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眼里没有西方，但英国却已经把中国纳入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尽管中国的对外贸易只有广州一个口岸，但中国的丝绸、瓷器，尤其是茶叶，还是源源不断地输入英伦三岛以及英国的各个海外领地。
在航路开通，西方扩张到东方之后，首先进入西方人餐桌的东方食料是胡椒，然后就是茶叶。作为西方第三任霸主的英国人，不知为何，最喜欢茶叶。当然，喝茶的确有很多好处，可以补充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还可以提神、明目。更重要的是，喝茶多少改变了英国人喝生水的习惯，在一个城市供水系统还未能完善的转型时期，减少了疾病。但为何英国人偏偏选中了茶，而不是咖啡，其实有偶然性。但这个偶然性，却成为后来中英战争的一个重要契机。茶叶在17世纪就进入英国（1666年，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贩运茶叶进英国），由于卖得很贵，开始只是贵族的消费。后来，喝茶逐渐成了贵族和中产阶级的一种时髦，时髦玩得时间长了，就成了爱好，以至于喝下午茶成为英国人的一项顽固的习惯。尽管他们喝茶的方式让中国人大为摇头——茶叶里不仅放糖，还能放奶甚至各种他们喜欢的点心。但是，英国人离不开茶叶。随着殖民地越来越多，来自海外的财富日益增加，喝茶这种原来属于上流社会的习好，日渐下移，不仅中产阶级喜好，工人阶级也开始喝茶。据说，18世纪末，英国工人十分之一的收入，是用来买茶和糖的。茶已经成全英国的饮品，一日不饮茶，英国人周身难受。很多穷人在茶和面包之间，居然选择茶。英国人喝的茶，比欧洲其他所有国家还要多。显然，在一个社会中，一种饮品成为社会日常必需品的时候，需求量就大了。英国茶叶的进口量与日俱增。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进口的茶叶主要是武夷茶，每磅价格两先令六便士到六十先令不等。这样的价格，对于一个日用必需品来说，实在是太贵了。
然而，中国一口通商，官方指定、官商包办的贸易架构，却使得英国人不仅得不到好的茶叶，而且令双方贸易陷于窘境。清朝继承了明代的海禁政策，到康熙帝亲政之后，才稍稍开了门，允许在江南、浙江、福建和广东四省设立海关，由官方指定的官商承办对外贸易。但由于官僚办事不力以及海盗滋扰，实际上只有宁波和广州两口施行较好，到了1759年之后，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一地的对外贸易模式，是行商模式。由官方指定官商开办的商行，人称“十三行”，来全权负责对外贸易。所谓十三行，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广东人对这一堆商行的概称。跟“十三姨”、“十三妹”类似。官方指派的官商，本钱是自己的，指派的特权，是买来的。外商只能跟他们交易，但他们要给外来的“夷商”（外国商人）盖夷馆居住，负责接待外国商人，帮助他们的商品通关、缴纳关税并达成交易。此外，还要负责约束外国商人，不得离开夷馆，不得带夷妇（外国女人）进来。当然，更不得容许外国商人跟中国女人包括妓女有任何瓜葛。在道德风化上，捍卫中华的纯洁性。官府对于洋人的管理，都通过行商。所以，外国商人，又称行商为“保商”。我们看到官府对于行商的申斥，对通事的申斥，却看不到对洋商的申斥。嘉庆之后，英国兵船屡屡来到广州叩关，逼近虎门，甚至进入黄埔，但这样侵犯中国主权的事情，两广总督却依旧通过十三行，要行商知会英国大班，今后不许英国兵船这样做。这种贸易制度，等于是官方什么都不用做，什么责任不负，却干享对外贸易的好处。而粤海关，则隶属于内务府，收入直接归入大内，用来购买自鸣钟等西方奇技淫巧之类的玩意，供皇室和贵族消遣，实际上是一种皇家的特供机构。所以，这样层次的对外贸易，在皇室，是一种特权福利，在西方，则是皇帝给予的恩典。跟中国国家财政和中国经济没有什么关系。自乾隆到道光，来华的西方商船越来越多，但海关的收入却增加有限。日益增加的外贸，实际上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收入，但这收入都被官府和经手人中饱私囊了。在鸦片贸易没大规模出现之前，各种名目的走私就相当盛行。来华的外国商人都知道，只要塞点钱，什么违法的事情都可以通融，越是有关卡，就越可以通融。中国的关卡，等于是提示人们贿赂的。鉴于获利不大，清朝朝廷对于对外贸易一直兴趣不浓。当然也对扩大贸易、开放贸易体制，不肯松口。
