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当中国传统遭遇全球化(2)

2.语言

●在世界的语言体系中，汉语占据着非常特殊的地位。由于传承的久远和传播的广泛，也由于在“书同文”的基础上可以容纳不同的读音，哪怕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它也是既成了最多人口所共用的一种语言，又成了最大一批图书典籍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言文字的底蕴，肯定是特别深厚的，甚至是生命力特别强韧的。应当看到，正是以这种语言文字为基础，才构成了我们的文化共同体，它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进一步说，随着汉字及其携带的文化内容如涟漪一般逐渐向外扩散，它也曾超出本民族的居住范围，构筑起更广大的汉字文化圈，从而哪怕是在稍许稀薄的意义上，创造出一种相当独特的并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认同感与向心力。

●可令人嗟呀的是，即使是这样一种伟大的语言，在近现代西方不断的强压下，也持续出现了漫画式的变形。自从“五四”时期以来，很多新派的知识分子都在一种截然的文明二分框架下，认定中国既然是器物不行，制度不行，文化也不行，那么我们的语言文字本身也必然劣于西方的语言文字，所以必须像毒瘤一样尽快切除。出于这种缺乏理智的考虑，尽管这些人还在用母语来发言，然而他们发言的具体内容却是要尽快消灭自己的母语。最为难堪和错乱的是，至今都被国内中文系膜拜的鲁迅，实则一直都想毁掉中国文字，因为他曾把中国人的积贫积弱全都归罪于本民族所操的语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48]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绝不亚于屠格涅夫与果戈理，但热爱祖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像屠格涅夫和果戈理那样热爱本国的语言，倒是像果戈理笔下的上流社会腐朽堕落的绅士闺秀们那样竭力避忌母语。他们并不因为爱国，就认为这国家的语言也值得热爱；他们认为爱国爱语言是两回事，可以爱国，却绝不可以爱这国家的语言。在他们看来，国是可爱的，而可爱的国家的语言则是可憎的，甚至正因为他们爱国，才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语言的可憎，因为这个可憎恨的语言阻碍了他们所热爱的祖国的发展，甚至威胁到他们所热爱的祖国的生存。[49]

●另外，更加难以被人觉察、影响却不小的变化是，汉语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还囫囵吞枣式地取道于日本引进了大量西洋外来语。在这方面，早期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和王国维，都可以说是相当自觉的急先锋，前者创造了《和文汉读法》，后者则写有“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值得反省的是，由于日本语本身也借用汉字，所以中国人——特别是后来的中国人——往往难以意识到，那些用汉字拼凑成的外来语，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外语，跟中文的原有习惯有着或隐或显的区别。实际上，许多迄今都无法消除的文化误读，正是在那次中文的巨大变形中形成的。在这方面，一个嘴边的笑谈便是，离开了这些日语外来语，当今的执政党就很难开成一个像样的大会，因为举凡“共产”、“资本”、“书记”、“支部”、“经济”、“社会”、“艺术”、“哲学”、“主义”等等，全都是这样的语言舶来品。

◎通过考察《和文汉读法》这本小册子的增补和流传过程，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梁启超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当时是怎样在“同文同种”的意识下看待中日之间的语言差异的。至此，我们也不难想象他们基本上依赖着中日间的“同文”特征，并依靠自身的汉文能力试图最大限度地理解日语的努力，并希望尽快从日文中汲取大量新知识新概念转介到汉语中来，结果却难免产生一些消化不良的、一知半解的接受认识，成为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50]

◎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51]

●前文已经提到，汉语言的一大突出特点，或者它的一大辩证特征，就是在这种由独特历史所形成的语言中，文字必须高度地统一，而语音则可以宽容地繁杂。由此，操着各种方言的中国人，甚至有可能相互听不懂，可他们通过文字书写，却能够毫无困难地相互交流。想当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正是基于中文的这种特点，把汉语想象成了未来的世界性语言。

