮，盯着老戚缓步绕了两圈，一边绕，一边微微摇头。
一看鬼子司令摇头，老戚姐夫心里连道“完了”，肯定是司令瞧不上眼前这位未来特工的尊容了，于是赶忙要上前帮忙说几句好话，谁知司令笑眯眯伸出手挡住了他：“你的，不用说，我的，大大明白。”
说完，鬼子司令返身在老戚登记表下方写了几行字，并将表格折了个角，单独放在一旁。做完这些后，司令笑容满面地拍了拍老戚姐夫肩膀：“你带来的三个，就他最好。我的，大大满意。”想了想又补充道：“你的，功劳大大！”
事后得知，这次应募报名的将近有二百人，被录取的只有三十多个，而这些人都是三天之后才接到录用通知，当场拍板的只有老戚一人！
老戚姐夫亲眼目睹这个丑八怪小舅子居然交此好运，自然是喜出望外，只是始终不明白司令太君究竟看中了老戚哪一点？他明明看到鬼子司令绕着老戚摇头，结果居然独独相中老戚，这鬼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倒是老戚大脑比他姐夫的厨师大脑发达得多，当时他估计之所以会被鬼子司令看中，很可能是因为自己这副长相非常难得，无论走到哪儿都不会被人正眼看，这恰恰是便衣特工的天生好皮囊，特对司令胃口。
我一直记得当年老戚侃到这里时的话：“那个鬼子司令朝我摇头，起先我也以为嫌我丑，不过我很快明白，那不是嫌我，意思是我这相貌太难得，太不容易找了。”
我听了不由对这位司令的“慧眼识人”赞叹不已，同时对中国辞典中“以貌取人”的贬义解释大大地不以为然。
就这样，老戚成了南京日军宪兵司令部内部特工队的一员。
接下来老戚他们受了三个月的特工集中突击培训，别看尊容不佳，老戚却特别聪明，门门测试名列前茅，特别是日语速成课目，一直独占鳌头。集训结束后，他们被分为三组，老戚任第一组组长。特工队直属宪兵司令部几个头头领导，与其他宪兵中队不发生横向关系。
临正式执行任务前，鬼子司令亲自对他们做了具体交代，特工队全部便衣执勤，每人配手枪、手铐和警哨，发有一枚特别“派司”，凭此“派司”可到处通行无阻。特工队不规定上下班时间，但每天二十四小时必须要有人值勤，遇有情况随时可向头头报告。鬼子司令特别强调，特工队盯查的重点是日本军人（包括宪兵），对社会上的案件可管可不管。
特工队的待遇也相当不错，由于年代久远，我已记不清老戚讲的具体数额，只记得月薪大概可以买十石米，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薪水了。在老戚他们上任前，鬼子给每人又发了一笔安家费，上顿不接下顿的老戚家，终于一下从糠箩跳进了米箩。此外，鬼子司令每月还单独向每个组长支付一笔颇为可观的现金，用于雇佣、收买线人和告密者，这笔用项由组长根据需要处理，不必具体汇报，我想这其中肯定大有文章，不过没好意思问老戚。
二、破案
（一）皮带—“黑市”—“光福”—“中日合资”—“21号”
老戚破的第一个案子，是鬼子军用仓库中一批军用皮带被盗事件。
大约是在1941年春夏，鬼子在南京通济门的军用仓库中发现几箱军用皮带一夜间忽然不翼而飞，经查，肯定非外贼入盗，而是内鬼所为。所谓内鬼，不用说就是监守自盗的看仓库的日军了，于是侦查任务落在了老戚他们头上。
老戚他们很快找到了线索——
当时正值夏天，普通百姓几乎人人穿木拖（南京土名称为趿板儿），老戚他们在水西门一带发现好多人脚穿一种新款趿板，其最明显特点是，趿板的横带不是传统的布条，而是从未见过的酱色牛皮，既美观舒适，又坚固耐用。经老戚他们一察看，那牛皮正是用日本军用皮带截断改制而成的。再经打听，趿板都是从附近的“黑市”上买来的。
说到此，不得不简单介绍一下南京在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一度大名鼎鼎的“黑市”了。
大约从30年代开始，南京堂子街、莫愁路、朝天宫、建邺路西段、大王府巷（如今的王府大街）一带，即存在一个地下市场，这就是当时南京有名的“黑市”。之所以称其黑，主要有二：一是天黑，交易时间从夜晚10点到清晨4点左右，绝对不能见天光；二是货黑，交易物大都是来路不明的“光福”财物或偷盗赃物，也有少数正经人家一时急于用钱来此变卖物品。
提到“光福”，为了让后人了解南京在抗日战争期间某些特有的旧事，我又不得不在这里对这个鲜为人知的名词做点专门介绍。
1937年底南京沦陷时，城内很多居民都举家逃往外地避难（通称“跑反”），无力外逃的老弱妇幼，则只能弃家躲入宁海路一带由美英等国红十字会临时筹建的“难民区”。这些难民临走之际，仅匆匆带了些细软，大量的家具、日用物品根本无法携带，只是锁上家门赶紧走人，有的连大门都顾不得关。这一来，就给一些胆大的亡命之徒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帮家伙大多是一无所有的赤贫无产者，他们眼看稍微有点家当的居民都外逃了，于是纷纷闯入空无一人的外逃户宅内，将人家所有家当洗劫一空。以致后来宅主重返故居时，发现家中已经空无一物，连马桶、夜壶、扫帚、簸箕这些最不起眼的家什都不翼而飞（笔者外婆家即遭此厄）。
当时南京市民称这些亡命之徒的趁火打劫行为叫做“光福”。对那些干过“光福”、借其发国难财的家伙，老南京人无不嗤之以鼻，深为恶之。
我少年时曾问过母亲，这“光福”一词究竟出自何处，母亲说当时大家都这么称，具体由来她也不知。后来还是街对面一位颇通典故的奚老伯伯告诉了我：“什么光福啊？光福，光福，就是一无所有穷光蛋的福气！”我这才恍然大悟。
“黑市”都是沿街就地摆摊，那时夜间没路灯，条件好的亮盏马灯，差的点根蜡烛，更多的是借光行事，来此交易都是一槌子买卖，讨价还价全凭自便，银货两讫各自走人，买卖完成后不得翻悔是通行的规矩。一不小心吃亏上当，稀里糊涂占了便宜，在这里是家常便饭。这个“黑市”一直到1953年才被完全取缔。
不多扯了，让我们接续老戚的破案。
老戚他们对南京的“黑市”当然清楚，当晚就前往一探究竟，情况果如人言，一下发现有百十个卖新款趿板的，当追问货源来历时，众人都称是从陡门桥渡船口一家竹器店批来的。
老戚他们连夜抓到了那个竹器店老板，并将其带到了宪兵司令部，那家伙是个熊包，没等上刑就供出了皮带来历。原来他有个兄弟在通济门军用仓库旁边摆皮匠摊，与仓库中两个日军曹长混得很熟，皮带就是日军曹长主动提出、并与皮匠兄弟二人合谋偷出来的。他们乘一个雨天夜晚，悄悄打开边门运出几箱皮带，皮匠兄弟用小板车拖赃物，两个曹长装模作样押送，一路运到了皮匠家中。货到手后，兄弟俩别的也不干了，日夜加班制作新产品（这也算是抗战时期的“中日合资”了），源源不断送到“黑市”上批发给小贩。关于分赃，按约定是各家一半，可惜后来当事人全白忙活了，谁也没享受到合资红利。
抓捕两个日军曹长的过程颇富戏剧性。
当老戚带领一帮弟兄去军用仓库时，日军门卫不让进，老戚掏出特别“派司”也不行，老戚要站岗的日军在岗亭内摇个电话给宪兵司令部核实一下，可两个日军睬都不睬。老戚当然不能让头笔生意泡汤，立即叫两个手下拦了部黄包车一溜风跑到宪兵司令部求援，半小时后，一卡车鬼子宪兵开到了军用仓库大门口。日军门卫一看宪兵到了，知道情况有些不妙，赶忙立正行礼，带队的宪兵头头什么也没说，上前对日军门卫左右开弓就是几个大嘴巴，打得两个日军门卫低着头屁都不敢放一个，乖乖地眼看宪兵们护着老戚一行人进了仓库。
