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学制是怎样的？

学制即学校的教育制度，涉及学校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修业年限等各个方面。夏商时期，已经有了官立的学校，当时称为序或庠，到西周时期，学校的建制已经较为发达，《礼记·学记》记载：“比年入学，中年考核。一年视离经辩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意思是讲，每年入学一次，隔年考核一次。1年考察辨明志向，3年考察是否专心和亲近同学，5年考察是否博学和亲近师长，7年考察是否有独立见解和择友能力，这些都达到了，就是小成，意味着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如果到9年的时候可以做到触类旁通，坚强独立而不违背师训，就是大成，意味着学业已经达到了成熟的水平。西汉武帝时设立太学，是中国古代学制的一项重要进步。太学并无明确的学习年限规定，但考试十分严格，西汉时每年考核一次，方式是“设科射策”，相当于今天的抽签答问，东汉中期改为每两年考核一次，通过者就授予官职，否则留下继续学习。隋唐时期的官学开始对学生年龄和学习年限做出明确规定，例如律学招收学生的年龄当在18到25岁之间，学习年限为6年，考试分“旬考”、“岁考”、“毕业考”3种，旬考内容为十日之内所学课程，不及格者有罚；岁考内容为一年之内所学课程，不及格者留级；毕业考及格则取得科举资格，否则勒令退学。北宋王安石在太学实行“三舍法”，即将生员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个等级，生员必须依照学业程度，通过考核，依次晋升。元代又将学生分为三等六斋，通过考核积分逐级升斋。明代沿用了元代的积分制，入国子监就读的学生必须先入低级班，一年半以后，学业通过者升中级班，再过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升入高级班，而后采用积分制，按月考试，一年积满八分为及格，这样就可以待补为官。到了清代，积分制已有名无实，毕业时间全凭年限来计。

隋唐之后，科举制度与教育制度相结合，虽然科举制度有着积极的一面，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的消极因素，使得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影响了社会和学校对人才的更为科学和全面的培养。

太学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太学”之名出现于西周，在周代是教育王室和贵族子弟的场所。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是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作为国家最高教育机构的太学正式设立。太学在最初建立时规模很小，仅有博士弟子（即太学生）几十人，后来规模不断扩大，以至有数万人之众。汉末董卓之乱中，太学被毁，曹丕称帝后，恢复了太学。晋武帝时再度大规模地扩张太学，一时人数又达万余，但是西晋迅即灭亡，太学再次被毁。十六国时期，虽然也曾设置太学，但是政治环境动荡无序，太学并不能够进行正常运转。及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重建太学，太学方才出现复兴的局面，然则北魏分裂后，太学又一次走向衰落。到唐代统一之后，太学才又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体制和规模逐渐趋于完备。唐宋两代可谓是太学的极盛时期，南宋灭亡后，太学被废，国子监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国家最高教育机构。

“国子监”是什么机构？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的中央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始立国子学，设国子祭酒和博士各一员，掌管教导诸生（即经过考试录取的生员）。北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文帝时，复改寺为学，不久又废国子学，仅立太学，免除祭酒，设太学博士，总领学事。隋炀帝即位后改太学为国子监，复置祭酒，这一体制在后代沿袭下来。唐宋时期，国子监作为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统辖国子学（与太学的区别是，国子学专以高级统治者之子弟为教育对象）、太学、四门学（四门小学，因初设于京师四门而得名）、律学（法令之学）、书学（书法之学）和算学，以及弘文馆和崇文馆（负责收藏和校理书籍）。在国子监学习的人叫监生。国子监一般仅设于京师，但也偶有例外，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又在东都洛阳设立了一个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明成祖北迁后，南京国子监仍保留，这样在明代就有北京和南京两处国子监。清末改革学制，国子监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并入新设立的学部，结束了长达1600余年的发展历程。

什么是“官学”？

官学即由官府兴办的学校，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早在夏商时期，官学即已出现，并且在西周之前，各级学校全都是由官府创建的，位于国都的叫做“国学”，其他地方的则叫做“乡学”，当时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汉武帝时期设立太学，是中国古代官学体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自此经学成为官学教育的主导内容，而培养官员则成为官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晋武帝时期又设立国子学，后来称为国子监。太学和国子监作为中央官学和国家的最高学府，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长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最高学府之外，官学还包括专科学校和贵族学校，专科学校教授专门的知识和技艺，诸如史学、文学、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贵族学校则是严格以贵族子弟为教育对象，不面向普通的社会成员开放。完善的地方官学体系是在汉代建立起来的，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此后，郡国学校得以普遍建立，官学和私学交织发展，形成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繁荣景象。

“稷下学宫”指的是什么？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位于齐国都城临淄稷门之旁的讲学场所，设立于齐桓公田午时期，齐威王即位后，为了选贤任能与革新政治，扩大了学宫的建设，齐宣王时期，学宫趋于鼎盛，到齐国末代国君田建的时候，走向衰落，并随着齐国的灭亡而一同消失。稷下学宫广泛招徕天下贤士，容纳不同的学派，学术气氛非常浓厚，一时尊为闻名列国的文化圣地，孟子和荀子都曾任职于此。稷下学宫于存在的150年里，为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鸿都门学”指的是什么？

鸿都门学创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因校址设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是中国最早的高等专科学校，以文学艺术为教学内容，开设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等课程，打破了学校专习儒家经典的惯例。鸿都门学是宦官集团与士族阶层进行政治斗争的产物，当时，作为最高学府的太学为士族所占据，宦官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培养拥护自己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凭借灵帝喜好文学艺术的有利条件，创建了鸿都门学，学生由州、郡三公择优选送，多数是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子弟，这些人入学后得到特别的优待，很多学员毕业后都得以高官厚禄。鸿都门学在繁盛之时成员多达千人，但是由于遭到士族的强力反对，加之遭受黄巾农民起义的打击，随着汉王朝的没落而迅速消亡。

古代的“学官”相当于今天的老师还是校长？

学官，有时也称为教官，是掌握学校教育的官员。古代官学是以培养官员为主，学校也是国家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官学中担任教职的人员也都承担相应的官职，是国家的正式官员。以明清两代为例，中央官学国子监的最高学官为祭酒，相当于现今的校长，品级为从三品，然后有司业，相当于现今的副校长，为从四品下，接下来有国子监博士，相当于现今的教授，为正五品上，助教、直讲等也都各有品级；对于地方官学，主管的学官也相应地分作不同的品级，府学称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又各设训导的副职。

“同文馆”是怎样的教育机构？

同文馆是中国最早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教育机构，同时也从事翻译和出版方面的工作，清同治元年（1862年）创立于北京，亦称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设管理大臣、专管大臣、提调、帮提调及总教习、副教习等职，由英国人赫德任监察官，并实际操纵馆务。同治八年（1869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开始担任总教习，占据此职达25年之久。同文馆最初设英文、法文和俄文三班，后来陆续增加德文、日文、天文、算学等班，招生对象开始限于14岁以下的八旗子弟，第一批入学者仅10人，以后扩大招收年龄较大的八旗子弟和汉族学生，入学学生逐年增多，其后只招收正途人员，即科举出身的举人、进士和五品以下的京外官员，且年龄均在30岁以下，学生毕业后大多担任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学堂教习等。同文馆是清政府开办的采用班级授课制的第一所洋务学堂，在教学之外，还附设有翻译处和印书处。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因八国联军入侵，同文馆停办，两年后，并入京师大学堂。

“通儒院”是怎样的机构？

通儒院，是清末计划设立的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机构，相当于后来的研究生院。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为了更好地实现造就通才的办学宗旨，提出将京师大学堂原拟的大学院改为通儒院，并且在一系列具体方面做了详细规定。通儒院的招生对象为大学毕业生，以发明创新为培养目标，学制五年，学员不上课堂，而以研究为务，毕业时不进行考试，而是以研究成果来评定，毕业生给予较优的官员品级。但是通儒院在实际创办之前，清王朝就先灭亡了。

“京师大学堂”是大学吗？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诞生于戊戌维新运动。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明定国是诏》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妥速议奏……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7月3日，光绪批准了由梁启超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并且派任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原来的官书局和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根据章程，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也是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各省学堂都归大学堂管辖。9月26日，即戊戌政变后的第五天，慈禧太后颁布谕旨，以“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而准予继续兴办，京师大学堂成为变法维新得以保留的唯一成果。年底，大学堂正式开课，有诗、书、易、礼四堂和春秋二堂，教育内容并不具备维新的色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师大学堂遭到破坏，暂时停办。1902年，大学堂恢复，进行革新，设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预备科分为政科和艺科，分别相当于现今的理科和文科，学制为3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专门分科，并给予举人出身资格。大学专门分科相当于后来的大学本科，共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和医术七科，学制3～4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院（相当于后来的研究生院）深造，并给予进士出身。大学堂另设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学制3～4年，毕业后可任初级官吏或学堂教习。同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1903年，大学堂创办进士馆、译学馆和医学实业馆，并增设经济科。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古代的“学位”是怎样的？

学位，是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中国正式的学位制度是在近代才形成的，但是古代的科举制与近现代的学位制在形式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隋唐时期开始实行科举制，进行分科考试，其中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宋代的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出现了解试、省试和殿试3个层级的考试。明清两代继承了宋代的体制，正式的3级考试为院试一级、乡试一级、会试与殿试一级。院试是县、府一级的考试，及格者称生员，俗称秀才。乡试是省级的考试，3年举行一次，因举行时间在秋天（八月），又称“秋闱”，通过者称举人，举人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会试和殿试是国家级的考试，会试在乡试之后的第二年春天举行，因而也称“春闱”，考中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及第者称为进士，进士又分为三甲，第一甲3名，依次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第二甲和第三甲名额不确，分别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为传胪（后来只二甲第一名称为传胪）。一般殿试只对贡士定出名次，也就是说参加殿试的贡士通常都能够成为进士，实际上同进士出身就相当于殿试中的落第者。这样，秀才、举人和进士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三等基本学位，但是这种区分更主要地是与政治资格相联系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附生、贡生、举人、进士”四级学位可以看做是中国最早的正式学位制度。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学位授予法》，仿效欧美，规定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

