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欧关系艰难岁月（2）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大力加强同西欧的关系。我国把西欧看作是牵制美苏、推动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西欧是我国引进四化建设所需资金和技术的重要来源地，我国努力推动同西欧的经贸合作，并制定出提高对欧贸易在我国整个外贸中比重的具体政策。从西欧来说，西欧在地缘政治上需要利用我国来制衡苏联。由于受7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西欧国家普遍需要摆脱经济萧条，调整产业结构，对外开拓新的市场。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西欧加大了发展对华关系的力度，试图通过发展对华关系，在政治上对我国施加影响，在经济上占领我国市场，获取实惠。

由于双方共同利益的增多，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国同西欧关系得到蓬勃发展，双方高层互访不断。我国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外长以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分别接连出访，西欧国家领导人来访也络绎不绝。我国同英国经过谈判就解决香港问题达成了协议；我国同葡萄牙通过谈判就解决澳门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中欧经贸合作迅速起步，并不断发展。我们从事西欧工作的同志经常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很少有喘息的机会。

中欧关系经历了生机勃勃的黄金十年。

80年代末风云突变

然而，80年代末中欧关系却风云突变。

1989年6月初，我国政府平息了北京政治风波后，当时由法国、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丹麦等十二国组成的欧共体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全面制裁，把欧中关系从黄金时期的巅峰一下子推向深暗的谷底。

6月5日，欧共体委员会单方面决定取消原定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中国—欧共体第一次部长级混合委员会和经济事务部长级会晤。当时正在布鲁塞尔的我国外经贸部长郑拓彬被迫中断访问，发表抗议声明后折返回国。

6月27日，欧共体首脑会议在马德里发表《关于中国的声明》，决定对我国实行全面制裁，停止对我国的贷款，中止同我国的政治往来和军事合作。

7月15日，由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日本组成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宣布对我国实行制裁，“中断同中国的一切部级和高层双边往来以及同中国现有的武器贸易”，“世界银行将推迟审查新的贷款项目”。

那一段时间，西欧各国政要纷纷发表谈话，指责和攻击我国；各国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体对我国的诬蔑和谩骂连篇累牍，铺天盖地而来。

6月29日，我紧急约见欧共体现任主席国西班牙、上任主席国希腊和下任主席国法国等三国驻华大使，这三位大使分别是布雷戈拉特、迈戈洛科莫斯和马乐。我约见他们是奉命对欧共体对我国实行制裁的决定做出反应。我向他们介绍了平息政治风波的真相，强调这是为了维护我国宪法和秩序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指出欧共体首脑会议的决定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这是根据错误的判断而做出的错误决定，我代表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深切遗憾和强烈愤慨；我们认为，欧共体这种施压的举动是不明智的，到头来对它自身也没有好处，希望欧共体停止目前的错误决定；我还重申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变。这三位大使都神情严肃，认真地用笔记下了我的交涉，并表示将尽快向本国政府报告。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除了交涉和抗议之外，我国同欧共体及其成员国之间的各种官方往来几乎全都停顿。往昔欧共体各国访华代表团络绎不绝，我国外交部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现在却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我们仅限于同这些国家驻华使节保持有限的交往。我分别单独同这些国家驻华大使进行接触，向他们介绍我国情况，指出，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很长时间里都是在西方对我国的封锁制裁中度过的。中国过去遇到过许多困难，再大的困难，我们都挺过来了。现在中国政府是稳定的，完全有信心有能力解决目前暂时的困难和问题。

那时，令局势更为严重的是，东欧国家纷纷陷入混乱，改旗易帜。柏林墙倒塌，德国实现统一，而有着70年历史的苏联这一庞然大物竟轰然解体。在这种风高浪急的形势下，西方势力欣喜若狂。它们加紧对我国发动更加凌厉的攻势，一波接一波，此起彼伏。它们以维护人权为借口，肆意干涉中国内政，鼓动所谓“民运”分子在中国内部滋事；它们停止同我国的政治往来和中断对我国的贷款项目；有的国家公然向我国的台湾省出售武器；在香港问题上，英国企图推翻同中国已经达成的协议，实行反攻倒算；西方国家还把西藏昔日最大的封建农奴制总头目达赖说成是“人权卫士”，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我国同西欧国家的关系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

