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亚洲现代作家(4)

战后恢复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大多数作品反映战争期间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战后人民为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的斗争，以及揭露社会的弊端。代表作品《风中芦苇》（1951）描写一个杂志社的社长对侵略战争持消极抵抗的态度，揭露战争发动者的野蛮行为。《人墙》（1959）以日本教职员工会反对“勤务评定”的斗争为背景，描写富有正义感的教师反对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破碎的山河》（1964）以战后一个垄断资本家为主人公，对他的为人和事业进行了批判。《金环蚀》（1966）是写日本保守党内部由于一件贪污行贿案引起的勾心斗角的故事。

此外，还写过一些有风俗派倾向的作品，有《恶的愉快》、《自己的在洞穴中》等。

井上靖

井上靖，1907年生于北海道上川郡旭川，父亲是军医。自幼离开父母寄居在祖籍静冈县汤岛庶祖母家，过着乡村的孤寂生活。在九州大学法文系学习未毕业，后到京都大学学习美学。毕业后任每日新闻社记者。1936年发表处女作《流转》，在文学界崭露头角。1949年发表的小说《斗牛》，奠定了他作家地位。同年辞去报社工作，开始作家生涯，获得各种文学奖。日本政府于1976授予他文化勋章。

井上的作品，无论是现代题材小说和历史小说，都有特色。《井上靖小说全集》，凡32卷。在现代题材的作品中，早期的《斗牛》为其成名作，它写大阪新兴报社编辑津上，以报社做赌注，组织了一场斗牛赛，结果惨遭失败。作品反映了日本战后初期的社会黑暗面。

此外，《比良山的石楠花》（1950）、《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1950）、《射程》（1956）、《冰壁》（1957）等大多反应了日本战后初期社会的混乱、丑恶和种种不合理现象。他后期的作品也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夜声》（1967）、《榉树》（1970）和《方舟》（1970），反映了60、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所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表现了对公害威胁人民生活和生存的愤慨和不安。

井上靖的历史小说，以写中国历史题材居多，主要作品有《天平之甍》（1957）、《楼兰》（1958）、《异域人》（1958）、《敦煌》（1959）、《苍狼》（1959）、《风涛》（1963）、《杨贵妃传》（1963）、《永泰公主的项链》（1964）等。还有自传体小说《夏草冬涛》、《北海》等。《天平之甍》写唐代高僧鉴真于11年内历尽千辛万苦，克服航海困难和社会上各种阻力，5次东渡均告失败，至第6次终于成功地抵达日本的故事，反映了中日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的业绩。《敦煌》描写一个落第的书生赵行德在奔赴西域途中，搭救了一位汉族和维吾尔族混血的王女，并对她产生爱恋之情；后来王女被人抢占，跳楼殉情，赵生落户边疆，在战乱中将大批经卷藏入千佛洞，成为敦煌石窟文化的一部分。

井上靖的作品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人物描写细腻入微，在委婉含蓄之中蕴藏着批判的锋芒，结构安排自由灵活，文章情调既美且悲，在文学上颇有值得借鉴之处。

水上勉

水上勉，1919年生于福井县。父亲是穷木匠。水上勉8岁时被送到寺院当徒弟。几年后逃跑，靠半工半读上完中学，后肄业于立命馆大学。做过30几种职业，非常熟悉日本下层社会的生活。长篇小说《雾和影》（1959）、《饥饿海峡》（1962）等大多都反映了在尔虞我诈的社会里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人们的心理。《红花的故事》（1969）塑造了对工作精益求精的手工业者的形象。短篇小说《棺材》（1966）通过次郎作夫妇的惨死，揭露了侵略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和痛苦。长篇传记体小说《古河力作的生涯》（1973）写明治末年被无辜处死的花匠的遭遇。

水上勉还有很多作品都以他的家乡为背景，富于乡土气息。他笔下的妇女命运悲惨。短篇小说《西阵之蝶》（1962）中的阿蝶、《越前竹偶》（1963）中的玉枝等，都是描写被迫害、被期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形象。