古代的“私学”发展情况怎样？

私学即古代的私立学校。西周之前，教育是贵族阶层的专利，学校也全是由官方兴办的，到春秋时期，原来的一些贵族子弟由于代际的递变而降为士乃至平民，其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在民间授徒讲学，开创了私学的风气。孔子对私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使得私学真正地能够与官学相抗衡，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战国时期，私家授学更是极为普遍，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秦王朝统一之后，开始禁止私学，汉代以后，随着政治与文化大一统的实现，官学获得空前的发展，同时民间私学也逐渐恢复，再度兴盛起来，但已失去先秦时期所具有的那种自由的学术和思想氛围，教育内容也与官学趋同。两宋时期，书院兴起，私学显现出新的景象，教学方式变得灵活起来，教学内容也更为丰富，但是元代之后，书院也趋于官方化，失去了原有的活力。至于广泛存在的私塾，则普遍传授的是启蒙阶段的教育。总体来看，自秦汉以来，私学主要承担的是作为官学之辅助的角色，尽管如此，私学对古代社会的发展仍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官学相辅相成，共同建构了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

“孔门四科”都包括什么？

“孔门四科”，意为孔子所传授的4门学术，指的是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相关的记述见于《论语·先进第十一》:“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在此分别举出了4个学科门类之下最为优秀的学生。唐代开始，“孔门四科”的提法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明清时期，“孔门四科”演变为“儒学四门”——义理、辞章、经济和考据。

“六艺”指的是哪六项才能？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中国古代教育中要求学生掌握的6种基本的才能。“六艺”的提法最早见于《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即礼节，“五礼”指的是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乐，即音乐，“六乐”指的是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和大武等古乐；射，即射箭，“五射”指的是五种具体的箭法，分别为白矢、参连、剡注、襄尺和井仪；御，即驾驭马车，“五驭（御）”指的是五种具体的驾车技艺，分别为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和逐禽左；书，包括识字和书法，“六书”指的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数，即算术，“九数”指的是九九乘法表。

“孔门十哲”指的是哪十位贤哲？

“孔门十哲”指孔子弟子中最优秀的10位贤哲，指的是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我、子贡、子有、子路、子游、子夏。“孔门十哲”这种说法的依据为《论语·先进第十一》所记载的孔子的一段话：“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说的是跟随自己在陈国、蔡国经历困苦的人现在都不在身边了，表达了对这些学生思念的情感，然后分为几个方面叙述了这些学生的长处之所在，例举出了这10人。颜渊，就是颜回，字子渊，是孔子最为欣赏的学生，才学品性俱为优好，出身贫贱，不幸早亡；闵子骞，即闵损，以德行著称，洁身自守，坚持不仕；冉伯牛，名耕，不幸染恶疾，令孔子十分感叹；仲弓，即冉雍，出身微贫，父亲行为不端，因而受人轻视，孔子为其辩护，他的宽宏厚重的品性很为孔子称赞；宰我，即宰予，字子我，曾提倡缩短3年守丧的期限，受到孔子的谴责，因为善言辞，孔子曾派他出使齐、楚等国；子贡，即端木赐，长于雄辩，精于处世，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富商，子贡曾为孔子守墓6年，体现出非同寻常的师生情谊；冉有，即冉求，字子有，生性谦谨，具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曾因为帮助季康子聚敛民财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季路，即仲由，字子路，因曾担任季氏的家臣，所以也被称为季路，出身贫苦，性格豪爽，为人耿直，勇力超拔，在卫国的内讧中被杀；子游，即言偃，在鲁国的武城为官时倡行礼乐，深为孔子赞佩；子夏，即卜商，才思敏捷，经常与孔子讨论文学，时有不凡的创见，在孔子身后，儒家的许多经典都是通过子夏传授下来的。

“书院制度”的形成发展情况如何？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集教学、研究和藏书功能于一体，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唐玄宗开元六年，将乾元院改为丽正修书院，集中进行修书和讲学活动，这被认为是书院的起始。唐末和五代期间，战乱频仍，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佛教的禅林讲经制度而创立书院，这为宋代书院制度的盛行奠定了基础。历史上最为知名的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岳麓书院这四大书院都形成于北宋时期，在此之外，嵩阳书院、茅山书院等也都曾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宋时期书院的繁盛不亚于北宋，丽泽书院、象山书院等都颇为著名。书院最初大多为私人设立，后来官府设立的书院逐渐增多，到元代，各路、州、府都设有书院，使得书院变成一种类似于学校的体制。明代初年书院一度低落，而随着官学的衰退，书院又复兴起来，以无锡的东林书院影响最大。清代前期对书院采取限制的政策，后来转而提倡，但是清代的书院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清代后期，以两湖的书院最为兴盛。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书院改为学堂，书院的历史就此结束。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都在哪里？

“四大书院”指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山谷中，始建于唐代，李渤（公元773～831年）任江州刺史期间，在旧日隐居的地方广植花木，增设台榭、宅舍和书院，这就是白鹿洞书院的由来。书院的得名是因为李渤青年时期在此读书时曾养过一只白鹿，所以他读书的地方被称为白鹿洞。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白鹿洞建立学馆，称“庐山国学”，这是一所类于金陵国子监的高等学府。北宋初年，江州的乡贤明起等在白鹿洞正式创办“白鹿洞书院”，但不久即废，直到著名学者朱熹重修书院并主持书院的建设，白鹿洞书院才开始闻名四方。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衡阳北面的石鼓山，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李宽始在此地建庐读书，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赐“石鼓书院”的匾额，但是20年后此地才正式建立书院。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石鼓书院再次得到御赐匾额，从此步入书院的鼎盛时期。周敦颐、苏轼、朱熹、张载、茅坤等众多知名学者都曾在石鼓书院执教讲学。

应天府书院，亦称睢阳书院，原址位于今河南商丘县，为后晋杨悫所创，与其他几大书院设于山林胜地不同，应天府书院居于繁华的闹市。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将宋太祖的发迹之处宋州改名为应天府，取的是应天顺时之义，3年后，当地人曹诚上书请示拨款修建书院，经应天府知府上报朝廷，得到批准，第二年，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下旨将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使其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盛极一时。晏殊和范仲淹都曾先后主持过书院的建设。北宋末年靖康之难中，应天府书院被毁。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东侧，紧邻湘江，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由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赐以书院匾额，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承接主持工作后，书院得到迅速发展，日益繁荣，后朱熹参与书院的建设，使得岳麓书院臻于鼎盛。

“私塾”是什么？

私塾是中国古代私人设立的教学场所，由早期的塾发展而来。《礼记·学记》追述西周的学制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所谓“塾”，就是乡学的一种形式。私塾在春秋时期就已产生，但“私塾”这一称谓是近代才有的，在古代，私塾被称为学塾、乡塾、家塾、教馆、书房、书屋等，其中有塾师自己创办的学馆，也有地主、商人等富裕的人家聘请塾师而成的家塾，还有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学生的年龄差异很大，小至五六岁，而年龄大的则有20岁左右的，但是以十二三岁以下儿童为主。一家私塾的学生少则一二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学生在入学的时候要向孔子的画像进行叩拜，而学制很为灵活，可长可短，教育的内容以启蒙为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是常用的基本教材，同时注重礼节和品德的培养。私塾虽然大多限于教育的低级阶段，但是作为乡间启蒙的基本形式，两千多年间，与官学相辅相成，对于文化的传承和人才的培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古代对老师的称呼都有什么？

“老师”是当代人们对教师的尊称，原本是宋元时代对地方小学教师的称谓，后来由专指变为泛指。在“老师”之外，古代对教师其他的常用称呼还有师父、师傅、师长、先生、西席、西宾、山长等，其中有的称谓今天依然在使用。“师父”，因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所以也将老师尊称为师父；“师傅”一词是对太师、太傅、少师、少傅等官职的合成，因为这些职位负责教习太子，所以师傅也成为老师的代称，这一称谓当今仍在使用，但一般指工商曲艺等行业的老师；“师长”则含有视老师为尊长之义；“先生”的原初意义为先出生的人，引申指长辈、知识丰富的人，再引申为老师的含义；“西席”和“西宾”，对于当今已经是很陌生的称谓，其来源为这样一个典故：东汉明帝刘庄即位后对先前的老师桓荣依然十分尊敬，与其相处时令老师坐在靠西向东的尊位，流传开来，对老师就有了“西席”或“西宾”的称谓；“山长”之称源于五代时期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的事迹，人们尊称蒋维东为“山长”，此后，山中书院中的主讲教师亦称为山长，使得山长成为对老师的一种尊称。

什么是“洋务学堂”？

洋务学堂是清末洋务运动中为培养新的实用人才而创办的以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主的新式学堂。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在与西方文化全面接触后所发生的第一次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教育改革，完成了中国近代教育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此开启了中国大规模学习西方的热潮。一般认为，创办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第一所洋务学堂，而其发展历史则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洋务运动的结束而一同终结。洋务学堂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主导思想，其类别大体包括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技术学堂3种，前后共创办了二三十所。由于管理体制的落后、文化观念的保守、官员的腐败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展的遏制等因素，洋务学堂发展缓慢，并未引领中国走向富强。尽管如此，洋务学堂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还是作出了相当的历史贡献，更新了陈旧的教育思想，培养了中国最早的科技和外语人才，对清末的戊戌维新和科举制的废除等重要变革也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孔子论学的观点有哪些？

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自己丰富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了一系列精湛的学习方法和教育理论，在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中，关于教育的深刻见解可谓比比皆是。《论语》开篇的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体现出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观点，也表现出以学为乐的精神。孔子非常看重学习的兴趣，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并且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热爱学习的人，曾自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还积极地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一次，冉求对孔子说：自己并非是不喜欢老师说的道理，只是自己的力量达不到那样的高度，所以做不了。孔子对他说：如果真的是自己的力量不够，那么是在去做的途中才感受到的，可是你现在都没有开始去做，怎么可以说力不足呢，那只是你自己不愿去做罢了。孔子在此所说的实际上是强调学习的主动态度的重要性。孔子还强调学习的循序渐进和坚持不移，自言“吾道一以贯之”，告诫人们“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孔子也极其肯定改过对于个人进步的重要意义，曾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孔子还提出了“温故知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反三”、“学思结合”、“见贤思齐”等诸多非常富有启发性和实践意义的教育理念和学习观点，这对当今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育来说不啻于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有教无类”是什么意思？

“有教无类”语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子曰：‘有教无类。' ”这句话表达的是在教育面前人人都有权利，而不涉及个人的贫富、阶层等各种差别，体现的是教育平等的思想。《论语·述而第七》记载孔子的话：“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其含义是：只要是有一点礼物送给我，哪怕是很微薄，我也从来没有不教诲他的。所谓束脩，就是一束干肉的意思，拜师求问的时候要送礼物是古代的一种严格的礼节。束脩是一种最为微薄的礼物，孔子不嫌其微，而是一视同仁地给予教诲，体现的正是有教无类的精神，但是更进了一层，因为这还显示出孔子坚持教育平等的理念是不以自身所得利益的多寡而有所改变的，这对当时教育尚未普及而为贵族阶层所垄断的情况而言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正是从孔子开始，教育才从贵族社会走向了民间。