谁知总管仓库的鬼子也是个不买账的主，他看一个黑不溜秋的支那小矮子带帮人耀武扬威地要带走手下两个曹长，满脸不屑一顾的神情，侧着身子不开口，直到宪兵头头对他吼了一番后才交人。经过这番折腾，老戚他们早就一肚子窝囊，等铐上两个曹长后，心想：“你狗日小鬼子瞧不起老子中国人是吧，现在打给你们看看！”于是一拥而上朝这两个倒霉蛋脸上就是噼里啪啦几记耳光，弄得在场日本宪兵们都有些灰头土脸。
老戚参与了这四个人的过堂。经反复盘问，皮匠弟兄确实只干过这么一次，故而没动大刑。两个日本曹长受的罪可就大了，因为怀疑他们还有其他勾当，吊打、烙铁、过电全用上了。老戚说过电刑最厉害，那玩意看起来像电话机，摇把咕噜咕噜一转，受刑者立马屎尿直喷，再硬的汉子也挺不过这一关。最后两个曹长都招了，他们先前果然还偷过布匹、马蹄掌等军用物品，不过购赃下家已无法追寻。
按理说，四人同伙偷盗，下场应该一样，可结果却大相径庭。
问题出在老戚等从中做了些手脚——出于民族同情心，老戚暗中嘱告皮匠兄弟，要他们一口咬定是在日本太君威逼下干的，不然怎么也不敢动偷皇军财物的念头。老戚再三警告皮匠兄弟，如果不这样供述，那就死定了。皮匠兄弟一听自然遵命照办。
最后结论是两个日军曹长属主犯，皮匠兄弟算胁从。
处理结果是：皮匠兄弟交保释放，两个日军曹长转去了“城北21号”。凡是送那里的，没人能活着出来。
我问老戚21号是何处？他说那是日本军在南京最高的特工机关，他只知道21号大名，具体地点不太清楚，听说在城北江苏路一带，他从没去过。
听到此我不由夸了老戚几句，老戚说，俗话公门好积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都是中国人，总不能眼看让他们去送死吧。想想又补充道：“其实，上头鬼子也看出我们有意开脱了皮匠兄弟，只是没点穿而已。鬼子自有鬼子的道理，他们一贯瞧不起中国人，认为‘支那人’都是贪财忘义货色，天生要钱不顾命，故而对皮匠兄弟这种干偷盗的贱民不以为奇，杀不杀无所谓。另外，当时正要利用我们为其卖命效劳，尽管明知我们有心袒护同胞，想想还是做个顺水人情为宜，睁一眼闭一眼。与此相反的是，他们可容不得大日本皇军内部监守自盗的败类，那是大和民族的耻辱，不除掉对不起天皇，对不起大日本的列祖列宗。”
当时听到这里我未免心生感慨：一个小小日本岛国，当年能把偌大的中国打得稀里哗啦，除了其他诸多因素外，民族性肯定是个绕不开的重要问题，从这起案件即可略见一斑。
据老戚讲，这个案子的经过，很快在驻南京日军各部队内部之间传开了，说宪兵司令部里有个支那特工队非常厉害，在后来执行任务时，再没发生过上述不愉快的事。
（二）“扣枯戚”
接下来不久老戚他们又破获了一起偷铜案。
当时日军在南京南门（即中华门）外邓府山有一个专司修理枪炮的修械所，所内技术人员大多是日本人，另外雇佣了不少中国的“外国铜匠”（1949年以前车、铣、磨、刨、钻、钳等机械工的统称，此名源自上海），主要管理人员均为日本军官。出于枪炮维修所需，所内存有大量铜、锡、铅等有色金属，日军头头中有个少佐和一个中国领班勾结，又串通了其他几个人，先后盗出了几千斤铜、锡、铅。由于涉案价值可观，日本军方立即交宪兵司令部侦破。
老戚等接受任务后，首先想到了南京国府路（后改名为长江路），因为那时南京的私营机器店基本集中在这条路上，而机器店正是有色金属的大用户。果不其然，老戚等很快嗅到了踪迹：几乎每家机器店都买过来路不明的铜、锡、铅，而且矛头指向同一卖主——南门外护城河边一个住在船上的胖子。
下面无非是抓卖主了，可这次出了意外：当老戚他们跳到胖子船上时，那家伙似乎早有防备，一个猛子扎进了护城河，从此再没露过面。幸好老戚他们在船上找到了不少铜、锡，更重要的是胖子老婆也在船上，从她嘴中得知胖子有个好朋友在邓府山修械所当领班，赃物全是从他那里搞出来的。
紧接着修械所领班被抓，反正进了宪兵司令部没有不开口的，最后所有涉案人员一一落网，前后只跑了那个泅水逃掉的胖子。
老戚说这次个个都动了大刑，不过结案后没转21号，参与盗窃的中国人全送东北去挖煤，日本人则送至前方火线效力赎罪，日本少佐和中国领班属首犯，在宪兵司令部内就地枪毙。这次老戚等没敢“玩花样”，中国领班只能引颈受戮。
说到枪毙，我特地问老戚有没有亲手毙过人，他摇摇头说那是行刑队的事，他们从不插手。不过他看过毙人：司令部内有个专门毙人的死刑室，四面洋灰（水泥）墙，密不见光，终日开灯，两边各有自来水管，墙根砌着尺把宽的出水槽。死刑犯双手反铐被带进后，面墙站立，先由一个鬼子在其两眼蒙上黑布条，接着行刑兵端枪抵着死刑犯后脑勺开枪。完事后将死者尸体拖出门放在一个四轮小拖车上，车上有带铰链的罩板，往下一盖拖走。一切结束后，有戴口罩穿白大褂长筒胶靴的卫生兵进入，冲洗地面，再喷药消毒。讲这些时老戚一副司空见惯的神情，可他描述的那画面在我脑海中存了几十年。
两次案办下来，老戚在宪兵司令部有了些名气，一些鬼子宪兵见到他时，往往也竖大拇指：“扣枯戚，你的，这个。”
我问他“扣枯戚”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鬼子给他起的名，原先他也不明白何意，后来才知道日语称黑人为“扣枯”，老戚人生得黑，加上姓戚，故而成了“扣枯戚”。我记得老戚讲到这事时，那双微眯的老眼特别有神：“你别看我如今老成这副模样了，当年在鬼子宪兵司令部里，从司令到门岗哨兵，只要提到‘扣枯戚’，没哪个不佩服！”
听这话时我才二十八岁，不由对身边这位前辈奇人更加刮目相看。
（三）药品—红灯区—朝鲜人—一位神秘人物
在老戚讲述的案子中，盗药案可算是最离奇最精彩的一宗。后来他之所以能两次逃脱牢狱之灾，很可能也同此案大有关系。
大约是在1943年前后，南京好多家日军医疗诊所先后发现药品及医疗材料数量出现漏洞，而且不是小数目。
当时日军对药品的管理非常严格，按规定，伤员及军内病人但凡到诊所就医者，均须逐一登记，用药数量亦有详细记载，每隔一定时间，还有专人负责核对实际用药和库存账目是否相符。鬼子在那段时间发现，不少诊所的库存账目和实际用药记录有不少出入，即好多药品并未用于治病，不知到哪儿去了。
当时的战局，日军虽占领了苏浙皖数省的大小城镇，但各省境内都有坚持抗日的国共军队在活动，这些部队作战条件极其艰苦，最急缺的物资之一就是药品，特别是伤员的急救药品和器材。对此日军当局也非常清楚，为防药品流入敌方手中，故对药品的进出来往控制极严，当时南京地方药房基本无药可售，普通百姓即便购买红汞、碘酒等日常家庭药，亦必须凭“良民证”登记后才可购得少许。城内过往行人如在身上被搜到可疑药品，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送宪兵队再说。
现在突然发现军队内部药品去向不明，理所当然引起了日军当局高度重视。于是，缉查任务落在了老戚他们身上。
由于时隔四十余年，兼之此案细节繁多，笔者现作为年逾古稀老者，已难以全表当年老戚所述的具体侦破过程。总之，这个案子费了不少周折才破，主犯是南京日军当局医药主管部门内几个人，他们串通了一些军队诊所的有关人员，盗出了一批药品，然后由中间买家多次易手高价转卖，最后药品去向尽管没完全搞清，但未出鬼子预料，正是中方军队。
据老戚说，这个药品案牵涉二十多人，除少数经保释得以幸存外，大多被处决或死于刑讯，涉案的鬼子军人也无一幸免。
虽然难以尽述老戚所讲的内容，但这桩药品案中的有些情节却一直留在了笔者记忆中。其中之一就是破案线索来自于日军的嫖娼。不怕各位见笑，但凡涉及性事传闻，可谓无人不感兴趣，笔者当时正值青年，自然而然对这些情节印象特深，乃至今日尚能一一道来。
