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井田制”？

井田是中国商周时期的一种土地分配方式。有说井田始于夏朝。其具体方式是将每方圆一里内的九百亩土地划分为“井”字状的9块，周围8块作为私田，分予私人耕种；中间一块，其中二十亩作为宅基地，供8家盖房住人，剩下的八十亩作为公田，由8家共同负责耕种，其收成作为赋税上缴国家，算下来，税率大概为1/10。法律规定，各家公田忙完，方可忙私田。这里的私田，归属国家所有，私人只有使用权，而无买卖权，其使用权则父死传子。

事实上，井田制是一种土地国有并平均分配的制度，避免了土地兼并，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但这仅仅是针对大大小小的奴隶主阶层而言，当时的奴隶阶层只有无偿劳动的份儿。到春秋晚期，以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为标志的农业技术得到提高，不再需要这种奴隶在大面积土地上集体劳作的模式，小户劳作开始流行，井田制逐渐瓦解。但井田制作为一种“平均分配”土地的制度，成了后世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土地制度。比如战国时的孟子便力主恢复古代井田制。王莽建立新朝后，鉴于土地兼并之风的流行，也曾试图恢复西周井田制，但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后世历代帝王制定土地政策时，井田制的“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内涵都成为他们重要的参考。

“占田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占田法是西晋时实行的一种土地法。自春秋末期井田制崩溃以来，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到西晋时，土地已经大量集中到贵族和豪强手中，大量贫民无田可耕，沦为流民。这便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隐患。为稳定社会，晋武帝司马炎颁布占田法，规定平民按户口登记，“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如果不足这个数目，仍要按这个数目缴税，因此此举等于是逼农民种田。另外，占田法对于贵族和官员的占田数目也做了规定。其中，王公侯中的大国可占地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大臣一品者可占五十顷，其下每降一品减少五顷。占田法对于平民和达官贵族所做规定的初衷是不同的，对平民意在保证耕者有其田；对达官贵族则是意在将其占田数量限制在法定之内。因占田者对土地均只有使用权，没有买卖权，土地相当于被重新收归国有，因此占田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井田制的恢复。占田法加强了政府对农民的控制，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因西晋短命而亡，占田法也就不了了之。

古代的户籍制度是怎样的？

户籍是登记户口的簿册。户口包含两个概念，以家为户，以人为口。中国最早的户籍制度建立于战国时期，当时的秦国曾实行五家为一保，十保相连，一人犯罪，十保连坐的制度。这就是后来的保甲制度的雏形。其他诸侯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制度。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户籍制度。汉承秦制，将户籍制度进一步完善。汉代每年八月都要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作为征税、派役、征兵的依据。唐代，户籍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当时朝廷规定，每3年修订一次户籍，各县户籍一式3份，州、县、中央的尚书省各保存一份。唐代的户籍登记已经相当详细，一家之中的男女人口、年龄、土地、财产情况都一一登记造册。后来历代基本上都沿用唐代的户籍制度。

古代的户籍制度只有一种统计学意义，用以作为政府自上而下收税派役的依据，而没有作为身份证明的意义。另外，古代许多地方官担心人丁增多而催征不上加收的赋粮，因此往往瞒报人口，加上商贾流民不能及时登记等原因，古代的户籍登记总体上是比较粗糙的。

“算赋”和“口赋”分别指什么？

简单说，算赋和口赋是古代的两种人头税。其中，算赋是针对15岁以上56岁以下的成年人征收，其开始存在比口赋要早，始于秦商鞅变法，名目是“为治库兵（兵器）车马”，算是一种军赋。汉代时，算赋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当时，每个成年人每年算赋为一百二十钱。政府为抑商和限制蓄奴，规定商人和奴仆缴两倍；另为增加人口，鼓励早嫁，规定15～30岁女子未嫁者缴5倍。

口赋则是对未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始于汉代，与算赋共同构成汉代的人头税。口赋数额为每人每年二十钱。对儿童的起征年龄开始为7岁，汉武帝时因匈奴用兵，将之提前到3岁，汉元帝时又改回7岁。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政治黑暗，口赋一度自1岁起征。与算赋不同的是，口赋收入不归政府，而算作皇帝收入。

人头税存在于后世历代，直到清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摊入土地税中，其名目才完全消失。

什么是“均输”？

均输是西汉的一项财政制度。西汉时，郡国各地每年要向朝廷上贡本地物产。但因路途遥远，往往运费超过产物价值，并且物产经长时间放置并颠簸后也往往低劣。汉武帝时，大农丞桑弘羊创设均输制度。即在大司农下面设均输官，派驻全国各地，将各地上贡的物产直接在当地或运往邻地高价地区出售；然后按朝廷需要或市场行情酌情购买一些货物运回朝廷，或者将这些商品交由平准官再次出售，变成现金交给朝廷。这种将各地贡物变成现金乃至再用这些现金投资商业的做法与朝廷平抑物价的平准制度相配合，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北宋王安石变法时，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也曾采用均输制度。

“平准”是怎样的经济措施？

平准是创始于西汉的一种通过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的方式稳定市场价格的一种经济措施。汉武帝时，由于政府改铸新币引起物价上涨，另外由于均输官从全国各地采购回来的货物需要出卖。大农丞桑弘羊建立了平准制度，在大司农下设平准官，贵时抛售、贱时收买，以平抑物价。同时，平准官也统辖均输官带回长安的货物和被朝廷垄断的铁器等商品的买卖。由此，国库收入迅速增加。

平准制度表面上是为了避免贪婪的商贾囤积居奇，平抑物价，而实际上则只是将商人的巨额利润转移到了朝廷手里，乃是一种国家商业垄断。简单说，就是与民争利。平准制度成为后世历代朝廷解决财政困境、增加国库收入的重要手段。比如王莽改制时设立的“司市”、王安石变法时设立的“市易务”都与汉代的平准机构类似。

什么叫“榷法”？

榷法是古代的国家专卖制度。在古代，因盐、铁两项为各家各户所必用，利润巨大，不少民间商人借此成为巨商大贾。汉武帝时，因对匈奴用兵，财政吃紧，任命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三人为理财官，代表朝廷与民间商人争夺盐铁业。之后朝廷在全国设立盐官和铁官，对盐铁实行统购统销，就是政府垄断。这种办法为政府增加了巨大的财政收入，可一旦实行垄断，排斥竞争，产品质量便得不到保证。当时的铁器不但“割草不痛”，而且价格昂贵。后来，酒也开始实行专卖。汉昭帝时，曾就盐铁专卖的利弊专门召开了一次辩论会。当时的民间贤良文学人士极力反对这种与民争利的行为，而朝廷官员却主张继续实施专卖。会后，官员桓宽还根据会议记录整理出一部《盐铁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专卖制度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因此不仅汉朝不曾取消，其后的历代政府都一直沿用。唐代时，对茶也实行专卖。宋代时，设立专门的榷货务，相当于现在的专卖局。

