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全球文化与文化全球(2)

◎电视也有其不那么神奇的另一面，即它仅仅陶醉于世界的各种恐怖事件中，或无可饶恕地使这些恐怖事件变成老生常谈，或迫使政治家首先变成电视明星。但是哪里有谁白纸黑字地写明，某个人在电视上表现出色，就意味着他政绩骄人？我不能不震惊于电视导演和编辑怎么摆布我；震惊于我的公众形象怎样更多地依赖于他们而不是依赖于我自己；震惊于在电视上得体地微笑或选择一条合适的领带是多么重要；震惊于电视怎样强迫我以调侃、口号或恰到好处的尖刻，来尽量贫乏地表达我的思想；震惊于我的电视形象可以多么轻易地被弄得与我的真人似乎风牛马不相及。我对此感到震惊，同时担忧它不会有什么用处。我认识一些只懂得以电视摄影机的方式来看自己的政治家。电视就是这样剥夺他们的个性，使他们变成有点像他们以前的自己所制造的电视影子。我有时候甚至怀疑他们睡觉的姿态是不是也像电视里那样像模像样。[33]

●由此可知，并非与歌德当年的憧憬完全合拍，当“文化全球化”真正到来的时候，它带给我们的印象也绝不是一片光明。相反，从葛兰西到法农，从赫伯特·席勒到萨义德，都展开了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那么，什么是这种“文化上”的“帝国主义”呢？看来看去，还是一位叫做苏利文的西方学者说得干脆明快——“指的是来自发达国家、包含着与支配者利益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观点的商品、时尚或生活方式等流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创造出某些特定的需求或消费形态，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侵害、取代或挑战，受支配程度越来越高的状况”[34]。

◎当全球化这个字眼首次被使用时，是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对某些人来说，它只不过是描述文化帝国主义发展和扩张的一种新方式罢了。然而，在经过更多的仔细分析之后，人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多角度的、具有深层文化因素的现象。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仍然与文化层面的全球化概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意思很简单，但在表面上有一种压迫感。庞大的、占主导地位的、在经济上发达的强势文化常趋向于以一种殖民的方式推广和散布它们的文化产品、习俗以及价值观，最终造成了对较小的、经济上较弱和处于弱势的文化的压制。[35]

●正如前文所述，围绕着“全球化”这个复杂的对象，无论从哪个侧面看去，都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看法。比如，又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大学教授，表现为“全球化”的有力申辩者：“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在每年的劳动力增加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多种族共存被人们广为接受，近年来多重文化也自然形成。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很难发现一个真正的‘本土’美国人，即一个从出生就是美国居民的学生；大学教师也来自于全世界各个国家。这促使了美国对各种文化的开放。印度的音乐、中国的针灸以及许多其他文化，在美国的万花筒般的氛围中自得其乐。这些文化进口组合在一起，构成了美国不断扩张的组合文化。但美国并不把这些文化视为是一种威胁。”[36]

●不光是来自第一世界的学者，来自拉丁美洲的小说名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也旗帜鲜明地为全球化辩护。一方面，他不无悲伤地回顾说：“我们将要生活的新世纪比起二十世纪来说可能更少独特性，也更少本土色彩。过去曾经赋予人类各民族和种族多样性的节日、服饰、习俗、仪式、典礼、信仰正在趋于消失，或者被局限在很少地方，而很多社会则抛弃了这些东西，采用了其他更适应于我们的生活的时代的东西。”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较为乐观地展望：“与此同时，它也提供了种种机遇，使一个社会向型构为一个整体迈出重要的一步。正因为此，当人们拥有可以自由选择的机会的时候，有时会毫不迟疑地选择他们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中的传统主义者正好反对的东西，即选择现代化。”[37]

◎民族文化经常是用血与火铸就的，禁止教授和出版一切方言，也禁止遵循一切与民族国家视为理想的宗教、习俗有所不同的宗教习俗。世界上很多民族国家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强制性地把一种主流文化强加于本土文化，本土文化受到压制，从而无法公开地表现出来。而与那些担心全球化的人们的警告相反，全球化并不容易彻底地消灭文化，一种文化，只要它的背后有丰富的传统和足够的人们哪怕是秘密地遵行，那么这种文化即使很小，也不可能被消灭。今天正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弱化，我们正在看到那些曾经被遗忘的、边缘化、曾经被迫沉默的地方文化又复苏了，在这个全球化的星球上壮阔的交响乐中表现出了富有活力的生命迹象。[38]

●此外，在上述两种极端观点之间，也存在着较为折中的看法。比如，泰勒·考恩（Tylor Cowen）在《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中，就提出了所谓“多样性的悖论”。作者一方面承认，当代世界的气质非常有利于多样化的发展，为抽象艺术、流行音乐、爵士乐、当代古典音乐、电影、诗歌、建筑等提供了广泛的舞台；但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某种吊诡的悖论，即在一个特定社会不断增加的选择菜单，反有可能限制整个世界的选择菜单，由此随着商业主义的渐次传播，远离西方经验的社会反会越来越少。作者针对这一点辩证地写道：“可能存在反直觉的‘多样性的悖论’：如果众多社会拒绝多样性，作为整体的世界也许会变得更为多样化。他们的文化局外人身份能够促使他们不断出产具有高度独特性的作品。多样性的悖论可用于某些但并非所有的社会变化。……然而，当这个悖论成立的时候，过多的跨文化接触就会造成全球选择菜单的萎缩。”[39]

