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约1.8万字。恩格斯写于1843年年底～1844年1月。这是恩格斯写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早的一部经济学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用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恩格斯考察了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和它的作用，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就有了一套成熟的官许的欺诈办法、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来代替那简陋的非科学的生意经。”接着，恩格斯叙述了政治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论的发展，分析了重商主义经济学和自由贸易经济学的实质，指出这些政治经济学“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的。以“贸易差额论”为中心的重商主义学说虽然以各国间的友好通商贸易掩盖了从前“用嫉妒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的贪婪性，但实质上“还是同从前一样贪婪和自私”。以利益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的肯定的进步就是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但它仍然是以私有制为自己的前提的。在标榜它比重商主义进步的地方，“它不得不背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自己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主义精神得出来的结论”。恩格斯肯定了由重商主义向自由贸易转变的进步性。但指出在自由贸易经济时代，消灭了重商主义时代的小的垄断，为的是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垄断；即私有制能够自由地、漫无止境地发展起来。但同时自由贸易发展的最终结果“不造成垄断的恢复，就要造成私有制的消灭”。在比较和评论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学说的时候，恩格斯指出：“只有超出这两种学说的对立，批判这两种学说的共同前提，并从纯粹人类的一般基础出发来看问题，才能给这两种学说指出它们的真正地位。”
恩格斯还评论了几个主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特别是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了批判。恩格斯分析了马尔萨斯理论中的错误之处，指出，每个成年人能够生产出比他本人消费所需的更多的产品。如果不存在这一事实，人类就不可能繁殖，甚至不可能生存，否则成长中的一代就无法生活。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始终是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相互联系的。只有在生产力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剩；而马尔萨斯只是片面地对待了这个事实，只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再者，马尔萨斯将生活资料和就业手段混为一谈。
接着恩格斯用大量事实并用生产力和人口关系的理论论证了马尔萨斯理论的荒谬，并得出结论说：“只要战胜了这种绝望的经济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范畴内的一些重要问题，尤其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家正在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做了分析和探讨并进行了科学的论述。关于价值和价值规律在私有制的竞争中所引起的经济危机，恩格斯指出，在私有制下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价值规律，“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而“如果生产者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者组织起来，并且彼此都分担一部分，那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的危机的倾向了”。关于竞争和垄断，恩格斯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都会归结为竞争。竞争是经济学家的主要范畴，是他最宠爱的女儿。”竞争以垄断即对财产的垄断为前提，“竞争建立在利害关系上，而利害关系又引起垄断；简言之，既竞争又引起垄断。另一方面，垄断也挡不住竞争的洪流，而且，它本身还会引起竞争”。竞争的矛盾和私有制本身的矛盾是一样的。个人的利益要占有一切，社会的利益是要使每个人占有的都相等。所以，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是直接对立的。竞争的矛盾在于每个人都想取得垄断地位，可是社会本身却会因垄断遭受损失，因此必须消灭垄断。
恩格斯发现了“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相适应的并从这种分裂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这一分裂的微妙现象，都产生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分离和完成这一分离的人类即资本家和工人的分裂。”在对竞争的分析中，恩格斯还发现了资本集中的规律。他指出，“财产的集中是一个规律。它同所有其他的规律一样，都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等阶级必然愈来愈多地被消灭，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恩格斯的这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论述虽然不能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但其中亦孕育着一些最基本的思想。恩格斯还指出，竞争不仅在财富上引起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且竞争“也支配了人类在道德上的发展”，竞争扩展到社会道德领域。“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
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奠定了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从被压迫被剥削者的立场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这篇文章表明恩格斯关于经济决定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已经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