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那天,老教授出现了:蒋兆和、李可染、艾中信、罗工柳、戴泽、刘开渠、王合内、许幸之……差不多每位老人的花白头发都向后梳着。我格外心仪的董希文与王式廓不在其中,他们同于1973年郁病而死。我远远端详这群劫后余生的老画家依次走进会场,不知道他们谁是谁,班中老生随即悄悄指点。未经指点便即吸引我注意的是位漂亮的老头:白胡子、木手杖,目光炯炯,环视全场——叶浅予先生。多年后在哈佛与巫鸿夜谈,说起“文革”初年附中学生痛殴叶浅予,巫鸿在场,惊怵不堪,以至奔回宿舍以拳击墙,不久,巫鸿也被打成“反革命”——我至今记得这群老教授进场的一瞬,全体流露恍然“复出”的神情:十年动乱,他们终于重回讲坛,以被尊敬的方式面见后生,他们轻微地欣悦而亢奋,显然与开学仪式暌违已久,同时,又分明流露轻微的不适,或可解读为隐秘的心有余悸,满座青年,恐怕使他们不由得忆及在同一场所被晚生批斗的往事?
那是令人动容的瞬间,介于辛酸与侥幸之间。我随即留意到老教授们另有一种集体气质——真是好不难说,并非因为名声与年龄——使他们与中年教师截然不同。那是什么气质?如今我有了简单的结论:他们全是民国人,和他们的老院长一样,只是比徐先生命更长。
那次会见的详细,统忘记了。之后一年,另两位50年代便即出局的美院才子调回母校。一是朱乃正,放逐青海二十年,一是袁运生,发配东北十七年,他们都是“右派”分子,当年被扫地出门时,才不到二十岁。他们却有着我久已熟悉而与美院老师相异的另一种气质:是“右派”的,因我父母均为“右派”;也是江湖的,因我是“文革”江湖的晚生。运生老师其时才画完机场壁画,我们头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头一次看到中国人画这样的画,那天他探头进门寻找孙景波,头发蓬乱直竖,刚从云南写生回来。乃正师与景波相熟,到美院那天在我俩合住的宿舍长谈竟夜,上海人,中低音,与之对几句沪语,一时仿佛忘年交。临睡,我就隔壁同学上铺,乃正师在我铺上欣然留卧,翌日告诉我,那是他被迫离开二十年后,头一次走进校尉胡同五号母校大门。
忽一日,有位消瘦的老者在U字楼走廊向教室内张望,如那时所有复出者,面目沧桑而兴奋莫名:是冯法祀先生。那时我不知道谁是冯法祀。我们随即被叫到隔壁教室:一幅大画横在那里,调子灰暗,气氛肃杀,是冯先生50年代创作的《刘胡兰》,满篇尘土,内框严重倾斜——上个月我在中国美术馆装修完毕的新展二层又见到这幅大画,立时想起初见冯先生——“你看这里!”他拉着我直指画面中铡刀下的血迹,“我专门杀了一只鸡,对着鸡血当场写生啊!”
这位刘胡兰的歌颂者也是老“右派”,那天他获准调离流放二十年的戏剧学院,回到他早年执教的学院。他与艾中信先生40年代即追随徐先生左右,不久,就在系办公室听他俩争先恐后慷慨激昂讲说徐先生旧事。
徐先生走得是忒过早了。他要是亲睹弟子们日后的际遇,还会以他“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座右铭相予教诲么?
美院的学生
“文革”时期的上海,我有位英俊画友,见面看画,神色鄙夷:
“你不懂色彩。色彩,要浓郁,你懂吗?”他漂亮而严厉地盯着我,教我“浓郁”二字怎样写法。再就是关于我的“笔触”,他也鄙夷得有道理:“要拙!拙,你懂吗?”
