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齐家有道，平天下自齐家始(4)

曾纪鸿去世的时候，郭筠还不满三十五岁。她身体也不好，常常生病，独自抚养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年纪最大的只有十五岁，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郭氏是一个相当有办法的人，家中有人犯错，她从不高声斥责，而是唤到自己房中，轻声教训，举上很多例子，反复说明，直到犯错的人自己悔过。因此儿孙们对她都很敬重。

她把孙子孙女们纷纷送到英美留学。长子曾广钧的女儿曾宝荪、四子曾广诠的儿子曾约农、五子曾广钟的儿子曾昭权，后来都成为了驰名中外的学者和教育家。她也很有政治见识，1898年维新运动时期，曾广钧参与变法，郭氏得知慈禧太后准备发动政变的消息后，立即安排曾广钧先行出京，并派人到湖广会馆，把有关新派人物的名单取回烧掉，使不少人免遭株连之害。

作为我国第一个留学英国并取得西方学位的女子，曾宝荪十分感谢思想开明的祖母。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祖母，我们孙辈的教育便会毫无成就。”曾宝荪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她特别感谢祖母为她所做的三件事：一是没有要求她缠足，她是曾家女子中第一个不缠足的；二是没有在童年将她许配人家；三是准许她出国留学。她说：“这三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能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牵绊。”

在曾宝荪的回忆中，祖母郭氏是一个相当有主见的人。“我祖母是一个最公平的老人，她带了她每个儿子最长的孩子，不论男女，都归她教养。”“我祖母的教育也很特别，她不赞成八股文章，也不愿孙子们去考秀才，但她要我们学外国文学。”

为怀念祖母，曾宝荪决定“不结婚，不嫁人，全心奉献给教育”。她说：“我如果结婚，顶多能教养十个子女；从事教育工作，我可以有几千个孩子。”她自己集资在长沙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为纪念祖母，女校的名字就随她的书斋取名为“艺芳女校”。曾宝荪亲自执教，在校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威信。她的独身主义不仅影响艺芳女校许多学生终身不嫁，毕业从教，而且她的弟弟曾约农、妹妹曾宝菡、曾昭燏也受影响终身未婚。曾宝菡后来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著名的骨科专家，曾昭燏则是后来的南京博物院院长。

曾宝荪在任艺芳女校校长的同时，还先后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校长等职位，在湖南教育界有相当威信。1938年冬，她曾应邀出席英国伊顿学校的演讲，题目为《中国抗战必胜》，是东方女性在这里演讲的第一人。蒋介石因为崇拜曾国藩，就想把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威望的曾宝荪、曾约农争取到自己的阵营中来。但曾宝荪一心致力于教育，对政治并不热心，还明白表示“无意于傍虎乞食”，且托病没有参与任何实际工作。

曾氏家族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曾宪植。1957年9月，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参加中国妇女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他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代表前迎候他的一位妇联领导人，就走上前去，用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故意结巴地大声说：“这不是那个阿……阿……阿曾吗？”这位妇联领导人大步迎上前，也用同样的湖南乡音大声回答：“报告主席，我正是那个阿……阿……阿曾嘞！”毛泽东握着阿曾的手，笑着问道：“阿曾嘞，你们的这支娘子军怕是打不过曾文正公的那支湘军吧？”“打得过！打得过！要定是打得过！”阿曾回答得相当自信。

这个“阿曾”就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的玄孙女曾宪植，叶剑英元帅的夫人，后来的中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曾宪植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期间由于被人出卖，被关入监狱。但无论日方如何威逼利诱，她总是不透露一丝信息。

有一天，日本人找来一个“中国通”提审曾宪植，问她是不是共产党人。机敏的曾宪植反而用湖南话反问，他们知不知道中国有一个曾国藩，并说她就是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的玄孙女。“中国通”疑信参半，曾宪植又滔滔不绝地把曾氏家族给“中国通”介绍了个遍。结果请来审讯犯人的“中国通”冲着这位大清帝国名门之后，鞠了个九十度的大躬。第二天，曾宪植就被日本人恭恭敬敬地请出了牢房。

可怜国藩父母心

曾国藩对儿子有很高的期望。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他都是一一点拨。在读书上，要求他们“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每当看到儿子在信中向他请教学问，就非常欢喜，并耐心地予以解答；还要求儿子在回信中对他的解答谈谈体会，如咸丰九年（1859年）给曾纪泽的一封信中提到：“吾前一信答尔所问者三条，一字中换笔，一‘敢告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颇详，尔来禀何以并未提及？以后凡接我教尔之言，宜条条禀复，不可疏略。”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的，但他对儿子的教育却很灵活。两个儿子科举之路不顺利，连举人都未考中。曾国藩鼓励他们读有用之书，习有用之学，而不要一味沉浸于科举仕途之中。同时他鼓励体质不好的儿子多外出，在欣赏山水中增加历练、陶冶性情。毫无疑问，这在当时都是相当开明的。在这种开明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中，兄弟二人都学有专长，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曾纪泽学习英文，钻研近代科技，并于光绪四年（1878年）出使英、法等国，又于光绪六年兼任驻俄公使，前后历时八年之久，“万国身经奇世界，半生目击小沧桑”，成为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在兼任使俄大臣期间，曾纪泽为收回伊犁与俄国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881年2月改订新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代替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为中国争回了大片国土。这是曾纪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大成就。曾纪鸿则精通算学，编有《炮攻要术》《电学举隅》，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之一。

对于女儿，曾国藩同样倾注了一位父亲的爱，却并不溺爱和娇惯。他女儿众多，“遂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指出富贵家庭不勤不俭者，看看他们的内眷表现如何就知道了。他亲自为女眷们制定每日功课，如“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的“食事”；“绣花或绩麻”之类的“衣事”；“做针线刺绣”之类的“细工”；“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之类的“粗工”，等等。据五女曾纪芬晚年回忆说：“余等纺纱、绩麻、缝纫、烹调日有定课，几无暇刻。先公亲自验功，昔时妇女鞋袜，无论贫富，率皆自制，余等须为吾父及诸兄制履，以为功课。纺纱之工，余至四十余岁随先外子居臬署时，犹常为之，后则改用机器缝衣。三十年来，此机常置余旁，今八十岁矣，犹以女红为乐，皆少时所受训练之益也。”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曾国藩对儿女们的婚事显然有自己的考虑。他为儿女们择定的配偶，都出自士大夫家庭，大都是有着很深交情的同乡、同年、同事的子女，“女五人，皆适士族”。

曾国藩为子女择妻、择婿，看重的是书香门第、知根知底，而不是对方的显赫权势（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以为他们择取“一入深似海”的烜赫家庭）。像他这样的高官家庭，固然特别注重门当户对，但也有很多人把子女的一生幸福毁于个人的“政治婚姻”里面。后来袁世凯就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笼络了许多达官贵族，使个人在政坛捭阖中如虎添翼。这种政治婚姻不只源于中国，而是大有国际市场，恩格斯就曾敏锐地指出：“（在欧洲的骑士、王公等权势阶层中）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后来李鸿章为自己心爱的小女择取夫婿时，把落魄不堪的张佩纶招入府中纳为快婿。当时张已经因中法战争中马尾海战失败的罪责而在政治上无望再起，连“潜力股”都谈不上，李鸿章看重的是他的学识人品。在对待子女的婚姻问题上，李鸿章的确是受到了曾国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