“常平仓”指什么？

常平仓是古代政府用于储备粮食以调节粮价和应对荒年的一种粮仓。我国古代一直有“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说法，因此粮食的价格一直是朝廷关注的重要问题。西汉孝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请在边郡设置粮仓，在谷贱时买入以利农，谷贵时卖出以利民。后来该制度为全国各郡县所采用，成为政府调节粮价并备荒赈恤的重要手段。但该政策实施既久，弊端便产生，常平仓不仅起不到原有作用，而且经常反过来做，在谷贱时更加压价欺农，谷贵时则抬价伤民。汉元帝时，常平仓取消。其后各代，常平仓设置数量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有设立，由地方长官负责。虽仍利弊兼存，但总是起到了一些利民惠民的作用。明代时，明太祖命州县皆置预备仓，出官钞籴粮贮之以备赈济，荒年借贷于民，秋成偿还。清大致沿明制，这种具有更多赈灾性质的预备仓遂取代了常平仓。

“三十税一”是什么意思？

三十税一是汉代的田租税率，即征收土地收获总量的1/30。秦代时，统治者对人民实行横征暴敛，其赋税达到了2/3之高。汉初，刘邦收拾起经秦国暴政和秦末战乱的烂摊子之后，为巩固统治，采取了恢复生产、轻徭赋税、与民休息的政策。其将赋税征收额度定为“什五税一”，即1/15。比孟子所提倡的仁政税制“什一税”（1/10）还要优越。到汉文帝时期，经济虽然得到恢复，但人民生活仍不富裕，国库也没存什么钱。汉文帝接受大臣晁错建议，以薄赋敛的方式鼓励人们开荒种田，宣布税收额度只收一半。由此，汉代税收变为三十税一，并成为定制。东汉初，因战争的影响，支出浩繁，田赋改行十一税率，后又在建武六年改回三十税一，直至东汉献帝初，循而未改。三十税一可以说是相当轻的一种赋税，除了高于唐代一度实行的四十税一的赋税之外，均低于其他各代。不过，虽然汉代土地税很低，但其各种人头税却远高于土地税。

为什么会有“盐铁官营”？

盐铁本来是民间买卖，因其家家必需，所以是大生意，早期的巨商大贾大多出于这两个行当。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曾实施盐铁专卖，可算是最早的盐铁官营政策。后来到汉武帝时，因跟匈奴打仗，财政吃紧，汉武帝曾下诏要求这些民间商贾捐助军费，但效果不甚理想。于是汉武帝以桑弘羊等人作为政府的理财官经营盐铁，与民间商人展开竞争。由于一系列政府政策的配合，盐铁业逐渐完全掌控在朝廷手中。当时汉武帝在全国各地设立盐官和铁官，专职此事。

盐铁专卖政策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产生了铁器质量低劣，价格昂贵，甚或强迫人民购买及强征人民作役等弊病。但因其能带来巨大的财政收入，其后历代王朝都基本实施了该政策。一般盐官营的办法是：民制、官收、官运、官销。铁的官营则更严密，包括开矿冶炼，铸造器物及销售，政府控制了生产和流通的全部过程。其中，因盐的生产掌握在民间，便有了私下转卖的可能性，因此私盐贩子便成了历代朝廷的一个“严打”重点。这当然只是因官府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将自己设置成了合法一方。

什么是“均田制”？

均田制是中国北魏至唐代官田分配的一种方式。北魏时，由于之前长时期的乱世造成北方大量的户口迁徙，土地荒芜，国家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下诏计口分配国有荒芜土地。其中，15岁以上男子可分用于种植农作物的露田四十亩，女子二十亩。奴婢同样授田。露田不得买卖，年老或死亡后，须归还官府。另外，男子还授桑田二十亩，用于种树，不需归还，死后下传子孙，但同样不得买卖。种田者则每年须向政府交纳一定粟谷和帛。这种制度使得社会经济得到恢复，政府财政收入也有了保证。其后的北齐、北周、隋、唐都沿用均田制，只具体实施细则有所变更。但由于当初分田时的国有土地本来就不足，加上后来禁止土地买卖的法令时紧时松，唐中叶以后，大量的土地又逐渐被一些豪强大户兼并。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行两税制，在税制上承认了土地兼并的现实，均田制宣告废止。

什么是“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是唐代实行的一种赋役制度。唐代继承自北魏至隋的均田制，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租庸调制。其基本思路是政府按人丁分配土地，确保“耕者有其田”，然后再按人丁收取赋役，确保国家财政收入。此制规定，凡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具体为：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为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为调；服徭役20天，是为正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换算为一定数额的绢布交纳，这称为庸，也叫“输庸代役”。可以看出，租庸调制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其课税对象一是田、二是户、三是身，而其基础则是丁。唐陆贽将之总结为：“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这种制度的优点在于，既给底层民众提供了生活保障，同时又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唐代借此不仅国库充裕，人民也安居乐业。但唐中叶以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造成了均田制的消亡，盛世之中人们的麻痹又造成了户籍登记的疏懒。均田制和准确的户籍登记这两个租庸调制的基础不复存在，租庸调制遂为两税制所代替。

什么是“两税制”？

两税制是唐代中后期采用的一种赋税制度。唐中叶，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由于土地兼并和户籍混乱，原来的以“人丁为本”租庸调制赋税制度不再合理。唐德宗年间，宰相杨炎实施了两税制。所谓两税，既指在时间上每年在春、秋各收一次，也指两种税收名称：户税和地税。户税和地税原本只是与租庸调制搭配的两项无足轻重的小税，在新的两税制下，则成了朝廷主要的两个税种。具体办法是，朝廷一改原来的“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而是实行“量出为入”的原则，先核算好一年要花的钱，然后分摊到各地的户税和地税里去。户税以家庭为单位，不分当地外地，“以见居为簿”，按财产多少征收；地税按占有土地多少征收。两税制按照财产与土地数量征收的方式使国家的财政负担很大程度上从穷人身上转移到了富人身上，同时也抑制了土地的进一步兼并，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唐朝之所以能在“安史之乱”后苟延残喘了100多年，两税制功不可没。另外，从税制的角度来说，两税制是我国税制的重大变化，此制度是朝廷首次放弃对土地的分配权，而是在承认土地私有的基础上，设置相应税制来征收税赋。其后宋代的“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对唐代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

“市舶司”是什么机构？

市舶司是我国古代在沿海城市设立的负责外贸事宜的官署，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我国汉代时，在开通丝绸之路的同时，也以广州为口岸，进行海上对外贸易。经魏晋南北朝及隋到唐代时，我国的海上对外贸易已相当繁荣。朝廷于是在广州、扬州等口岸设专职官员市舶使，负责检查出入口市舶（商船），并征收商税，同时对于一些珍贵商品则实行政府垄断。宋代，市舶使发展成为一个专门官署市舶司，朝廷在广州、密州（今山东胶县）、秀州（今上海淞江县）、杭州等地均设此官署。个体商户须经市舶司颁发许可证方可出海。元朝统治者本身的外向性使海上贸易空前发展，明代商人更是沿着郑和开辟的新航线将生意越做越大，因此元明时期市舶司一直存在。清初一度实行禁海政策，康熙时解禁，在广州、宁波、漳州、云台山（连云港）四处设口通商，并配套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行使原来的市舶司职能。乾隆时仅留广州一口通商。鸦片战争后，设税务司、总税务司管理海关诸事，大权却落入洋人之手。