此外他还写了一些以僧侣为题材的作品，从而揭露僧侣腐烂的生活。水上勉的作品结构安排紧凑，笔道老练辛辣。

司马辽太郎

司马辽太郎，1923年生于大阪。1943年毕业于大阪外语学院蒙语系，1946年入京都新日本新闻社，两年后任产经新闻社记者，同时发表作品。1961年开始专业作家的生活。

司马的多卷本历史小说《龙马奔走》（1962~1966），叙述19世纪60年代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黑暗政治以及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赞扬进步阶层的反抗精神和变革愿望。长篇小说《窃国故事》（1963~1966），描写日本战国时代斋藤道三和他的女婿织回信长两个封建阶级上层人物的一生，他们实行新的政治经济措施，兴修水利，发展贸易集市，比较彻底地消灭庄园制，为封建社会的日本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政治历史小说《凌云壮志》（1968~1972）企图通过明治时代的“昌明隆盛”和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励精图治”来鼓舞人们的乐观和进取精神，但对战前军国主义者和甲午、日俄等非正义战争的批判不够。长篇小说《殉死》（1967）以甲午，日俄战争中侵犯中国的日本陆军统帅乃木希典为主人公，基本上肯定他为天皇效命和殉死，同时也讥讽了他刚愎自用，指挥无能。《世上日日》（1971）塑造了日本明治维新志士的形象。他还写了《多谋善断的人》、《两个军师》和《骏河夫人》等短篇小说。

长篇小说《空海的风采》（1973~1975），以公元804年空海和尚来中国唐代学习佛教和回国后在宗教、文化方面的贡献，来反映中日两国人民要求友好相处和发展文化交流的愿望。1980年出版历史小说《项羽与刘邦》。

司马的小说，善于以历史事件构成波澜壮阔的艺术画面，把历史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人物放在革新与守旧势力尖锐斗争的环境中，从各个方面来歌颂他们的“励精图治”和“文治武功”。

三岛由纪夫

三岛由纪夫，1925年生于日本一个官僚家庭。194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曾在大藏省银行局供职，后辞职走上专业作家的道路。1947年以短篇小说《烟草》获得好评。1949年发表《虚假的告白》，奠定了作家的地位。

三岛的文学活动，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唯美主义色彩较浓，代表作有《虚假的告白》、《潮骚》（1954）、《金阁寺》（1956）等。《虚假的告白》写一个青年的“性的觉醒”和爱情故事，带有自传性质。《潮骚》的男主人公是18岁的船员，同船主女儿相爱，但遭到船主反对，后因在一次航行中冒生命危险抢救货船，受到船主赞赏，一对情人终成伴侣。《金阁寺》描写一个年轻和尚放火烧毁京都金阁寺的犯罪事件，宣扬日本一切的“美”都应伴随战败投降而彻底毁灭。

后期作品主要有《忧国》（1960）、《明日黄花》（1961）和《英灵之声》（1966），宣扬他们反动落后的世界观、作风、性格和气质。此外，还著有《丰饶之海》四部曲：《春雪》（1965）、《奔马》（1967）、《晓寺》（1968）、《天人五衰》（1970）。

60年代，三岛连篇累牍发表政论文章，反对进步群众运动，组织“盾会”，自任队长。1970年煽动军队组织武装政变失败，切腹自杀。

有吉佐和子

有吉佐和子，1931年生于和歌山市。幼年曾随父亲到过印尼的爪哇，10岁回国。1952年毕业于东京女子大学英文系。1956年发表以艺术界新旧两代矛盾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地歌》。自1959年赴美国研究种族问题，次年绕道欧洲和中近东回国。1961年以来曾多次访问中国，写了以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墨》（1961）和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报道》（1979）等。她在作品中敢于提出社会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长篇小说《并非因为肤色》（1963）和《暖流》（1968）是最能代表他创作倾向的作品。前者通过战后一个嫁给美国黑人士兵移居纽约的日本姑娘的遭遇，表明“美国的种族歧视是阶级斗争”。后者以热爱家乡的阿阳婆为主人公，描写御藏岛民反对美军修建投弹演习场的故事，反映了日本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热情。

长篇小说《恍惚的人》（1972）、《综合污染》（1975）以及历史小说《出云的阿国》（1967~1969）等，在读者中影响较大。她还写过不少反映艺人生活的作品，其中以中篇小说《木偶净瑠璃》（1958）和短篇小说《黑衣》（1961）著称。