如何理解“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指教师要根据学生自身不同的个人情况，进行有差别的有针对性的教学，从而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够扬长避短，获得最好的发展。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典范，《论语·先进第十一》记载，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对于“闻斯行诸”（听到就去做吗？）这一同样的问题，孔子对子路和冉有两个不同的提问者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子路性情豪放，行事鲁莽，所以孔子要约束他，冉有则在做事的时候总是退缩，所以孔子要鼓励他。这是因材施教的一个典例。

“不愤不启”是什么意思？

“不愤不启”是孔子的一种教学方法，语出《论语·述而第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教导学生，不到他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却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一个方面的知识，他却不能由此而推知同一范畴的其他各方面，那就不再教他了。孔子提倡的是启发式的教学，认为不应当面面俱到地把知识的所有细节全部传授给学生，而是提纲挈领，将知识中基本的一面传授给学生，之后便主要靠学生自己去进行领悟。孔子看重的是学生自身的思考能力，教师不应当越俎代庖，剥夺学生思考的积极性，应该在学生经过认真思考之后为问题的疑难之处所困扰的时候再去点拨，这样学生一定会取得显著的进步。

“学、思、习结合”是谁的教育思想？

将学习、思考与实践相结合，是孔子所明确主张而反复强调的教育思想。《论语·子张第十九》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学”就是广泛地学习，“笃志”就是坚持自己的志向，“切问”就是恳切地求问，“近思”就是认真地思考当前的问题，做到了这四点，也就会掌握仁德之义了。这句话虽然是子夏说的，但也体现出孔子的观点，这里提到了4点，实际也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就是学和思，而笃志可以看做是学习的态度，切问可以看做为思考的表现。《论语·为政第二》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其意为，只是读书而不思考，就会变得迷惘而无所知；只是思考而不读书，就会产生疑惑而不得解。这就是说，将读书与思考割裂开来单独进行都不会得到好的学习效果。《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表达的也是将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的重要性。孔子不仅认为学习与思考应当很好地结合，也强调应当将学习与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论语·学而第一》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表达的意涵也就是提倡不能仅仅关注于书面的学习，还要把学到的知识时时地应用到实践中去。

什么是“世卿世禄制”？

卿是古代的高级官吏，世卿世禄中的“卿”不仅指卿，还泛指卿、大夫、士等一系列官吏。“禄”是古代官员的俸禄，世卿世禄制即是指西周时期的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卿大夫等官吏可以父死传子，世袭此职，世代享有该职俸禄。有学者认为世卿世禄制开始于商朝，但并无确切的资料提供证明，可考的世卿世禄制见于西周时期。西周初年，周王室分封宗室和功臣，册封了1000多个诸侯国，而在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和各诸侯国内，则进一步册封卿为治国的官员，卿下面则为大夫，再下是士。这些官员都有一定的封地，他们在对自己的上一级领主负责的同时，在各自封地内则享有世袭统治权。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西周并没有实行世卿世禄制。比如在《尚书·立政篇》中载有周公对西周选官方针的阐述。在这篇文献中，周公一再强调：选拔官员时，要“俊（进）有德”，择用“吉士”、“常人”。可见，这里选拔官员的标准乃是有才德。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世卿世禄制的真正实行是在春秋中后期，这时许多诸侯国的卿大夫把持了诸侯国的政权，成为事实上的诸侯王。成“王”之后的卿大夫死后，自然是其儿子继承他的权力，继续掌控诸侯国政权，这才真正实行了这种世卿世禄制。总而言之，世卿世禄制是一种关于早期官员的权力和待遇的有效时限的制度，全面或部分地存在于商周时期。秦统一六国后，基本被废除。

“征辟”制度是怎样选官的？

征辟是汉代的一种选官制度。皇帝不经举荐，直接征召民间有名望的人才入朝为官称为征；高级官员直接召集有才能的人充任幕僚称为辟。汉代时，人才选拔制度比较灵活，不仅皇帝可以直接提拔人才，中央高官三公九卿以及地方上的州牧、郡守等官员，均可自行征聘僚属，委以官职。皇帝征辟的人才，一般授予博士或侍诏的称号；官员征辟的人才，则一般称为掾吏。博士、侍诏和掾吏往往要经过一段政治历练，方可担任职务。总体上，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官员选拔制度，是汉代察举制的一种补充。实际上，征辟是战国时养士的遗风。受战国时代养士风尚的影响，汉代官员均以网络天下名士为荣。同时，士人也将其视作入仕的捷径。征辟始于西汉，盛于东汉，至魏晋衰微。

“郎官郎吏”指的是什么？

郎官郎吏是对汉代帝王的侍从官侍郎、郎中、中郎等的统称，通常简称郎官。郎官事实上并非真正的官职，连俸禄都没有，皇帝对其只是管吃管住而已，偶尔有所赏赐。郎官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选拔人才。其具体操作模式是从贵族子弟中挑选机敏好学者到皇帝身边以备选用，如汉初规定：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任职3年以上，可以送子弟一人到京师为郎，叫做“任子”；拥有资产十万钱（景帝时改为四万钱）而又非商人的人，自备衣马之饰，也可以候选为郎，叫做“赀选”。这些作为郎官的青少年一般年龄都不大，大都在是十四五岁到二十岁之间，在皇帝身边一方面接受皇帝的考察，另一方面则熟悉政事，算是一种政治实习，几年后大都能获得官职。

事实上，郎官在战国时已经存在，至汉代形成定制，成为汉代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许多朝廷重臣大将均出身郎官。西汉文臣中有公孙弘、东方朔、司马相如等，大将则有霍去病等。此外，东汉的曹操、袁绍等人也都是郎官出身。但由于这种人才选拔局限于贵族官宦内部，范围过窄，汉武帝时开始了举孝廉、秀才制度，将人才选拔范围扩展到了全国。举孝廉、秀才逐渐取代郎官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途径，但郎官制度并未废除，甚至直到清代还存在。孝廉被举之后，并不立即授予官职，而同样要先到皇帝身边做郎官。

什么是“察举制度”？

察举制度是流行于汉代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秦朝建立后，商周时期的官员世袭制彻底终结，秦还未建立起系统的人才选拔制度便短世而亡。汉代时，建立了察举制。察举，即由诸侯王、公卿、郡守推荐人才给朝廷，作为官员来源。察举对象既可以是平民，也可以是官吏。具体分为两科，一为常科，即定时定人数举荐；二为特科，并不定期，由皇帝根据需要下诏举行。其中，常科是由各地郡守每年向朝廷举荐孝者、廉者各一名，后来统一称为孝廉；特科则具体包括贤良文学、明经、有道、贤良方正、敦厚、明法、阴阳灾异等名目繁多的诸科。另外，秀才刚开始为特科，后来也成为常科，并逐渐形成了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体制。这些被察举的人才到朝廷后，还要经过考试，通过后才算过关。察举制度基本保证了王朝对行政人才的需求。察举制度在西汉时比较严格，但到东汉后期，政治腐败，权贵豪门请托舞弊，察举制度失去原本的效用。后来鉴于察举制的弊端，三国时期的曹魏政权建立新的人才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但整个魏晋南北朝，察举制度虽不再是选拔人才的主渠道，但一直存在，直到隋朝科举制度建立，才宣告终结。

“贤良方正”是什么意思？

“贤良方正”是汉代选拔人才的一个科目之一。“贤良”意为有才德，“方正”意为正直。贤良方正属于汉代察举制度中不定期举行的特科。《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汉文帝下诏云：“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可见，朝廷选拔这类人才的主要目的在于让其对统治者的政治得失提出意见，类似于后来的御史和谏官。选拔上来的贤良方正并不一定授官，只有其中表现比较优秀的，主要是有见识，能够提出一些有见地的意见的，朝廷才会授予官职。汉武帝时，又下诏令官员举荐“贤良”、“贤良文学”。各时名称不一，但其性质相同，后来的历代也经常将之作为非常设之制科。唐宋时期便设有“贤良方正科”。清代薛福成在《应诏陈言疏》中言：“诚法圣祖、高宗遗意，特举制科，则非常之士，闻风兴起。其设科之名，或称‘博学鸿词’，或称‘贤良方正’，或称‘直言极谏’，应由部臣临时请旨定夺。”

何谓“举孝廉”？

举孝廉可以说是汉代在继承战国及秦朝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摸索出来的一套人才选拔方式。汉武帝时，鉴于郎官制度的人才选择面过窄和早期察举制的不定时，采用董仲舒的建议设置了举孝廉制度。举孝廉事实上是察举制度的一种，因为汉代推崇儒家的孝道，它规定各地郡守每年要向朝廷推荐孝者、廉者各一人，作为国家人才，后来统称为孝廉。

孝廉举至中央后，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入郎署为郎官，作为皇帝的侍从。其目的一方面在于考察其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使之熟悉行政事务。孝廉在宫里待几年后，一般便能被任命到地方上做官或者留在中央任职。举孝廉后来成为汉代人才选拔的最重要途径，“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政府官员的重要来源。西汉的举孝廉比较严格，被举者如被发现不合标准，举者要承担责任，被贬秩、免官。但到东汉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孝廉名额基本被各郡里的大门第之家所垄断，举孝廉制度名存实亡，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魏晋之际，九品中正制代替了举孝廉，但明清时期的举人仍俗称孝廉。

什么是“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最早由三国时期的曹魏政权所创。三国时期，一方面由于乱世之中的士人大多流离失所，主要凭借宗族乡党评价的汉代举孝廉制度在操作手段上已经不太现实；另一方面，曹操为加强政府对人才选拔的控制力，采取了下派专门官员到各处评定选拔人才的方法。后来曹丕为拉拢士族，将这种办法定为制度，即九品中正制。其具体操作方法是由政府在各州郡派驻名为中正的官员，中正依据家世、道德、才能三个角度评议各州郡中人物，具体分为九品，分别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中正将评议结果汇报中央，中央则根据中正的评议结果来对这些人才分别委以官职。九品中正制初行时非常有效，为曹魏政权有效地遴选了大量的人才，当初曹操帐下之所以人才济济与此制度不无关系，这也是魏国最终得以统一三国重要的制度保障（晋实际上是魏的继续）。但到魏国晚期及晋朝，由于门阀政治的兴起，中正们评议人才逐渐忽略才德，而仅以家世为标准，所选人才基本为世家大族，以至于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仅是世族统治的工具。到南北朝之际，由于北方政权多为胡族建立，九品中正制更趋衰微。到隋朝科举制度建立，九品中正制遂废。