我们背地里叫他“浓郁”。“浓郁”传达了他的老师的结论:上海人基本上不懂油画。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年跟随的老师,是一位分配到上海的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生。
在我学画的年代,一位出身中央美院的画家必是被外地同行们随时提醒着他的出身,远远地敬畏着,奈何不得——不因这家伙画得怎样,也不因他姓甚名谁,而仅仅因为他的出身:
“中央美术学院”。
我未曾想到的是,不但外地,即便到了外国,出身中央美院的家伙仍竟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身份,仿佛党员。有几回纽约穷哥们儿聚会,电话通知,对方竟是卑怯:“你们中央美院同学聚,不合适吧?!”日后我与一两位海外校友终至疏远,便实在是看不起他们吃饭走路、见面握手的一脸“中央美院”相。
画友“浓郁”后来倒是并没投考美院,“文革”收束,他娶了拉丁女子,去了意大利国了。
今日的中央美院恐怕应该改称“北方美术学院”:上海人在考生中早已绝了迹,江南人也稀罕得很。如今中央美院的考生“大户”是哪儿呢:东北、山东、河南、河北……怎么会呢?我离开太久,不得知。在我上学那两年,各系同学的来路广得多了,单是我这一届便有五六位上海人,近二十位江南人。而中央美院建院初期的青年教师中,据尚谊老师给我计算,全院只有三位真正的北京人:“我、詹大、侯一民。”上辈师尊,更是绝少北方人:徐悲鸿苏南人,吴作人皖南人,古元、李桦、罗工柳广东人,董希文绍兴人,江丰本贯浦东,死后遗嘱是骨灰撒在黄浦江。
说来这也是民国的渊源了。我总以为旧上海其实等于纽约,人往那里跑:小小美术圈,除去日后留在南方的老画家,就我所知,或暂或久涉足上海的中央美院老前辈便有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叶浅予、吴作人、董希文、许幸之……而美院两代中老年教师,倒反不倨傲,不轻佻,大抵平实自尊,这些“美院旧部”说起“美院旧事”,还对美院历年的身世际遇,摇头叹息,虽则叹息之中,还是对美院的牵挂与惜爱。
话说得远了,还得说回来。
1998年,美院号称建院八十年,解放前那段不算,此后五十多年的毕业生论百上千,我所熟识的,只能是78届本科班与硕士班老同学。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之中,有昂然入仕的,有翩然出家的,有成功成名的,有默默单干的,有远在域外的,自也有告老退休的——数说老同学,唯在老同学群集之时才有意思,此处叙述,别人怕未必有兴味听,而所有艺术学生的生活大抵一样。在我的记忆中,老同学们无非是在美院破食堂欢声哗语排队买饭,在U字楼入夜的灯光下忽然窜到旁系教室寻衅笑闹,或中夜翻墙走去吉祥剧院吃水饺,吃完,自亦翻墙回来。我记得宿舍过道警告关灯的铃声忒过惊心,某夜抄条木棍,上前一挥,将那铁铃给砸哑了。
此后八九十年代入学的学生,多有豪杰,譬如留校的刘小东,下海的方力钧等,都是我佩服的才子。我虽是讨厌一切因名校背景而高视阔步的活傻×,但美术界看来看去,有时倒也暗中佩服中央美院——近年前卫圈出格出众的恶作剧,稍一打听,十之五六是在美院泡过一泡,而后在外聚众滋事。譬如动辄脱光了弄作品的张洹,河南人,原在美院进修班混了两年;宋庄有位女子偷拍宾馆群妓,那录像直见性命,问起来,也是美院的晚生;我还得认识一位小女生,毕业前好好画着规规矩矩的油画,来年就献身“行为艺术”,足足熬了好几斤人油……数十年来,论人才辈出、论活力外泻,中央美院确乎是一肇事的渊薮,成才的窝点。而其中最有种的老叛徒,即“文革”期间大学毕业生,名叫栗宪庭。
类似的坏名单开下去,恐怕真不少:我所以暗中佩服中央美院,不为混迹校内的骄子,而宁是野在校外的逆种,他们是美院“正传”的“异类”,却反证了中央美院之所以是中央美院——远溯五十多年前,接管美院的军代表艾青、出掌美院的江丰,便是民国年间理当通缉远避延安的老牌文艺逆子,侯一民李天祥二位尚在十八九岁年纪,明里是学生会头目,暗中是北平市地下党员,哪里肯安分守己。再上溯七八十年前的徐悲鸿,意气激昂,挑战祖制,私奔东瀛,远赴巴黎,事事争风气之先,岂不更是“五四”一代艺术家老牌逆子中的头牌?