什么是“徭役”？

徭役是古代政府强制性向人民派遣的军役、劳役等，与赋税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人民的赋役负担。徭役在先秦时已经存在，《诗经》中便有不少以此为题材的诗歌。秦汉之际，形成比较正式的徭役制度。秦时男子满17岁，汉时满23岁，须在地方和京师各服兵役一年，是为正卒；每个男子一生必须戍边一年，是为戍卒；另外还须再为地方政府服劳役一月，是为更卒。官富人家则可以银抵役。其后历代徭役制度不一。总体上，就形式来说，古代徭役制度沿着一条逐渐货币化的路线演进。唐代中期之后百姓交役钱，国家购买劳力或兵士的形式普遍流行。宋代出现了募役（雇人服役）、助役（津贴应役者）、义役（买田以供役者）等多种形式。到明清之际，因一条鞭法及摊丁入亩政策的实施，百姓基本不再出役，完全由银钱代替。另外，元代曾将大部分徭役专业分拨给一部分人户世代担负，如站户（负担驿站铺马）、猎户、盐户、窑户、矿冶户、运粮船户等；就轻重来说，唐之前徭役比较繁重。唐之后徭役负担相对减轻，尤其明清之际，因徭役货币化，且国家的财政收入重心由人丁转向土地，徭役负担以银钱的方式大部分转移到了富户身上，中下层百姓徭役负担大大减轻。

什么是“钱法“？

钱法是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上古时代人们以贝壳为通行货币，故财、贿、贵、赋等与钱相关的字均从“贝”。春秋时期，金属铸币成为主要货币，除黄金是硬通货可在各国畅行无阻之外，铜币则各国不一，只在本国有效。秦代统一币制，铸两等货币，黄金为上币，单位用“镒”（二十两）；铜钱为下币，重半两。此后，方孔圆形成为我国铜钱的固定形状。因秦钱重，不便使用，汉武帝时，铸五铢钱替代秦钱。五铢钱轻重合宜，自汉到隋基本行用不废。唐代在铜钱上铸“开元通宝”（意为通行宝货）字样，此后，“通宝”成为钱币通称，各代冠以自己的朝代、年号，此即是制钱。唐末，原只作为器饰材料的白银开始进入货币领域，至宋大盛。当时白银以五十两为一锭，俗称“元宝”。至此，金、银、铜三级货币体系正式形成。其中，白银成为最常用的计价单位。明清时期，国家财政都以银两计算，工商赋税也交纳白银。另外，宋代起，已经开始小范围使用纸币，称为“交子”。元代时，曾一度禁止金属货币流通，统一使用纸币，但因通货膨胀而作罢。明清时期，又实施过纸币政策，均不怎么成功。另外，清代也开始模仿西方铸造银元，与银两制并行，一直使用至民国时期。

“一条鞭法”是怎样的赋税制度？

一条鞭法是明代中后期实行的一种赋税制度，初名条编，后因谐音而得此名。明朝中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被兼并者交不起赋税，大量逃亡；同时，作为兼并者的官僚地主阶层则瞒报土地，逃避赋税，加上官僚阶层的免役政策，明朝政府的赋税收入逐年下降，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鉴于此，万历朝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改革税制，施行一条鞭法。其内容总体上是将一县的田赋、种类繁多的徭役、杂税合并为一，折成银两，分摊到该县农地上，最后按照拥有农地的亩数来向土地主人收取赋税。这样，国家的财税负担便从中下层百姓转移到了官僚地主阶层，国家的财政收入得以增加，社会矛盾也得到缓和，因此此法被后世认为是挽救了晚明王朝。另外，从税制本身来说，首先，一条鞭法大大简化了赋税征收程序，改良了行政效率；其次，限制了官吏巧立名目加征赋役，减轻了农民负担；最后，首次实行赋税折银的办法，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且，以银抵役的做法使农民具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从此，他们可以离开土地，为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提供劳动力。总体而言，一条鞭法上承唐代“两税制”，下接清雍正的“摊丁入亩”，是我国税制的重大进步。不过一条鞭法以银代粮的做法也带来了农户争相种植经济类作物，导致粮食产量不足的弊端，成为农民起义的诱因。

“黄册”和“鱼鳞册”分别指什么？

黄册和鱼鳞册是明清两代分别用于登记全国人口和田地的档案。明初，由于元末战争中土地文书散失，致使地籍混乱，田赋无准。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派官员到各州县查核丈量田地，然后绘制成册，因状如鱼鳞，故名鱼鳞图册。鱼鳞册相当详细，对每块田地都画了形状图，并登记其面积、编号、主人及佃户姓名；此外还有土田纳税等级、买卖情况、分家等引起的土地变化等。鱼鳞册通过对土地的严密控制，有效地防止了隐瞒土地逃避赋税的情况，保证了国家的土地税收。黄册则是与鱼鳞册配套而行的人口登记册，10年编订一次，与鱼鳞册互相印证，一起构成了收受田赋的依据。另外，黄册还用来作为朝廷收受人丁税、定徭役、征兵的重要依据。黄册和鱼鳞册在清初均得到沿用。康熙七年（1668年）改为每年造送“丁口增减册”，黄册不再修订。鱼鳞册则沿用至清末。

什么叫“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清雍正时实行的一种税制改革。其具体做法是一改之前丁银（包括“人头税”、徭役等）和地银（即田赋）分别收取赋税的办法，将丁银摊入地银之中一并收取。这样地多者便需要承担较多的赋税，地少者则赋税较轻。其实质是明代张居正实行的一条鞭法的深化（一条鞭法只是将部分丁银摊入地亩）。摊丁入亩实施的背景是清军入关后，贵族官僚阶层大量兼并土地，出现大量无地少地农民。如此，广大贫民地少人多，丁役负担基本上压在他们身上。鉴于这种情况，康熙晚年时，便在广东实施了摊丁入亩试验，到雍正时，则正式向全国推广。此办法一方面减轻了无地农民的负担；另一方面，田地税赋增重也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为清政府保存了一定数目的自耕农，有利于政府财政收入和社会的稳定。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摊丁入亩政策取消了“人头税”，广大底层农民生养后代数量快速增长。整个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中国人口数量一直徘徊在2000万～6000万之间，乾隆时开始突破1亿，道光时则达到4亿。

“木铎”是什么？

商周时期，政府组织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的行政人员。政府需要传达政令时，便由一种叫做遒人的政府官员到民间走街串巷传达，同时官员也顺便采采民风，因此这种官员可谓是兼具上令下达和下情上达两个功能，是政府与社会的直接连接者。木铎是遒人巡行各地随身所带的器具，是一种带木柄的金属铃铛，类似于走街串巷的小贩所拿的拨浪鼓。遒人正是用这个东西将大家召集起来发布政令。因此，木铎经常象征了王道。后来，孔子周游列国时，一个卫国的小地方官因为被孔子的个人魅力所折服，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意思是将孔子比做上天的代表。从此，木铎便也象征天道。

“大比”和“貌阅”分别指什么？

大比，又叫案比，是中国古代政府为掌握户口数量而设置的一种簿籍登记制度。此制度始于战国时期，秦汉时期进一步完善，每年举行一次。大比时，以郡县为单位，由地方官吏负责对管辖范围内所有人丁、财产状况进行调查，然后据此造成户籍，上缴中央。其内容包括每户男女人口、姓名、年龄、相貌、财产状况等。此用来作为政府征收贡赋，兴发力役，组织军旅等的基本根据。另外，古代3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也称为大比。

