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雅典的梭伦改革

雅典的危机

雅典为古希腊第二大城邦，境内多山，土地贫瘠，耕地面积仅占阿提卡半岛总面积的15%，发展农业的空间有限。幸亏雅典境内的山上有丰富的大理石、陶土、银矿可供开采使用，温暖的地中海之风催熟了一串串葡萄、一颗颗橄榄。不仅如此，雅典人还拥有优良的庇第犹斯港湾，这足以让他们把生命寄托给蓝色的海洋。

这片土地留下太多激扬的回忆：从精美的艺术雕刻到规整的城市布局，从激情洋溢的《荷马史诗》到冷静睿智的《理想国》。如果说古希腊是一首华美动人的音乐，那么雅典就是这段旋律里最昂扬奔放的高音。

但是，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雅典，这个包容着辉煌的名字，两千多年前还在风雨迷茫的夜里惆怅、漂泊；农民的呼声强烈地震撼着那堵围困他们的贵族之墙，雅典走到了历史的拐点。

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雅典正处在从以部落或氏族为基础的荷马文明向奴隶制城邦文明过渡的时期。

荷马时代后期就已经形成的以农业为本、氏族贵族掌权的经济政治体制还在发挥着不多的余热：城邦建立后，雅典在荷马时代留下来的铁制工具的敲打声中得到了发展；葡萄和橄榄延续着固有的丰收场景，谷物粮食产量也大幅上升；此外，制陶、造船、冶金业异军突起，势头不小。

但是，和经济的高歌猛进不同，这种体制逐渐走进了死胡同，和经济发展格格不入。广大氏族成员的口袋里并没有沾染葡萄橄榄的浓香，穷人还是摆脱不了窘境；氏族贵族则大肆把土地揽入怀中，利用高利贷等剥削手段不断强取农民的“命根子”。

相比于那些纸醉金迷不知天日的贵族们来说，占雅典绝大多数人的还是平民。贵族们满身铜臭，以钱生钱，剥削平民。平民们生活青黄不接之际，他们发放高利贷，如果到期还不上债，他们就强迫平民把自己的土地抵押，没有了土地，平民的生活更没有保障。

但是生活总得继续过下去，为了赎回那代表着生命希望的土地，平民卖身还债。如果所借财主的债还不清，财主就会在借债者的土地上打下借条——竖起一块象征债务的碑石。

他们为财主没日没夜地做工，收成的六分之五却都给财主，自己留下可怜的六分之一。于是借债者就有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六一农”。如果收成实在很难缴纳利息，财主便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人一家老小变卖为奴隶卖到异邦。

经济上不独立，平民们在政治上也没有了发言权。他们虽然是雅典名义上的公民，可以参政议政，但现实情况却是他们连满足自身饱暖都有问题，根本没有能力和时间去关心国家大事。这恰恰暗合了贵族们的意思，平民不来参政，他们在政治上就拥有了更大的权力。更要命的是不但没钱的平民没有发言权，那些出身平民却已跃居到有钱人阶层的商业奴隶主，尽管实现了脱贫，有条件参加议事了，但还是因其出身而难有机会表达政治诉求。

贵族们公开歧视出身低下的平民，此时雅典的全部政权都属于贵族的后裔。他们“预定”了执政官以及元老院成员的各个位置。国家大事、法庭争讼、指挥对外征战对平民来说都是奢望。所以有钱也没有用，出身决定一切的论调就能把人牢牢地定死在那里。

所以，脱贫的商业奴隶主也站在了贵族的对面。这样，工商业奴隶主与平民在政治上逐渐站在一起，并在阵容上居于绝对压倒的优势地位。

这时的雅典已经处在风口浪尖，暗流已经在涌动，但表面上一切还是稍显平静，这便是黎明到来之前的非典型征兆。

贵族诗人梭伦走上政治舞台

对于雅典，它需要一场暴风骤雨来冲刷黎明前的黑暗。它更需要一个领路人来引领雅典民众走出危机，而这个领路人不是平民，也非有钱的工商业奴隶主，而是一个贵族，他叫梭伦，后来号称“雅典第一个诗人”。