说及嫖娼，可能有人要问：当年日军不是有军妓营、慰安妇吗？既然如此，日军为何不就近“方便”，而要另辟蹊径呢？
要想说清这点话就多了，在此只能扼要地讲一下：一是日军当年的军妓营和慰安妇根本就不如后人所想象的那么多，据老戚说南京也只有区区四五处，而且鬼子官兵并非随时想去就去，事先得申请批准，去了之后还得排队等候，循序而入，每次总共只准半小时；再就是由于供不应求，慰安妇们疲于应付，“服务质量”也就可想而知。老戚曾同熟识的日军闲谈间扯过这些事，不少鬼子对这种“慰安”牢骚满腹，说好不容易轮到一次，可每次只规定半小时，更令人丧气的是，慰安妇为了尽量减少来人在身上翻来覆去倒腾，她们总有办法让你尽快“缴械”，一般几分钟便完事大吉，半小时根本用不了。有的鬼子戏谑地将此比之为“小便”。
这样一来，一些鬼子——尤其是津贴较高的军官——就对中国妓女特别感兴趣起来，因为从她们那里，总能获得曲意逢迎的满足。当时鬼子已经不能到处任意胡来，既然身为嫖客，那就得按市场规矩行事，没有足够的嫖资休想沾边。
附带说一下的是，按日军当局规定，鬼子军人除去慰安所定点接受“慰安”外，是禁止接触中国娼妓的，可后来发现鬼子军人对中国妓女的兴趣超过对上司命令的敬畏时，往往对此睁只眼闭只眼。当然，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荣誉，嫖娼的鬼子总会脱掉军装换上便服，扮成中国嫖客。
南京自明清以来，直到民国时期，夫子庙秦淮河一带一直是花红柳绿的繁华地带，秦淮河沿岸的钞库街、乌衣巷、石坝街、钓鱼巷等地，历来是娼门云集的“红灯区”，老南京人可谓无人不知。1937年底南京沦陷后，“红灯区”自然也烟消云散，但随着后来市面逐渐恢复，一度遁迹的娼妓们又重返故地，再操旧业。加上汪伪政权的一些政策性扶持，“红灯区”的昔日兴旺很快恢复如初。
同世界各国的间谍、特工都对妓院、酒吧、赌场深感兴趣一样（因为这些场所正是猎取情报和同时消遣的好去处，二战期间大名鼎鼎的苏联间谍佐尔格，就栽在一个日本妓女身上），老戚他们也不外如此，上任没多久，便同娼门的妓女们混得很熟。随着接触增多，妓女们也隐隐猜到老戚等不是一般来头的上门客，每当老戚向她们打听一些事时，往往总乐意相告。
有关鬼子嫖娼的事，老戚他们就是从妓女们口中得知的。那么妓女们又是怎样从身着便服同样黄皮肤的来客中辨别出日本人的呢？说来很简单，鬼子嫖客有两大明显特点：一是每次来时总很少说话，通常只简单哼哼哈哈一番就直接上床，难得开口时讲的话都是非常生硬的太君腔；二是无一例外每次行事都戴套，这玩意在当年是极稀罕的物件，中国人既买不起又无处买，只有鬼子才用。
以老戚他们的身份，当然知道日军当局的内部禁嫖军令，按理说他们有责任缉查鬼子军人的违纪嫖娼，可是当了解到这条禁令一直形同虚设、只不过是做做样子时，很快意识到没必要去多管这种闲事，为此他们从来不趟这种浑水。有意思的是，他们在妓院还撞见过冒充中国嫖客的宪兵，尽管面孔熟，但一概装做互不相识。
接受药品案后，老戚他们当即认定是日本军中负责药品管理的“内鬼”所为，继经分析，“内鬼”搞出药品后肯定要想法卖掉变成现钱，而赃款到手后总得要花销，其最可能的消费去处应该离不开妓院。于是老戚他们将夫子庙红灯区定为捕捉线索的重点，每天有事无事总要去转转。
果然，没隔多久便抓到一条大鱼。
某天通过与几个妓女聊天扯闲时，得知最近有个鬼子嫖客来得很勤，这家伙劲头特足，每次至少两三“火”才罢休，而且喜欢花样翻新，搞得女方个个皱眉喊累。之所以断定来人是鬼子，无非是上面所讲过的那两点：一是上床带套，二是口音不像中国人。讲这话时有个女的还拿出个气球给老戚他们看，说这就是那个鬼子留下的。当时由于套子罕见，逢日本嫖客上门时，她们总爱完事后要人家留下套套，洗干净吹成气球玩。
此外，妓女都称这家伙出手大方，不像有些鬼子磨磨蹭蹭讨价还价，同时还喜欢摆阔，经常掏出关金券（当时流通的钞票）来抖得啪啪响：“金票，大大的有，你的，大大放心。”
日本人，钱多，出手阔绰，最近来得勤，老戚他们一听，顿时感到有戏。可转念一想，日本嫖客并非一个，怎样才能辨出此人呢？
说来也算合该那鬼子嫖客倒霉。正当老戚们因妓女七嘴八舌讲不清这家伙的具体长相而皱眉头时，其中几个与他上过床的，无意间却道出了一个重要秘密——在这家伙肚脐下方寸把处，有个铜钱大小的圆形伤疤。有的还搔过那伤疤，每逢此时鬼子嫖客总会呵呵直笑。
正是这个疤，成了老戚他们瞄准的靶。他们很快去了地处鼓楼黄泥岗的日本陆军医药管理课，查看有没有肚脐下有伤疤的成员，通过档案一查，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嫌疑对象：这家伙是个军官，下腹被刺刀捅过，肚脐下有个明显疤痕，目前是医药管理课头头之一。讲到这事，老戚曾不无感叹地对我说：“狗日小鬼子办事真他妈认真，每个人的档案都非常详细，连受伤的疮疤都有专门照片。”
令老戚等特别感兴趣的是，通过档案得知这家伙竟是朝鲜人。
提起朝鲜人，但凡经历过1937年底南京大屠杀的老南京市民，无不咬牙切齿。这是因为当年攻陷南京的日军中，有相当多的朝鲜雇佣军，这些亡国奴出身的朝鲜人，在入城后的烧杀奸掠暴行中，对南京百姓惨无人性的施暴程度，比其主子日军来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强奸，手段特别残忍，达到令人发指地步。笔者年幼时多次听母亲、外婆（她们因躲入美国人主创的难民区而逃过一劫）及其他长辈老人谈过那些朝鲜人的兽行。当时日军对被奸妇女，一般是完事后走人，而对妇女先奸后杀的，绝大部分均系朝鲜军人所为。
以老戚他们对当时那些朝鲜人的了解，当然比我这晚辈深刻得多，一看那朝鲜人极可能是条大鱼，潜在的民族仇恨加上当时的职业使命，焉能将其放过？他们当即翻拍了那个朝鲜人的头像和伤疤照片。
当他们拿着照片去找那些妓女辨认时，妓女们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就是他！”
为慎重起见，老戚他们又从妓女那儿大致统计到了那个朝鲜人的光顾次数，并由此算出了他该付的嫖资，再同其每月领到的津贴相对照，很快发现两者间存在着为数相当可观的差额。
这些钱哪来的？显然只有“请君入瓮”亲自解释了。
没隔两天的某晚，老戚和弟兄们在石坝街一家娼门盯到了那个朝鲜人。当他心满意足吹着口哨走出一间屋时，刚陪过他的妓女向蹲点的老戚手下发了个信号，这家伙刚出大门没几步便被铐住。
据老戚说，那朝鲜人一进宪兵司令部虽情知不妙，但一上来高低不招供，直到尝足大刑滋味后，才乖乖承认如何串同几个同伙把军药盗出的事实。老戚告诉我，他和弟兄们在用刑时下手特别重，有时明明知道他确实已“竹筒倒豆子”了，就是不肯罢手，非得让其吃足苦头。
下面要述及这药品案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了。
撬开那个朝鲜人嘴巴后，同伙鬼子很快被一网打尽，但缉拿买主却没那么容易。中间人倒是抓了一些（也跑了不少），可明明有藤在手，瓜却摸不着，眼看快有结果了，紧要环节却总断线。说来也难怪，这些中间人个个只顾层层加价转手捞钱，相互又是单线来往，要他们说清最后的真正买主谈何容易，有两个死在行刑室的，断气时连下家都讲不清楚。
动足脑筋使尽手段，老戚他们最后总算盯上了一个重大嫌疑对象。