貌阅往往与大索连称为“大索貌阅”，二者共同构成隋唐时期的户口登记制度，相当于秦汉时期的大比，但稍有区别。大索的目的在于搜索隐匿人口，针对的是民间为少缴赋税而隐匿人丁的现象。而貌阅则重点在于检查年貌形状，针对的是有人本处于成丁之岁，却以诈老、诈小的手段逃避赋役的现象；另外，貌阅也用于核实确认那些身患残疾、疾病的人，并给予免除赋役等政策优惠。

大比和貌阅均是古代政府控制人民，尤其是赋役的主要承担者——丁口的重要手段，是古代政府收受赋税及行政管理的基础。

什么叫“食货”？

食货，是中国古代运用的一个经济范畴，《汉书·食货志》记载：“《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大致而言，“食”指的是农业方面，“货”指的是商业方面，而“食货”概指经济领域。自《汉书》开始，历代正史都列有《食货志》, 《史记》中没有《食货志》，相关的内容记述于《平准书》和《货殖列传》。《食货志》全面而翔实地记述了各朝的田制、户口、赋役、漕运、仓库、钱法、盐法、杂税、市籴、会计等制度，是了解历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最为重要的史料。

“四民分业”是什么？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把人民按其职业划分为四类：士农工商。关于四民的划分，最早见于《春秋·谷梁传》，它的排列顺序是士一、商二、农三、工四。这种排列方式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是强调这四种行业同等重要。《管子》也中有“士农工商”一节：“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也。”石是基石，国家的基石的意思。

士指的是知识分子。他们拥有知识和智慧，担任各级官吏，为统治者服务，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士的选拔。农是指农民。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被看做立国之本，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农民是徭役的主力。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农业看做国家的首要大事，农民也非常受重视，中国古代许多政策都是围绕农业和农民来制定的，如制定重农抑商政策。工指的是工匠或手工业者。他们主要为劳动者提供技术服务，也同样受到重视。有的统治者还下令工匠的后代也必须从事工匠的行业，不得转行。商指的是商人。在农业社会里，商人备受轻视，统治者经常制定许多歧视商人的政策，严格限制商人的活动。

什么是“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又名崇本抑末政策，为法家首倡，儒家倡导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是自春秋战国以来我国历朝历代一直奉行的基本经济政策。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业生产直接关系国家兴衰和人民生计，是立国的基础。因此，以农为本、以农立国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政策。

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开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汉朝继承了这一政策，又加以发展。重农的表现为，奖励耕作，兴修水利，劝课农桑，甚至允许“入粟拜爵”。抑商的具体表现为：第一，不许商人穿丝绸衣服，不许乘车或骑马；第二，不许商人购买土地，凡土地和奴婢超过法定数额就要没入官府；第三，不许商人及其子孙做官；第四，商人所纳算赋比一般老百姓要增加一倍；第五，迁徙商人到边远地区戍守。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下令征收算缗钱，对商人征收资产税，结果导致很多商人破产。这些政策对打击商人囤积居奇、保障农民利益、恢复社会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汉朝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影响深远，一直持续到清末。重农抑商政策对巩固新兴封建财政制度和发展社会经济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它的消极影响日益明显，致使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缓慢。

“均贫富”的内涵是什么？

均贫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分配学说和政治口号，这一提法早在《晏子春秋·问上》中就已出现：“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这是晏婴对齐景公询问的“古之盛君”的行为准则所做的答复，所谓“权有无”和“均贫富”就是说令有无相平、贫富相均。《论语·季氏第十六》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也表达出“均贫富”的思想。但是“均贫富”并不等同“平均主义”，不是说要消灭贫富的差别，而是倡导在对待贫富问题上要均平而公正，无有偏护，不失其分。北宋时期，王小波率先向群众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革命口号，自此，“均贫富”成为历代农民起义广泛采用的一项政治号召。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所描画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在农民运动中，“均贫富”蕴涵着劫富济贫的政治理念，当社会上贫富严重分化之时，这一号召对于异常穷苦的大众来说就成为一种强大的革命动机。

“先富后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

先富后教是一种体现经济基础与文化教育之关系的思想理念。依照这一理念，治理国家应当先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令人民的生活有所保障，然后才可以实行道德教化。当然“先富后教”并不是说要等物质方面达到相当富裕之后再开始进行精神方面的教导，而是说进行教化要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为基础，否则文教当无以立，也就是《管子·牧民》中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论语·子路第十三》记载，孔子到卫国，见到人口已经很多了，冉有问接下来应当做什么，孔子回答说“富之”，冉有再问，孔子又答“教之”。《孟子·梁惠王上》载，孔子曾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这段论述可以看做是孔子富而教之思想的诠释，因为人民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可以依赖，也就意味着没有生活上的保障，常常要面临饥饿和死亡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教之以善呢？

什么是“富民论”？

富民是儒家所主张的经济政策。富民与富国是相对而言的，虽然从长远来看，富民与富国是同步发展的，但是在既定的时期，社会上的财富是有着一定限额的，国家的财富取之于人民，收取得多，人民的财富就相应地少一些；收取得少，人民的财富就会相应地多一些。对这一问题，儒家的看法是“民为邦本”，主张薄赋轻税，而藏富于民。《论语·颜渊第十二》记载，鲁哀公向孔子的弟子有若询问饥荒之年国家的财用不足应当怎么办，有若说为什么不实行什一税呢，也就是说只取1/10的赋税。鲁哀公说取2/10尚且不够，怎么能再减赋呢，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意思是，百姓的财用是充足的，国家自然也就会足用，而百姓自身的财用都不足，国家又怎么会足用呢？民用与国用，也就是源与流的关系，源头的供应决定着水流的大小，这也就是富民论的道理所在。

什么是“富国论”？

富国是法家所主张的经济政策，指的是通过各种经济手段来增加国库收入。在先秦时代，富国的主要办法就是增加赋税，也就是说将社会上的财富更多地从百姓手中转移到由国君控制的国库之中。富国的目的有着使国家变得更强盛的一面，但是更多地体现着为君谋利的色彩，是将社会的公产转变为君主的私产。荀子试图将“富国”与“富民”结合起来：“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馀。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馀。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以礼节用之，馀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馀？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荀子·富国》）荀子所讲的“足国之道”，实际上也还是儒家的“富民”思想，只不过是将富民与富国更进一步地联系起来，但是依然强调富民是富国的基础，主张民裕则国馀，这也是历朝历代多数统治者所遵法的基本理念。

“恒产论”是谁的治国理念？

恒产论是孟子所主张的治国理念，所谓“恒产”，指的就是可以固定占有和长久依赖的财产。关于恒产，孟子曾有这样的论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又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的观点就是，只有当人民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之后，才谈得上礼义道德，才讲得起风俗教化，民有恒产，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

什么是“崇富论”？

崇富论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阐扬的贫富观念，他断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也就是说求富是人之所共欲，是人的本性。在这篇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范蠡、子贡、白圭、猗顿等豪富之士，称这些人物“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命曰‘素封’”，意为这些名商大贾虽然没有王侯的封爵，但是其享有的富贵可与之相埒，所以叫做“素封”，即“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司马迁不仅对那些凭借自身能力成为名扬天下的富商巨贾者极为推崇，同时也认为如果人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摆脱贫贱的处境是羞耻的。

