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现代读者天天看电视，在电视机里能看到我们所居住的那个“蓝色星球”在快速旋转，能看到世界各地，人间万象……假想，你看到在《黄帝内经》里居然有一段关于“天和地”的对话，你将会有什么感受呢？我记得，《黄帝内经》里有这么一段有趣的对话。

黄帝问歧伯：“地为下乎？”答曰：“地，人之下，天之中也。”问：“凭何？”答曰：“大气举之。”

看来大多数读者都会为我们远古祖先的高超智慧而感到震惊，尽管古人所指的具体含义与现代人所理解的含义会有很大差别。

当你随便打开一个古代或近代的经典文本的时候（就以《红楼梦》为例吧），解释学的问题马上就会呈现出来：大家都曾体会过，对同一个“文本”有可能解读出迥然不同的意义来。试问“文本”的真实意义何在？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解答：一是认为，意义在于揭示文本作者的原来意图，比如曹雪芹究竟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这是“作者决定论”观点。二是认为，意义离不开语言，它全都已经包含于原始文本（如《红楼梦》）的丰富内容本身之中，文本的实际意义可能会极大地超越作者自己的原始意向性，于是就转向“文本决定论”。三是主张，文本的真正意义是读者在阅读中完成的，那叫做“意义的读者建构论”，即“读者决定论”。现代哲学家伽达默尔则进一步认为，文本的真正意义是“由历史语境中的解释者”所决定的。事实上，大家都知道，红学家俞平伯和政治家毛泽东就有全然不同的理解：俞平伯能够从《红楼梦》中解读出大观园的建筑结构（高明的建筑师据此能够“复原”原貌），能够从其中的中药方及用药量判断得出病者的病情（比如林黛玉得的是“晚期肺癌”），可以复原红楼梦的菜谱与宴席（比如据此办一个“满汉全席”之类）等等。毛泽东则用阶级分析法从《红楼梦》中解读出明清时期封建士大夫家族的兴衰史。可见，实际文本像是一个“多面体”，每一个认真的解读者，都能从自己的独特视角开发出其中有价值的侧面或层面来。正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那么，我们究竟应当站在哪一边？意义究竟是由作者还是文本或是读者所决定的？还是谁都不能单独决定？有没有什么公平的解决办法呢？

其实，上述三种理论各占有部分真理：文本中心论——意义完全由“文本”本身所决定；作者中心论——意义由作者的意图决定；读者中心论——意义由解读者的理解所决定。整体论式的全面考虑应当是：只有对这互动的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才能达到最佳的理解和理想的效果。

从解释学观点看，祖国医学就是一个“文本”，这是一部内容超极丰富的大书，有待我们后代子孙们来认真解读。按照洪荒先生的概括和划分，即汉族的医学体系已经习惯被称之为“中医”，其他55个民族的医学体系统称之为“（少数）民族医学”。相应的医药则简称作“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祖国医学=“中医”+诸民族医学（之总和）。

对中医学的解读方式可以是开放式的和多元化的，仅在我所熟悉的逻辑和科学哲学的圈子里，可列举三个典型的解读方式：

（1）可以从辩证逻辑视角解读中医理论。我记得，李约瑟曾经指出过，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在仔细考虑形式逻辑时，而古代中国人却倾向于辩证逻辑。还记得，加拿大有个记者麦克劳德说过一句我非常喜欢因而印象非常深刻的话：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以阴和阳的格式懂得了辩证法”。凭借我的直觉，在中国文化中，尤其是在中医学中，充满着那种连李约瑟都感受不到的阴阳辩证法和辩证逻辑。

在2005年的桂林辩证逻辑会议上，内蒙古医学院任秀玲教授的报告《中医理论是辩证类推理逻辑体系》，以及她的专著《中医理论范畴》（中医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就以《黄帝内经》为文本进行分析，旨在突出中医范畴体系的辩证性质。她指出，中医理论是以“阴阳”这种辩证矛盾的概念、范畴形式为逻辑开端，以阴阳学说的对立制约、依存互根、消长转化，动态平衡为对立统一思维律，把握人体生命运动中的不同方面（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不同层次（精、气、血、津液、脏腑、经络、天人）、不同阶段（生、长、壮、老、已）的矛盾运动为变化规律，规范、推演的是一个逐级矛盾（阴阳）分析式的辩证逻辑体系。中医理论在古代阴阳辩证法思想指引下，通过“以形正名”形成类概念（包括证型、典型模式），通过“取象比类”进行归类判断，由将新案例代入典型模式，推测出未知；从而完成了由现象把握本质、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经验上升到理论的认识过程，也使中医学能够透过现象抓住生命和疾病的本质规律。于是构筑起以形象类比与朴素辩证思维的巧妙结合为重要特征的的中医学理论体系。总之，任秀玲面对中医学的经典文本，在融贯阴阳辩证法与辩证逻辑模式进行解读方面做了非常可贵的积极尝试。