此人姓王，四十上下，面孔微胖，个子中等偏高，头上戴顶呢帽，身着灰布长衫。有好几个落网的中间人都提到过此人，说向下家交货时，曾见其和下家在一道，但他从不亲自出面，只是在旁冷眼相看。据他们交代，这几次交货地点都在夫子庙附近的茶楼酒肆。附带说一句，这药品可不像前文所讲的皮带或铜、锡材料那样惹眼，一个普通小包就能装不少贵重药物，茶楼酒肆正是交货好去处。
糟糕的是，这几个落网者当初的直接下家已全逃走，单凭这点线索，老戚他们既无法找到此人，即便找到，也因证据不足而难以下手。
老戚决定亲自出马碰碰运气。他把自己扮成乞丐，带着两个落网的中间人，天天去夫子庙一带的茶楼酒馆转悠。终于，没隔两天，居然让老戚撞了个正着：一个雨日下午，当老戚等走进一家茶馆时，两个中间人同时认出了以前见过的那家伙，此刻正独坐在一张桌边悠闲地喝茶。老戚当时没惊动他，只牢牢地记住了对方的脸。
讲到这里，老戚有意无意间略去了后来他单独和王某直接接触的经过（在同老戚闲聊中，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发生，此正衬映出这位前辈的世故和精明）。他只简单告诉我，最终他不仅放过了王，而且同这位王先生成了朋友。
我问他，这王先生究竟何许人？老戚道：“板凳腿。”
见我仍旧一脸茫然，他又徐徐吐了三个字：“新四军。”
我说板凳腿和新四军有什么关系？老戚淡淡一笑问我：“板凳有几条腿啊？”我恍然大悟，不禁“哦——”了一声。
一个日军宪兵司令部特工，居然和一个新四军地工成了“朋友”，不用说其中肯定大有故事，遗憾的是老戚始终未提具体情节。
是王先生用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打动了老戚，还是用钞票买通了后者，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出于对前辈的尊重，我一个字也没问。
换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想我仍然不会追问这位前辈语焉不详的原因。人就是人，一念之差瞬息万变，谁又能说得清？
这桩药品案的结局多少有点不了了之的意味，虽然最终没搞清被盗药品的准确去向，老戚他们好歹算揪出了内鬼，堵住了漏洞，鬼子当局倒也算满意。这起一时沸沸扬扬的药品案，就此了结。
三、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
在老戚同我终日闲侃的日子里，还讲述过不少如何查处鬼子内部偷盗的故事，限于篇幅，另外也觉得内容多少有些大同小异，本文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在他为时近七年的特工生涯中，大大小小案子破了无数，而死在老戚和他弟兄们手中的鬼子，至少有一个排。
为此我调侃过老戚：“你好歹也算为中国的抗日出过一份力哩！”他淡淡一笑答道：“出什么力啊？像我这样一边拿鬼子金票，一边帮他们杀自己人，这种好事有几个人能遇到啊？只能算我的运气比别人好。”
就像鬼子成天祈祷“武运长久”而好景不长一样，老戚的好运也没维持几年。
时间很快到了1945年，是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老戚他们这支特工队在鬼子投降后被解散。据老戚说，解散那天，宪兵司令特地面见了特工队全体成员，对他们的服务表示感谢，并立正低头致意，此外，每人还发了笔遣散费。当年我听到这里时不由心生感慨：办事能如此始终，这日本人同其他民族相比，还忒有不同之处。
1946年初，老戚以“资敌”罪（注：他够不上汉奸资格）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刑四年。他那在日军宪兵司令部当厨师的姐夫倒是安然无恙，日本投降后在南京大中桥尾开了家饭馆。
被判刑后，老戚即进了南京老虎桥监狱。大约过了七八个月，有天江苏高等法院来了个推事（法官），向老戚宣读了一纸改判通知，大意是：该犯虽跻身敌特机构数年，但其侦捕处理对象主要是日军内部成员，并无直接加害我民族百姓之具体罪行，且在办案过程中，能尽其所力对涉案的中方百姓实施宽纵，免遭杀害。经复审，确认原判量刑过重，兹决定自即日起余刑减免，恢复自由。
出狱后，由于战前在茶叶店学过手艺，老戚在城南一带摆了个茶叶摊维持生计，一对双胞胎儿子同时进了位于南京石鼓路的军用被服厂，日子还说得过去。出狱不久，老戚老婆因病去世，后来又找了个半边人搭伙度日。
1948年底，随着国共战事吃紧，国民党败局渐显，老戚儿子的军用被服厂决定迁往台湾。按规定，被服厂职工的直系亲属可随同去台，谁知厂方核实随迁家属身份时，查到老戚在日寇侵华期间曾是日军宪兵司令部特工队成员，为此不准许随子赴台。1948年深秋的一个下午，老戚和双胞胎儿子在下关轮船码头挥泪作别，从此再未见面。讲到这里，老戚特别伤感：“那天，我一直眼巴巴看着儿子登上兵舰，就在汽笛拉响快要开船那一刻，兄弟俩突然又沿跳板匆匆跑了下来，在我跟前双双跪下，咕咚咕咚磕了几个响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咚咚的磕头声，唉……”
一晃之间到了1950年，这年冬天当局在全国大力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刚开始，老戚即按当局公告，主动到公安机关登记，彻底交代了当年在日军宪兵司令部当特工队组长的详细经过。登记交代后，一连好几个月老戚倒也平安无事，到1951年春末，事情终于来了：一天户籍警上门要他去一趟派出所，去后即被送到娃娃桥看守所，只隔了一星期，被市军管会宣布判处有期徒刑一十八年！罪名是“汉奸反革命”。
老戚又一次走进了老虎桥监狱。这次，用他的话说是“心灰如死”了，十八年，这是令人头皮发麻的漫长岁月，刚过半百的他，想想要到风烛残年才能结束铁窗生活，觉得真不如一枪毙了来得痛快。
富有戏剧性的是，老天爷又一次眷顾了老戚：就在服刑刚过半年时，上面突然来了两个军人提审他，除再次核实他的特工队经历外，重点盘问了他在药品案中与那个“朋友”王先生之间的事，老戚按先前交代过的内容又详细复述了一番，这次来人对一些细节很重视，反复叮问了多遍。
大约隔了半个月，某天老虎桥监狱长把老戚叫到提审室，向老戚宣读了一份南京市军管会下达的改判通知，这份通知不像上次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那样啰唆什么改判理由，只是简称原判过重，决定撤销原判，改为管制三年。
据老戚讲，当年他的那些同行大都判了重刑，能获改判的，仅他一人而已。听到这里，我自然而然联想到了那位王先生，按正常推理，此时的王先生，应该是级别不低的高官了，极有可能是他在暗中拉了老戚一把。
就这样，这位当年在日本宪兵司令部颇有名气的“扣枯戚”，先后两次逃脱了大牢伺候。所不同者，第一次是国民党时代，第二次是共产党时代。
古希腊先哲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我们的老戚，俨然成了一个相反特例。
出狱后的老戚，回到原住处一看不觉呆了：原先的房子早已另住他人，原先同居的女人也不见了，经打听，原来他进老虎桥监狱后，女人听说老戚判了十八年，把两间平房三文不值二文卖掉后，跟一个男的跑了。