●不过，沿着上述特征，由于现代民族国家的高度权威，也由于现代生活的密切交流，一种基于北京语音的普通话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既是高速发展的要求，反过来也支持了日益广阔的生活空间中的交往。然而，由此造成的语言变化却是：在北京之外的大多数地区，都出现了普通话和方言并存的双言现象。而大家又不可忘记，这种双重口语现象的负面效应在于，普通话的日渐普及，渗入或消磨了丰富而鲜活的方言，甚至使年轻一代简直引以为耻，遂使许多以方言为载体的地方文化逐渐萎靡或平均化。

●如果说，当年是在现代性的压力下，部分源自契丹的这种北京语音才被硬性确定为中国的普通话，那么，同样是在现代性的压力下，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英语，则被看作了更高级别的普通话。能够通晓和操持英语，不光会带来交流的方便，还被看作身份和教养的象征，就连预备接班的领导人，也想要就此进行表演，来博取相应的威望与信任。正是在这样的示范下，人们便以高出对母语不知多少倍的热情，投入对于英语的培训和学习。到处都可以见到双语的且主要教授美式英语的幼儿园和小学。反过来说，读写母语的能力已经普遍下降了，可人们对此根本不以为意。而长此以往，势必会加速中国文化在全球化压力下的没落。

◎在以上的例子中，语言多样性只能被描述为不利因素，但是许多人都因为英语在许多其他领域中无可避免地扩张以及其对文化多样性的持续侵蚀而感到担忧。一些激进分子将英语描述成一种“杀手语言”，它在扩充自己影响的同时消灭了其他语言和语言多样性，尤其是在世界精英人士中。并且英语还承载着特殊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产品，这些价值和产品在意识形态上扰乱并有害于当地文化及其产品。因为其限制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保护这些文化的努力可能被称作是保护主义。在一些情况中，这些努力可能会演变成反美情绪或反帝国主义情绪，但是经常在平等的精神下这些情绪会促进理想的互惠协商。[52]

●英语的这种优势地位，势必要从根本上渗入汉语的语言结构本身。从一个世纪以前的《马氏文通》开始，人们就想从欧洲引进那种普适的和唯理的语法，借此来总结汉语的内在规律。而这种尝试性的成果一旦被规定为判定的标准，势必要实际影响人们的语言习惯。说到底，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在不自觉地循着英语语法判断某个句子是否正确。只可惜，这种对于某种僵化语法的生硬判断，并不能真正增强学生的语言能力，以致孩子们即使在这方面获得了高分，却不会写一封通顺的书信。——在这个意义上，晚近围绕能否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收入“外语字母词”的争论甚至诉讼，更是从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层上，凸显了英语这种无孔不入的挤压。

●由于语言的边界恰恰就是思维的边界，所以，外语能力和母语能力的反比变化，注定会在思维深处影响到文化的深度和创意。因为，唯有母语这种不必担心出错的、口脑合一的语言，方能带来彻底放松的自由感，帮助人们在自信与自如的交流和谈吐中，不断反复体验语言和思维的微妙性、闪烁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体验到被界定对象的模棱两可和稍纵即逝，从而油然生发出对于现有思想概念和程式本身的不满与变革欲望。——在这个意义上，在生活中失去母语的感觉，尽管一般情况也可以对付，却好比中风后的麻木不仁。

●晚近以来，全球化对于中文的影响，还突出表现在互联网的冲击上。由于英文的输入更为迅捷，而英文网站中的信息也更丰富，且较少受到监管部门的过滤，就更鼓励人们在网上干脆撇开了母语。此外，也有人故意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或者干脆说，就是欺负宣传部门不懂英文，才投合着国内和国外的不同语境，完全用两种腔调分别发言。甚至，又由于技术本身的原因，不仅中国人和外国人通信时要用英文，就连中国人和中国人（特别是跟身在港台或海外的中国人）通信时，为了防止出现乱码，仍然会被迫首选英文。