看来，西欧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制裁，既有地缘政治上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七八十年代，西欧国家同中国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是“联华制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一落千丈，短时期内已不再对西欧构成威胁。在西欧国家看来，中国的战略利用价值明显下降。西方势力出于用西方社会制度一统天下的妄想，一直寄希望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抛弃原有的社会制度，但通过北京政治风波，他们看到中国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使他们大失所望。西欧有些人士还对中国的国内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以为中国情势危急，政府极度虚弱，不堪一击，只要西方对华实行全面制裁，在中国的脊背上狠狠猛击一掌，中国政府就会应声倒地。所以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对我国进行施压。

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人民饱尝十年“文革”动乱之苦，人心思稳，人心思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的考验，有挽狂澜于既倒的魄力和能力。中国顶住了来自西方的压力，沉着应对，站稳了脚跟。中国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步推进改革开放。中国非但没有被压垮，反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局势稳定，人民凝聚力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

面对这些现实，经过我国同西欧国家历时几年的反复较量，西欧国家才不得不调整政策，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亦逐步恢复正常。

芬兰不参加反华大合唱

在西欧各国普遍中断同我国往来的情况下，芬兰是一个例外。当时芬兰尚未加入欧共体，是一个中立国家。

北京政治风波刚平息后，芬兰驻华大使于瓦里宁约见我。于瓦里宁曾任芬兰外交部政治司长，是一位职业外交官。我应询向他介绍了平息政治风波的真相。他表示，他相信我所介绍的情况，他要据此报告芬兰政府。

几天后，我们收到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致李鹏总理的来信。科伊维斯托总统在信中表示，芬兰愿同中国继续发展关系，希望中国能本着公开和民主的精神克服当前的困难。这是北京政治风波后第一位西欧国家元首向中国政府做这样友好的表示。

芬兰同我国的政治往来和经贸合作一切都照常进行。芬兰外贸部长萨洛莱宁如期于11月访华，这在当时特别引人瞩目。不料这却招致其他西欧国家政府和传媒对芬兰的非议和指责。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在1990年元旦讲话中不得不回应说，芬兰对外坚持奉行不卷入大国利益冲突的谨慎克制政策，芬兰不参与国际（反华）大合唱，不参与芬兰无决定权的国际制裁活动。

芬兰对外奉行不卷入大国利益冲突的政策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芬兰曾于1939年11月同苏联发生战争，虽给苏联造成重大伤亡，但最终被战败，而被迫同苏联签订了向苏割让领土的和约。1941年德国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芬兰参与了对苏战争。“二战”后，芬兰作为战败国与苏联签订了和约。从此，芬兰对外奉行不介入大国冲突的“积极的和平中立政策”，把同苏联关系置于对外关系的首位，同时同美国和西欧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芬兰早在1950年就同我国建交，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发展顺利。1982年起就任芬兰总统的毛诺·科伊维斯托曾于1988年访华。

北京政治风波后，芬兰不顾外来的压力，继续同我国进行官方政治往来。1990—1991年，芬兰议会第一副议长海旦麦基·奥兰德尔、外交部国务秘书维托尔以及贸工部长龙输达洛等先后访华。我国外经贸部长郑拓彬以及彭冲副委员长等访问了芬兰。

