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齐家有道，平天下自齐家始(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有了“孝”“友”，但无更具体的治家之法，家仍不能兴。曾国藩在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致澄弟》的信中这样写道：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前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乡里，时进周旋，贺喜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尝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弟以为然否？

曾星冈，也就是曾国藩的祖父，字玉屏，中年改名星冈，对曾国藩治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曾星冈性格暴烈，言行专横，连妻子王氏也难逃他的责斥。王氏“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辣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曾星冈“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不可犯”。他的脾性虽然暴烈，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对子孙们的严厉却有助于他们的成长。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动身进京散馆，在这之前的十月二十日早晨，他站在阶前向祖父说：“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极有影响，他写道：“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有意重提此事，用以与诸弟共勉。

在另一处，曾国藩写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甚至对于祖父的那种粗暴、凛不可犯，曾国藩也理解为：“盖亦具有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曾国藩还写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儒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星冈的言行，对曾国藩性格的养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曾国藩对于祖父终身敬服。他获得高官厚禄以后，仍然说：“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咸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他甚至为祖父深抱委屈，认为“王考府君群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慨，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

从以上可看出曾国藩对齐家的重视程度，其重要性在于齐家是“修齐治平”中不可缺少之一环，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大后方。

孝而不愚乃德之本

每个人都有两面或多面，曾国藩也不例外。他有杰出的一面、狞厉的一面，但他毕竟是个凡人，也有普通的一面、狭隘的一面。他有超过一般人的反省气质，只要他有错，认识到了错，他就会反省自己，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曾国藩身上宝贵的品质。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为了一点小事，在家里与弟弟发生了争执。这事对曾国藩的震动很大，以至过了好久，他还表示深深的悔憾。即使身在外地，远隔千里，每当想起此事，曾国藩就郁郁寡欢，心里十分难受。并且，他以此事教诫儿子纪泽，希望他能体谅自己这番苦心。

这番心意大概有这么几层意思，一是自己以前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希望纪泽引以为戒；二是我有对不起弟弟的地方，你做儿子的应该代替父亲去弥补；三是你做下辈的在叔祖父和各位叔父面前应多尽一些敬爱之心。

如果一个人能够常存休戚一体、利害相关的想法，而不存有彼此歧视的念头，那么老一辈的人必定会很器重你、喜爱你，兄弟姐妹必定会以你为学习的榜样。这样，大家越处关系越密切，越处相互越尊重，其情切切，其乐融融。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如果曾氏家族和乡亲们都说纪泽的度量比他父亲的度量还要大，那么曾国藩应当会感到非常欣喜。俗话说，望子成龙，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不仅教导儿子尽孝行道，而且也敢于以自己的失误去教导儿子，更是显得难能可贵。

《孝经》云：“人之行，莫大于孝。”又云：“孝，德之本也，教之所以由生也。”意思是说，人的德行，没有比孝道更重要的。

孝是德行的根本。在这里，孝有两层意思，一是晚辈对长辈永远只能百依百顺，儿子对父亲只能言听计从；即使长辈犯了错误，晚辈也要对他的错误毕恭毕敬。另外一层意思是，如果长辈在晚辈面前犯了错误，晚辈应该规劝他，这才是孝。前者是愚孝，后者才是真孝。曾国藩之所以向儿子抖落自己的错误，显然是希望儿子引以为戒，切勿重蹈覆辙。《孝经》云：“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就是说，假如父亲做了不义的事，儿子就应当规劝他，这时候还随顺父亲的意思，又哪里算得上孝子呢？

兄不必敏于弟，弟不必贤于兄

人与人之间难免会发生矛盾，就算是手足兄弟之间，也不例外。龙生九子，子子不同。每个人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弟不必贤达于兄，兄也不必敏于弟。兄弟之间产生一点矛盾、隔阂也是难免的事。要想让家庭和睦，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有一次，曾国荃与曾国藩谈心，谈话中大有不平之气。曾国荃一下子给曾国藩提了很多意见。最大的意见是说他在兄弟之间，不能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虽然稍稍劝止，但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一直说到夜至二更。在此期间，他还给曾国藩提了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倾耳细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既然是人，就会有缺点，有错误，曾国藩也不例外。他最大的毛病或许还不是曾国荃说的那一条，而是喜欢教训人，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好为人师。这一点是曾国藩自己也承认的。

