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问题简单化而非简单问题复杂化。2005年当我卸任公司总裁回归到研究与教学岗位的时候，记者在采访中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教授与总裁这两个身份有什么区别？我的回答是：做教授的时候，一句话变八句话说；做总裁的时候，八句话变一句话说。事实上，管理实践与研究之间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管理实践强调复杂问题简单化，需要概念能力，需要在纷繁的影响因素中寻找到关键因素，通过对关键因素的把握和解决来提升整体的竞争力，因此在实践中会看到具有创意并鲜活的案例，让实践具有丰富的生命力。研究学者的思维方式是习惯于穷尽所有要素，寻找到因素之间的关联，并力图把这些关联整理清楚，从而获得完整的、体系性的认识和结论。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习惯并没有什么错误，并且这样的研究训练是必要的且必需的。但是如果停留在这种思维习惯和研究训练中，则容易与实践相悖，研究还需要在此习惯和训练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简单问题复杂化之后，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做不到这一点，管理研究并没有完成。
从管理的本身看，没有概念能力是无法真正成为领导者并引领变化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意识到经济发展需要全球的资源，倡导“生态一体化”，在这个概念下，世界开始了全新的改变，之后的“经济一体化”到“全球化”的概念，把技术、生态、变化以及区域的发展资源、不同地域的文化等所有的复杂性都统一起来，把全球统一到一个一体的认识之中。借助于概念能力，美国成为全球资源的管理者，并引领世界朝着美国所引导的方向发展，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为恢复危机所做的努力，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近几年来，中国一直谋求世界体系中的话语权，很多人认为只要中国的经济实力强大就应该具有世界话语权，这样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大家还需要理解另外一个关键，即是否具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没有概念能力，所谓世界体系中的话语权只能是一个愿望或者空想。对于世界格局来说，其变化程度和复杂性更加剧烈，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实力可以解决，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达成共识，共识的基础就是明确的概念理解，而这就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能力。
换言之，在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系统研究训练的基础上，还需要训练概念力。如果想训练概念力，就需要具有与管理实践一样的思维习惯，而不是研究的思维习惯，那些贡献了重大管理理论价值的研究者都具有这样的能力。分工理论、计划管理、竞争战略、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知识员工、企业文化等，当我们学习并理解这些概念时，可以清晰地知道企业运行背后的复杂性以及解决之道，这也是被称为“管理大师”的人成为大师的根本之处。每当我阅读到巴纳德的所言“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进行合作，即系统地协调彼此间的行为时，在我看来就形成了组织”时，我总是可以很清晰地了解到组织的关键是协调个体之间的行动，我们之所以觉得组织复杂而难以发挥组织的效率，关键是没有去协调个体之间的行动，相反却做了很多与协调行动无关的努力。
一直以来很多管理者希望借鉴先进的企业经验，把它们的管理体系复制过来，但是这样的努力并没有带来实质上的效果，其原因是只了解这些优秀企业的体系，并没有了解这些企业管理中的关键要素，也就是核心概念。当我们不断地学习和分析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简称“西南航空”）的案例时，并没有了解到“西南航空”之所以可以用总成本领先的战略持续成功，其关键概念是“尽可能少地占用顾客的时间”。中国大部分企业都是以成本战略为选择，却没有诞生出像“西南航空”这样优秀的公司，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关键概念不同。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来源于劳动力、土地资源、政策以及原材料，而“西南航空”的成本优势来源于时间效率。
丰田的精益制造是中国制造企业学习的标杆，很多中国制造企业都引入了精益制造体系，同样也没有诞生像丰田一样的全球公司。因为丰田精益的关键是“一线员工发挥智慧”，因此丰田在运行精益体系时，对一线员工的培训、专业化提升以及激励做了大量的投入，在让“一线员工发挥智慧”这一概念的统领下，丰田派生出一整套管理模式，管理者首先是培训师，公司最高的职位不是总裁而是总培训师。在中国企业中，管理者并没有认为一线员工具有智慧，更多地把一线员工看成成本。令人可惜的是，在今天依然很多人认为如果富士康提升生产线工人的工资，一定会失去成本的竞争优势。这里面所蕴含的正是对关键问题认识的能力偏差，如果认为制造企业的成本优势来源于生产线工人的低工资，那就大错特错了。生产线工人最重要的价值正是贡献产品成本与品质的竞争力，没有这样的认识，一个以制造取胜的国家就会丧失其竞争优势。所以，不是简单地建立精益制造体系，而是基于发挥“一线员工智慧”的共识，才能形成制造企业的成本竞争优势。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引起世界对中国企业管理的兴趣，这不禁让人想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管理兴起的时代：当时美国大量的研究者涌入日本试图发现新的理论来解释日本管理方法，除了“精益制造”之外，大多数没能经受时间的考验。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学者带着西方的管理理论来到日本企业，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深入到日本企业中，并不了解在日本文化和日本经济环境中企业行为和选择背后的机理，只是把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与日本企业实践结合起来，这样得出的研究除了验证西方的理论之外，不太可能形成真正的总结日本企业实践经验的东西，自然无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个结果提醒我们，对中国管理的研究如果是同样的路走下去，可能落入同样的困境：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我们自己带着西方管理理论来到中国企业中，把它们强加给中国企业，这样的做法甚至连类似日本的“精益制造”的理论都无法得出。