●正因为看到其利弊两面，考恩尽管承认全球化的破坏作用，但他又提出了一个积极的命题，即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在他看来，尽管“创造性破坏”带来了传统文化的损失，然而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并不是什么致命的东西，倒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常态，所以反有可能成为大发展的契机：“从长时段的角度最可看出同质化与异质化的共同变化。自人类发展伊始，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和艺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大的市场交易规模支持而非束缚了创造性成就的日益多样性。……认为全球化破坏了文化多样性，这一说法其实预设了一个集体主义的多样性概念。它是在对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比较，而不是比较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它还预设了多样性一定是以不同地理空间的文化差异形式出现的，而且肉眼应该能观察到这种差异。”[40]

●很可能，上述那类乐观看法还是太过黑格尔主义了，因为我们如今已不敢指望，还能有一位造物主（或者“宇宙精神”）能像奶妈那样，既有耐心同时倾听六十多亿个孩子的不同哭诉，又有能力无微不至地护佑和监督他们。不过，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可以同意考恩的看法，那就是必须敞开发展的路径，敞开历史的可能，敞开主体的选择，而不要把全球化的未来给看死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一向主张，不管传统文化命当如何，眼下都不要看死了它，不要把它当作气息奄奄的、只配受到保护和进行展览的熊猫，而要让它跟生猛的当代文化去厮混，去摸爬滚打，以获得跟世界并长争高的生命力；否则，这种文化便从一开始就已死亡了。约翰·诺尔贝格（Johan Norberg）曾在他的《为全球化申辩》（In Defense of Global Capitalism）一书中，引用过人类学家埃里克森（Erik H.Erikson）的一段话：“一旦政府成为民众的文化认同的保护者，文化就会受到限制，会用官僚的僵硬的官腔固定下来。它就不再是活生生的、动态的、可以变化的、发展的，而会成为一个包裹，成为一个拼好了的七巧板，不能从中间拿走任何一块，否则就会变样。”[41]此中的道理，很适于用来反思我们的“国宝”，从京戏、胡同一直到熊猫；同样地，这段话也很适合日本人用来反思他们的“国宝”，从能剧、和服一直到相扑。

◎文化的变化，其实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就是彼此碰撞，互相影响而已。文化一直就是这样变化的。文化意味着培育，变化和更新是其内在的组成部分。假如我们试图将文化模式凝固在某一时间，将其视为独特的美国或泰国或法国或瑞典或巴西或尼日利亚的，它们也就不再是文化了。它们就不再是我们生活的活生生的组成部分，相反，将成为博物馆里的收藏品和民俗。博物馆并没有什么错，它们是消磨一个下午的好地方，但我们不可能生活在那里。[42]

◎在新兴的后民族秩序中，美国可以有一个特别的位置，而且无需依赖孤立主义或全球霸权作为其可能的基础。合众国非常适合成为一种文化实验室和自由贸易区，为这一围绕流离多样性组织起来的世界生产、交流、进口和试验各种素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此类实验已经在进行了。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眼里，合众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旧货甩卖场。它为日本人提供高尔夫假期和房地产；为欧洲和印度提供商业管理的意识形态和技术；为巴西和中东提供肥皂剧灵感；为南斯拉夫提供首相；为波兰、俄国和任何敢试的国家提供供给学派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为韩国提供基督教基要主义；为香港提供后现代风格的建筑。[43]

●只有在活生生的、彼此渗透的文化对接中，才有可能在杂糅和嫁接的基础上，产生出作为“文化间性”的新型文化，从而引领人们走出当前的困境。我向来都坚定地认为，如果从短时段来看，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从来都不会绝对平衡与均等，甚至还会表现为“血与火”的话，那么，从长时段来看，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却不必然表现为压制与灭绝，反而有可能表现为融合与跃升。不消说，这自然也是因为，那些熬不过长时段的文明，早就在“血与火”中被淘汰掉了。正因为这样，我们只有咬牙熬过眼前，并且在世界的风雨中与时俱进，才有可能巴望“必有后福”。

◎“第三文化”这一概念大致包含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全球文化是一些以具体文化流动（人员、技术、资金、媒介形象和意识形态）为处所的跨国际文化，不是不着边际的霸权“文化形态”；第二，全球文化处在“整合”和“差异”这两种不同驱动力相互作用之下，并不是单一地同化；第三，跨国际文化并不只涉及世界少数几个主要文化，而是涉及世界上一切文化；第四，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的文化关系只是第三文化的一种形式，全球文化研究需要突破仅囿于此一种形式的局限。[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