曾国藩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兄弟子女要求也十分严格。要求一严，就难免提意见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

曾国藩还是一个责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强的人，凡看不惯的，有违家法的，他都会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曾国荃给他提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哥哥太严肃了。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理论，也不辩解，而是让弟弟把话说完。既然人家有意见，你就让他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了心中就没有了不平之气；如果你把他的话卡回去，这只能使他的不平之气更添一分，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更何况曾国荃也说得在理。

曾国藩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就是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并不因为自己是兄长，是大官，就以势压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只要对方说得入情入理，就没有不能接受的道理。曾国藩这样做，无损于他做兄长的尊严，反而使曾国荃产生了一种亲切之感，在尊严和亲切之外，更有一种大度。

正是因为曾国藩有这样的胸怀与气度，曾氏家族才能老有所尊，幼有所爱，兄弟和睦，邻里相亲。

曾国藩做人有一条原则：兄弟之间应该互谦互让，互帮互助，彼此发展，共同进步。

他认为：作为人子，如果使父母觉得自己好，其他的兄弟都比不上自己，这便是不孝；如果使亲戚称赞自己好，其他的兄弟都不如自己，这便是不悌。

季四弟曾来信责备曾国藩，曾国藩读信后心中大震，不禁为之惊出一身冷汗。

曾国藩以为，兄弟之间都应德才兼备，不应彼高此低，就像陈氏的难兄难弟一样。

东汉时期，河南许昌有一个名叫陈寔（shí）的人，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陈元方，一个叫陈季方，兄弟两人都很有德才。一天，陈元方的儿子陈长文和陈季方的儿子陈孝先，在一起争论谁的父亲功德更高，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仍然相持不下。最后，他们决定请爷爷做评判。陈寔对自己两个儿子都很满意，听了孙子的问话后，笑着答道：“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此后，这对兄弟的故事被人传为佳话。

曾国藩表示，从今以后，愿我们兄弟五人，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彼此相互谅解。哥哥以弟弟得坏名声为忧，弟弟以哥哥得好名声为快。哥哥不能使弟弟得好名声，这便是哥哥的罪过；弟弟不能使哥哥得好名声，这便是弟弟的罪过。

兄弟之间应该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有的兄弟，只能有福同享，不能有难同当。还不说有难，只要有一点点麻烦，就想方设法避开，生怕自己卷入其中。这样的兄弟不是真正的兄弟。

有一年，曾国藩所部军饷极少，这是很多年都没有的现象，加之流言外侮纷至沓来。曾国藩恐惧异常，似乎大祸即将临头。在这种紧急关头，他对弟弟说：就算是兄弟同心协力，抵御外侮，还担心墙倒众人推，事情办不好呢，哪里敢在心里生一点点芥蒂？哪里敢因弟弟语气稍直而心怀不满？外人的千万指责我都能承受，难道就不能容忍胞弟的一句过头话吗？请老弟千万放心，千万保重。

此时的兄弟实在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只能互相鼓励、互相劝诫、互相维护。

曾国藩就是这样，和弟弟一起度过了难关。

曾国藩曾说，在兄弟之间，即使有一句欺诈的话，最终也不会隐瞒多久。这话似乎有些绝对，但思来却不无道理。因为有些话是可以隐瞒很久的，甚至可以隐瞒一辈子。但不能保证每一句假话都可以隐瞒。一旦你的某句假话被人识破，那么你将来即使说的全是真话，也会被人怀疑。所以曾国藩说，索性有话直说，一语道破，虽然眼下嫌太直，难以承受，但将来肯定能被谅解，知道我的良苦用心。

下面是曾国藩的一席话：

在几个弟弟中，国藩我对待温弟（曾国华）似乎过于严厉，但扪心自问，觉得还没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我不是信口开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特别照顾，对兄弟则失之刻薄；往往私肥自家，对亲戚同族则失之刻薄。国藩我从三十岁以来，就一直把升官发财当做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官囊积金留给子孙享用看做可羞或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决不把做官得来的钱财留给后人。苍天在上，神明鉴临，我决不食言。

