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约16万字。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于1844年9月至11月，1845年在德国莱茵河畔法兰克福以单行本出版。该书是一部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进行批判的论战性著作。
当时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已经抛弃了初期关于社会进步和社会民主的观念而向主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蜕变。1843年12月至1844年10月，他们在沙洛顿堡发行《文学总汇报》，鼓吹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哲学，污蔑群众反对共产主义思潮。他们已经完全背离了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用普遍自我意识作为主体来取代黑格尔的包含着具体丰富的历史内容的绝对精神，把一切事物都看作自我意识的产物，是自我意识的不完善的表现形式，都必须用批判予以否定。他们认为群众是精神的敌人，任何对精神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一旦与漠不关心的群众相联系，就必然遭到失败；群众是社会的祸害，任何鼓舞群众的事业都是毫无意义的。他们既反对把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政治激进主义，又严厉地批判把社会变革寄托于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认为无论政治激进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自我意识的不完善的表现形式。只有他们所从事的自我意识的抽象思辨才是推动历史发展并创造出新世界的动力。
为了批驳青年黑格尔派的反动思想，帮助广大群众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文学总汇报》前11期的材料写了这部论战性著作，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合作后的第一个成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指出，“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不管他们怎样否认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怎样夸大自我意识的作用，客观世界依然是不依赖于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他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世界和他以外其他人的存在，甚至他那世俗的胃也每天都在提醒他在他以外的世界并不是空虚的，而真正是把他灌饱的东西。”
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为契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思辨哲学进行了清算。因为“批判的批判”（即《文学总汇报》的批判）的理论的秘密，“就是思辨的黑格尔结构的秘密”。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黑格尔用绝对精神来代替现实中的事物，认为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只不过是绝对精神的特殊表现形式，纷繁复杂的人类现实，“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定形式，只是自我意识的规定性”。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哲学把现实的人变成了自我意识的人，就“把现实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
马克思用具体的果实与“果实”这一概念之间的关系揭穿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即“批判的批判”的理论的秘密。马克思指出：“水果”这一概念是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等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它寓于具体的苹果、梨、草莓当中。可是在思辨的哲学家看来，“果实”这一概念却独立存在于具体事物之外，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外在的“实体”，而现实的梨、苹果、扁桃等只不过是“果实”这一概念的存在形式、样态。马克思指出，“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进一步解剖了黑格尔的哲学渊源，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而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从批判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开始，把黑格尔唯心主义思辨中荒谬的东西发展到了极端。施特劳斯以实体因素为出发点，鲍威尔则以自我意识为出发点，“他们两人都就上述两个因素之中的每一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由于另一个因素的渗入而被歪曲这一点批判了黑格尔”。他们各持黑格尔哲学之一端，片面地加以发展。鲍威尔把黑格尔的普遍自我范畴绝对化，把它变为世界上唯一的，而人类的各种现实关系，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必须经过批判加以扬弃的外在形式，历史就是这种对不完善形式的扬弃过程。不仅如此，鲍威尔还否定了黑格尔学说中的实体因素，抛弃了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同现实世界的作用中发展—主体—客体的辩证思想，将自我意识同现实世界完全割裂开来，把历史发展看作纯粹是自我意识的主观活动，思辨哲学被发展成为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可见，“批判的批判”并没有超越黑格尔哲学，而是在他的哲学范畴内将其荒谬内容加以恶性发展，是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荒谬发展的产物。
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同时，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批判了他们对法国唯物主义史的歪曲和攻击，科学地评价了近代欧洲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指出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马克思认为，在17世纪，形而上学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世俗的内容的。它在数学、物理学以及与它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精密科学方面都有所发现。但是到了18世纪以后，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而“正当实在的本质和尘世的事物开始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在理论上，形而上学开始受到批判，同时，人们需要一部能够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当时的生活和实践的书。英国传统唯物主义的继承者洛克就写出了这样一部书，他在论人类理性起源的著作中，论证了英国唯物主义者培根和霍布斯的原则。唯物主义开始发展起来。法国的孔狄亚克、爱尔维修把洛克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而拉美特利则把英国的唯物主义同笛卡儿哲学结合起来阐明人。马克思认为，法国的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笛卡儿的唯物主义成为自然科学的真正财产，而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则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马克思认为，法国唯物主义是法国当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先导。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的学说出发的。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鲁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在英国，边沁根据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法国的卡贝正是受了欧文的影响而成为一个有声望的肤浅的共产主义代表人物。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像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作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的。