（2）也可以从数理逻辑视角解读中医理论。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孟凯韬是这一研究方向的主要代表。首先，孟凯韬立足于他所倡导的“哲理数学”（《哲理数学概论》，科学出版社2005,2008），这是对辩证哲理的一种数学化、数理逻辑化、集合论化的认真努力。他的辩证哲理的集合论形式系统，显然以矛盾辩证法为现实原型，并包含、继承了中国古代《周易》中阴阳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又采用了现代数理逻辑和集合论的基本技巧。他的同、合、冲、中四种基本运算，是对辩证哲理的一种非常独到的形式句法学的提炼与重构，他的推理具有严密性和可操作性。接着，是他的哲理数学的一个独特方面（更具体说是“阴阳五行数学”）在中医学中的针对性应用。体现在他的专著《阴阳五行数学及其在中医学上的应用》和《阴阳五行数学与中医辨证论治现代化》（2007,2008）之中。在我看来，他对“五行”的新解读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五行系统被分解为，5个相生子系统（木与火、火与土、土与金、金与水、水与木）和5个相克子系统（金与木、木与土、土与水、水与火、火与金），每一个子系统的要素就强度而言的比重之和等于1。系统的状态取决于后5个子系统的要素就强度而言的比重之差。由此，他理顺了“相生-相克何以可能”（谁能生谁而不能克谁，谁能克谁而不能生谁等等）的逻辑关系，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数学式诠释。这是其一。进一步是，与应用相结合，推出“阴阳五行生理公式”，对中医的治疗方法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逻辑检验和数学论证；三是，与计算机相结合，可以利用计算机由“既病”推断“未病”和反推出中医经典处方。有人提出疑问，难道中医学真能够公理化吗？推出的结论真能有演绎的必然性不成？实际上，形式化、公理化只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而已。公理化的前提本身来自实践，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列宁语）。随着实践发展的需要，它是可修改、可调整的。

（3）还可以从辩证法哲学的高度，对中医学进行总体性解读。洪荒教授的《生命的和谐》（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就按阴阳辩证法精神，对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思想进行总体性的合理梳理与解读（它是目前这本《思维的和谐》的前奏曲，成为一种理论上的铺垫）。《生命的和谐》的核心理念，按照我的转述和重新概括是：

一是，中医理论是“以整体性、历史性和辩证联系为特色的生命解读系统”（作者所做的正确定位）。二是，“阴阳”是关于事物（包括生命）之间普遍联系的抽象理论（原文的“线性联系”，所讲的只是一个层次）。三是，中医辩证思想贯穿于中医具体理论诸方面，包括以阴阳理论为基础的“八纲辨证”（八纲为，阴阳、虚实、寒热、表里）；以五行理论（依我看，金、木、水、火、土，或许不仅可理解为元素，更应理解为功能要素）为基础的“五脏辨证”及“五味辨证”；以经络理论为基础的“六经辨证”及“三焦辨证”。四是，“八纲辨证”可说是中医分析人体内部诸多病理学的辩证矛盾总的指导思想。在八纲中，从阴阳、虚实、寒热到表里，逐级由抽象转为具体。相对地说，“阴阳辨证”是将万物辩证之理运用于中医，运用于人体（请注意：“辩证”与“辨证”二词有区别，前者属于一般辩证法，后者则是辩证法在中医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中医中“阴阳辨证”属于最抽象层次的最高纲领，并体现于每一具体过程和方面；“虚实辨证”是中医分析人体功能中正邪二气强弱盛衰的整体纲领；“寒热辨证”是中医分析病理性质的具体纲领；“表里辨证”则是中医分析疾病深浅的更具体纲领。这里，“科学研究纲领”之类的术语，是科学哲学分析问题时所常用的一种基本的概念框架。