什么是“限田论”？

限田论是一种抑制土地兼并的主张。秦汉之后，土地转归私有，买卖土地也就是一种自由合法的行为，于是一些富户豪强依据既有的政治和经济优势，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导致贫富分化变得越来越严重，这成为诱发社会动荡的一个主要因素。汉武帝时，土地兼并的状况已经发展得极为严重，“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大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地主、官僚和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国家潜伏着很大的危机，于是董仲舒提出限田的建议。但是董仲舒并没有讲述具体的措施，也没有实行。汉哀帝时期，师丹和孔光又提出限田的建议，并提出了具体的限田标准，规定贵族、官吏及一般地主占田不得超过三千亩，占有奴婢分别限于200人、100人和30人。这是政府第一次发布限田令，然而由于贵族和官僚们的极力反对，这项法令也未能实行。以后虽然也有人提议限田，但是因为触犯了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一般也都仅仅限于空文。

“抱道贸禄”是什么意思？

抱道贸禄，是王充在《论衡·量知》中提出的观点，意为儒士用自己的知识才学来博得功勋利禄，如同“抱布贸丝，交易有亡，各得所愿”。虽然历代不乏淡泊名利、无心于官场的隐逸之士，但是儒士的主流还是以“学而优则仕”为正途的。格物致知修身者，指向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独善其身者为穷，兼济天下者方为达，而欲兼济天下，就需要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这种政治资源又是掌握在帝王手中的，儒士就是要用自己的知识资本来向帝王换取政治资本，这体现的也是一种交换关系，也就是俗语所谓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国家度支”指的是什么？

度支原义是量入为出，引申为经济的筹划和统计，国家度支即相当于现代的国家预算。魏文帝曹丕时期开始设立度支尚书，负责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与支调。两晋南北朝时，度支尚书领度支（掌管财政预算）、金部（掌管货币收支）、仓部（掌管仓库贮积）和起部（掌管工程营造）四曹。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开始实行六部制，原度支尚书转为民部尚书。唐高宗即位后，为避太宗李世民的名讳而将民部改称为户部，下有度支郎中。宋代，度支使与户部使、盐铁使总领全国财赋，合称“三司使”。元明两代不设三司，相关事权归属户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实行部院改革，户部改为度支部，其长官称为度支大臣、副大臣。

中国古代兴建的水利工程有哪些？

中国广袤的疆域上分布着数量众多的江河湖泊，兴修水利也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事业。古代的水利工程基本上可以分为3个方面，即防洪、灌溉和航运。防洪工程可以追溯到鲧、禹时期。中国古代防洪的代表性成就体现在黄河的治理上，在春秋、战国时代，黄河流域的各诸侯国就已经纷纷修建了堤防，至秦汉时期更是建立了完整的黄河堤防系统，到明朝后期，在黄河下游形成了有闸、坝、涵等多种设施相配套的古代历史上最为庞大和复杂、也是最为坚固和完善的堤防体系。而灌溉技术也在原始社会末期即为人们所掌握，到周朝的时候，水利灌溉已经应用得非常普遍，技术也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楚国令尹孙叔敖于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前后在安丰（今安徽寿县境内）主持兴办了中国最早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芍陂的修建使得安丰一带的粮食产量大增，为楚庄王的称霸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战国时期魏国西门豹在邺开引漳十二渠，使得漳河两岸成为膏腴之地，这对当时魏国的强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秦昭王时期，蜀郡郡守李冰主持建设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令水旱灾害频发的成都平原变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使得秦国的粮食有了充足的供应，秦国也正是凭借巴蜀和关中地区得力的水利灌溉工程而奠定了厚实的经济基础，从而能够“奋六世之余烈”，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在航运方面，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修建人工运河的记载，当年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而开凿了邗沟，创造了一条运送军队和粮食的便利水道。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开始兴建的鸿沟连通了黄河和淮河水系。秦朝开凿的灵渠又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汉朝最为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是开通了灵渠——一条长三百余里、将都城长安与黄河水道相连接的人工运河。灵渠修建之后长期发挥着重要的运输作用，一直使用到唐朝。隋炀帝时期，兴建了史上规模空前的河运工程——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联络在一个水运网中的南北大运河。元朝又将已有的水渠进一步扩建为京杭大运河。大运河连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不仅使得京都地区获得了充足的物质供应，也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同时也繁荣了南北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古人在治河上有哪些功绩？

治河，在中国古代特指对黄河的治理。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的统治中心，河患的治理是一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情，因此历代政府对于治河都极为重视。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被划割为多个诸侯国管辖，各国都设有水官、水工等负责治河、开渠的事宜，而各国为了自身的利益，纷纷以邻为壑，自筹一方，黄河的统一管理根本无从谈起，诸侯间以水代兵的事件屡屡发生，造成了严重的人为河患。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黄河的统一治理有了政治上的保证，秦朝在中央设立了全国性的水政管理机构。

汉朝对黄河的治理更加重视，汉武帝曾亲临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指挥黄河堵口，并且增设了都水使者、河堤使者等，加强了治河的力量。汉成帝始建四年（公元前29年），又设立了治河专官。魏晋以来，虽然继承了汉朝的体制，但是黄河流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治河工作受到严重的削弱，相关机构大为减少，治河官员甚至一度仅剩下一个人。直到隋朝统一，水患仍不断发生。唐朝长期的和平稳定为治河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治河管理大为加强。五代时期，黄河水患频繁，治河机构虽略有加强，但是由于割裂的政治局面，战争又成为频发事件，而以水制敌的手段常为所用，人为决口水长、丞，专管水治。北宋时期，河患加剧，治河机构也更加扩大，在黄河下游形成了专职河官与地方河官相结合的河防体系，而都水监也几乎成了为黄河专设的机构。金朝治河机构效仿北宋，当时共有河防兵一万两千人，为治水提供了坚实的人力保证。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颁布了《河防令》，进一步加强了黄河下游地段的河防修守体制。元朝在都水监之外，另设河道提举司，专管治理黄河，还设置了山东、河南都水监，专门负责黄河的疏堵，又设立了宁夏灌区管理机构。虽然这一时期的黄河治理开发在机构上得到加强，但是由于统治者的实际重视不够，河务工作反而变得松弛。明朝的治河机构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保漕成为治河的一个基本思想。成化七年（1471年），开始常设总理河道，同时，形成了总理河道、各司道管河官、各州县管河官这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系统，这使治河组织和修防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清代，河患频繁，康熙执政的前15年，黄河下游几乎年年决溢，于是康熙皇帝把“削藩、河务、清运”列为必须亲自过问的3件大事，而治河机构也在明朝体制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河官的地位和待遇得以提高，河道总督隶属工部，但可直接授命于朝廷。雍正七年（1729年），又分设江南河道总督，由河东河道总督管理，河道总督下设文、武两个机构。文职管河道，设道员，以下由同知、通判担任，再下有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巡检各官阶；武职负责修守堤防，由参将、游击统领各河防营，河防营的长官为守备，下有把总、千总等武官，每营有数百河防兵，常年驻守在险工段负责修防。由此，清朝建立了中国古代最为严密的河防制度。