无家可归的老戚当即去了派出所，并在那里一连借宿几天。公安局一看不是事，很快通过民政局给他在白下路陈列馆（注：陈列馆是南京白下区有名的老街巷，现已拆并为长白街）找了间小屋安顿了下来。
此后老戚又重操旧营生倒卖茶叶，去皖南泾县、黟县一带进货，回来分发给一些长年老用户，生意虽不大，糊口倒也不成问题。从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老戚就这样靠贩茶谋生。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尽管中国各类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势头有增无减，但从没任何人来“关心”过这位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嫌疑的“地下”茶业经纪人；当然，老戚也从没以无收入来源的孤寡老人身份去找街道居委会讨过救济，用他的话叫“两不擦”。这种少见的例外，使得老戚像阴沟里的耗子，在灭鼠高招不断的年代悄无声息地苟活了下来。
这其间，只是在1965年老戚所在街道搞“社教”时有过一点小插曲。
某日，“四清”工作队心血来潮，责令所有“四类分子”逐个去汇报思想，不知为什么，老戚也作为编外阶级敌人位忝其列。常年被人忽视的老戚，知道自己底牌不硬，自然不敢怠慢，只得乖乖前往。去前，出于专业本能，这位特工前辈专门精心打扮了一下。当他进入工作队办公室后，正好是位女队长问话，一看眼前这个浑身臭烘烘、佝偻着背又黑又矮的瘦老头时，女队长不由皱眉捂住了鼻子。老戚刚从干瘪的嘴中含糊不清地吐出几个字，那女队长立即连连挥手：“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老戚一听赶忙点头哈腰称“是”，人刚转身，女队长又恶狠狠补了一句：“下次不用来了！”从此，工作队再没找过他。
听到此我不由笑了起来，一下想起当年那位日本宪兵司令部鬼子司令为何一眼相中老戚。
四、祸起不速之客女子
“文革”初期，老戚没遇什么麻烦。步入古稀之年的他，年龄优势加上出色的装聋作哑，使其成了一条不入革命群众法眼的老落水狗，以致街道上所有该斗的对象都轮流粉墨登场后，老戚依旧同革命群众相安无事，照旧倒卖他的茶叶。据他说，这段日子生意比“文革”前反而好，原因是先前一些同行慑于形势洗手不干了，从而少了很多竞争对手。
老戚的出事，发生在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后期。
此前的1968年深秋某日傍晚，老戚正在做饭时，忽然有个女子上门乞讨，该女三十略出头，蓬头垢面，一身单薄褴褛的衣衫勉强遮体，加上明显的外地口音，一看即是流落漂泊来此的异乡人。该女自称从早到现在还没吃东西，苦苦哀求给点剩饭，说话间眼泪滴了下来。老戚打量此女一番后，觉得她不像普通的职业乞丐，不觉心生怜悯，让其进了屋，随之让她饱餐了一顿。老戚说这女的真能吃，狼吞虎咽完他给自己准备的那份晚餐后，仍觉不饱，只好又烧了一钢精锅饭给她，瞧那样子，饿了确实不止一天两天了。
接下来的事就麻烦了。
当那女的吃饱，又主动把锅碗瓢盏洗得干干净净后，老戚指望她该走人了，谁知女子进而恳求老戚让她借住一宿，自称连日来一直居无定所，到处露宿，前一晚在火车站候车室长椅上睡觉时，被红袖章撵了出来，后来在湖边一个大水泥管内蜷卧了大半夜，天亮醒来时人都快冻僵了。女子说让她在屋内墙角躺一夜就行，求老戚无论如何行行好。
老戚当即一口回绝，连称不行，女子一听登时失声痛哭起来。
那两天正逢当年秋末首次降温，室外冷风呼啸，屋内也明显感到寒气袭人，望着外面黑暗的夜空，再看看眼前这个苦苦哀求的女人，老戚不由动了恻隐之心，考虑再三，最终答应了她的要求。
老戚那小平房也就二十平方不到，平时隔成了里外两间，里间摆张床睡觉，外间烧饭，一张方桌加口水缸占了近一半地方，他在外间角落给女人挤了个临时地铺，扔了床旧被给她。
女人挺懂事，主动帮老戚整理了一下外间环境，又进入里间拾掇了一番。多年没女人进门了，老戚在旁看着她忙活，心里不免生出一丝异样感觉，显得有点手足无措。此后老戚打水让她洗了头脸，发现这是个长相颇为清秀的女人。老戚特别提到，那天单是洗脸水用了好几盆，洗下的净是黑汤。
临睡前，出于人之常情，老戚问了问女人的来历，起先女人不大多说，只是有一句无一句地应付，后来不知怎么话渐渐多了起来，再后来，女人把她的一切全告诉了老戚。
当女人将她那惊心动魄的遭遇和盘托出后，老戚桌上那个旧闹钟的时针已快指向2点了，正是这段数小时冗长的叙述，给晚年的老戚引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老戚向我转述这女人经历时也很详细，我记得好像用了整整一天。蹲过号子的都清楚，在那里面为了打发时间，讲故事者总会有意无意放慢进度，而听者则巴不得故事拖得越长越好。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复述这些事时，当然毫无必要那样做，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当年我亲耳所闻的内容实在太令人震撼，它们已成了我记忆库中一幅可怕的藏画，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勇气去仔细观摩，今天当我不得不再次打开它时，只能匆匆瞥上一眼后迅速拉下盖布。既然如此，我下面叙述的只是故事主要梗概，其中一些细节已被略去。
女人姓龙，学名叫龙井妹，当地人都称她井妹子。她母亲十月怀胎即将分娩前夕，有次去打水时在井台上生下了她，故而给她起了这个颇为古怪的名字（大约正因古怪，才使我四十多年后仍未忘掉）。
她老家在广西，具体何处，老戚也不清楚，只知道是个乡村。那里山水不错，就是交通不便，去最近县城办事时，几十里土路全靠两根脚杆子。
井妹子家原有二十来亩地，1950年土改时，由于村里找不出像样的大户人家，她家被“矬子里拔将军”划为地主，父母成了地主分子，她头上一个哥哥刚刚满十八岁，也成了“分子”，井妹子因年龄不够格，和下面两个弟弟则成了“地主子女”。那年，身为地主的父亲受不了活罪，用根绳子将自己吊死了，母亲不忍心撇下几个未成年儿女，苟延残喘活了下来。
井妹子读过几年小学，稍长即参加劳动，50年代末，井妹子到了婚嫁之龄，由于出落得有模有样，附近不少后生都动过她的念头，可一想到她那“子女”身份，一个个又不得不知难而退。那年头，稍有头脑者都明白娶一个地主女儿会有哪些后果：贫下中农出身的，得考虑以后孩子政治血统的纯洁，同为“子女”的，更是不敢黑上加黑，否则无疑让本家后代永世不得翻身。
最后，一个上中农成分的男子娶了她，那人比她大十岁，长相倒可以，可就是人懒，正因如此，三十大几一直没娶上老婆。在农村除“地富反坏”外，到这年龄仍然打光棍是极不光彩之事，几经考虑之后，咬咬牙娶了井妹子。成亲是1962年，那正是“三年灾害”后的短暂休养期，阶级斗争的弦稍稍松了点，对自留地的控制也宽了不少，婚后两人日子还说得过去，井妹子说，那年把时间是她一生中最舒心的岁月。