什么是“科举制”？

科举制度是中国自隋至清1400年间实行的一种选官制度。科举制度可以说是中国古人经过不断摸索所创立的制度。中国官员的来源，先是经过商周时期的世袭制，后又经历汉代的举荐制，再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均因其弊端而终止。至科举制，才算固定下来，成为中国长时间的一种官员选拔制度。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大体而言，科举制度经历了一个发端、完善到僵化的历程。隋朝是科举制度的初建时期，当时的隋文帝鉴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已不再适用，为加强中央集权，将选官权力收到中央手中，首开科举制度。但科举制度尚未建立完善，隋朝便亡；至唐代，科举制度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根据朝廷需要的不同人才类型被分为众多科目，武则天时还添加了武举；到宋代，科举进一步规范化，正式形成三年一次、分三个等级（乡试、会试、殿试）的考试制度；明代由于朝廷的重视，科举考试到了繁盛期；清代在科举繁盛的同时，由于满、汉不平等以及晚清卖官现象的泛滥，也成了科举制度的衰败乃至灭亡期。就不同时期科举制的优劣而言，大体上，科举制在唐代时比较健康，当时的科举氛围比较宽松，不唯考试论人。考官往往在考前已经大体知晓哪些考生比较有才华而准备录取，也允许考生经别人推荐或自荐在考前向考官“推销”自己。至宋代，试卷实行糊名制，开始产生仅以一考定终身的弊端。至明清两朝，科举繁盛的表象之下，八股文的考试内容彻底使其僵化，逐渐弊大于利，终至废止。

总体而言，科举制度可以说是一项相当高明的官员选拔制度，不仅为历代政权源源不断地输送了总体上质量说得过去的官员，而且不以出身、门第、财富，而以学问作为官员选拔标准的做法使得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尊重学问和读书人的风尚。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化得以长期维系并不断创新的重要原因。另外，儒家思想之所以长期以来得以传承，科举考试可以说是其载体。

什么是“常科”？

唐代科举考试名目繁多，总体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即是常设的、有固定日期的考试科目。具体包括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50多种。其中明法（考法律知识）、明算（考数学知识）等绝大多数科目不为人们所重视；秀才一科，则难度极高，很少有人敢报名，逐渐废弃。诸常科中最为人们所重视的是明经、进士两科。其中明经是考察考生对于儒经的记忆和理解情况；进士则主要考诗赋和策论，对考生的文学才能和政治见识有相当高的要求。明经科相对简单，录取率也高，达到十分之一；而进士科则非常难，录取率仅有六十分之一，因此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但进士科前途远大，仕途光明，唐朝中后期的宰相半数为进士出身，成为当时读书人入仕的首选途径。常科考生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生徒，一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过关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宋代王安石任宰相时，罢黜明经等科，之后的常科便只剩下进士科。

什么是“制科”？

唐代科举在常设的常科之外，又有非常设的制科。制科又称大科、特科，是皇帝根据特殊需要临时下诏安排考试，具体科目和结束时间均不固定，其目的在于有针对性地选拔某一类特殊人才。应试人的资格，初无限制，官员和布衣主要觉得自己有自信，均可自荐应考。后限制逐渐增多，需公卿推荐方可应考；布衣还要经过地方官审查。制科考试虽然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者往往也能获得不错的官职，但总体而言，在唐人眼中非是正途，在官场遭到轻视。唐代制科比较盛行，宋代渐趋衰微，整个宋代仅录取41人而已。至元、明，制科完全废弃。清代时，制科又开始设立，清初，康熙沿唐制重开博学鸿词科，其后雍正、乾隆又一度开此科；清末因政府财政困难，光绪又开经济特科。

什么是“恩科”？

恩科，顾名思义，是于常规科举考试之外因皇家开恩而举行的考试。恩科首开于宋代，当时对于屡试不第又有些才能的考生，允许他们在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为表示皇恩浩荡，朝廷对这类考生的录取率很高，甚至有时会出现在常规的状元之外另有恩科状元的情况。不过恩科并不经常举行。元代科举制度时断时续，更无恩科。明代沿用宋代恩科制度，不过开科不多。到清代，恩科制度起了不小的变化，针对的对象不再是个别考生，而是全体考生。按常规，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清代恩科即是在皇家遇到喜庆之事（皇帝娶妻、册封太子、过大寿等事）时，特别加开一次考试，意思便是皇家开恩，多给读书人一次入仕的机会。比如，中国于1904年所举行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便是因当年慈禧太后过七十大寿所开的恩科。

什么是“进士科”？

进士科是古代科举考试的一个科目。隋炀帝时初设进士科，到唐代时，在多达50多种科举考试科目中，进士科最受重视，被读书人视为科举正途。其考试内容，刚开始为时务策五道，另外帖一大经（当时将《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小经），即5个关于时事政治的论述题，另外则是考察其对于儒家经典的掌握情况。永隆二年（公元681年），为考察考生对学问的实际应用能力，又加两篇诗赋，这对考生的文学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诗赋本对个人灵感的依赖性比较大，在考场上强迫考生做诗赋，效果并不理想，往往逼考生造就大量浮薄忸怩之辞。北宋时，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罢其他诸科，唯留进士一科作为科举科目。针对进士考试中的虚浮现象，王安石罢诗赋，仍用经义、策论取士。之后进士科又具体分为两个层级，仅考中乡试者，虽算及第，有做官资格，但称举人，不称进士；殿试考中，才称为进士。其后的元、明、清的常规科举考试，也仅有进士科，其内容仍以经义为主，但明、清时的八股文制度则使其严重僵化。

什么是“明经科”？

明经科是唐宋时期科举考试的一个科目。唐代根据不同类型与层次的人才需求，设置了众多的考试科目，考生可根据自己特长自由选报。因进士科比较难考，录取率低，不太自信的考生一般便报考明经科，明经科题相对简单，先是贴文，主要考察考生的对于儒家经典的记忆和理解能力；接下来也有少量的策论，类似于现在的论述题。明经科录取率颇高，达到1/10左右，考中称为及第，便有了做官机会。宋初仍开有明经科，后王安石担任宰相后，认为明经考试空乏无益，不切实用，废之。

“翰林院”是什么机构？

翰林院听上去像个学术机构，实际上是个官署，这个官署可以说在其存在的历代都是清贵之所。翰林院初建于唐代，最有学问者方有资格入中，称为翰林官，简称翰林。翰林刚开始只是作为皇帝顾问，后在皇帝身边待多了，权力也逐渐大起来。安史之乱后，翰林学士作为皇帝信得过的近臣，逐渐开始分割宰相之权，乃至后来的宰相经常从翰林学士中挑选。唐后，有时名称小有变动，翰林院这个机构本身为历代所沿设。宋代设学士院，也称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充皇帝顾问，宰相多从翰林学士中遴选。明代翰林院虽名义上仅是五品衙门，其权力却发展至顶峰，尤其由翰林学士入值的文渊阁，是明朝的权力枢纽机构，其头目内阁首辅则是事实上的宰相。清代翰林院同样是人人想进的清贵之所，翰林不仅升迁较他官容易，而且由于经常主持科举考试，得以收取天下士子为门生，文脉与人脉交织，其影响延至各个领域。因此，翰林院可以说是古代政府中学问与权势都达到顶点的一个机构，翰林也就是传统社会中层次最高的士人群体，能入院者首先是一种荣耀。鉴于翰林院的特殊地位，因此历代能入院者都是当时饱学之儒，年轻后进则至少要进士资格才能入内。明代定制，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入翰林院，其他进士则要经过考察方可入内。

什么是“武科”？

科举考试一开始并无武举，武则天时，为选拔册封武将，培养为自己的势力，首开武举。其后武举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部分，考试的侧重点历代有所变化。唐代武举主要考骑射、步射、举重、马枪等技术，此外对考生外貌也作了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宋代，因宋太祖赵匡胤定下“以文立国”的国策，武举考试除考武力外，还要“副之策略”。武艺考“步射”、“骑射”两场，合格后再参加文化考试，考一些诸如兵法、布局类的知识等。总体上以武艺为主，以策略为辅。元朝科举制度兴废不常，没有武举制度。到了明代，则更进一步，武举考试以考察谋略的笔试为主，而以武艺为辅了。并且先进行谋略考试，如果不及格，就直接淘汰，武艺再高也不予录用。清朝，尚武的统治者又将个人武艺考试放在了前面，首先考骑射、力气、武艺等，合格者再参加笔试。

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500次，宋神宗时，设立武状元。历史上有案可稽的武状元有282名。总体而言，相比于文科考试，武举一直是受到歧视的。首先，历朝的武举制度时而设置，时而废弃，取士人数远远少于文举。并且武人考中武举后，只授出身，并不马上授官职。因此武举人的地位也低于文举人，以至于一些武举状元还有再考取文举人的念头。

什么是“翻译科”？

翻译科是清代才有的科举考试科目。翻译科的报考者限于满人以及八旗军中的蒙古人和汉人（清政府后来以满人八旗为核心又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人八旗）。考试时，能将满文译为汉文，并以满文写文章者，为满洲翻译；能将满人翻译为蒙文者，则为蒙古翻译。顺治时期，翻译科仅录取秀才；雍正时，开始录取翻译举人；乾隆时则辞进士出身。满文翻译可以到六部任职，乃至成为候选翰林，前途无量。蒙古翻译则分配到清代民族事务机构理藩院任职。简而言之，翻译科的设置是清代在科举中优待满人的诸多不公平举措之一。但即使是为满人量身定做的进身之阶，懒散的满人子弟也不愿参加，以至于其质量不断下降，并常因报考人数不足而取消。

古代怎样通过八股文取士？

明清时期是中国科举考试的嬗变期。首先，从国家对其重视程度、考试制度的严谨、报考人数以及录取数量来说，明清时期是中国科举考试的繁盛期。但同时，在繁盛的表面之下，其通过八股文取士的考试模式却又使科举考试进入了僵化与没落期。股，即对偶之意。所谓八股文，又称制义、制艺、时文，是一种说理的韵体赋文，有严苛的程式要求。在格式上，要求考生严格遵循所谓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种死板的结构模式，并且要求句与句之间要讲究对偶，整篇文章的字数也是严格限定，不得增减一字。另外，其命题也陈旧不堪，明清500多年间，命题不离“四书五经”内已经说烂了的话题，援引事例也必须出自遥远的古代，不涉时事，考生毫无抒发己见的空间。简而言之，八股文是严重形式主义并脱离现实的一种陈腐文体。八股文最早出现于宋代，但其时并没有形成程式。明代时，朱元璋将八股文推向全国，虽然仍考一些诗赋、策问、经义等，但已不重要，八股文才是关键的取士标准。后来清承明制，将八股文更推向死板严苛。