有吉是继承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代文学传统、浪漫主义色彩较浓的现实主义作家。她的文笔娴熟，有强烈的现实感，他还写过优秀的长篇小说、历史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其中，历史上说《出云的阿国》，在读者中反应较大。

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出生在日本四国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1941年入大濑国民学校，1947年升入大濑中学。1950年离开家乡考入爱媛县立内子高中，第二年又转入松山东高中。1954年来到东京，进入东京大学文科二类；1956年正式成为法文系学生。他从农村到地方城市，再从地方城市到首都东京，这是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许多知识青年所走的共同道路。

在东大法文系读书期间，他深受著名教授、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渡边一夫的影响，热心阅读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作品。与此同时，他着手从事文学创作。起初写有《兽声》等剧本，其后有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华》先后问世。前者发表在《东京大学新闻》（1957）上，被荒正人推荐为“五月节奖”作品，平野谦则在《每日新闻》文艺评论栏中著文，称之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作品”。小说写三个学生勤工俭学到医院去杀狗，结果由于投机肉贩子从中捣鬼，终于一无所获的故事。作者通过主人公“我”的心理活动，对当时青年学生的特质作了如下概括：“我们这些彼此相似、缺乏个性的日本学生被拴在了一起，完全丧失敌意，显得有气无力。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对我来说，那些热衷于包括政治在内所有事情的举动，不是过分年轻，就是过于老成。我今年20岁。对这个奇妙的年龄，我也觉得太累了。”这个有气无力而又疲惫不堪的青年，杀了一天多狗所得的报酬只是被狗咬的一个伤口，而且还有可能被警察传去作证。这种“徒劳”乃是当时青年所陷入的阴暗环境的形象体现。后者于1957年刊载于《文学界》上，故事内容与前者相似，主人公“我”也是到医院里去勤工俭学，只不过不是杀狗，而是搬运死尸，结果又由于管理人员的失职，差不多也是白干了一场。

大江健三郎之所以反复描写战后日本青年这种“徒劳”意识，乃是由于他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在他看来，这个社会犹如一个封闭的实体，四周都是“墙壁”，而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和美国军队对日本的占领等则是构成“墙壁”的内涵。这种意向可以从他1958年发表的小说里得到证实。在获得第39届芥川奖的短篇《饲育》里，他写的是战争期间一个美国黑人士兵因飞机坠毁而降落山村的故事。起初，村人们害怕他，仇视他，把他当成怪物；后来，则逐渐喜欢他，亲近他，把他当成伙伴，尤其是村里的孩子们更是如此。然而，好景不常，不久村里便接到上级命令要把黑人送到县里去，于是一场悲剧发生了——黑人在抗拒中被杀死，主人公“我”也受了伤。这表明村人们和黑人的友谊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一碰上“墙壁”就会被粉碎。在中篇《拔芽打仔》（讲谈社出版）里，也表现了类似的思想。

如果说以上两部作品是将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视为“墙壁”的话，那么短篇《人羊》（刊载于《新潮》）则显然是把美国军队对日本的占领当作“墙壁”的。这篇小说所写的故事发生在一辆公共汽车上。由于主人公“我”偶然碰了一下一个跟着一群外国兵（当然是指美国兵）鬼混的女人，这伙外国兵便蛮不讲理地惩罚“我”，强把“我”的裤子扒下来，让“我”光着屁股站在车上示众，然后又让其他在车上的日本人也光着屁股罚站，连司机都未能幸免。

总之，在大江健三郎的初期创作（1957、1958）中，“徒劳—墙壁”意识居于主导地位，因为有“墙壁”意识，所以产生了“徒劳”意识，又因为有“徒劳”意识，所以加强了“墙壁”意识，二者互相作用。正如作者在短篇小说集《死者的奢华》（1958）一书《后记》里所写的那样：“这些作品大体上是我在1957年后半年写的，其基本主题是表现处于被监禁状态和被封闭墙壁之中的生活方式。”

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毕业于东大法文系。随后，他踏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在1959~1963年的创作中，“性”意识和“政治”意识占有中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