广州的夷馆，是当年中国最早的西洋式建筑，二层小洋楼，盖在广州城外的珠江边上、一块大约700到800英尺的地皮上，里面有英国馆、法国馆、美国馆，等等。因为鸦片战争的缘故，夷馆已经被毁掉了，后来五口通商体制建立，无需重建，也就没有了。当年的夷馆有围墙，有专人看守。里面居住的洋商，有各种禁令，不许这个，不许那个，不许随便外出，不许坐轿，不许在江中划船游玩，甚至不许雇佣中国人做仆役。如果外国商人老实的话，来到中国，只能待在夷馆里面干熬几个月，一步都不能出去。可以期待商人学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但水手们怎么能耐得住？好在所谓的禁令，实际上跟中国所有的制度一样，实行不久，就出现了变通。禁令越是严格，越是详尽，就越是靠不住。只要付出一点小费，所有的禁令都会化为乌有。外国人雇厨子、雇仆役很早就可以了。洋行的大班，也敢带女人进夷馆了，甚至带进来的“夷妇”，居然在中国土地上生了孩子，还买了婢女伺候。外国商人和水手，经常可以溜达出去，随你去哪儿，吃饭喝酒，寻欢作乐，都随你便。广州也出现了专门做洋人生意的咸水妹，这对广东疍民来说，仅仅是把生意稍微扩展了一点儿而已。十三行的商人，知道来的人都代表着钱，不能为了官府的禁令，得罪外国佬。而负责监管商人的官员，只要得了贿赂，当然也习惯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即使外国商人明晃晃地犯了规，行商令通事（翻译）带洋人过堂，大家也就是装个样子。即使官老爷责骂，通事也会翻译成问候的。草草过堂，草草发落，中外合作，走个形式，最后等于什么事都没发生。
十三行的官商，本质就跟同为官商的盐商一样，成本自担，经营责任自负。经营的特权，是花上一大笔钱从官府买来的。他们一头托着洋商，一头托着官家。两头都伺候好的，发家致富，甚至富可敌国。可一旦弄得不好，得罪了任何一方，也可能破产。但是，也跟盐商一样，由于其官方垄断的性质，外国商人能面对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他们手里的产品，再怎么差，他们也得买。当然，结果肯定是产品越来越差，而且是质劣价高。
十三行行销的茶叶就是这样，质量越来越成问题，以次充好，把陈茶当新茶卖，而且还大量掺杂泥沙，害得英国人喝茶之前，先得清理泥沙和杂质。而负责管理十三行的粤海关和两广总督，也动辄擅自提高关税，让英国商人的负担越来越重。当然，更严重的问题是，面对一个闭关锁国的中国，英国，甚至整个西方都没有什么可以行销中国的商品，除了一点自鸣钟、鼻烟之外，中国人几乎不要西方产的任何东西。装载棉纱、纺织品来华的英国商人，即使托中国通事打了广告，也无人问津。而自鸣钟和鼻烟仅供皇族和贵族消费，需求量相当之小。跟庞大的茶叶出口，简直无法相比。后来随着中西之间的贸易量增大，来自印度的棉花、南洋的胡椒和白果仁也有一定量的输入，但跟大量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相比，还是不成比例。所以，中西之间的贸易，基本上就是西方从拉美秘鲁的银产区进口白银，然后运到中国，作为硬通货来购买茶叶和其他中国产品。这样的贸易，就等于是西方用贵金属硬通货来中国买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换，对西方来说，这是恒定的贸易入超。更奇怪的是，由于一直都是洋人用白银购买中国商品，即使中国方面少量的进口，也每每用茶叶冲抵，所以，一旦出现了中国商人用白银买外国商品的事情，中国政府会认为这是非法的私运白银出口，要加以禁止。
显然，这样的贸易状况，这样局限于一口、被捆住手脚的贸易，是信奉自由贸易的西方人无论如何不能长期忍受的。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西方，尤其是日不落大英帝国来说，这尤其难以容忍。当鸦片出现在中英贸易视野中的时候，中国的白银被偷运出去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