什么是“漕运”？

漕运，即利用水道转运粮食，特指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为了供给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开支和民食调剂而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经济调遣。这种粮食称为漕粮，运输的方式包括河运和海运，而在水道不通处，也辅以陆运，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并沟通天然河道转运漕粮的河运而言。秦始皇北征匈奴时，曾自山东沿海一带运军粮往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这可以看做是历史上最早的漕运。西汉开始，漕运变成国家的一项固定的经济制度，每年都将黄河流域所征的粮食运往关中，也就是都城长安地区。然而漕运路途遥远，又要经过三门峡河险，耗费巨大。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根据大农令郑当时的建议，用3年时间，沿秦岭北麓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人工运河漕渠，使潼关到长安的水路运输的路程和时间大为缩短，而沿渠的民田也能借此得到灌溉之利。东汉建都洛阳，漕运路程较近，又不需经过河险，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漕运的困难。隋代在自东向西调运漕粮之外，还从长江流域征粮调往北方，隋炀帝动员大量人力开凿通济渠，联结了黄河、淮河与长江三大水系，形成了沟通南北的新的漕运通道，也奠定了后世作为漕运主渠的大运河的基础。此后历代也都很重视漕运，疏浚了南粮北调所需的水路网道，并且建立了漕运仓储制度。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运河淤塞，漕运开始越来越艰难，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漕运也逐渐变得不再是必需之举。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停止了漕运。历代漕运保证了京师和北方军民粮食的需求，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但是辛苦的徭役和高昂的运费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古代描绘农业生产的名画《耕织图》绘于何时？

《耕织图》是我国古代描绘农业生产活动的名画。现存大量彩绘和临摹本，详细刻画了我国小农经济时代男耕女织的社会生活场景。那么《耕织图》是什么时候绘制的呢？

《耕织图》最早产生于南宋，刘松年和楼俦都曾画过《耕织图》。作品得到了历代帝王的推崇和认可。天子三推，皇后亲蚕，男耕女织，这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典型写照。楼俦在任于潜令时，绘制《耕织图诗》45幅，包括耕图21幅、织图24幅。

清朝康熙南巡，见到《耕织图诗》后，感慨农民生活的艰辛，传命内廷供奉焦秉贞在楼绘基础上，重新绘制，计有耕图和织图各23幅，并每幅制诗一章。焦绘耕织图令康熙皇帝龙颜大悦，加盖自己的大印，并令广为印制，赐给手下诸大臣。

《耕织图》是我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缩影。由于其“图绘以尽其状，诗文以尽其情”，形象生动、细腻地描绘了劳动者耕作与蚕织的场景和详细的生产过程，所以起到了普及农业生产知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其本身也是极其珍贵的艺术瑰宝。

“商人”的名称来自商朝吗？

现代社会是个商业社会，各种市场主体生产出商品用以交换。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被称为“商人”, “商业”也成为一个行业的代名词。那么“商人”一词出自何处，与商朝有联系吗？

答案是肯定的。商代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出现了专门以从事商业交易为生的人员，被称为“商人”。“商葩翼翼，四方之极”是形容当时商业的盛况。商代出现了许多牵着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到后期，都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姜子牙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还在孟津卖过饭。商代统治者鼓励经商，还修整大路，以利天下物流。

可见，“商人”职业产生于商代后期。武王伐纣后，商朝灭亡。一些商朝遗民没有了生活来源，便以经商为生。这部分人走街串巷，吆喝叫卖。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知道“商人”来了。据载，西周初期，周成王年幼，管、蔡二叔与纣王之子武庚联兵反叛。周公东征平叛后，将洛阳建为军事要塞，称为“成周”, “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原来商朝的遗老遗少们被遣送到成周监视起来，这些人丧失了政治权利，又没了土地，只好通过贩卖物品为生，这便是“商人”的来源。

后来人们从商业贸易中发现了利润，很多周人也参与到市货买卖中来。于是，商人的意义泛化，成了一个职业的代称，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沿用。

古人为什么把富翁称为“陶朱公”？

古代称呼富翁为“陶朱公”，陶是地名，朱公是范蠡退隐后的名字。众所周知，范蠡是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关键人物，是著名的政治家。为何将富翁称为“陶朱公”，当时除了“陶朱公”，还有别的大商人吗？

范蠡是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

后来，范蠡认识到勾践是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齐国，改名为鸱夷子皮。但是齐国人知道他的品德才能，请他当宰相。由于他退归林下的决心已下，不久又辞官而去。后来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地定居，自称“朱公”，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凭借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时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仗义疏财，因此有“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

春秋战国时期，是民族融合和商业大发展的时期。当时著名的大商人还有吕不韦，史载他“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结识秦流亡公子异人并资助其回国即位，从而成功实现个人由商从政的历史性转变。端木子贡则是儒商的代表，他是孔子的弟子，是孔子能够周游列国的主要经济来源，曾担任鲁、卫两国宰相，为孔门弟子首富。孔子称他乃“瑚琏之器”，后世多用“端木遗风”来赞美儒商。此外还有以智慧闻名的大商人白圭，《汉书》中称其为商业生产贸易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他是先秦著名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诸如“人弃我取”、“知进知守”等经商理论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飞钱”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古代贸易买卖除了金银外，多用铜钱交易。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自然是不会飞的。但在唐朝中期，出现了一种“飞钱”，它是指会飞的钱吗？

这要从古代贸易说起。最初贸易范围并不大，后来随着生产和贸易活动日益发展，不同地域之间也经常发生贸易。而付款的一方携带大量铜钱是很不方便的，于是一种号称“飞钱”的业务产生了，它是指将银钱存入官办或私办的信用机构内，获得凭证，然后再到交易发生点用凭证交易的形式。

这种业务中，钱虽然存在此地，但却可以在彼处购买商品和货物，因此被称为“飞钱”。飞钱始于唐宪宗元和初年，有两种形式：一是官办，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或诸道设于京城的“进奏院”，携券到其他地区的指定地方取钱。二是私办，大商人在各道或主要城市有联号或交易往来，代营“便换”，以此牟利。

“飞钱”这种汇兑方式在唐代发端后，被北宋沿用。宋开宝三年（公元971年），官府在开封设置官营汇兑的机构“便钱务”，为行商直接办理异地汇款。

古人为什么把路费叫“盘缠”？

古人将差旅费叫“盘缠”，一般人出外办事都会带上盘缠。与之相关的词语叫“腰缠万贯”，形容财大气粗。那么为何钱财会有“盘缠”的怪名，古代钱真是缠在腰上的吗？

这要从古钱币的形状说起。古钱一般都是外圆内方，中间有孔的金属硬币，常用绳索将一千个钱币成串再吊起来，穿钱的绳索叫做“贯”，所以，一千钱又叫一吊钱或一贯钱。古时人出门之时，只能带上笨重的成串铜钱。把铜钱盘起来缠绕腰间，既方便携带又安全，因此古人将这又“盘”又“缠”的旅费叫“盘缠”了。

“腰缠万贯”语出自南朝殷芸的《小说·吴蜀人》:“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 ”与“盘缠”的来历大相径庭。

现代社会由于纸币的流行，很少有人把钱缠在腰间，但“盘缠”一词却沿用至今。

货币单位“元”是怎么来的？

我国目前发行的人民币以“元”为单位，辅以“角”和“分”。古代的货币单位是什么？元这个词语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商代以前，都是广泛运用自然物为交换的媒介，也就是龟甲和贝壳。在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中有大量这类买卖的记录，当时使用的计量单位为“朋”。