美院是大气的。毁誉不论,有一个美院摆在那里,人会到里面去,又会从里面走出来:进去出来,出来进去,同是美院的学生,日后可以是不同的艺术家,走不同的路,做不同的人。
而时代曾经欺负美院,美院也不免欺负学生:在我毕业那年,有一天照例在U字楼长长的走廊走,老校友朱乃正远远招手:“过来,过来,有件东西给你看。”
那是一枚陈旧的毕业证书,证书首页端端正正的黑白照片上,是十八九岁一脸稚气的朱乃正:作为“右倾”的惩罚,这份毕业证书扣留不发二十年,那天早晨,校方刚刚把证书发还给行将五十岁的老同学。
美院的教学
今天,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惭愧,眼下我正在艺术学院混这份莫名其妙煞有介事的差。每年我得重复填写同样的表格,重申我是男性、多大年龄、在什么单位、是什么职称……但我拒绝填写所谓“科研项目”这一栏。在当今所谓“学科建设”叫嚣“专业划分”的闹剧中,“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讽刺么?不,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
二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不记得在学两年间校方讲过什么科研与教学:上课头天,我们围着靳先生团团坐好,他就说:“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靳先生忽然伸出右手掌,一句一句道:
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侯先生讲课扼要简单:我调出一块军装的青灰色,得意了,等他夸,侯先生看看军装,看看画,笑眯眯地说:“你再调,你还得调,你得调到说不出那是什么颜色,才是好颜色!”画鞋子,他走过站一站:“记住,要画脚,不要画鞋子。”然后笑眯眯走掉了。
有一天,林岗老师忽然叫我出教室:“丹青啊,就像你当知青那会儿大胆画,你怕什么呢!”他在过道的暗影里很殷切地对我说,急得眉毛皱起来。
是的,在学两年,我能记得的教诲就是这么几句话。艺术教学是什么呢,艺术教学就是几句话——虽是几句话,还看谁在说。
徐先生的教导我辈是听不成了。那年靳先生给我学过徐先生的江南口音:“要画一万张素描。”如今全国美院历届学生的素描怕有百万千万张吧,黑黢黢,脏兮兮,面面俱到而面面俱不到,没有感觉,没有斯文,没有灵性,没有人味道,那是绘画的绝路呀——我真想听听徐先生怎么说。
奇怪,现而今,这样的素描还数中央美院考前班孩子画得顶顶好,前时我在校尉胡同一所地下室的考前班墙上领教好几张“中央美院”派的素描范本,和文艺复兴素描大统毫无关系,和徐悲鸿手订的素描小传也毫无关系,可也叫我真佩服:在我混饭吃的学院,怕是四年级本科生也画不出来。
如今素描是个伪问题,真意是为考试收钱;教学也是个伪问题,真意是为众人的饭碗——艺术学院,现在“学院”重要,“艺术”次要,很次要。
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艺术是得跟人走,人在艺术在,人在教学在。昔年上海、杭州、北平三家艺专不相让、不买账,还真有点学派的模样。据江南老牌艺术学生说,上海艺专讲的是米开朗琪罗、凡·高、毕加索,杭州艺专则言必称拉斐尔、塞尚、马蒂斯。北边呢,徐先生临过伦勃朗,推崇法国的大卫,佩服俄国的列宾,赞赏延安的古元,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画的是“田横五百士”,素描人体亮出来,品相端正,至今也还没人画得过。
再譬如中央美院建立三所工作室:吴先生果然有比利时一套;罗先生果然有苏联一套;董先生被说成“油画民族化”一面旗,下笔有敦煌的遗韵,青瓷的风采,可他弄的毕竟是油画,解放前在越南转手学过一点法国的意思……总之,三家工作室,一路是一路,一家是一家,直到“文革”全作废。此后作风,靳先生说的是实话:到他这一代,全是苏联那一套。
苏联那一套也实在有一套,早先苏联的革命画,我们至今也还画不周正,学不像。可我近时看见八九十年代梅里尼柯夫主掌的列宾美术学院,面目全非,只剩一块牌子算是老字号——说开去,如今的北大哪里是蔡元培的北大?如今的清华哪里是梅贻琦的清华?
然而还是叫北大,还是叫清华。
不足怪。中央美院早已不是徐悲鸿的中央美院,中央美院早已不在帅府园——不足怪:人活一世,脱胎换骨,何况一所偌大的学院。中央美院五十多年来怎样脱胎换骨,怎样物是人非,我仅待了三年,没有资格说,但见此后人才英才怪才庸才一届一届冒出来,足见美院活力盛,美院性命长。有句话倒是说出大实情:人问清华领导,清华教学有什么好方子?回答是:因为考生好。好考生冲着老牌子,一年一年自会来。这道理移来中央美院说,也是一回事。
只是当代中国,艺术算老几?七年前中央美院被连哄带逼迁出帅府园,暂居酒仙桥,落户花家地,似乎又有希望在……中国教育有“希望工程”一词,真是会说话:“工程”怎样且不管,“希望”总可以不断不断“希望”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