关于八股文的危害，清人徐大椿在讥刺士人的《道情》中说得很透彻：“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则称“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八股文的死板程式使得明清两代知识分子钻入八股这种无实用价值的文字游戏中，既疏于时事，又疏于学问，甚至疏于经义，思想严重被束缚，缺乏创建。

“童试”与“乡试”分别指什么？

童试并非正式的科举考试，而是取得参加科举考试资格的考试。其在唐宋时称县试，明清时称郡试。清代的童试3年举行2次。童试总共分3个阶段，分别为县试、府试和院试。其中，县试一般由本县知县主持，考试内容为八股文、诗赋、策论等，考试合格方可参加府试。府试由知府或知州主持，考试内容与县试差不多，合格者参加院试。院试由主管一省教育的学政主持，院试合格，就是秀才了，也叫“生员”，秀才便具有了到政府公立学校学习和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乡试是正式科举考试的第一关，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每3年举行一次，遇皇家有喜事则加恩科。考试通常在八月举行，因此又名“秋闱”。由皇帝钦命正副考官主持，凡秀才、贡生（生员中成绩优秀者）、监生（国子监学生）均可参加，考试内容分3场，分别考四书五经、策问、诗赋，每场考3天。在乡试中，每个考生只是和本省内的考生展开竞争，类似于现在的高考。乡试考中，称为举人，第一名举人称为解元。举人便具有了做官的资格，并且还可以进一步到京城参加会试，考取进士。因此，考中举人，古人读书做官的梦想就算基本实现了。但因举人名额有限，乡试这一关是相当不容易过的，不知有多少读书人将一生耗费在了这场考试上，写出了不朽名著《聊斋志异》的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就一直未能跨过这道坎儿。

什么是“会试”？

会试是科举考试中第一场国家级的考试，考生们的对手不再局限于本省之内，而是和全国范围内的才俊们展开角逐。因为会试之后的殿试基本上只是排定名次，不再淘汰，因此会试可以说是一场选拔进士的考试。明清时期的会试每3年在京城举行一次，在乡试次年举行。如遇乡试开恩科，则会试同样随着在次年开恩科。会试只有各省举人和国子监监生才有资格参加，主、副考官均由皇帝钦点。因为由礼部负责主持，又在春天举行，因此又称“礼闱”或“春闱”。会试考3场，每场3天。考中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考中了贡士，基本上就是未来的进士了。明初只按排名录取，仁宗时规定会试按地域分配名额。因南方富庶，文气盛于北方，按照南六北四的比例录取进士。后来比例偶有调整，但按地域分配名额的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末。这种制度保障了文化相对落后的边远省份在科考中有一定数量的进士，进入国家政治中心地带，这有利于保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和对朝廷的向心力。

什么是“殿试”？

殿试是古代科举考试中的最后一级，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最早由武则天设置，但并没有形成制度。后来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末出现科考官员结派的“牛李党争”的教训，在原来两级考试的基础上又加了一级由自己亲自主持的殿试。这样，取士的最终决定权便转移到了皇帝手中，新科进士都变成了“天子门生”。这便有效地防止了官员尤其是宰相利用科举考试认门生，进而结党营私的事情。自此，殿试制度确定下来，为后世历代所沿用。

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后一级，由皇帝亲自主持和出题，并定出名次。参加殿试的是通过了会试的贡士。殿试只考一题，考的是对策，为期一天。相比于前面的考试，殿试的内容是相对轻松和简单的，并且殿试一般都不再淘汰人，能参加者基本上都已是进士，殿试只是将所有人排出次序。至于排名如何，除才华学识外，给皇帝一个好印象至关重要，因此还看点运气。殿试结果的录取名单称为“甲榜”，又称“金榜”，所谓“金榜题名”即指此。具体分为三甲，一甲只取3人，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剩下的分在二甲三甲。

什么是“朝考”？

朝考是清代针对新科进士进行的用以作为分配官职的参考的考试。清代时，给新科进士们安排官职时，朝廷并不简单根据他们的殿试成绩，而是要对他们再进行一场考试。这场考试一般在保和殿进行，由皇帝特派大臣监考并阅卷。其内容经常有所变化，无外乎论疏、奏议、诗赋等，与科举考试差不多。乾隆年间，爱作诗的乾隆曾要求新科进士们作一首诗，并且不准多作。朝考成绩分列一、二、三等，一等第一名称为朝元。吏部官员根据新科进士的朝考成绩并结合以前会试、殿试成绩对他委以官职，其中综合最优秀者委以庶吉士（短期职务，升迁潜力很大，有“储相”之称），其余则委以主事、中书、知县等职。

科举考试取得怎样的成绩才叫“状元及第”？

状元及第，即中状元，意思是在科举考试中考得进士第一名，是古代读书人的最高荣誉。

科举考试开始于隋朝，其时进士排名不分先后，没有状元一说。到唐朝，科举考试开始正式化，士子先在地方考中贡生（相当于后来的举人）后，才有资格参加在京城举行的考试，进一步考取进士，进士第一名称为“状元”。之所以称为“状元”，据说是因为进京考试的贡生先要到礼部填写包括自己的身世和近况的个人资料，名曰“书状”，或者“投状”。因此后来考得进士第一名的就是这些“投状”中的第一名，故称之为“状元”，或者“状头”。唐代的状元并没有太多的象征意义。到宋代，状元又不再指进士第一名，而是对于殿试三甲中一甲的统称，即进士前三名均可称为状元。明清之际，殿试一、二、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自此，状元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名，其地位也日益特殊，自古有“天上麒麟子，人间状元郎”的说法。中状元也有了“独占鳌头”、“大魁天下”等听上去霸气十足、睥睨天下的说法，并成为中国读书人“一朝成名天下知”的象征。因此在古代许多文艺作品中，往往都以书生考中了状元作为剧情发展的高潮。另外在民间，传统的吉祥图案中也有大量“状元及第”类的图案，反映了人们对于状元及第这种事情的崇拜。

据史书记载，从唐代科举考试开始，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次科考，其间历代王朝有名有姓的文状元654名，武状元185名。其中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有唐代的贺知章、王维，宋代的文天祥，明代的杨慎，清代的翁同、张謇等，而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刘春霖。

什么样的人称“榜眼”、“探花”？

“榜眼”是古时人们对科举考试中第二名进士的称呼。

在北宋之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三名都称为榜眼。原因是填进士榜时，状元的姓名居上端正中，二、三名分列左右，如其两眼。到北宋末年，只以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则称探花。

“探花”一词则比“榜眼”出现得早，在唐代便有，但其时并非进士第三名的意思。唐代中进士者会游园庆祝，并举行“探花宴”。由进士中的年龄最小者作为“探花使”，到各名园采摘鲜花，迎接状元，这本是一种娱乐。至北宋末年，“探花”成为进士第三名的专门称呼。

“状元”、“榜眼”、“探花”都只是一种俗称，在正式发放的金榜之上，只会称进士一甲第一名，一甲第二名，一甲第三名。

什么样的人称“进士”？

进士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最高一级的功名。隋唐时期，设有诸多科目，其中进士科最为人们所重视，视为入仕正途。宋代，科举的三级考试制度正式形成，乡试中榜者称举人，会试中榜者称贡士，殿试中榜者则称进士。之后历代，进士功名成为古代读书人科考金字塔的塔顶部分，同时也最难考，得中进士是古代无数读书人的终极梦想。其中，进士又具体分为三甲，一甲3人，赐进士及第，分别俗称状元、榜眼、探花；二、三甲，分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得中进士者一般都前途光明，一甲立刻可授官职，二、三甲则参加翰林院考试，学习三年再授官职。明清时期的官吏主要由举人和进士充任，其中举人基本上充任了县级官吏；而进士则一般都是备作中央官员，即使发放到地方上做小官，也都只是历练一下，将来自有比较好的升迁前景。每次科考进士录取人数，各朝不一，唐代较少，一次仅录取二三十人乃至几人；宋代较多，一般几百人，多时上千（当时举人无做官资格）；明清时期，因举人有了做官资格，进士录取人数下降到100人左右，且为平衡各地发展，往往按地域分配名额。

自隋唐至清，在我国1400多年的科举制度史上，考中进士的总数大约有10万上下。总体而言，这是一个才能卓著的群体，古代许多大政治家、文学家、学者都是进士出身，如唐代的王勃、王昌龄、王维、岑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兄弟等，明代的张居正、徐光启等。

什么样的人称“举人”？

“举人”一词最早得名于汉代的察举制度，被举荐者称为举人。唐代时，报考进士科的考生均称举人。宋代，举人方才成为乡试考中者的称呼。但宋代的举人只是具有了参加京城会试的机会，并无做官机会。并且，举人的资格仅是一次性的，如果在接下来的会试中没有被录取，则参加下次科举时，还要重新参加乡试，再次取得举人资格方可参加会试。而到了明清时代，举人的含金量才高起来，进退都比较从容。进，可参加京城会试，乃至殿试，向进士出身冲刺，且举人资格终身有效，这次不中，下次科举可直接参加会试；退，举人则已经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一旦朝廷有相应官职出缺，举人便可顶上。一般举人所任官职都是知县、候补知县，或者教谕、训导等县级教育长官，也有个别任知府的。因此，明清时期的读书人一旦中举，也便是基本上实现了读书做官的愿望。即便是不再参加会试也暂时没官做，也会像《儒林外史》中中举的范进那样自有人前来巴结，送上银子，生活水准步入富贵阶层。总体上，举人构成了明清两代低级官员的主流来源。

什么样的人称“秀才”？

“秀才”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原本并非属于科举功名的范畴，也不特指读书人，而是相当于现在的“俊才”、“英才”。汉武帝时期，朝廷推行官员选拔制度改革，“秀才”与“孝廉”一起成为地方官员举荐的两种优秀人才。东汉光武帝时期，为避光武帝刘秀名讳，“秀才”改称为“茂才”，三国曹魏时期，又改回“秀才”。至隋朝科举制度开科取士，最初也称为“取秀才”，这时的“秀才”成了考中功名者的指称。唐初，科举考试中设立秀才科，刚开始时秀才科第最高，因要求非常高，很少有人敢于问津。后来秀才科被废除，“秀才”一度成为读书人的统称。宋代时，凡是参加科举府试的人，无论考中与否，都称为“秀才”。