梭伦出身于贵族家庭，由于他的父亲埃克塞凯斯提德斯乐善好施，梭伦年轻的时候，家庭经济已不宽裕。为了维持家用，他开始出外经商。他曾对人讲：“我想有财富，但用不正当的方法取得它，我不愿意，正当的方法虽然慢，可是稳当。”

他不仅不贪财，而且还是一个好学的人。随着商队的行进，梭伦游历了希腊和小亚细亚的许多地方，详细考察各国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并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泰勒斯等人。通晓希腊史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希腊有一个和中国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一样称呼的团体，即古希腊的“七贤”，这里面就有梭伦和泰勒斯。这个漫长的游历过程也让他看到老百姓艰苦的生活现状。这些使得贵族出身的梭伦逐渐厌倦了贵族们那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嘴脸，他打破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障碍，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

当然，梭伦崭露头角，倒不是因为他和群众的特殊关系，也不是因为他的诗才，而是实实在在的军功。

当时雅典正与邻邦墨加拉为争夺萨拉密斯岛多次擦枪走火。雅典出师不利，屡遭败绩，但是当权者却不思进取，而是立下法规，作出反战决议，对凡敢以书面或口头方式，提议本邦去争夺萨拉密斯者，处以死刑。爱国却被处以极刑的荒谬事情激起了人们的不满，但对于丧权辱国的反战法令，谁都不敢站出来，除了梭伦。

梭伦以一种特殊且近乎疯狂的方式表达了民众的意志。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激发雅典人的爱国热情，他头戴花冠，佯装疯癫，跑到市场中心，站在传令石上，向聚集在他周围的人群，朗诵他那富有爱国激情的诗篇，号召人们到萨拉密斯去，为那个可爱的岛屿而战斗，洗雪那令人难堪的耻辱。他对前来听他演讲的雅典青年说，如果连这点勇气都没有，那就会受人嘲笑，不配做一个雅典人。梭伦的举动冒了被处死的危险，代表了重压下民意的强力反弹，他唤醒了民众的忠肝义胆。

为了说明夺取萨拉密斯是正义之举，梭伦还翻阅有关文献资料，实地考察，从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上论证了萨拉密斯是雅典的领土。在这场引发连锁效应的事件面前，雅典当局废除了那条丧失民族尊严的反战法令，与墨加拉重启战端。

梭伦被任命为前线指挥官。智勇双全的梭伦，不负众望，亲帅雅典士兵，出奇制胜，一举夺回了萨拉密斯岛。这时，梭伦刚步入而立之年，他崭露头角，声威大震，赢得了雅典平民的信任，并于公元前594年，被推举为首席执政官。

从梭伦传奇的一生来看，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他在雅典赢得了舞台，他就像一朵怒放的花，不知昼夜地散发生命的力量。从那时起，他已经是雅典的焦点。让雅典的贵族们没想到的是，梭伦站在了他们的对面。

梭伦的经济改革措施

古城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兴致勃勃的人们正急切地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将在此宣布一项重要的法律。

群众已经迫不及待了。这时候，一个穿着朴素、体型魁梧的中年男子大步走向广场的中央，人们开始热烈地鼓掌和呼喊，这个男子就是梭伦。他双手往下按了一下，人们马上很自觉地恢复了平静。梭伦径直走到一个大木框前，用手一拨，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木板上密密麻麻地刻着希腊文字——这就是梭伦改革所颁布的新法。梭伦用他那铿锵有力的语调高声宣读着各项改革法令，并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声明：“此法律的有效期为100年。”顷刻间，掌声雷动，欢声四起，那些无力还债的农民更是起劲地欢呼，整个雅典城被一种异常热烈的气氛所笼罩。

梭伦执政后，面临的急迫问题是如何改革债务法，使广大小土地所有者摆脱艰难困苦的境地。针对时弊，梭伦采取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就是颁布“解负令”，禁止在放债时以债户人身当做抵押物品，拔除竖立在田地中的债奴碑，取消“六一农”制，甚至不惜由国家出资，赎回已被卖到国外为奴的老百姓。

正如梭伦自己在诗中所言：“黑土，将是最好的证人，因为正是我，为她拔掉了树立着的许多界标：以前她曾是一个奴隶，而现在已经自由。许多被出卖的人们，我已使他们回到神所建立的雅典，其中有的无辜被售，也有的因故出卖；有的为可怕的贫穷所迫，逃亡异地，不能说他们自己的阿提卡言语，远方漂荡；也有的惨遭奴隶的卑贱境遇，甚至就在家乡，面临着主人的怪脾气发抖，我都使他们解放。”