而今国藩我侍奉高堂父母，每年仅寄回为数不多的银两，以供双亲大人吃喝零用。对同族中贫穷的亲戚，我每年也酌情分送少许，以表达我区区心意。因为即使我多给家里寄钱，父母所衣所食也不能因此更为丰厚；与其独肥一家，使同族亲戚因此而怨恨我以及我的父母，哪里比得上分给一些亲戚，使他们对我父母感恩戴德，并且更加钦佩和尊敬呢？

如果将来在地方上做官，俸禄会比较丰厚，国藩我发誓：除了俸禄以外，一分钱也不多拿。如果俸禄越来越多，就周济更多的穷寒亲戚，决不为子女的衣食积蓄贪求。

曾国藩如此坦诚，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作为兄长的一种责任，更是为人的第一要务。

“无信不立”的先哲教诲，曾国藩总是刻骨铭心。成大事者，犹以信、诚为其立业之本，曾国藩于此深信不疑。他在致诸弟的书信中，反复告诫的就是“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且言“只要能够谨守”，“不管世道是治是乱，总不会失掉上等人家的地位”。

曾国藩的告诫，其中的暗示对家道兴盛、位高权重的人来说似乎有更多的警醒意味：诚信可以立业，保业尤须诚信。一个人在他卑微的时候保有诚信并不难，最难的是当他功成名就之时犹不失诚信。而这一点，却常常是富贵人家所不易做到的。曾国藩说：“地位高了，并不一定是福气，恐怕徒然成为人们说三道四的张本。”在他看来，“树大招风”，“楼高易倒”，以诚待人，或可消弭怨隙，化解不测之灾。

立德、立功、立言，向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也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曾国藩以自己多年的体悟，时时劝勉兄弟们立德在先，在修身上多下功夫，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诸弟书》中说：

六弟埋怨自己的命运不佳，我也深以为然。但只是小试失利，就发牢骚，我暗笑他志向太小而心中忧虑的不大。君子的立志，有为民众请命的器量，有内修圣人的德行，外建王者称霸天下的雄功，然后才不负父母生育自己，不愧为天地间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所忧虑的，是因为自己不如舜皇帝，不如周公而忧虑，以德行没有修整，学问没有大成而忧虑……

曾国藩作为兄长，他对兄弟的爱是多方面的，爱之以德，对德的苛求，是曾国藩的突出之处。他自知出身贫贱，得志之时切不可忘乎所以，更应在品德修养上齐头并进。宦海生涯，曾国藩看透了无德之人为人诟骂的本质，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无愧天地、无愧于心的崇高境界。

曾国荃攻下天京后，起居奢华，言语傲慢，行为放纵。曾国藩写书直言相告，劝其顿去恃功享乐之心，重修德业反省之课。

他的严词责备是不加掩饰的，甚至是尖刻的。他始终认为：今天进一分德，便可算是积了一升谷；明天修一分业，又算剩一文钱。只有德和业都增进，那才算真正的成功，而成功亦不足恃……

曾国藩在兄弟们的眼里是令人敬畏的。他代父教弟，不苟言笑，不怒自威，更以德行服人。一次，曾国藩和友人小珊因一件小事发生争执，虽过在小珊，曾国藩事后仍内疚不已。兄弟几人劝曾国藩勿以为怀，曾国藩却道：“一朝之忿，不近人情，我德有缺损，可想可见。”他不顾兄弟们劝阻，坚欲登门谢罪……

在曾国藩遗世的家书中，他写给诸弟的教诫充斥其间，俯拾即是。在信中，曾国藩反复叮嘱的亲近良友、莫负朋友、周济贫民、爱惜物力、勤俭为主、戒骄去奢等等，无不是一个“德”字。这是曾国藩兄弟的福分，以“德”育人从来是圣贤所推崇的最高育人之道，更何况这些书信有的竟写自两军对阵的战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