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对知情人而言，人们总是希望他说出事实，全部事实，除了事实之外不掺杂其他的什么。谈及中国人的时候，许多知情人的确已经说出了事实，但是，也许他们中很少能有人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们只讲事实而没有附带任何其他的个人感情等，更不能指望他们讲出全部事实了。无论知识多么渊博的人，也不可能知晓中国人性格的方方面面。正因如此，本书将面临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个观点，可能会有人说，试图将中国人的性格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这样的努力纯属徒劳。伦敦《泰晤士报》1857—1858年驻华记者乔治·温格罗夫·库克先生，由于工作的机会亲眼目睹了处于不同情况之下的中国人，并可以依靠那些非常有经验的人的帮助，通过他们的观察对中国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就像那时描写中国的任何一个作家一样。库克先生在其书信集的前言中，是这样为他失败地描述中国人的性格而向读者致歉的：“在这些书信中，我未能详尽地分析中国人的性格，这是一个极大的疏忽和遗憾。没有什么主题能够这样吸引人，也没有更好的主题提供这样大的空间来施展，它可以进行精心的假设、深入的概括和成功的定义。我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却没有好好利用，任何人都可以因此而批评我。事实上，我本来已经写下中国人的很多卓越的品质，不幸的是，我又总是看到这些中国人有着粗俗的表现和言行，与我原来的描述发生冲突，因此为了确保真实，我接连焚毁了几封信。还可以补充的是，我曾与一些杰出而诚实的汉学家谈及此事，他们同我的观点一致，认为不可能形成一个概括中国人的整体素质的概念来。然而，这些困难只有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人才会遇到。一个聪明的作家，或许对所描述对象完全一无所知，却能够轻而易举地写出一篇冠冕堂皇的分析文章，对两个客观事实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相互矛盾的观点。或许有一天，我们能获得必要的知识，去合理地解释中国人身上种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并估量这种矛盾对中国人的影响。但是现在，还至少令人满意的是，我避免了严格的定义，而是根据中国人的一些突出的特性来描述中国人的。”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人已经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了。可以看到，中国人是难以掌控的，也是难以理解的。的确，只有在中国的国土上才能确切地理解中国人。不过，普遍的印象是，中国人难以捉摸，根本无法理解。但是，我们与中国人虽然已经有几百年交往的历史，但就像不能解释其他复杂现象一样，始终无法找到确切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不能够真正地了解和认识这个民族。

第二个不同观点更为严重，认为本书作者不具备写作这本书的资格。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这件事并不能够保证他能写出一本全面反映关于中国人性格的书，正如另一个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二十二年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写出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的论文一样。中国是一个很庞大的整体，一个人如果只在两个省住过，并没有走遍大部分省份，那他确实就没有权利来总结概括整个帝国的情况。

需说明的是，这些文章本来是为上海的《字林西报》而写的，并没有打算广泛传播。然而，其中的一些话题让很多人都感兴趣，不仅是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因此，本书作者才应邀将这些文章收集成书。

第三个不同观点是，本书中的部分观点，尤其是关于中国人道德品格的观点，是不公正的，是带有误导性的。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印象不是统计学，印象不可能精确到小数点以后多少位。印象如同照相底片，没有任何两张底片是完全相同的，但任何一张底片都可以忠实地反映出其他底片没有捕捉到的东西。摄影的胶片和镜头不同，冲洗不同，都会使照片呈现出不同的效果。

很多人在中国定居很久，对中国的了解胜于本书作者，他们的观点与笔者的观点实质上是相同的。另外一些人的观点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他们在某些地方润色一下，会使整个“单色的”画面更加真实，更加饱满。在这些中肯的批评下，本书进行了重新修订。由于再版时间紧迫，原先讨论中国人性格问题的篇幅有三分之一被删减，保留了重要篇章，并新加了《知足常乐》一章。