后来金属货币产生，成为一般等价物，有金、银、铜等。其中较易发现和开采的是铜，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所铸的钱都是铜钱，各国不统一，各种形状的都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令实行统一的度量衡，货币得到统一，才有了两、文这些计量单位。

“两”和“文”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元则产生明朝中后期。万历年间，欧美流行最广泛的货币“银圆”传入中国，最通行的是墨西哥银圆，钱面有鹰的图案，所以又称鹰洋。因其质地为“银”，形状呈圆形而得名。一枚就称为一圆。“圆”既是货币名称，又是单位名称。为了书写方便，后来人们就借用同音字“元”代替了。此后，虽然又使用过多种货币，单位“元”却一直沿用。

可见，“元”最初来自“圆”，是金属货币的形状。

古人为什么称钱为“孔方兄”？

“孔方兄”在古代指钱币，由于铜钱大多外圆内方，所以又被称为“孔方”。

“孔方兄”的由来与一些历史典故有关。西晋惠帝元康年间，政治腐败，贪污贿赂盛行，达官贵人多有“钱癖”，社会风气也是“唯钱是求”。鲁褒作《钱神论》讽刺当时的庸俗社会风气。“钱之为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闻非钱不发……凡今之人，唯钱而已！”“钱无耳，可使鬼”, “钱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其中，“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形象刻画了人们对于金钱的追逐。之所以为“兄”，以其“可使鬼”故，以其为“神也”，故不曰“弟”或“叔”。

“孔方兄”一词最早见于宋朝大诗人黄庭坚的诗句“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当时黄庭坚被朝廷贬职，他的亲友开始和他疏远。伤心之余，黄写了这首诗。意思是笔墨（管城子）没有庸俗相（食肉，比喻），钱却与我疏远了（引申为嫌贫爱富的亲戚朋友）。由于此诗的广泛流传，“孔方兄”也就成了“钱”的代名词。

古代有没有“下海”一词？

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从体制内走出来经营商业的活动被称为“下海”。最初的“下海”是什么意思呢？

下海最初是稀里糊涂做某事。据元代戏曲《洛阳桥》载，宋朝的一个蔡姓状元遵照母亲遗愿为家乡建一座洛阳桥。在建桥过程中，桥墩突然打不下去，于是请来阴阳先生，说是海龙王不同意。于是，蔡状元贴出布告，寻求能下海之人。结果数月过去，还是无人应征。衙役担心县官怪罪，就胡乱在酒馆里找了个“夏德海”的人，谎称找到了“下得海”的人。

以上是民间故事，事实上，“下海”在古代含义众多。旧时戏曲界票友转为职业演员为“下海”。老舍的《四世同堂》中有：“论唱，论做，论扮相，她都有下海的资格。可是，她宁愿意作拿黑杵的票友，而不敢去搭班儿。”另外，妓女第一天接客也称为“下海”。如老舍《四世同堂》:“每逢有新下海的暗门子，我先把她带到这里来，由科长给施行洗礼，怎样？

现代流行的“下海”基本上只是指放弃原来工作而经营商业。

古代有经纪人吗，有哪些职责？

经纪人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活跃主体，它在促进买卖双方达成交易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的券商、二手房买卖中介都是经纪人。那么我国古代有经纪人吗？经纪人又有哪些职责？

经纪人古已有之。唐代以来经纪人的正式称谓，主要有“牙”、“牙人”、“牙商”等。为何称“牙”呢？其实是传讹造成的。“牙”系“互”字之误。古代贸易称“互市”，商人称“互郎”, “牙郎”乃由“互郎”讹衍而来。“牙”与“侩”均指经纪人，所以又被称为“牙侩”。

清末民初，上海俗称经纪人为“掮客”。掮，本指以肩扛物，用称经纪人，当含常言所谓“一手托两家”之义。现代口语又称经纪人为“跑合的”或“对缝的”，意思是在交易双方作中间商，从中撮合，有的也直称为“介绍人”或“中间人”。

为什么人们要用“市井”来指称商品交换的场所？

“市井”在古代指商品交换的场所，也叫市廛，是指商肆集中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市”和“井”能联系到一起？

《管子·小匡》曰：“处商必就市井。”尹知章作注：“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可见最初的“市场”是四方的，在东、西、南、北都可以买到商品，状如井字，所以称为“市井”。《木兰辞》中“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概指此义，只不过后来格局变迁，多为“东、西二市”。

市井在城市布局中属于商业区。按照礼制，一般为“前朝后市”。市场在城市空间位置被定位于宫殿或官衙的背后，这是周礼的一种体现。但是城市商业的发展却未被“礼”所完全束缚。自汉至隋唐，在一些大的城市，以“市”命名的区域并非一处。如汉代长安有九个市，六市在大路西边，统称西市；三市在大路东边，统称东市。东西市以外还有个槐市。北魏洛阳有东市、大市、四通市等。

古代“市井”虽然提供了一定的商业空间，但也存在封闭性。商业区和居民区完全分离，并不利于商业的发展。通常，市周围围以市墙，分设四门，以时启闭。如唐代的市，由司市掌管锁钥。“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市场门禁甚严，“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可见当时“市井”贸易受到严格的管制。

至于“市井”中自然有人缺斤短两，有人偷窃，或为鸡毛蒜皮互相叫骂，众生相具足，人们便用“市井小人”或“市井无赖”来形容那些平庸之辈。“市井”、“市侩”这些词语的贬义也反映出我国古代重农抑商的政策。

“会计”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是怎么来的？

会计是现代经济生活常见的职业，一般企业或事业单位都有自己独立进行核算的人员。那么这个职业最早出现在何时，“会计”一词的准确含义又是什么呢？

会计有两层含义。一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运用一定程序和方式对经济进行统计和分析的一种管理活动。二是从事上述会计活动的人员。

会计职业的出现伴随着人类的记账、算账活动而产生，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籍记载，我国早在西周时代就设有专门核算官方财赋收支的官职——司会，司会对财物收支进行“月计岁会”的计量工作，这可能是最早的“会计”了，后来的“会计”便产生于此。当时“零星算之为计，总合算之为会”。

西汉时期出现了专门的会计账册，称为“计簿”或“簿书”。以后各朝代都设有官吏管理钱粮、赋税和财物的收支。宋代办理钱粮报销或移交，要编造“四柱清册”，通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平衡公式进行结账。这是我国会计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成就。明末清初，出现了以四柱为基础的“龙门脉”，它把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运用“进-缴=存-该”的平衡公式进行核算，这又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今天“会计”进一步细化。

旅店古已有之，它最早出现在何时，是官营还是民营？

俗话说“投亲不如住店”，意思是有事出门，到亲戚那住宿还不如找家旅馆。这除了反映出古人不愿意叨扰亲朋，不方便外，也说明旅馆古已有之。那么它最早出现在何时，是官办还是民营的呢？