婚是结了，可井妹子一直怀不上孩子，农村家庭第一要旨是传宗接代，这一来男人急了，一口咬定责任全在老婆身上，井妹子当然不服气，于是男的就动手揍她，夫妻俩关系很快恶化起来。井妹子也曾在被打得鼻青眼肿时到大队告过状，反过来却被书记恶狠狠训斥了一通：“养鸡不下蛋，换成谁也不高兴啊，打几下算什么？别忘了你是什么人，想翻天啊！”
在此后的几年里，家里内外活计全是井妹子一人包，丈夫成天游手好闲，动辄还要拳脚相加，只是晚间在床上才特别勤快，可无论怎样折腾，井妹子的肚子就是鼓不起来。
时间一长，井妹子逐渐认命了。中国人的生存底线是“好死不如赖活”，既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一天天凑合过吧。
谁知赖活也不是人人想赖就能赖的。到了1968年那个夏天，一些同井妹子一样的赖活者，他们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
这倒不是他们不想，或者不愿继续赖活下去了，而是一场铺天盖地的风暴突然席卷井妹子老家那一带——
1966年“文革”爆发后的初期，由于革命造反主要是城里人的事，乡村并未受到多大波及，后来，开始出现激烈武斗，不久又实行了军管，到1968年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展，到处揪斗“阶级敌人”，并很快升级到杀“地富反坏”，这场运动的势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迅猛，几乎一夜间波及城市周边的各公社各大队，井妹子那个乡村自然也未能幸免。
（有关广西等地在1968年夏秋之际迫害四类分子及家属的真相，直到近几年才被一些学者及有关人士著文公之于众，四十多年前笔者听老戚转述井妹子遭遇时，对这些事根本一无所知，即便井妹子本人，当时她也不了解那场杀祸的由来。因此，上面这段文字只是笔者的后话旁白。笔者近年在看了披露广西“文革”期间死人的文章后，对照井妹子的遭遇，估计她的老家应该是在广西宾阳、武宣一带。）
运动的风暴刮到井妹子住地之后，大队根据周围公社大队的经验，立即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法官是大队书记、“贫协”主席、民兵营长、“贫协”代表等人，法庭就设在大队部，还专门挂了块牌子。法庭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几个“法官”关起门来在四类分子名单中挑出一些不顺眼的，安上“破坏文化大革命”、“妄想变天复辟”、“阴谋阶级报复”等罪名，直接绑起来干掉，对一些“子女”，认为有复仇嫌疑的，顺带一并解决不留后患，有的尽管只是襁褓幼童，照样干掉。
第一批遭殃的有十来个，其中有井妹子的老妈和哥哥，老妈被丢进水塘淹死，哥哥被刀砍，井妹子两个弟弟虽幸免，小的却吓出了精神病。就在这一批里，有两户地富全家三代灭门而尽。
据井妹子说，按当时通例，她本人只是“子女”而非“分子”，再说又嫁了中农人家，并不在计划之列，可大队的民兵营长偏偏盯上了她。这家伙是个复员军人，平时专好搞女人，大队里稍有姿色的女子大多难逃其手，井妹子婚后没生过孩子，身材一直保持得很好，民兵营长早就对其垂涎三尺，多次明里暗里调戏过她，但井妹子始终不为所动，只是远远躲着。长年的拒绝终于使这个淫棍恼羞成怒，这次民兵营长等来了报复机会。
抓井妹子发生在一个傍晚，那天井妹子刚从大田收工回到家，忽然几个彪形大汉闯进了门，二话不说把井妹子夫妻俩一起绑了起来。心中有点数的丈夫一面挣扎一面喊：“我是中农，又不是地富，你们绑我做么子？”可来人根本不听，照绑不误，绑好后将夫妻二人押到了大队仓库，进去后二人被分开，井妹子被单独关在一间饲料小库房内。
大约夜里12点，井妹子正惊恐地倚在一叠麻袋旁乱猜为何绑她来此，小库房门突然打开，只见民兵营长大模大样走了进来，随手掩上门后，他上前将井妹子身上绳子全解了，接着动手剥井妹子衣服。
井妹子出于本能开始拼命挣扎，民兵营长一看对方反抗，立刻满脸凶相地威胁道：“你敢不依的话，老子马上掐死你！”边说边用双手围成圈在井妹子颈脖上比划。
一看这架势，井妹子知道此人说到就能做到，到这地步，只有乖乖依从的份儿了。接下来民兵营长扔了几条麻袋铺在地上，一下把井妹子按倒强奸了她。
说到这里，老戚沉吟了一下，想了想又告诉我：“井妹子说那个民兵营长根本不是人，连畜生都不如，他变了法儿折磨她，差点把她奶头咬掉了……”
民兵营长发泄完后走了，没再重新用绳子捆她。那一刻井妹子的心稍定了些，以为民兵营长把她抓来只是为了满足一下多年的欲望，其他也许不会怎么样，直到下面的事发生后，她才明白自己过于乐观了。
民兵营长刚出门，紧接着又先后进来三个男的，一个接一个轮奸了她，最后进来的第四个，轮辈分还是井妹子的远房堂侄，年龄要比她小近十岁。
不知是良心尚未完全泯灭，抑或出于传统宗族观念中乱伦犯上的自责，这个堂侄在井妹子身上完事后并未立即离开，而是嗫嚅着告诉了堂婶一些实情：
就在当天下午，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开了个扩大会，堂侄作为复员军人也被召了去，会上书记传达了公社武装部的电话指示，说当前形势逼人，其他大队已干掉好多批地富，而我们大队统共才干掉一批，明显落在了人家后面，现在必须尽快迎头赶上。
众人一听上面有指示，自然不敢怠慢，决定立即动手，以实际行动紧跟革命形势。这次除了在四类分子中又“选拔”了一批外，有几个前几年在“四清”运动中成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也被列入要干掉的对象。
在挑选过程中，原本是没人提出井妹子的，只有民兵营长一人对井妹子紧紧咬住不放，硬说她四处扬言要替母亲、哥哥乃至父亲报仇，这种“子女”留在世上，是贫下中农的极大隐患，今天不干掉她，将来总有一天要杀他们。当时有人提出她男人是中农，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影响？民兵营长说，那家伙是上中农，离富农只差半步，他娶地主女儿，这本身就说明他的阶级立场有问题，干脆一道除掉算了。结果井妹子男人也被列入名单。
会议决定当晚天黑后，按名单上门捉人，集中在大队仓库关一夜，第二天上午全部解决。
当晚11点多夜深人静时，民兵营长把井妹子堂侄和另两个男的召到了一起，说，“那个女的明天反正要杀，那身好肉白白浪费掉真他妈可惜，今晚何不来个废物利用，现在就去‘那个’一下她……”
另两个男的一听欣然赞同，连称“那是那是”，堂侄一看三人齐心一致，当然不敢违逆，于是不得不随声附和跟了来……
听了堂侄这番话，井妹子登时吓得魂飞魄散。方才遭受的肉体凌辱正在令她伤心欲绝，此刻却又被强烈的求生本能所代替，当即爬起抱住堂侄大腿，苦苦哀求他做做好事，想法救她一命。
大约是良心驱使吧，堂侄迟疑片刻后咬咬牙点了点头。
他一边叫井妹子赶快穿好衣裤，一边走到小库房窗前试了试窗户铁条，发觉不是很牢后，找了根木扁担在窗条中间朝两边使劲一别，立刻出现了可容一人钻出的空隙，然后又挪动几个麻包将那窗子挡了起来。接着，他又到井妹子身边开始用绳子反绑她，一面绑一面在她耳边低语，按事先讲定，他是最后一个，完事后负责重新捆好她，现在他在绳子末端打了个活结，只要在身后拉一下绳头，绳子就会自动松开。他又告诉她，现在暂时不能动，等会儿民兵营长说不定还会来看看，确定外面没有情况后才能行动。此外，堂侄特别叮嘱她，一旦钻出窗外，只能翻越屋后山坡逃跑，千万不能走村道，因为村口有民兵日夜站岗。临尾堂侄说：“婶子啊，我帮你只能帮到这地步了，下面就看你的命了，万一你被逮到，可千万不能供出我啊，你只能说是你自己挣脱绳子撬弯窗条跑出去的。”泪如雨下的井妹子，只是连连点头。