尽管世人对“解负令”的具体内容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解负令废除了农民所有的债务，有人说受益的只是最穷的债务人，或者说取消的仅涉及部分债务，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梭伦确实推行过这么一条法令，争论只在他取消债务到什么程度而已。由此看来，这种旨在“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的法律，在当时得以通过和执行，必定遭到债权人特别是氏族贵族的坚决反对，经历过一番激烈的反复斗争。

梭伦的家境，已如上述，虽非豪富，但也不是贫困借债人家，其实也犯不着和贵族过不去，也不用四处为穷苦人奔波。正是特殊的身份使得身为执政官的他，立法后能否不分亲疏贵贱，依法论处，直接关系到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能否贯彻执行的大局。据载，梭伦在宣布“解负令”后，带头首先放弃了人家欠他父亲的七个塔兰特的债，以示榜样。

改革者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对手随时都在捕捉各种机会，哪怕是一丁点的过失都可能成为他们攻击的口实。因此，梭伦在树立榜样的同时也很重视改革团队的建设。作为他的手下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他曾立法限制执政官过量喝酒，一旦发现谁喝醉了就将处以死刑。量刑虽不免过重，但用心可谓良苦。如此等等，无一不说明梭伦既立法又注意执法的问题。孔子有句名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梭伦这种以“身正”来影响他人执法的品德，对其改革措施的顺利执行，无疑起了示范作用。

只是减负还不行，要想真正卸下民众的负担，就必须让他们的钱袋鼓起来。梭伦执政后，作为工商业奴隶主的代表，非常注意发挥这种优势，大力开展海外贸易，他除发布著名的“解负令”外，还改革币制、度量衡制度，鼓励出口橄榄油，限制谷物输出等。尤其是他以授予雅典公民权的优厚条件，为雅典吸引来一大批精英，同时明文立法要求人人都要有一技之长等措施。在他的鼓励下，有钱人把财富投于工商业，失去土地的民众谋求到了一份非农业工作。在他眼里，一切行业都很高贵。他要元老会议检查每一个人的谋生之道，惩罚无业游民，甚至制定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没有叫他儿子学会一种行业，他就不能强迫儿子赡养他”。

雅典的经济在梭伦的一系列新动作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广大平民在经济上翻了身。温饱问题的解决也意味着政治生活提上了日程。

前面谈到，即使一个摆脱了窘境的平民在贵族看来，他们都没有权利去说一句表达声音的话，政治权力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禁区。如果梭伦到此为止，也只不过让民众们有了张口吃饱的能力，但没有张口说话的权利。

梭伦的国家体制改革

雅典的景象已经有所改观，尤其是工商业者集聚了大量的财产，队伍也越来越壮大。这些新兴的工商业贵族和广大平民要求获得权利，构成了民主派的基本力量，呼唤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

民主即“democracy”，意思是“人民的统治”。现在人们讲这个词的时候都喜欢用拆词根的方法来讲。比如“democracy”中，demos的意思是“村社”，就是指长年住在一个村社的平民。在希腊文中，“demo”是“人民决定”的意思。由于公民中普通平民占多数，所以它又指平民、多数人。因此，民主的可操作性原则是“多数决定”，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一句简单的话却是千百年来民主政府制度的构建基础。民主社会的权力不是属于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而是属于人民中每一个人的，每个公民有均等的参政权利和参政机会，这条原则也是民主政治的灵魂，也是梭伦时代雅典人的心声。

雅典商人因其身上无法改变的平民血液，在政治上受贵族歧视，便和农民联合起来与贵族进行斗争。公元前632年发生了基伦暴动，当政贵族征人围攻暴动者，平民却反抗不够积极。公元前621年，在平民的压力下，贵族会议被迫委托司法执政官德拉古编定成文法典。但德拉古的立法有利于放高利贷的贵族，平民难以接受。平民以酝酿起义迫使贵族让步，达成选出一位各方都满意的立法官来改革。毫无疑问，他就是梭伦。