旅馆是伴随着驿站发展起来的。古代由于战争，需要迅速往来传递信息，于是一种专门为情报人员提供便利的机构——驿站产生了。驿站可以为他们提供住宿、换马等方面的服务，这便是最早的旅馆。根据历史记载，商朝时就有“驿站”，当时是供官方传递文书和往来宾客居住的外所。西周初期，为了方便诸侯进贡和朝觐，在通往都城的道路上广修客舍，所谓“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 “市有候馆……以待朝聘之官也”。来宾按爵位高低，分别受到不同的接待，这实际是一种“官营”的旅馆。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商业兴盛和交通发达，民间旅馆渐渐兴起。这些旅馆最初叫“客栈”或“旅店”，食宿不分，主要为商人服务。西汉时期，旅馆的范围得到扩大；都城长安不光有各地客商住的“郡邸”，还有供外宾居住的“蛮夷邸”。唐朝时，旅馆业就更发达。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载，唐太宗时恢复了地方官朝觐制度，为使官员住宿方便，下令建造邸第300余所。后来，又在少数民族地区修建了一条“参天可汗道”，供来访中国的外国客人使节居住。当时甚至还按宾客的国籍或民族，分设国家宾馆，由鸿胪寺属下的典客署负责管理接待。到了元代，旅馆已成为最兴旺的行业之一，甚至出现了皇家开办的旅馆。明清时，因科举需要，京城出现接待应试举子和客商的“会馆”。光绪初年，北京共有会馆367所。

可见，旅店最初为官办，是从驿站逐步发展而来。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各种贸易往来不断，旅馆数量又有很大增加。

“经济”和“经理”的古今意义一样吗？

“经济”和“经理”是现代经济生活常见的词汇，前者是指人们从事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活动，后者则指一个企业的管理决策者。古代中国也有这两个词汇，它们与现代含义一致吗？

现代“经济”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其意思为“管理一个家庭的人”。唯物主义代表色诺芬在他的《经济论》中将“家庭”及“管理”两词的结合理解为经济。严复曾将经济一词译为生计。日本人将其正式译为经济，后由孙中山先生从日本将这一说法引入中国。其实，“经济”一词早在东晋时代就已正式使用，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本义是“经世济民”、“经国济物”，也就是治国平天下之意。

“经理”通常指一个企业的经营决策者，对董事会负责，受监事会监督。按照职权大小，又可分为总经理、部门经理等，甚至普通业务员也可以称为“经理”，其实是经手办理之意。古代汉语中，“经理”含义众多。最初为常理，据《荀子·正名》:“道也者，治之经理也。”杨倞注曰：“经，常也；理，条贯也。言道为理国之常法条贯也。”宋代沈括《杭州新作州学记》:“仰而观其上，则宫庙室庐，莫非先王之法象也；俯而履其下，则彊井径术，莫非先王之经理也。”也指经书的道理，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

“经理”作动词用有治理、经营管理、照料等义。如《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

可见，“经济”在古代多指经世济民，“经理”则是常理或经书的道理，后来词义发展，才有了经营管理之义，与现代“经理”指企业负责人存在一定差异。

当铺的起源是怎样的？

当铺是收取他人动产，并按一定折扣向质押人放贷的机构。旧称质库、解库，亦称质押。在中国经济史上，当铺和市坊的名气不相上下。

当铺起源很早，南北朝时期已有寺院经营以衣物等动产作抵押的放款业务。唐朝当铺称为质库，唐玄宗时有些贵族官僚开设质库，从事商业和高利贷剥削。会昌年间，朝廷的一则文告中曾说：高官贵族还有一些闲散职务的官员都私设质库楼店，与民争利。宋代当铺称长生库，由于宋朝商品经济日益发展，长生库亦随之发达。富商大贾、官府纷纷经营以物品作抵押的放款业务。抵押的物品除一般的金银珠玉钱货外，有时甚至还包括奴婢、牛马等有生命的物品，而普通劳动人民则多以生活用品作抵押。长生库放款时限短，利息高，还任意压低质物的价格，借款如到期不还，则没收质物，因此导致许多人家破产。

元代当铺称解库。典当放债的利息很高，典当人多有无钱赎当者，自己的质品被当铺吞没。“当铺”一词产生于明朝，当时商人经营的范围之较前更广泛，不仅一般平民受剥削，有的富有之家也因典当而濒临破产；小乡镇中还有“代当”的业务。清朝的当铺就更为普遍，乾隆时北京已有当铺六七百家，利息苛重，而且达到一定时期不能取赎即成死当，质品没收。

旧时当铺是高利贷的一种形式，质押人只按质押物价值的一定折扣，通常为一半获得贷款。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则没收质押物。由于利息苛重，当户又多为贫苦百姓，所以经常不能按期回赎。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叫什么？

“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最早出现在四川。那为什么这种货币叫“交子”，它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交子”顾名思义就是交换的媒介，这里明确指出了北宋交子的货币流通职能。交子是伴随着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的，源于唐朝的“飞钱”。飞钱类似于现在的汇票，可以在异地支取，但却不具备货币的流通职能，只是一种存取款的凭证。飞钱又叫飞子，后来买飞子者不复支钱，转相授受，乃渐成一种习惯上的通用货币。《宋史·食货志》亦有：“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向存款人发放存款证明，写在一种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要付一定的利息。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纸券便是“交子”。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一些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他人又难以伪造，所以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搬运的麻烦，很多都用“交子”结算。后来一些交子铺户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

可见，交子是从最初的飞钱逐步发展而来的一种货币，由“私交”到“公交”经历了长时期的演变。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要比西方早数百年。

纸币又称“钞票”，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现在人们通常把纸币称为“钞票”，但是我国在北宋时期首次出现的纸币叫“交子”，后又叫“钱引”，明代发行过“大明宝钞”，均无“票”的说法。那么“钞票”一词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纸币最早产生于中国，宋代成都地区曾长期使用“交子”作为交换的媒介。清代《续通典·食货》上载：“交子三年一届，始于宋代之铜钱与铁钱溷用而不便于携；迄神宗时，交子正式由官方所承认，即熙宁初年将伪造交子等同于伪造官方文书。”“交子”的含义是交换的媒介，但并不见“钞票”之名称。

宋徽宗大观元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元政府曾大量使用“金钞”，由于准备金不足，引发通货膨胀，最终危及政权。明朝政府也曾使用“大明宝钞”，但以失败告终。清朝在顺治时曾发行过纸币，以后被禁止。清朝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政府军费开支浩繁，为了筹措资金，先后发行两种纸币。一是以钱制为单位的“大清宝钞”，二是以银两为单位的“户部官票”，亦称银票。

在当时市场流通中，由于用小额货币需使用大清宝钞，用银两就使用户部官票。老百姓出行购物须带两种纸币。为了便于称呼，人们就把两种纸币合称为“钞票”。这便是“钞票”的由来，一直沿用到今天。

中国最早的票号出现在何时，叫什么名字？

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业务。票号是现代银行的雏形，最早经营的是汇兑业务。

票号是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这种势头一直延续到康熙、乾隆年间。据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载：“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维汉口耳。”可见当时商品经济已有相当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金融需求，于是各地票号便发展起来。对于票号产生的年代，学术界看法不一。有认为在明末清初，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认为：票号开始于山西的康氏。清初，李闯王从北京败退，所携金子悉放于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氏拾得八百万两，遂创票号。徐珂所著《清裨类钞》也称：“相传明末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此外亦有康熙朝说，乾隆、嘉庆时说，道光初年说。公认的我国最早的票号是清道光三年创办的日昇昌票号。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载：“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是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昇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昇昌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北京日昇昌颜料铺改为日昇昌票庄，专营汇兑。”

日昇昌票号是晋商的典型代表，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总号设于山西省平遥县城内繁华街市的西大街路南，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分号达35处之多，遍布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