果然，就在堂侄走后没一会儿，民兵营长又带人进来察看了一次，见井妹子反绑着靠在老地方正在饮泣，没起什么疑心，继之掉头走人。
大难未死的井妹子终于逃了出来。
她先是翻山越野逃到了最近的一个县城，在那里遇到了两个流浪者，随他们到了一个有火车站的地方，扒上了装煤的敞篷车，不知开了多少时间后，到了一个到处卖瓷器的城市（估计是江西景德镇）。在那里流浪数日后，又扒车到了安徽芜湖。
在芜湖，一个铁路道口值班的老头收留了她，过了个把月时间，铁路沿站清查流浪人员，井妹子不得不离开。老头还算不错，临别时给了她一套旧衣服，又给了她点零钱粮票。此后井妹子就沿铁路流浪，那点零钱粮票很快花完了，接下来只好乞讨度日。最后又扒火车来到了南京。
一个身无分文的弱女，从偏远的广西辗转数千里流落到江苏，其间遭遇的详情，老戚没细说，我也没细问，我想我们都有足够的想象力去推测，在此即不多述。
写到此处，也许有读者要问：以上这些情节，会不会是那个女乞丐为了骗人而编出来的？对不起，当年我听老戚叙述到这里时就提过这个问题了，我记得他一下笑了起来：“你可不会忘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吧？就凭她能骗得了我？她一开口，我就断定不会有假，她编不出来。”经他这一提醒，我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听完井妹子的身世遭遇后，老戚那个后半宿基本没合眼，同为社会底层贱民，自己虽说晩景凄凉，最起码性命尚无大碍，一日三餐还能凑合，没想到这世上竟然还有不知比自己惨多少倍的可怜人，老戚有生以来第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现在，死里逃生的女人就睡在只隔一道板壁的外间，明早起床后拿她怎么办？
让她离开？让她继续流浪乞讨？让她最后被遣送回老家？让她再次落到“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和民兵营长手中？这一连串问题在拷问着老戚的良心。
结果是第二天老戚主动留下了她。他与她讲定，对外就称井妹子是老戚一个远房侄女，因为老戚年龄大了，最近身体不大好，特地从外地农村来此照应一段日子。
附带说一下，老戚人老饭量不大（到现在我还记住，在与他共处的看守所日子里，他曾多次把每顿少得可怜的口粮省下一点给我，想到此我不禁涌过阵阵感动），加上平时有些老用户经常用粮票换茶叶，因此他积攒了不少粮票；另外，别看他那地下茶叶买卖不起眼，收入并不比普通工人差，有了粮票钞票，增加一个人吃饭不算多大难事。这一点，也正是老戚敢于留下井妹子的重要原因。
孤身多年的老戚，身边突然冒出一个女人，尽管编了个说法，还是引起了周围邻居的怀疑，情况很快反映到了居委会派出所。讲到这里时老戚特地提到了他住地的管段户籍警，当时派出所曾两次把井妹子喊了去，每次井妹子都一五一十讲清了自己的来历和遭遇，而那位户籍警的态度始终不冷不热，只管询问、记录，一直没表明处置意见，只叫井妹子回住处等候发落。
按理说，井妹子在第一次被传唤后就应该三十六着走为上，立马逃之夭夭才是，但一想起前面颠沛流离的种种难与人言的苦楚，再想想生死未卜的未来将会多么可怕，她既无勇气，也实在舍不得离开这暂时的栖身之处，最终她决定再一次认命了：反正这条命是捡回来的，是死是活全由老天爷定，既然户籍警叫她等候处理，那就等吧。
谁知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月。这其间派出所也好，居委会也好，再没人上门来问。
有天老戚出门时，正巧碰到户籍警骑车迎面而来，户籍警一见老戚，立即捏住刹把老戚叫到跟前对他说：“你告诉那个女的，叫她平时就在屋内老老实实待着，没事别出门乱跑。她的情况蛮复杂的，我们已经和那边联系过了，那边现在很乱，再过一阵看怎么弄吧。”话不多，粗听是他们并没忘掉井妹子的事，细想则多少透露出户籍警的关心同情。
我想，这位户籍警不单是同情井妹子的遭遇，可能在内心深处多少也存有对一个孤寡老人的怜悯呢。以他的职责权力，完全可以按章办事地把井妹子往遣送站一送了事，而将井妹子留在他的管段上，或多或少会给他招来点麻烦。在多事之秋的那年头，他能如此睁只眼闭只眼，确也够难能可贵了，这使我不由生出一分敬意。
时间一晃到了1969年夏。自“九大”结束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越演越烈，到处在揪阶级敌人，办“学习班”，开批斗会，机关、企业、学校如此，街道居委会也不例外。这时，多年来从各项政治运动中侥幸躲过来的老戚，麻烦终于来了。
当时的阶级敌人，主要指地、富、反、坏、右、资、黑七种，以老戚在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特工经历，显然同“反”字脱不了干系，但考虑到他1950年先判重刑、后又很快放出的特殊情况，兼之这些年来一直像只缩头乌龟，从不乱说乱动，实在找不出他任何“现行”痕迹，因此街道革委会好长时间没动老戚。
后来，街道上一些阶级斗争热情过旺的革命群众们不满了——一个在日本人时期不知干过多少坏事的老汉奸反革命，现在居然对他不管不问，继续让其逍遥法外，难不成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拿他没办法了？
条条大路通北京，群众智慧无穷尽，很快有人找到了揪斗老戚的理由。
在七种阶级敌人中，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资本家、黑帮等六种都属于品种单一的坏蛋，唯独“坏分子”包容面最广，但凡犯有对抗军管、殴打公安、挑起武斗、寻衅滋事，乃至乱搞男女关系、小偷小摸、黑市买卖、赌博成性等等等等错误而又够不上判刑劳改的，都可以成为“坏分子”，总之，“坏分子”好比一只大垃圾袋，什么破铜烂铁都能往里装。由此对照老戚，一个七十多岁的汉奸臭老头，家中长期藏着一个来路不明的年轻女子，且不论其间是否有什么敌特反革命关系，就凭不经登记非法同居这点，套顶“坏分子”帽子绝对冤不了他。年轻一代的革命群众对此更是怒火中烧：老子长这么大还是光棍一条，这老家伙居然能搞个标致小女人成天陪着，小日子过得滋润润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此时不斗，更待何时？
于是，老戚成了“坏分子”。标签是“反革命老流氓”。
街道革委会一看群众斗争热情如此之高，只得把老戚纳入斗争对象，很快开了次批斗会。考虑到风烛残年的老戚经不住拳打脚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不大好说，为此再三关照积极分子们在斗争会上一定要注意点“政策”，千万别让“反革命老流氓”当场送命。