我们真的了解全球化吗？到今天为止，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市场中依然处在探索阶段，我们对全球化的认识还有很多困惑，甚至不能明确地给出一个简洁、清晰的解释。弗里德曼用“六维”眼光来看“全球化”，这“六维”是“金融领域、政治、文化、国家安全、技术和环境保护”。即便是弗里德曼本人，也承认这不是全球化的最后内涵。因此，全球化是更宽广的视野、更变化的视角、更广阔的未来，不能理解全球化，也就无法理解我们生存的空间。这就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做出更广泛的沟通，但是如果没有思辨能力，也就无法找到共识的基础与沟通的前提条件。
对于管理研究而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做出中国管理研究来？管理学学科属性的限制和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管理学者越来越意识到：管理领域中的研究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这种普遍性不足或者缺失的原因则在于管理研究的对象更多的是依赖管理问题或管理现象发生的情境因素，因此在进行管理研究时应该对情境因素加以考虑。所谓情境因素的研究就是把组织所在国家的社会、文化、法律和经济因素作为情境变量，探讨这些因素对组织特征这些因变量的影响。我们深知中国的国情极其复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也正因为此，我们无法简单地套用西方的理论，也无法简单地认为可以轻易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雅克认为：“中国现代性的动力来自历史而非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中国的现代之路与西方所走的道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更需要关注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研究学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我用这么大的篇幅来分析和介绍中国管理研究及其发展困境，只是想说明思辨能力是多么重要的训练，无论是在哪一个领域想要做出价值贡献，一定是需要有思辨能力才可达成，而这也是大学中最重要的训练。
我们不需要魔法来改变世界，我们自身已经拥有了需要的所有力量：我们有能力更好地想象。
——J.K.罗琳
想象力
韩国人说，他们有三所最好的大学：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他们把这三所大学的英文第一个字母连起来，叫作“SKY”，也就是天空，寓意无比辽阔，包容天下。把大学比作天空是非常贴切的，这也意味着三所大学培养具有宽广胸怀以及无限想象力的学生。大学就该胸怀宽广，包罗万象，求真、求善、求美。对学术而言，有不受约束的天地；对学子而言，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对学校本身而言，百川汇入大海，拥有丰富的资源，大学的影响以及吸引力即在于此。
我总是无法忘怀2002年的世界杯中发生的一段事。韩国队奇迹般地挺进四强，但是最令我惊讶的是国人对韩国队进入四强的兴奋，我们有什么理由兴奋呢？世界杯对于中国人而言真的是一个永远的“痛”，我所欣赏的男性的刚阳、坚毅、勇往直前、勇于承担几乎在球场上看不到，我曾经非常欣赏孙继海，也一直崇拜有力量敢担当的男性，只是这场世界杯让我真的很失望，因此我更不明白中国球迷为什么会对韩国队的胜利雀跃。在网上看到一个韩国女子的言语，心有滴血的感觉，我把文章保存下来，在上课的时候转给学生看，我们缺的正是她所说的：
幸运的是，上帝非常公平而精准地给了我们其他的东西。因为我们国小，他给了我们更多的智慧；因为我们贫瘠，他给了我们强健高大的体魄；因为我们屡遭侵略，他给了我们顽强的意志；因为我们人少，他给了我们团结的精神……
于是，当时代的车轮滚动到以科技为中心的地带时，我们的品质促成了我们今天的成就，我们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我们的优秀与伟大。在科技上，我们的汉城大学把北京大学遥遥甩在其后；我们的企业（三星、LGKIA、大宇、现代、JNC……）如狂风般扫过中国的市场——你们所说的亚洲光荣，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荒谬。请清楚地铭记一点：当前的国际竞争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而不是大洲！希腊不会以英国的光荣为光荣。我们之间的联系，仅仅是在经度上相差15度而已。
这一届世界杯引发的这段话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我并不认为这是有关足球的话题，反而认为是国家竞争力的话题。有关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影响因素，公认的是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所提出的八要素说，即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管理、金融体系、基础设施、企业管理、国民素质等八大要素是影响国家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从定义上理解，国家竞争力主要是指国家创造附加价值的一种能力，意即国家借助经营原有资产，通过制度、吸引度及积极的整合关系，形成自有的经济、社会模式来增加财富，其重点在于创造附加价值以增加国家财富之能力。因此国民的创造及创新能力起着决定性作用，我很想在中国找到三所大学，可以骄傲地宣称它们代表着天空，包容着一切，抚育着创新与创造之新人。
大学应该具有让学生学会想象和拥有创造能力的作用。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想象力是大学存在的理由。陈寅恪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文中写道：“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爱因斯坦在获得诺贝尔奖致辞时说：“在人类生活的壮丽行列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这些我极其敬仰的先贤，无不怀抱着对学术内在动力的珍贵，无不坚守教育的真谛，大学就该彰显这样的价值和力量。
我喜欢那些独特而富有创造的学生，喜欢出人意料地给出答案的学生，甚至喜欢看到学生对老师的挑战，这些学生总是让我感受到创造力与想象力的美好。大学为学生提供了偶像的灵感，知识在这里被赋予想象力的传授。我很怕遇到学生向我讨教标准答案，向我询问考试的方向和范围。在我眼里，一个学生只关心考试，只关心分数，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因为如果学生只为分数学习，丧失的有可能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非常希望学生运用想象力去学习知识，运用创造力去获取答案，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障碍，会遭遇到压力，甚至因挑战而遇到冲突，但是我还是坚持学生要这样去学习，去接受挑战，承受压力，解决冲突，因为这个过程本身，会让你被激发，发现你自己内在的力量以及无限的可能，也才可能让你拥有独树一帜的见解，去刺激缺乏活力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