明清之际，秀才的意思逐渐固定下来。这时的秀才有一定门槛，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经过院试，取得入学资格的“生员”才可称为秀才。考中秀才之后，可以说是十年寒窗初步获得成果。进，可以去考取举人，一旦考中，便正式进入为官的士大夫阶层；退，则可以开设私塾。秀才虽然没有国家俸禄，但可以获得一定的特权，比如免除赋税、徭役，可以直接找县官提建议等。于是秀才这个最低功名成了明清两代出身贫困的读书人科举考试的“歇脚所”。他们往往一边通过教书获得经济来源，一边继续考取功名。但因为竞争激烈，尤其清代统治者排斥汉人做官，许多人也就一辈子呆在这个“歇脚所”了。

什么样的人称“门生” ？

“门生”大概由“门人”一词流转而来。春秋时期，一个人直接（当面拜其为师）或间接（以其思想为师）以某人为宗师，便自称其“门人”。比如孔子的三千弟子都自称孔子门人。“门生”一词，很大程度上承接了春秋时期“门人”一词的意思，最早见于西汉宣帝时，到东汉开始大量出现。《后汉书·袁绍传》言袁绍“门生故吏遍天下”，这里的门生有弟子的意思，但又有所不同。当时宗师亲自教授的人为弟子，转相授的则为门生。也即对其直接的老师可自称其弟子，对老师的老师则自称其门生。同时，门生还有另一个意思。汉代文官选拔制度采用举荐方式，士人通过被当地官员举孝廉、秀才的方式进入仕途，举荐的州郡官吏被称为“举主”，而被举荐的贤士便称为举主的门生。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生”一度变质成依附于士族豪强的一类人，有一些臣属、门客，甚至奴仆的意味。唐宋时期，科举考试中考中举人或进士的人，称主考官为“座主”、“座师”或“恩门”，并自称为主考官的“门生”，这与汉代类似。这样，这些新举人、进士就和主考官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新举人、进士常把自己的考中看做是主考官对自己的一种类似于师恩的恩情，并且，通过这种师生关系也可在仕途上得到老师的一些照应；而主考官也乐于有这样的年轻后进来亲近自己，于是科举考试就成了主考官结党营私，培养和拉拢自己势力的一种渠道，这便对皇帝的集权统治构成威胁。唐末便出现了涉及科举官员结派的“牛李党争”。宋太祖赵匡胤鉴于此，就把最终决定考生能否被录取的大权移到了自己手上。他在原来两级考制的基础上又加了个第三级考试：殿试。殿试中皇帝亲自出题考试，并定出名次。这样皇帝就成了最终的主考官，成了所有进士的“恩门”，所有的新进士都成了皇帝的学生，也即“天子门生”。这样，科举考试的取士大权就转移到了皇帝手中，有效地杜绝了官员，特别是宰相通过科举考试结党营私的事情。同时，宋太祖还明文规定，以后举人不得自称考官“门生”。但因已约定俗成，“门生”这种说法还是流传了下来。

什么样的人称“荫生” ？

明清时期凭借上代余荫取得监生资格的被称为荫生。按入监缘由的不同，荫生又可具体分为多种名目：明代按其先代的品秩入监者称为官生，不按先代官品而因皇帝特恩入监者称为恩生；清代因皇家有喜事开恩得以入监者称为恩荫，由于先代因公殉职而入监者称为难荫。清代的一些荫生的科举试卷经常单独改卷，称之为官卷。总体而言，荫生与汉代的“任子”制度类似，乃是皇家对于官员子弟的一种仕途直通车政策，这种政策基本上历代都有。

什么样的人称“监生” ？

监生是明清时期人们对于在国家最高级学府国子监读书者的称呼。明代的监生分为4类，会试不第的举人，可入国子监深造，称为“举监”；以贡士身份入监者称为“贡监”；有功官员子弟被朝廷特批入监者称为“荫监”；捐钱进来的叫做“例监”。清代监生主要有恩监、荫监、优监、例监4种，其中不同于明代的“恩监”是因皇家有喜事特开恩招来的，优监则与贡监类似。另外，清代监生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来源，比如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中聪慧好学者、因公殉职官员子弟、圣贤后裔等均可入监读书。监生不同于一般的生员，可以和大家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同时，即使科举不第仍然是有官做的，可以说前途是有保障的。因此，古代学子能成为监生，是相当轰动的大事，与中举差不多。乾隆之前的监生都还比较正规，入监门槛的执行和对监生学业的督促都比较严格。但乾隆之后，国子监逐渐沦为卖官机构，监生基本上成了花钱买官者的代名词，这些监生只是在国子监挂名，并不真去读书。因此，官员的监生出身是被人瞧不起的。

什么样的人称“贡生” ？

科举时代，朝廷会在各府、州、县的生员（秀才）中挑选成绩优异者，使之入京城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贡生”之意，即是向皇帝贡献的人才。贡生制度开始于元代，明清时期逐渐完善，贡生来源也逐渐扩大。明代贡生有4种，即“岁贡”（由府、州、县学每年或每2年选送1～2名）、“选贡”（由府、州、县学每3年或5年选拔1名）、“恩贡”（因朝廷有喜事而开恩被选入）、“纳贡”（即花钱买来的贡生资格）。清代贡生有6种：“岁贡”、“恩贡”和明代一样，“优贡”、“例贡”分别相当于明代的选贡、纳贡；另外还有“拔贡”和“副贡”,“拔贡”从各省科试的一、二等生员中选拔，“副贡”是从乡试落榜生中的优秀者中选拔，相当于一个举人榜的副榜，故曰“副贡”。清代贡生也称“明经”。贡生相比于一般秀才的好处在于其既可以像普通秀才一样参加科举考试，考取举人、进士，同时即使是科举不中，最后总有官做，但一般不大，为知县、县丞、教谕等官职。比如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屡试不中，最后凭贡生身份得了个“儒学训导”的官职，其实是个虚衔，负责督导县学的校风。总的来说，贡生制度扩大了由进士、举人进升仕途的范围，是对于科举制度的一种不错的补充。

什么是“帖经”、“帖括”？

帖经是唐代科举考试的一类考题。帖经，意即帖住经文。其具体做法是在所考察的诸多儒家经书里随便抽出一句话，然后将其中某部分用纸帖盖，要求考生答出这句话是什么，相当于现在的填空题，主要考察的是考生对经文的记忆情况。帖经类试题在唐代不同的科举科目中所占分量不同。其中，对于主要考察文学才能和政治见识的进士科里，帖经只少量存在；重在考察对经文的记忆和理解程度的明经科里，帖经则是主要试题。

帖括是考生针对帖经类考题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应对方法。由于报考人数众多，而录取人数有限，为体现出层次差别，以淘汰多数考生，帖经内容逐渐越来越偏。考生们为方便记忆，将难记偏僻的经文编成诗赋歌诀的形式，称之为帖括。

什么是“试帖诗”？

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一种诗体。因试帖诗题目前常冠以“赋得”二字，故也叫做“赋得体”。该诗体起源于唐代科举考试中，一般以古人诗句或成语为题，刚开始为五言六韵（60字），后来发展为五言八韵（80字）。唐代对考生作诗的内容和用韵都比较宽泛，到宋代时严格起来，宋仁宗规定必须于经史有据。明及清初，不考诗赋。到乾隆年间，爱作诗的乾隆又在科考中加入五言八韵诗。其格式比前代更严，题目必须出自经史子集或前人诗句、成语，在用韵上也更加严格。另外，其结构也略同于八股文，分首联破题，次联承题，三联如起比、四五联如中比、六七联如后比，结联如束比。总体上，唐宋时的诗赋比较重要，清代科考主要取决于八股文，诗赋无关紧要。

“连中三元”的“三元”具体指什么？

“连中三元”是用于形容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一种情况，指某个考生参加考试过程中，在乡试、会试、殿试三次考试中均考得第一名，接连考得“解元”、“会元”、“状元”。这种说法大致出现在宋代。

宋代及以后的科举考试中，读书人首先在县、府参加考试，通过考试的称为“生员”，俗称“秀才”。考得“秀才”之后，才算获得了参加正式考试的资格。接下来，首先是参加每三年一次由省府主持举行的“乡试”，又称“秋闱”。此考连考3场，每场3天。乡试考中，称为“举人”。“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中举者正式跨入士大夫阶层，清代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一段说的便是乡试中举的情形。在“乡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举人”，则称为“解元”。

通过乡试的举人，次年三月参加在京师的“会试”和“殿试”。会试由礼部在贡院举行，也称“春闱”，同样是连考3场，每场3天，由翰林或内阁大学士主考。会试考中者，称为“贡士”，贡士第一名称“会元”。

“贡士”可以参加接下来的四月份的“殿试”，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后一级，由皇帝亲自主持和出题，并定出名次，第一名称为状元。

自古言：“文不称第一，武不称第二。”客观地说，要在文科考试中做到“连中三元”，确实相当难。据史料记载，历代数下来，总共出现过17次“连中三元”的情形，另外还有2次武科举的“连中三元”。

另外，唐代曾出现有“连中三头”之说，应该是“连中三元”的早期雏形。

“蟾宫折桂”有怎样的内涵？

蟾宫折桂本意是攀折月宫桂花，古人用以比喻科举得中。蟾宫，即是嫦娥所住的广寒宫，据说由蟾蜍幻化而成。另外传说广寒宫中有一棵高五百丈的桂树。《晋书·郤诜传》中：“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如何？’诜对曰：‘臣鉴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 ”说晋武帝有一天在东堂接见大臣，问大臣郤诜自我感觉如何。 诜将自己比喻成月宫中的一段桂枝，昆仑山上的一块宝玉。此后，人们便经常用月宫桂枝来形容有才能的人。隋朝之后，科举制度开始。因为每年的乡试一般都在刚好在八月，所以人们便将科举应试得中者称为“月中折桂”或“蟾宫折桂”。《红楼梦》第九回中林黛玉听说贾宝玉要上学了，就挖苦宝玉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关于此成语，古代的不少地方还有相关风俗，科考之年，应试者及亲友都用桂花、米粉蒸作广寒糕相互赠送，

取科场高中之意。

“科举四宴”分别是哪四宴？

科举四宴指的是古代科举考试结束后，朝廷为中榜者进行庆祝的4个例行宴会，其中文、武科举各有2个。

鹿鸣宴。此是为文科举乡试后的新科举人们举行的宴会。此宴起于唐代，后世一直沿用。该宴由地方官吏主持，除邀请新科举子外，考场工作人员也都会被邀请。之所以取名为“鹿鸣宴”，是因据说宴会上要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之诗。