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时，嘲笑说，“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青年黑格尔派在阐述社会历史发展时，完全抛弃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丰富具体的内容，认为历史就是精神（自我意识），反对群众（粗糙的物质）的斗争，精神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宣布，群众是精神的敌人，要完成创造世界历史的活动，神就必须完全同群众决裂。“批判的批判”把历史所进行的现实的斗争归结为观念之间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而自称为历史的创造者的“批判的批判”“什么也没有做，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恩格斯分析了社会历史的本质，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人的活动而已”。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已经阐明了历史的基本内容是物质生产和社会方式的观点。要正确地认识和研究历史就必须从研究自然科学和工业、研究社会生产方式入手，并指出了历史的真正动因在于物质生产之中。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确地提出了“生产方式”这个范畴，同时，他们还比以前更为明显地表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
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歪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认为法国革命纯粹是思想冲突，它的失败是由于革命思想没有超出旧秩序的范围的论调时，指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他指出，思想原则只不过是阶级利益的观念表达，思想斗争实际上是现实的阶级利益斗争在观念上的表现。马克思认为，只有当思想原则代表了进步阶级的利益时，它才能胜利，而“‘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针对鲍威尔对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失败的肤浅评论，马克思指出，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的失败，并不单纯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围绕这一问题，马克思论述了市民生活、市民社会（人们的经济关系）同政治生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指出，“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他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在今天，只有政治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在批判鲍威尔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上的观点时，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的思想，更明显地表达了关于理论与实践、社会物质生活、市民生活与宗教、国家的关系的观点。马克思指出，鲍威尔错误地认识和处理了犹太人问题，他“只了解犹太精神的宗教本质，但不了解这一宗教本质的世俗的现实的基础。他把宗教意识当做某种独立的实质来反对”。所以，他“不是用现实的犹太人去解释犹太教的秘密，而是用犹太教去解释现实的犹太人”，他“把现实的犹太人不是看作日常活动的犹太人，而是看作安息日里伪善的犹太人”。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因而宗教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生活所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货币制度中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事实上，现代犹太人的生活不能以他们的宗教来解释；相反地，犹太教的生命力只能用虚幻地反映在犹太教中的市民社会的实际基础来解释。因此，犹太人解放为人，神或者人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应该理解为“彻头彻尾渗透着犹太精神的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实践任务”。“克服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灭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的任务，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在这里，马克思阐述了社会意识产生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思想，并且在论述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时阐明了社会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单纯思维批判的任务，而本质上是一个实践的任务。
马克思在论述人与物的关系时，还明确指出，“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存在，是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揭示了商品的社会性质，它既包含了人的活动，也包含了人与他人的关系。针对埃德加尔·鲍威尔对普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所做的挑剔性的评注，马克思加以驳斥，对普鲁东做了恰当评价，并阐明了如何认识和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问题。马克思肯定了普鲁东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做的批评，认为普鲁东“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这就是普鲁东在科学上完成的巨大进步”。他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他通过对贫穷和财产之间的内在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得出了要消灭贫困就必须消灭私有制的结论，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但马克思在赞扬普鲁东的同时，也批判了普鲁东的局限性，指出，普鲁东虽然痛恨私有制，认为它是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的原因，但他把平均的公平占有当作私有制的合理形式同私有制下的无限占有对立起来，把一切人变成平等占有的小私有者。这样，普鲁东仍然保存了私有制，没从私有制之外找出消灭私有制、根除贫困的有效办法。同普鲁东相比，青年黑格尔以远远低下的思想水平提出了解决办法，认为，只要把“财产”、“贫穷”等社会问题理解为抽象的范畴，然后毫不费力地从观念中加以消除就可以解决问题。马克思指出，“照批判的批判的意见，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他们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了”。马克思严厉驳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谬论，指出，工人阶级“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
关于社会改革的具体的实际方式，并不是像青年黑格尔派所欣赏的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中所宣扬的那种道德感化、惩恶扬善和改良的方式。马克思逐一批驳了小说中所鼓吹的惩罚罪犯、由国家教育儿童、组织劳动、建立模范农场和农民银行等改革方案，指出，一切社会罪恶都是私有制社会制度的产物，不能用局部的改良方案来解决。马克思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神这种自由实际上是人的生活要素——财产、工业、贸易等的异化发展，这种发展造成了对财产的占有和被剥夺的两极对立，即富有和贫穷的对立，这种富有和贫困都是由于私有制而产生的。而“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是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马克思在这里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的分析，已产生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的思想。马克思指出，虽然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将自己推向灭亡的，但是它的灭亡是要有条件的，这就是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处境的有觉悟的无产阶级产生及其斗争。他指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无产阶级的这种目的和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可见，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的同时，论证了这种必然性是通过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形成及其斗争来实现的；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观点。
《神圣家族》一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许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其中得到阐述。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1985年版，第3页～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