1990年4月，芬兰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布洛姆贝格来北京同中方举行政治磋商，我同他会谈。次年5月，我应邀访问芬兰，受到芬兰方面热情友好的接待。芬兰外长韦于吕宁在会见我时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世界强国之一，芬兰重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芬兰将致力于继续加强和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访芬期间，我还会见了两位老朋友，即芬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卡莱拉和芬兰国防军总参谋长黑格龙德中将。卡莱拉曾于1988年随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访华，我与他在那时就相识。卡莱拉对我说，科伊维斯托总统对1988年访华至今记忆犹新。那次访华后的事实表明，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是坚实的。芬兰对华政策不受国际形势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不能因一时一事而损害其长期所做的努力。黑格龙德中将是我80年代初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时同在一个进修班的校友，我们相处一年增加了相互了解。他得知我去芬访问，特地安排由他夫妇在土尔库宴请我，并陪同我观看了当时在土尔库举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回到首都赫尔辛基又在他办公室会见我，除叙旧外，还交换了对当时欧洲形势的看法。在此后不久，在西欧国家军方仍然冻结同我国军方往来的情况下，他来北京同我国军方进行接触，我在颐和园请他夫妇便餐。

在我同芬方会谈会见中，芬方也坦诚地告诉我，由于欧洲局势的急剧变化，芬兰外交上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大挑战，芬兰作为奉行中立政策的小国，正面临寻求新的安全依托的问题。

后来，在东欧剧变特别是苏联解体后，芬兰在对外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将发展同欧盟的关系作为它的外交重点，于1995年1月正式加入欧盟。同时，继续同我国发展友好关系。

南欧国家对华态度务实

冷战后的国际秩序不能没有中国参加

南欧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毗邻地中海，同中东阿拉伯、非洲和拉美有着特殊的关系，在国际问题上同我国共同语言较多，对我国态度比较友好和务实。

为打破欧共体等西欧国家对我国的制裁，我们首先同南欧国家逐步恢复往来。在西欧大国中间，改善同英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发展同德国的关系，同时同法国进行斗争，并同后来态度转坏的英国进行较量。

欧共体对我国的全面制裁持续半年之后，不得不有所松动。首先是西欧国家看到它们对中国制裁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当时西欧国家经济困难，我国作为巨大的市场对西欧仍有吸引力；西欧国家还发觉，美国虽带头对华制裁，但私底下却与中国接触，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于1989年12月公开访华。日本在1990年恢复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抢先同中国恢复经贸合作，而西欧却落在后面。

在这种情况下，欧共体政治合作委员会于1990年1月在都柏林会议上决定，适当放宽同中国人员往来的限制，各成员国可自行决定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赞成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项目贷款。

同年6月18日，欧共体外长会议决定，1990年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欧共体“三驾马车”外长同钱其琛外长恢复接触。就在欧共体“三驾马车”外长同中国外长会晤前夕，即1990年8月2日，发生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严重事件。西欧在中东有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仅在中东有相当数量的投资，而且中东是西欧重要的能源供应地。我国对安理会要求伊拉克军队无条件撤出科威特的决议案投了赞成票。我国主张海湾危机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不赞成大国对海湾的军事卷入，支持发挥联合国作用。这一事件使西欧国家意识到，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要寻求解决海湾危机和世界上重大问题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和合作。

9月28日，钱其琛外长在纽约会晤欧共体“三驾马车”外长，即意大利外长德米凯利斯、爱尔兰外长柯林斯和卢森堡外长普斯。

德米凯利斯80年代曾先后担任意大利国家投资部长、劳工和社会福利部长和副总理，1989年7月起在安德雷奥蒂政府担任外长。

德米凯利斯向钱其琛表示，欧中关系十分重要，尽管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件”使双边关系出现了问题，但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欧共体同中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看法趋于一致，一个冷战后的新的国际秩序不能没有中国参加。他希望尽快实现欧共体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欧共体不仅应恢复同中国的经济关系，而且还要通过政治对话促进相互了解。他感谢中国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肯定中国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发挥的关键作用。

德米凯利斯还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表示，他们注意到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已逐步稳定，并说，过去一段时间，曾以为可以影响中国的制度，现在认识到，适合欧洲的，不一定适合中国，不同的社会制度也能进行合作。他这番话讲得相当坦率，实际上承认他们企图颠覆中国的社会制度，但没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