琼林宴。此是为文科举殿试后的新科进士们举行的宴会。此宴始于宋代，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首开殿试制度，并规定殿试后为新科进士们设宴庆贺。因为宴会在当时都城开封城西的皇家花园琼林苑里举行，故名。琼林宴后来改名“闻喜宴”，元、明、清时，称为“恩荣宴”。

鹰扬宴。此是为武科考举乡试中榜的武举人举行的宴会。一般在发榜第二天举行，参加者为主考官和新科武举人。鹰扬，意为威武如鹰击长空，与文举子的“鹿鸣”相照应。

会武宴。此是武科举殿试发榜后为新科武进士们举行的庆祝宴，该宴自唐代产生武举之后便有，一般在兵部举行，规模浩大，比鹰扬宴要排场许多。

古代科举考试有替考的吗？

古代读书人虽然熟读“孔孟”，但无奈科举考试事关一生富贵，诱惑太大，因此科举考试举行的1000多年间，作弊现象从未间断过。至于具体手段，不外乎夹带、提前买题、买通阅卷考官等。而“枪替”，也是常见手段之一。“枪替”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替人考试的“枪手”。

“枪替”在唐朝开始出现并流行。古代没有照相机，也不可能为几万考生一一画像，因此只要性别不错，监考官无法判别考生姓名是否真实。因此监考官对于“枪替”是防不胜防。唐人杜佑在《通典·选举五》中谈到“枪替”现象时言：“故俗间相传云‘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到宋明清时代，“枪替”更加流行，宋代著名婉约派词人温庭筠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枪替”。据说他就是因为当“枪替”出名，尽人皆知，于是虽然才华横溢，但他自己每次应试都因品德问题而不被录取。

对于“枪替”现象，历代统治者都相当头疼，制定了相应的预防和惩罚措施。比如清代规定各府、州的县试在同一天进行，一个省内的府试也在同一天进行，以防成绩好的考生自己考完后又去替别人考试。另外，参加县试须有5个考生联保，并由本县一名廪生做担保人，参加府试则要有2名廪生认保。考场若发生“枪替”作弊，5人都要受处罚，认保的人也要革职。雍正年间，如发现“枪替”现象，“枪替”和雇主均发配烟瘴之地充军，联保者杖打一百；乾隆时甚至将“枪替”和雇主处斩。

中国最早的学校出现在何时，当时也叫“学校”吗？

中国教育传统非常悠久，夏朝时便设有“序”、“校”、“庠”等专门的官方教育机构，后来商朝则增加了“学”和“瞽宗”，周代的官方学校则大致沿用了夏商时期的校名，并进一步完善了教育制度。夏商周时期的官方学校只针对贵族子弟而设。

除官学之外，春秋时期，由于统治阶层力量削弱，学术出现下移，以孔子为代表的民间私学兴起。虽然就教学设施与教学制度而言，孔子的“传道之所可能算不上学校，但就其教育理念与教育内容而言，也可以算是学校了。

无论官学还是私学，早期的教育对于“小学”、“大学”的区分，虽然不像现在这样严格，但还是有的。比如早在西周的贵族学校中，针对不同的年龄段学生，所教的内容已有所区分。对于刚入学的幼小子弟，有专门为他们而设的小学课程，具体内容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重点在于基本的识字教育、德行培养、情操陶冶、身体锻炼；而对于年龄稍长的儿童，则开始更高一级的教育。孔子在自己的私学中，也继承了这种教学制度，先教小学部分的“六艺”，然后是以“诗书易，礼春秋”这六经为学习内容的“大学”部分，以期学生担负起闻道救世的重任。

后世的学校则继承了早期的这种划分方法，形成了教育的“蒙学”、“大学”两阶段制。“蒙学”各代名称不一，诸如“四门小学”、“内小学”、私塾的“蒙馆”等都属于此，相当于现在的小学教育。蒙学之后，则是“大学”教育。一般而言，古代的小学阶段指学童13岁之前，这时的先生主要教其识字、背诵，13岁之后则对学生讲解文章的义理，并教授做文之法。

对人文学科来说，这种“小学”、“大学”二分法的教育是非常智慧的，北宋文豪苏辙的“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便道出了这种教育模式的优点所在。

另外，现在的“中学”教育在古代虽然没有单独划出来，但也并没有跳过去，而是包含在“大学”教育之中。毕竟一个人的学习规律是古今如一的，不可能跳过哪个阶段，区别只在于是否有外在的具体划分罢了。

孔子是最早创办私学的人吗？

春秋时期，周王朝王权衰落，一些朝廷官员感到天下即将大乱，纷纷离开朝廷，有的到诸侯国为诸侯服务，有的则走向民间。同时，在诸侯纷争的局面下，一些诸侯国的官员因为本国的衰落，也纷纷走向民间。于是文化出现了下移，民间文化兴起。

本来，春秋以前，教育被官方垄断，民间没有教育。这些文化官员走向民间后，开始教授文化与礼仪，于是民间私学兴起。鲁国的柳下惠、郑国的邓析都曾开设私学，传授文化知识。这些人或早于孔子，或和孔子同时，所以，孔子不是最早创办私学的人。

孔子年轻的时候便有志于教育，收徒讲学。他亲自删节整理了《诗经》、《尚书》、《易经》、《礼仪》、《春秋》、《乐经》六本书，以这六本书作为自己的教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和“知行合一”的学习方法，并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等教育内容和“君子”的培养目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开办了比较系统的有规模的私学，史载其“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的私学教育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可算中国开办私学的第一人。

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因为其教育事业和教育精神而被后世所景仰。魏黄初二年，魏文帝发诏策封孔子后裔时，称孔子是“亿载之师表”；元朝至大元年武宗在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诏书中称孔子为“师表万世”；到清代，康熙皇帝于康熙五十二年在孔庙大成殿亲自题匾“万世师表”。

后世皇帝之所以多次追封孔子，将之奉为“万世师表”，主要是因为儒家学说一向尊崇王道，其伦理学说以及提倡“忠孝”思想也利于统治者维护统治与社会稳定，于是历代帝王都有意识地尊奉孔子。尤其元、清两代皇帝，因为是少数民族统治汉族，尤其需要在精神方面取得汉族人认同，更热心于通过尊奉孔子来取得汉人的心理认同。

孔子最优秀的弟子都有谁？

认真读过《论语》的人都会看得出，孔子最得意的弟子是颜回。以孔子的严格，《论语》中记载他竟夸过颜回四次。比如有一次，无缘无故地，孔子便突然发感慨：“贤德啊，颜回！吃的是一小筐饭，喝的是一瓢水，住在穷陋的小房中，别人都受不了这种贫苦，颜回却仍然不改变向道的乐趣。贤德啊，颜回！”

孔子之所以非常器重颜回，是因为颜回是对孔子之“道”理解得最透彻的人，后人曾评价“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另外，颜回不仅好学，而且将孔子之道落实在了自己身上，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颜回不幸短命死后，孔子非常悲恸，当着其他弟子的面直言再也没有像颜回这么好学的人了。

孔子最有政治才干的弟子应该算是子路了。《论语》中可以看出，子路请教孔子的问题大多围绕着如何治理政事。子路先后在鲁国和卫国做过地方长官，政绩卓然。鲁国执政大夫季康子问孔子：“子路这个人，可以让他治理政事吗？”孔子说：“子路果敢决断，让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一般人听讼需要听取当事双方的言辞才可判案，据说子路只根据一方的言辞便可比较准确地判案，其政治才干可见一斑。

冉求是孔子弟子中最有军事才干的。冉求是鲁国人，是鲁国执政大夫季康子的家臣。鲁哀公十一年，齐国的国书和高无丕率领军队进攻鲁国。冉求先是说服了犹豫的季康子，又用激将法使本不愿出兵的鲁国的卿大夫叔孙氏出兵，然后出谋划策击败了齐国军队。对此，季康子很好奇，问他的军事才能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学习的。他则回答是跟老师孔子学的，于是季康子决定迎接在国外游荡的孔子回鲁国。

孔子门生中，最有钱的是子贡。子贡因为深谙经商之道，每每能预测市场行情，以致“家累千金”。《史记》记载，子贡有钱到他所到之处，诸侯国君与他分庭抗礼。而且后世认为他是春秋时期与范蠡、吕不韦并列的几大商人之一，有“陶朱事业，子贡生涯”的说法，陶朱，即范蠡。孔子周游列国14年，子贡在财力上的支持肯定不小。

古代有大学吗？

“大学”二字最早出自儒家“四书五经”之一《大学》。该书作者为孔子弟子曾参，作者在书中以短短几千字阐述了儒家思想修习之要，微言大义。对于“大学”二字的解释，南宋鸿儒朱熹的“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流传最广，后人多沿用此说，认为“大学”指具备一定道德修养之人通过行为与学问的统一所进行的自我修炼。另外，也有人比照古时的“小学”来解释“大学”。古时的“小学”指每个人在13岁之前所接收的教育，“小学”学习“小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而“大学”则是指学习称为“大艺”的“诗、书、乐、易、礼、春秋”六经。

从这两种解释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古时的“大学”体现为一种教育理念与教育内容，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说的“大学教育”，与我们现在纯粹指从事高等教育的机构的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另外，古时的“大学”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学教育”也是有区别的，古时的大学偏重于提高个人修养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味，而现在的大学教育则要宽泛得多，泛指学习既定的学科知识与提高一般性的个人修养，标准是降低了的。

按照一个人学习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来说，中国古时是存在大学的，只是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称。据史料记载，在虞舜之时，即出现了名为“上庠”的公办学校，“上庠”即“高等学校”的意思；而春秋时期，孔子在自己家里开堂讲学，因为没有严格的学校制度与象样的教学设施，说大学可能有些勉强。但到了汉武帝时，由国家在京师所办的“太学”则是相当正规的大学了，太学不仅设五经博士任教，而且作为官办学校首次对贫家子弟开放。太学一直存在到明代；之后国子监兴起，成为典型的国办“大学”，一直持续到清末。另外，唐代末期，除官方“大学”，民间开始出现私人设堂授徒的书院，尤其到宋代，书院大盛。书院相比于孔子等人的聚众讲学，因为有固定的教育场所与相当严格的学院制度，完全称得上是“大学”了，书院一直和官方“大学”共同存在，到清末才消失。

古今的“博士”都是指学位吗？

“博士”，如今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学位。其实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有这个称谓了。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此时的博士是一种官职，职责主要是掌管图书，保管朝廷文献档案，并随时准备向帝王讲解知识，有一些“顾问”的意味。因为工作性质与职责所在，当时的“博士”学问相当渊博。如秦国博士伏生，学问相当高深，尤其精通《尚书》，到汉文帝时，90多岁的他仍然能够背诵此书。秦始皇“焚书坑儒”毁灭诗书，西汉兴文教，正是靠他的记忆，《尚书》才得以再传。汉武帝时，设立“五经博士”，专门负责儒家五经的研究、讲解传授；唐代则设有国子、四门等博士，负责教授学术，属于文化类官职；宋代的国子博士，官职五品；明清两代，同样有“国子博士”，官职不高。