话虽如此，斗争会最起码的低头弯腰、“喷气式飞机”却是免不了的，尤其是革命群众一再逼令老戚老实交代井妹子来历时，老戚始终推说不知，逼急了说派出所清楚，去问他们好了。这种不老实的态度自然没好果子吃，惹得好几人冲上台对老戚实施了一番革命行动，若非革委会代表出手阻止，老戚很可能立即被“就地正法”了。
眼看自己的救命恩公被斗挨打，井妹子心痛如绞，当即咬牙决定马上离开，实在不忍再连累老戚了。这时，我的这位前辈难友却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冷静：“走？你往哪里走？这个时候还有谁敢收留你？我反正是老命半条了，你还有大半辈子要过呐！再说，你这一走，有些事就更讲不清了，他们更不会放过我，再熬几天看吧……”
也算老戚命不该绝——这次斗争会过后，街道革委会和派出所一合计，觉得按目前老戚的“民愤”程度，显然单单一场斗争会是过不了关的，但是如果再这样斗下去，弄不好真的要出人命，现时虽说到处都在斗坏人，可当场斗死一个七十多岁老家伙的还没听说过，这种事倘若日后追究起来，结果将会如何？谁也心中没底。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暂避革命群众锋头，以逮捕法办“反革命老流氓”为名，先将老戚关进看守所再说。用“文革”期间一个特色内部专用词，权称为“保护性拘留”。
也许有人要问，街道革委会和派出所的决定，老戚咋会得知的？诸位也许还记得前面提到的老戚进号子十天那次提讯吧，那天管理员把老戚提出去后，根本就没问他什么案情，只是讲了一番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群众的道理，临尾给他交了个底：“现在把你关起来是为了保护你，你在里面老老实实待段日子，等群众‘气愤’慢慢消解了再说……”
——于是，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出于对个人隐私的好奇，也许还有人会问，老戚和井妹子同室而居那么长时间，他俩到底有没有男女之间那种事？
对此，我从未多想，更不敢妄言，我的看法是：有，不足为怪，没有，则更不奇怪。个中原因，谅各位自会见仁见智。
五、尾声
至此，老戚的故事结束了。下面的内容，算是一段尾声吧。
1970年元旦过后没几天，某日上午刚开过饭，一位姓张的管理员突然打开号子铁门，叫我带清东西出去。临出门前，我向号长小钱及众难友轮拱了一圈手道别，最后特别向老戚低低道了声“拜托了”——此前我知道他很快会释放，特地请他出去后到我家捎个口信，就说我在里面一切都好，望老父母切不必为我担心，老戚再三承诺一定。当时只是没料到我会先他而“走”。
出号子我随张管理员进了值班室，他将我进看守所时暂扣的物品还给了我。说来惭愧，我的全部暂扣家当不过是一根裤带外加只剩三四根的“烽火”烟盒。张下放我们农场时彼此就认识（我们农场是白下区公检法的“五七”干校），熟人多少讲点情面，他让我在条椅上坐下，叫我把几支烟抽掉算了。我一听，立即明白马上要去的同样是个不准抽烟的地方，估计是“升级”了，于是试探问了一句：“去娃娃桥？”他没作声，只点了点头。上路前，他给我上了铐子，想了想又摘了下来：“算啦，不戴了，你别自找麻烦就行。”接下来我夹着被子前行，他推着自行车后随，两人一同步行到了南京娃娃桥市看守所。从太平巷到娃娃桥不过一里多路，我因关了快半年了，两腿无力难以迈步，走了近半小时。
就这样，我告别了白下看守所，也告别了老戚，此后再没见过他。
十年之后的1979年8月23日，我熬满十年刑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那晚我跟父母和弟弟在灯下谈了整整一夜。其间父母专门提到了老戚。
就在我转到娃娃桥看守所没多久，有天晚上快9点时，一个又矮又黑的老头摸到了我家，自称姓戚，亲戚的戚，是方子奋托他带口信来的。我父母一听，赶紧将他让进了屋，坐定后他告诉我父母，说方子奋在里面一切都好，没受什么罪，叫我父母不用担心；又安慰我父母说，“你们儿子一看就是个正派人，不会有什么事的，你们儿子心好，老天会保佑他的”。一番话引得我父母老泪纵横，唏嘘不已。
出于礼节，我父母当然不便询问他为何进去的，除了再三致谢，只简单问了下老戚的生活，老戚自我介绍平时靠卖茶叶糊口，日子还过得下去。说到这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叠得四四方方的纸包放在了桌上：“带了点茶叶末，小意思，别嫌少。”我父母哪好意思承受，几经推让方才收下。老戚前后待了刻把钟走了。
为了报答人家的热心，第二天晚上，我父亲特地花半斤粮票买了包点心，按老戚留下的地址，去白下路陈列馆拜望了老戚。
哪知此行差点捅出个娄子。
我父亲好不容易找到那陈列馆后，发现那是个住户杂乱密集的巷子，由于天黑看不清门牌，不得已向一家打听一位姓戚的住在哪儿。接话的是个五十左右老女人，她上下打量我父亲一番，问要找的是不是那个黑老头。我父亲连称是的是的，话音刚落，那老女人立刻拉下了脸，爆出一串气势汹汹的盘问：“你哪里来的？你找他干吗？你跟他什么关系？你要一五一十讲讲清楚！”就在这说话间，不知从哪儿涌来了一群十四五岁半大拉的小赤佬，他们一下围住我父亲起起哄来：“啊，快来看啊，快来看啊，老汉奸老流氓家来人啦，有人来找老汉奸老流氓啦……”接着，又陆续有看热闹的凑了过来。
我父亲好歹算是多少见过点世面的人，一见如此场面，立知情况不妙，自思本身是“现行反革命”家属，老戚的景况看来更糟，今天肯定是不能见他了，否则双方难免会有大麻烦，于是立即赔着笑脸向众人解释：“我是找他买茶叶的，哪个晓得他是坏人，今后再不找他了，我这就走，这就走。”围观者大约看我父亲表情沉着，不大像坏人，可能真是来买茶叶的，没再为难他，让我父亲走了。
待父亲讲完这番险遇后，母亲补充道：“那晚把你伯伯（老南京人称爸爸为伯伯）气得够呛。”
父亲接着又感叹了一番：“唉，到现在我们还欠人家一笔人情哪，如今时局变了，你有空去看看人家，但不知他还在不在了？”
1979年9月我获“平反”后，既为遵父命，更多的是出于对十年前老难友的怀念和感铭，我专程去那个叫陈列馆的地方找过他，遗憾的是无获而返。彼处只有一位老人提供了一点讯息，说以前是有个姓戚的黑老头在那儿住过不少年，但后来不知去哪里了。
倏忽之间，离这次拜访扑空，不觉过去三十四年了，距那个夜晚第一次见到他，更已达四十四年之久。这些年在与一些朋友谈及往事时，我多次提到过老戚，不少朋友对本文所述的故事颇感兴趣，尤其是我多年老友成都饶瑞农老先生，可谓“饶有兴趣”，另一位南京师范大学有名的历史学教授，他更认为老戚在日军宪兵司令部当特工的那段经历，是十分难得的史料补缺。他们再三鼓励我将这段回忆形成文字，进而甚至“威胁”我，如果不这样做，我将是个“没有历史责任感的老糊涂”。笔者草民一介，自打娘胎出来即不懂“历史责任感”为何物，但本人好歹又算个江湖性情中人，对朋友的真情嘱托，却历来不敢违拗，尽管明知自己文笔不佳，仍坚持写就了本文。
有意思的是，初识老戚那年他七十二，如今我完成这篇回忆文字时，正好也是七十二，这个稍带历史吊诡意味的巧合，再次引发了我对这位前辈难友的追忆——
别了，老戚！别了，白下看守所！别了，我那二十八岁的青春岁月！
2013年4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