按照洪荒的基本理念，健康人体最能体现“生命的和谐”，许多病理学的辩证矛盾诸方面都协调得很好，否则会导致整体失衡或者疾病。用药的基本目的是，纠正偏差，恢复和谐。他提炼概括出中医用药三原则：①四性五味的药物归类原则；②君臣佐使的药物配伍原则；③升降沉浮的纠偏治疗原则。其中每一原则都可以按辩证思维方式进行逻辑分析兼有实用价值。这样，就使得中医思辨性的辩证解释系统与中医实用性的药物学两者尽可能合理地沟通起来。

话归正传。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洪荒前一部《生命的和谐》的续集，名之为：《思维的和谐——中国民族医药思想研究》（洪荒、吕丰合著）。对照一下当今的科学哲学界，后现代主义的“地方性”、“局域性”论题似乎风靡一时。《思维的和谐——中国民族医药思想研究》一书，正是以“地方性”、“局域性”为特色的。“民族医药学”是中国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医药成果的总称，包括藏医药学、蒙医药学、维吾尔医药学、苗医药学、彝医药学等。从原则上说，中华民族的每一支都有自己的民族医药学，它们的总和构成了中华民族医药学。像汉民族的“中医药学”一样，民族医药学包括民族医学与民族药学，有理、法、方、药四个方面。“理”有哲理、生理、病理；“法”有诊法、辨证方法、治法；“方”为方剂；“药”为药理、药性、用药方法、药物品种的种植、采集、炮制、储存等。当然，各民族有各自的特色。

后现代主义思潮，不喜欢强调大千世界万古不变的规律性，而喜欢强调局域性、地方特色。当代著名的女科学哲学家卡特赖特在《斑杂的世界》（1888英文版，2005中文版）一书中，批评了主流数理科学家所相信的“世界完全由一个优美理论统一安排的傲慢的大一统观点”。当代生物学哲学家率先背离“大一统”观点，提出所有的生物学定律都可能有例外，生物学不可能有强定律。例如，原以为，“所有哺乳动物都有乳房，但鸭嘴兽却没有。”原以为，“所有哺乳动物都胎生，但鸭嘴兽却卵生”。有物理学背景的科学哲学家卡特赖特则进一步指出，真实世界并不存在“物理学定律”所理想化的那种普遍性。自然定律的产生需要非常特殊的安排。真实的物理世界只有大致的规则性，一些规则常常需要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式运作。这是从理论的高度为“局域性论题”进行辩护。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频繁且历史悠久，因此民族医药学与中医药学有着十分相似的哲学思维、医疗特点和用药经验，这是不足为奇的。又由于实际生存环境的独特性以及与汉民族交往程度的差异，不同民族医药与中医药的相似度是不同的，由此构成不同民族医药自身的特色。前一方面说的是“共性”，后一方面说的是“个性”。其实，“共性”是并不能抽象地存在的，它只能存在于“个性”之内，而不能存在于“个性”之外。洪荒对民族医药的“地方性特色”的分析可说是，达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他将中国民族医药划分成四个大系统，并从大类中再分成子系统。①以佛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药系统。如信奉藏传佛教的藏医药、蒙医药，信奉小乘佛教的傣医药。②以伊斯兰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系统。如回医药、维吾尔医药、哈萨克医药等。③以与中医药相似的儒、释、道三教合流哲学基础，加上巫术与祖先崇拜的南方民族医药系统。如百越民族中的壮医药、南蛮民族中的瑶医药、氐羌民族中的土家医药等。④与中医药相似以儒释道三教为哲学基础，结合东北古老的檀君教与萨满教、祖先崇拜所产生的东北民族医药系统。如朝鲜医药、满医药等。

我认为，作者对民族医药学特异性的十分独特的系统性研究，在国内无疑是开创性的、独树一帜的。此书在理论思考上是空前深刻的，但并非空中楼阁式的主观臆想，而是建立在实地的人类学、社会学调查的以及对海量历史文献的考证基础之上的。作者在理论上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正因为如此，他面对民族医药的“斑杂的世界”，才能清理出头绪，抓得住主要的几条线索，从局域性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有此等功夫者，决非等闲之辈，亦决非一日之功。总之，这本书值得读者认真一读。是为序。

桂起权于珞珈山

2013年8月18日

桂起权，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湖北省自然辩证法学会物理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湖北逻辑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复杂性与系统科学哲学研究会理事、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2005年出版《生物科学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