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中我没有感觉到晕船或者其他不适。但是日复一日，我却不安起来。我不习惯讲英语，除马兹慕达先生以外，二等舱里都是英国人。我没法和他们交谈，因为听不懂他们的讲话，有时听懂了，我也一时难以回答。要想回答我必须在心里先打好腹稿。我不会用刀叉，也不敢问菜单上哪些是素菜。所以我总是把菜叫到自己房间里来，而不敢去餐厅，叫送到房间的菜都是甜食和水果，但这些我自己也带着。马兹慕达先生不像我，他和周围人都很融洽。他常常上甲板遛弯儿，我却躲在屋里，只有等到人少的时候，才去甲板上转转。马兹慕达先生让我多和乘客们交流。他还讲述他的经验，并告诉我，一个律师要具备很好的口才。他劝我要讲好英语就要抓住每一个机会，讲错并不可怕，因为要熟练应用一种外国语言，讲话出错是难免的。但是不管他怎么说，我也克服不了那种羞涩恐惧心理。
有一个英国旅客，年纪比我大，待我很和善。他与我聊天的时候问我，吃了什么，做什么的，去哪儿，怎么会害羞等问题。并劝我去餐厅吃饭。在经过红海的时候，因为我坚持不吃肉，他友好地说：“现在没问题，但是到了比斯开湾，你恐怕得改变你的想法了。英国天气寒冷，要生活就得吃肉。”
我说：“不会吧，我听说在那里不吃肉也能生活。”
“我告诉你，那是胡说，”他说。“我所知道的是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不吃肉。我虽然自己喝酒，但我并没有叫你喝酒，你明白为什么吗？我认为酒可以不喝，肉应当吃，因为没肉就无法活。”
“谢谢您的好意！我已经向我母亲庄严承诺：不吃肉。所以吃肉对我来说想都不敢想。如果为了活下去而去吃肉，那我宁愿返回印度。”
到了比斯开湾，然而我并没有觉得吃肉或喝酒是那么需要。
终于我们在一个星期六抵达南安普顿。在船上我穿了一套黑西服，朋友们还为我买了白法兰绒准备上岸时才穿。我以为上岸时穿白衣服显得体面，所以我穿上那套法兰绒衣服上了岸，等上岸后才发现只有我一个人这样穿。那时已是九月底了。要换其他的衣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把所有的衣箱包括钥匙都交给格林德利公司的代理人托运了。
我随身带着四封介绍信，分别是给皮·捷·梅赫达医师、达巴特朗·苏克拉先生、兰吉特辛吉亲王和达达巴伊·奥罗吉。上岸后经人建议，马兹慕达先生和我住到伦敦的维多利亚旅馆。我还是穿白衣服，这使我感到很不好受。
在南安普顿我给梅赫达医师发了电报，当晚8点左右他来看我。他对我表示热烈欢迎，还笑我居然穿着法兰绒西服。在我们交谈时，我随意拿起了他的礼帽，想摸摸它多光滑，但却弄乱了礼帽的绒毛。梅赫达看见后显得有些生气。他本想阻止，但没来得及。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次教训，也是我学习欧洲礼节的第一课。梅赫达医师不乏幽默，他给我详细讲解说：“未经允许，不要随便动别人的东西：不要像我们在印度一样，初次见面就向对方问这问那；讲话声音不要太大；与别人讲话时，也不要像我们在印度那样称呼别人‘先生’[英文Sir还含有‘老爷’之意]，因为在这里‘先生’是仆人和属下的人对他们主人的称呼。”他还讲了很多诸如此类的事。他还告诉我旅馆费用很贵，建议我住在外国人家里。但我只能到星期一才能考虑他的建议。
马兹慕达先生和我都觉得住旅馆既不划算又不舒服。幸好同船有个从马耳他来的信德人与马兹慕达先生成为朋友，他对伦敦还算熟悉，要帮我们找几间房，我们便接受了。在星期一，我们取回行李，结了房钱后就搬到信德友人帮我们租好的房子去住。记忆中当时旅馆费高达3英镑，贵得让人吃惊！费用那么高，而我因为什么都吃不下还饿着肚子！有时不想吃这样东西，又叫买另一样东西，这样就花两份钱。实际上几天来我是靠从孟买带来的食物生活的。
进入新居后，我依然感到不开心。对祖国和家庭的想念、母亲对我的爱等等，时刻萦绕心头，尤其到了晚上，一想起这一切，总是让我泪流满面，不能成眠。内心的苦闷我无法言于他人。想想即使能够向别人倾诉，那又有何用呢？正是因为一切都是如此陌生，所以不管是人，还是他们的习惯，甚至所处的环境，都不能带给我任何安慰。英国人的礼节，我不懂的太多，所以要处处留神，生怕失误。这对于我这种发誓素食的人，极不方便。这使我进退维谷。在英国这么难受，回印度也不是可行之法。最后我想，既来之，则安之，那就住满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