梭伦将雅典的全体公民按财产的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五百麦斗级、骑士级、双牛级和日佣级。它们对应的财产标准分别是500麦斗谷物、500～300麦斗之间、300～200麦斗之间以及不足200麦斗。不同等级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谁的财产多，谁的等级就高，谁就享有更大的政治权利。第一二等公民可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最高官职，第三等只能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任何官职。这一制度虽然并未实现公民之间的真正平等，但它意味着即使身为贵族，如果财产少，也享受不到过去那么多的政治权利，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可凭借自己的私有财产，跻身于城邦政权。

梭伦调整了奴隶主阶级各阶层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改造了雅典国家的国体。这也意味着贵族们独自享用的特权流失了。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官吏的选拔，都不再以贵族出身而以财产资格来定，血缘世袭权宣告结束。这就为那些平民出身的工商业奴隶主从参政到掌权敞开了大门。随着新兴的有钱人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面临新的失败。

公民大会与陪审员制度

平民不分上层下层，都获得了公民权，但如何保证平民权利的落实，梭伦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在他改革之前，公民大会只是国家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国王手中，后来又为贵族所控制。在贵族政治下，贵族会议掌握了公民大会的提案权，会议的召开、议程也由贵族决定，公民只能就贵族的提议进行投票表决。

梭伦要做的是不断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力。在他出台的政策里规定：决定城邦大事，选举行政官，一切公民不管是穷是富，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

国家的官职应先由各部落分别投票预选候选人，然后就这些候选人中抽签选举。以九位执政官而言，每一部落先行预选十人，然后就这些人中抽签选举。公民用抽签法选举绝大多数官员，是当时“民主”的标志之一。因为抽签法可以防止世袭名门贵族操纵选举，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有机会进入国家统治集团。第三级公民也有当选官职的机会，第四级公民当选为陪审员后，有权审理涉及贵族富室和军政人员利益的被控案件。显然，贵族长老会议的权力很大一部分移到了普通公民身上。

所有这些都是公民大会新增加的权力。为保障大多数人都能分享这个权力，公民大会由雅典的四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他各级公民都可当选。会议成员当选后可任职十年。其主要职责是为公民大会拟定议程、预审提案、准备决议、贯彻公民大会决议，实际上执掌最高的统治权。

为了监督公民大会，梭伦还完善了陪审员制度。

民众法庭实行陪审员制度，陪审员不分等级，一律通过抽签产生。四个等级的公民均有权通过抽签方式当选陪审员。贵族法庭的大多数职权转归民众法庭，贵族法庭主要负责宗教和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公民陪审法庭有监督国家司法的权力，法官处理的任何诉讼案都须经陪审员审查，然后判决，对于法官已经判决的案件，陪审员仍可起诉。陪审法庭还对渎职的执政官在其卸任后有权审讯。审案时采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所在公民都有控告和上诉的权利。这样，贵族对司法审判的垄断继行政垄断之后也被打破。

此外，梭伦还制定了一些法律，通过法律的手段，鼓励人们投身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参与国家管理。公民大会向来是贵族说话的工具，贵族说一是一，没有商量的余地，改革后，这个机构增添了新鲜血液，老百姓多了一个倾诉心声的渠道。

梭伦的中庸思想

中国人为人处世，一向以中庸著称。这门高深的艺术往往被指责为“和稀泥”，其实大谬。中庸之道的根本要义在于阴阳调和，损有余而补不足。不要把啥事都办死了，要给自己留下点余地。其实梭伦就是遵循了中庸之道，大获成功。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论及梭伦改革时，曾有过这样的评语，即认为梭伦采取的措施，是最优良的立法，是拯救国家的创举。梭伦的“优良立法”，简言之，就是抑制最富有的阶层，扶持最贫困的阶层，强化中等阶层，目的在于防止大富极贫，实行防止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来求得当时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巩固。

梭伦的抑富是有原则有限度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我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即使是那些有势有财之人”, “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他还认为“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