◎实际上，语言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逐渐走向消亡。在《世界语言》中确认的大约7000种语言中，全世界96%的人口使用其中4%的语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所述，因特网90%的内容只使用了12种语言，而全世界90%的语言没有出现在因特网中。许多这样的语言都没有书写体系，没有机构支持，并且语言的使用者只有几百或几千人。安德鲁·多尔比（Andrew Dalby）指出：“每两个星期世界就失去一门语言。”一些学者认为现存的90%的语言将会在2100年之前消失，部分因为在其消失之前对其进行记录的资源有限。主要语言的区域变体也会消失，这是由于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学校和移居的影响。[53]

●即使只用中文进行交流，互联网仍然对语言造成了冲击。由于网上进行的是即时交流，快速表达变成了主要的考量，而对规范表达的要求就相应降低，更谈不上什么文化韵味。甚至，上网一族自创的小空间语言，不仅不稀罕语言规范，还以故意破坏这种规范，作为“酷”的做派的表现，几乎类似于以往小团体的黑话。——什么“马甲”、“粉丝”、“筒子”、“菜鸟”、“斑竹”、“沙发”、“大虾”、“灌水”、“潜水”、“酱紫”、“美眉”、“抓狂”、“拍砖”等等，不一而足。而汉语词典对此干脆不知所措，只有过一段时间就被迫收录。

●“酷”这个字眼，原本就是cool这个英文词汇的音译。对于当代从西方涌入的大量新词，日语所采用的主要办法，是用片假名对其读音进行拼写，而汉语采用的主要办法，除了通常的意译策略以外，也往往借用汉字的读音对其进行拼写，特别是当汉语中并无准确对译的时候，比如“坦克”、“苏打”、“白兰地”或“波尔多”。这样的文字策略，虽然避免了在汉字中夹进大量外文字母，却把许多汉字本身的丰富功能，蜕化成了简单的字母代称，并在原以单个汉字为单位的汉语里，嵌入了大量多音节的外来语，使其失去了以往自由组合的灵动性。由此，讲究平仄声韵的古体诗，只能跟当代生活逐渐脱节。

●更严重的是，由于这些在母语中本无意义的汉字组合，却能模糊暗示出某种莫名的洋味，有人就自创了一些并无英文对译的汉字组合，并在传媒中反复灌输，遂使中文更加受到无端的和变本加厉的污染。比如，像奥迪、辉瑞、斯坦福和万宝路这样的词汇，原是由于外语的词汇不好意译，不得已才以音译的形式嵌入了汉语；然而，像奇瑞、多芬、捷安特、斯波兹曼这样的词汇，却是放着樱桃、鸽子、巨人和运动家的意思不用，非要以毫无意义的音节来暗示它们的洋味；此外，更有诸如奥琪、苏泊尔、格兰仕、比亚迪这样的名称，谁也不知道它们的原文是什么，大概只是为了鱼目混珠，暗示莫须有的外来出身，而刻意拼凑出来的汉字组合。

●总而言之，受上述种种变因之影响，中文的变化速度是相当惊人的，以致对于迁居海外的中国人，只要细心听听他们所说的汉语，就可以大致判定他们是在什么时期离开中国的。将来的文献考据家，也可以准此进行断代研究。也是因为这样，那些或真或假“流亡”海外的中文作家，特别是那些原应对语言要求最高的诗人，很快就对母语失去了真实和生动的语感，只能长久地在国外漂泊下去了。

●当然，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尽管英语已被实际当成了世界语，并给英国人带来了很大的财源，也使得美国人大都不需学习外文，但反过来说，全球化的挑战即使在这个方面，也没有放过英美国家本身。比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卡奇鲁就认为，当今世界英语体系可分为“内圈”、“外圈”和“发展圈”，正是基于这种划分，“他主张用Englishes这一复数名词取代传统上所使用的varieties of English。这样，卡氏不仅认可了‘新加坡英语’和‘印度英语’等的独立性，而且承认了‘日本英语’、‘中国英语’和‘埃及英语’等的存在。”[54]这样一来，为此而发急的就不再是中国人，而轮到英国人自己了，因为他们也许有一天会看到，自己的母语已经四分五裂，瓜分豆剖，而且名义上讲着英语的不同民族，彼此之间也已经难以沟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