中国人所具备并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是应该获得由衷的赞赏的。同样，也会有另外一种危险，即先入为主地去过分夸奖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盲目夸奖和一味责难同样有害。这不禁让人想起萨克雷，曾有人问他为什么在他的小说里面好人总是笨蛋，坏人却很聪明。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好人总是不能对所看到的现象深入思考。有一幅画，画的是一棵橡树，前往观看者被要求从画的轮廓中看出是拿破仑低着头双手抱胸，在圣赫勒拿岛的侧身像。开始时，观看的人一直盯着看总是看不到侧身像，觉得其中一定有错。但一经说明，就会明白不可能看着画面却仍旧看不到拿破仑像。同样，中国的许多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注意到的，但一旦被看出，便永远不会忘记。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本书的这些文章并不是对整个中国的概括，也不是外国人在中国的观察和感受的全面概括，正如修饰性的从句不可能取代任何一个相匹配的主句一样。这些文字只是观察者的印象，是由一个外国人从许多中国人“性格”之中得出的部分印象。这些文字也不是中国人的画像，而只是一个观察者勾勒出的中国人某些性格的速写。这些特征只是一条光线，无数条光线汇聚起来才能成为完整的光束。这些文字是一种归纳分析，其中讲述的各种特征和细节，不仅来自笔者本人的体验，同时也是许多人在很多时候的亲历。正因如此，这个议题才有了这么多的例证。

密迪乐先生，是写作中国和中国人的众多作家中最有哲理的一个人，他曾说过，向人原原本本介绍一个外国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最好办法，就是请他仔细阅读一堆笔记，这些笔记中详细记载着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特别是那些看来特别的事件，如果笔记中还附有这个国家当地居民对此事件的看法就更好了。这样的事例如果数量足够，就可以推导出一个总的原则。结论可以受到怀疑或否定，但引用的这些事例却不应该被忽视，因为这些事例都是非常真实的，任何有关中国人性格的理论都要依据这些事例。

若曾试图比较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就会强烈地感到其中的艰难。很明显，许多东西看来是中国人的性格，实际上却只是东方人所具有的特质；但这在多大的程度上是正确的，只能靠每位读者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去判断。

有人说，在与中国人交往的现阶段，我们有三条途径可以去了解关于中国人社会生活的一些知识，即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和戏剧。这三种信息来源中的每一条无疑都是有益的，但似乎还有第四条途径，比前三条加在一起还更有价值，但这个方式并不是每一个写作关于中国或中国人的作家都有接触的机会。这条途径就是在中国人的家里研究他们的家庭生活。与城市相比，乡村更能反映一个地方的地貌特征，对一个民族的特征理解也一样。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城市呆上十年，也不如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乡村住上一年所知道的关于中国人家庭生活的内容多。除了家庭之外，我们还必须把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本书正是以中国的乡村为立足点，才得以完成的。书中这些文章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表现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展现一个不带任何偏见的观察者的真实所见。因为这样，书中并没有提出任何关于中国人的性格可以用基督教的任何方式进行改造的结论。但如何纠正中国人自身所存在的缺陷问题的确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人们所说的“中国问题”如今已经远非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到了20世纪，这个问题要比现在更加紧迫。任何一个对人类抱有美好愿望的人都将会关注这一问题，即究竟用什么方法来使人类构成中的这一大部分人获得发展。如果我们得出的结论正确，必须有一部分证据来支持它。如果这些结论错误，那么无论用什么证据来支持它都是没用的。

额尔金勋爵回答上海商界提问时所说的话，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至今听来仍使人感到正确而又中肯：“当阻止这个国家自由的内部障碍消除之后，西方基督教文化会发现，它所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一种很多方面都在衰退的残缺的古老文明，但在其他方面又让我们同情和尊重。在即将到来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将要在这个聪明而又心存怀疑的民族中找出一条途径，就是宣传。宣传升入天国的信仰无论从公众道德和个人道德上而言，都比安于尘世的生活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