梭伦不仅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据古代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记载，梭伦为抑制因摆脱债务而大胆起来的人民的过火行动，在“元老会议”之外，又设立了一个四百人会议，并规定在人民讨论公共事务之前，该会议先行讨论，不经过这种事先讨论，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得提交公民大会。梭伦认为，“城邦有了这两个会议，它就好像下了两个锚，就不会受到巨浪的震撼，民众也就会大大地安静下来”。这就充分说明，他的“允执其中”是有原则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以“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超过这个限度，就是“不公正”的，过分地失去了平衡。若非如此，就当时历史条件来看，梭伦的改革措施就很难顺利地推行，就有可能遭到无法解决的激烈反抗，“解负令”也就难以贯彻执行，当然就谈不上社会的相对稳定，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

梭伦从不做过头的事情。他没有完全满足那些“欲望无止境”的人的要求，分割土地。他十分坦率地说，他“应允之事，得天之助，都已完成，至于其余，不能作无谓冒进”。事实也是如此，当下层平民要求他用暴力处置贵族，并分割其土地时，他没有言听计从，而是以分裂反贵族派的策略，抵制这种要求。

改革的局限性

改革就像治病，医生本身也有自己的难处，不是每一个医生都能迅速地治理病人的顽疾。虽然梭伦对雅典的一系列改革使广大平民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但是梭伦的贵族出身和中庸温和的处世哲学使他不可能完全站在广大下层平民一边，满足平民特别是农民的要求。梭伦改革在摧毁贵族势力与氏族制度的残余方面还不是很彻底，他制定的按财产资格确定政治权利的制度也只是把那些有钱没权的人扶上台，广大公民还是生活在国家权力的底层。在氏族贵族和广大农民舆论的攻击压力下，梭伦借口到国外考察，乘船出国避风去了。

梭伦结束游历生活回到祖国的时候，雅典正发生激烈的内部斗争。据说他对庇西特拉图想当僭主早有觉察，对他进行过规劝和斗争。梭伦晚年退隐在家，从事研究和著述。但是，梭伦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些计划之中的著作。公元前560年左右，这位对雅典的历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古代民主政治的奠基者去世了。他的遗体被焚化，骨灰撒在他曾为之战斗过的萨拉米斯岛上。

天下的好事不能让一个人全占了，这句话赠送给长眠在萨拉米斯岛的梭伦毫不为过。

梭伦的能力有目共睹，他把雅典城打理得风生水起，让它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还让每个公民都可以参政，好一派民主气象。但是，这里面也蕴藏着一个巨大的危机，因为改革出现了个副产品——多数人的暴政。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梭伦改革创立的陪审法庭。梭伦规定，当时的重大审判活动都要在雅典人赶集的日子里，放到那个大广场上进行审理，采取“贝壳放逐法”来作最后的判决。也就是说，那天所有有空的公民都可以去听公审，然后凭借自己的经验作出自己的判断。出席公审的公民每人自带一个贝壳，只要觉得对被审判的人不满意，就可以把贝壳放到他面前。如果这个人得票数超过6000，那么结果就出来了：那个人不管是否被冤枉，都要马上离开雅典，在外面流放超过10年才能重返故乡。恶人逃不过人民雪亮的眼睛，被放逐了，这自然是好事一桩；但有时候，一些为雅典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也会被民众放逐掉。每一个贝壳都是一个责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对国家大事作出准确的判断，它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在当时，如果真的让每个人都来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其后果很严重。

梭伦的用意是好的，他想让每个公民都保留自己说话的权利。但是，他对公民们持过于乐观的态度。人往往并不是一个理性的可以考虑到所有方面的生物，有时会感情用事。如果在这些场合再用民主，那就和原来的出发点相违背了。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即使人们都是理性的，民主也不是可以在所有的领域都所向披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所谓“多数人的暴政”这个问题。举个例子：有3个人去旅游，2个人想游泳，1个人想打球，那么民主的决策还是去游泳，但要加上个限制条件，就是想去打球的那个人，有说“不”的权利，而且那2个去游泳的人，必须学会尊重这个“不”。

近代自由主义大师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看法也许会给梭伦以启示：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划一条界线，界定好群己关系。凡是牵涉到个人生活问题的领域，我们绝对不能用民主来解决；而对于国家问题，我们只能依靠民主。

虽然改革者是竭尽全力想要挽救希腊的，但是历史的进程却是不肯停下脚步，它需要新的文明来替代旧的文明，希腊已经不可挽救地要退出历史的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