另外，在古代，政府还设置了一些专精一艺的“博士”官职。西晋设“律学博士”，北魏增设“医学博士”，唐朝则又增置“算学博士”、“书学博士”等。这种“博士”，除去官职的意味，非常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教授。宋代时，这些专业“博士”被废止。

进入现代，“博士”一词成为一个纯学术性的称谓，并且更加专业化。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在中国古代社会，社会结构简单，学术没有自己发展的空间与动力，只能依附于政治权力。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学术可以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取得自己的文化价值，并促进社会发展。

古今“博士”相比，古代的“博士”要比现在的“博士”地位更高，他们一般充任教育长官、担任教职，享受国家俸禄；现在的“博士”仅仅是一级学位，从事某种学术的专门研究，没有正式的职位，也不享受国家俸禄。

“登龙门”和“跳龙门”是一回事吗，考中进士后会被立即封官吗？

“登龙门”与“跳龙门”的意思大致相同，是同一个民间传说衍生出的两种说法。

唐代民间有一个传说，说很早以前，龙门还未凿开，伊水流到这里被龙门山挡住，在山南积聚出一个大湖。这时黄河中生有一群鲤鱼，它们听说龙门山的另一面风景非常美丽，想看一看，于是便沿着黄河支流洛河游进伊水，但到龙门山前却被挡住。鲤鱼们商议跳过龙门山，其中一条大红鲤鱼特别勇敢，自告奋勇第一个跳。它使出全身力气纵身一跃，到了半空中，置身于空中的云雨之间。它奋力前移，途中还被天火烧了尾巴。它历尽艰难，最终，跃过了龙门山，落在了山南的湖中。一落入湖中，它便变为一条龙。它的伙伴们看到这个情形都吓坏了，不敢再去跳。这时龙飞到空中，对它的伙伴们说：“你们也跳过来呀，这样就可以成为会飞的龙了，再也不会被水所困。”于是剩下的鲤鱼们便努力学大红鲤鱼的方式，试图跳过龙门山，但只有极少数能跳过去变成龙，其余多数都在半空摔下，并且之后额头上就落了一个黑疤，这疤现在还能在鲤鱼头上看到。这件事在辛氏的《三秦记》、清代李元的《蠕范·物体》等书中均有记载，唐代诗人李白专门为这件事写了一首诗：“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

鉴于科举考试的艰难与极低的成功率，人们便将士人科举及第称为“跳龙门”、“登龙门”, 《封氏闻见记·贡举》言：“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李白也留下了“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的句子。另外，相比于“跳龙门”, “登龙门”则还多出另一个意思——古人以此来比喻因得到有名望、有地位的人援引而身价大增。

虽然考中进士被比喻为“跳龙门”，但也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中进士后便万事大吉，立刻可以做官。在唐代，考中进士之后，只是有了做官资格，要想获得官职，还要通过吏部的考察。此外，他们还可以去地方官那里做几年幕僚——相当于行政见习，然后由地方官举荐从而获得官职。因此，考中“进士”多年得不到官职的也不在少数。宋明清三代的进士，则要尊贵多了，一般前几名如状元、榜眼、探花等都会立刻被授予高官，其余的也等不了多久便可正式上任。

为什么科举取得第一名称为“独占鳌头”？

“鳌头”指的是古代帝王宫殿台阶上鳌的头。“鳌”是传说中的一种庞大的海生动物，据说头像乌龟，尾巴像鲤鱼，身形巨大，威猛有力，能够背起一座大山。民间传说它是海龙王的三太子，因为偷吃了玉皇大帝的玉浆液，被发配到东海为鳌。唐宋时期，皇帝殿前陛阶上的中陛石上经常镌刻巨大的鳌鱼，以象征皇权威严。翰林学士觐见时，都会立在陛阶正中陛石上的鳌头上，等待皇帝的召见。于是，人们将进入翰林院称为“上鳌头”。

科举考试中的殿试结束后，状元、榜眼、探花等人到皇帝殿前陛阶上迎榜。因只有状元一人独自站在中陛石上，将鳌踩在脚下，所以就说他“独占鳖头”。后“独占鳖头”便用来指在科举考试中考得第一名。

在古代，人们一般把“魁星点斗”与“独占鳌头”连用，来表示一个人中了状元。“魁星”本为“奎星”，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一颗星，本为占星术的星宿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人格神，此神蓝面，赤发，像个鬼在翘足踢斗，主管读书人的文运。

“魁星”之所以是这副样子，传说与古代一个秀才有关。此人很有才华，因满脸麻子，又瘸一条腿，屡屡面试时落第。后来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乡试、会试。殿试时，皇帝一看这副尊容，便问道：“你那脸是怎么搞的？”他回答：“回陛下，这是‘麻面映天象，捧摘星斗’。”皇帝又问：“那么你的瘸腿呢？”他又回答：“回陛下，这是‘一脚跳龙门，独占鳌头’。”皇帝觉得他挺机敏，又问：“那你说，如今天下谁的文章写得最好？”他想了想说：“天下文章属吾县，吾县文章属吾乡，吾乡文章属舍弟，舍弟请我改文章。”皇帝很欣赏他的机智，等阅读完他的文章后，更是拍案叫绝，于是钦点他为状元。

后来这个秀才因其才情、执着、勤奋升天成为魁星，主管功名禄位，成为读书人供奉的神。后因“魁”有“首”的意思，所以逐渐代替了“奎”。

古代官场上的“同年”是什么意思？

“同年”与年龄无关，而是古代科举考试中被同榜录取的举子之间的称谓，又称“同年生。”顾炎武在《生员论》中说：“同榜之士，谓之同年。”而“同年”之间也不论年龄，互相尊称对方为“年兄”，相互间的交谊称年谊，互称同年之父为年翁、年伯，互称同年之子为年侄、年家子等。

“同年”的说法最早源于汉代，汉代文官选拔制度是举荐制，同一年被举荐为孝廉的，则称“同年”或“同岁”。唐代，在科举考试中同年考中进士的，则为“同年”。到明清之际，除同榜进士外，乡试中的同榜举人，会试中的同榜贡士，也称“同年”。

在古代，这些新同榜举子，往往会参加一些官家组织或私下举行的集体活动。“同年”们在这些集体活动中大多能打个照面儿，之后便是私底下的交往了。这些官场新人因为初入官场，无所依靠，亟需建立起自己的官场人脉，而能够就近取用的关系除了主考官，便是“同年”了。因此，这些新科举子往往与主考官之间建立起一种官场上的纵向联系，而通过“同年”关系形成一种横向联系。这样，初入官场的举子们便有了一个虽不算牢固的但也暂时成型的关系网了。

一般而言，可以称为“同年”的人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彼此之间不会有什么深交。但不管怎么说，都算是主考官的“门生”，总是有些同学情分的，加上有些考试之前在路上或住店时就已认识，关系还算深厚。另外，这些“同年”往往都刚刚步入官场，没有那么多官场纠葛，又因同样是刚刚通过科举“独木桥”，彼此话题也多一些，所以相互之间的交情也就多些真性情。在人人两面三刀的官场上，“同年”算是一种稍微有些人情味儿的关系了。因此，“同年”之间经常彼此照应一下，官职高的在提拔官员时，会优先照顾自己的“同年”。当然，时间久了，举子们在官场上脚跟站稳了，除意气相投或利益联系紧密的“同年”之外，其他的“同年”关系也就淡了。

武举为什么不受重视？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当时只针对读书人，并没有设武举。至唐代，武则天首次开设武举。据说武则天因为以一女子身份登上皇位，旧势力对她并不完全服从，这位女皇帝便开设武举，选拔册封武将，培养为自己势力。

唐代武举主要考骑射、步射、举重等技术，此外对考生相貌也作了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宋代，因宋太祖赵匡胤定下“以文立国”的国策，武举考试除考武力外，还要“副之策略”。武艺考“步射”、“骑射”两场，合格后再参加文化考试。文化考试则考一些诸如兵法、布局类的知识等。总体上以武艺为主，以策略为辅。元朝科举制度兴废不常，没有武举制度。到了明代，武举考试则更进一步，以考察谋略的笔试为主，而以武艺为辅了。并且先进行谋略考试，如果不及格，就直接淘汰，武艺再高也没用。清朝以后，尚武的清朝统治者又将个人武艺考试放在了前面，首先考骑射、力气、武艺等，然后合格者再参加笔试。

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500次，宋神宗时，设立武状元。历史上有案可稽的武状元有282名，其中许多详细资料都已经丢失。总体而言，相比于文科考试，武举一直不怎么受重视。

历朝的武举制度时而设置，时而废弃，取士人数远远少于文举。并且武人考中武举后，只授出身，并不马上授官职。因此，武举人的地位也低于文举人，以至于一些武举状元还有再考取文科举人的念头。历史上比较出名的武举人只有唐朝大将郭子仪和明代的抗倭名将俞大猷。

师范的本义是什么？

“师”“范”两字，在中国由来已久，并且至今意思变化不大。“师”字，在夏朝时已经存在，考古发现的甲骨文中便有这个字。它是个会意字，表示“众多”之意，后来逐渐演变出老师的意思来。唐代的韩愈在《师说》中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时，其“老师”的意思已经比较固定了。“范”，见于《尔雅》:“范，法也。范，常也。”《孟子》中有：“吾为之范我驰驱。”后人为之注：“范，法也。”可见，“范”，是“标准、楷模”的意思。

“师”“范”两字连起来用，最早见于西汉扬雄的《法言·学行》:“师范者，人之模范也。”南北朝时期，这个词便已经比较常见了，《后汉书·赵壹传》中言：“君学成师范，缙绅归慕。”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言：“相如好书，师范屈宋。”这两处的“师范”，都是“学习的榜样”的意思，与现在的意思差不多了。

“师”“范”两字之所以连起来用，与中国儒家教育传统有密切关系。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在内容上，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根基；在方法上，则讲究身教，而非言教，所谓“言传身教”。

因此，一个老师要让学生做到某条道德原则，首先自己便要做到。老师不仅是指导者（师），而且要是楷模（范）, “曾子杀猪”的故事便深刻地反映了中国重视身教的传统。

到今天，“师范”指培养教师的中高等院校，而其深层次的含义，则可理解为“学高为师，身高为范”八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