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从政之痛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大规模介入实际政治，虽与国势阽危、国人奋起救亡图存这一特殊背景有关，却也反映出当时的知识群体，“他们以一种特有的敏感体验到自己祖国的命运”（雷蒙·阿隆语），抱有传统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以及“舍我其谁”的救世心态，不惜与权力发生联系（影响国民思想、干预国家政治运行），从而彰显出其人格上的某种魅力。但若深入到历史细节中或可发现，当时从政学人“思出其位”，因缘各异，事功亦大相径庭，如陶希圣就是一个显例。他是北大法学院政治系教授兼主任，创立了“食货学派”，在平津学界已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之所以一夜之间离开北大校园，实与他本人“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有关。陶希圣是被最高当局亦即蒋介石直接选中的，尽管当时感到“很惶恐”，却又不得不作出“顾此失彼”的一个选择。

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

这一年陶希圣三十八岁。北平各报发表南京消息，说国民党中央决定邀请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分批在庐山牯岭举行茶话会，“团结各方共赴国难”。陶希圣也在平津学界受邀人士之列，同时受邀的还有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胡适、傅斯年等著名学者。此时的北平，已可听见远处不时传来的隆隆炮声，东西两个火车站已不能照常通车。陶希圣选择了一条可行的路线，从西直门搭车至丰台，再转车到天津，然后沿津浦路南下。到了南京，他遇到平津的几位教授，偕同乘船到九江，上牯岭，这时已是7月12日。被时人称为“牯岭茶话会”的最重要一项内容，就是蒋介石发表全面抗战的谈话，“表明了他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也确定了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基本方针”。陶希圣在晚年回忆中对此记忆犹新：

茶话会主席是汪兆铭。蒋委员长莅会致词，全场肃然。这一篇讲话就是后来修改发表的《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系程沧波起草，陈布雷修改后正式发表的。这一次的讲话，有几段未见于发表的讲词中，如：“什么是《何梅协议》，我把它撕了；我已经命令关、黄两师进驻保定，并且命令宋哲元回北平，他现已经过天津回北平。现在除非不打，否则战端一开，即无中途妥协，中途妥协就是投降。”

仙岩饭店（即牯岭94号）为主要客人的下榻处，胡适的房间成了聚议的中心。众人判断，抗日战争必将进一步扩大。胡适前一晚与蒋介石有过一次单独见面，他告诉大家：“委员长是决心打。”可众人还在怀疑是“打”还是“和”，因此时蒋让宋明轩（宋哲元）回到北平，好像是要谈，不过谁也说不准此事，最后问到张伯苓。张年纪最大，一直不发一言，静听大家说话，这时头一摇说了一句：“这件事还在委员长心里头。”蒋梦麟一听就失望，脱口便说：“这个老狐狸！”可见当时讨论的紧张气氛。在茶话会来宾中，无党派人士以大学校长和教授为主，各党派则有青年党、国社党、农民党、村治派、职教派、救国会的领导人士。中国共产党也受邀参加，有三个代表在牯岭，却未曾出席茶话会。这三人是周恩来、林伯渠、秦邦宪。

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在会场告诉陶希圣说：“这回茶话会是为了团结各方共赴国难的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们在北平的斗争。你们的斗争说明了各方的团结还要下一番工夫。”陈公博所指的“斗争”，是不久前北平新旧学联之间发生的一场政治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作为北大教授的陶希圣竟被意外卷入，首当其冲成了“旧学联”猛烈抨击的对象，同时也让他与平津一班“左派教授”打了两个月的笔战。从随后的情形来判断，陈公博所强调的这场“斗争”正是导致陶希圣弃学从政的近因，尽管这件事出乎陶本人的意料。

这里不妨将此事作一简单叙述。

新旧学联的形成与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共两党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博弈的产物。北平学生联合会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北洋政府时期；及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抗日呼声渐高，北大等校的学生通电国民政府，要求“速息内战，武装民众”，部分大学的学生会也改名为“抗日救国会”或“反日会”，不久“北平抗日学生联合会”成立。这一年9月23日，北平学生召开市民会议，进行抗日宣传。10月3日，“北平抗日学生联合会”被北平警察局以“少数分子把持会务”实行“反动工作”为由强令解散，以国民党学生为中心的“新学联”成立。1935年夏秋之交，黄河决口，华北水灾严重，中共中央北方局发起黄河水灾救济活动，北平各校成立“黄河水灾赈济会”，随后又转化为秘密的“北平大中学生联合会”。11月18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在中国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执行主席是郭明秋，这是一位十八岁就从“校园走向街头”的革命女性，在“一二·九”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秘书长是姚克广，即后来成为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姚依林。至此，北平学生组织中有了相互抗衡的两个“学联”，最早被解散后又“复活”的“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在当时被称为“旧学联”。

1937年5月3日，陶希圣从开封转武昌回到北平。一路颠簸，身体略感不适。第二天是“五四”纪念日。陶希圣后来这样回忆：“‘新学联’约我去演讲。我先以心跳病辞，但是后来为了支持他们，仍然答应了。”

“旧学联”在陶希圣眼中是北平人民阵线的一个基地，“马德里是人民阵线的总部，马德里如发出通报，北平人民阵线就立即接受”。这里的“人民阵线”指的就是1936年5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人，以上海为中心组织并发起的一个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左翼政派”。由于双方政治语境不同，在陶希圣看来，“人民阵线运动起源于西班牙内战”。这件事的背景又是：1936年2月，西班牙举行大选，左翼的人民阵线获胜，成立了联合政府；7月，军官佛朗哥发动政变，以“新政府”与联合政府相对抗，内战随即爆发。德国和意大利分别派兵到西班牙协助佛朗哥作战，英国、法国对西班牙联合政府实行封锁，苏联则对联合政府予以大力支持，西班牙内战最终演变成一场“国际内战”……陶希圣据此认为：“共产国际把人民阵线运动推介到中国来，当然是师法马德里的人民阵线，进行反国民政府的活动，上海抗日救国大同盟就是这个运动下的产物。”

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抗日救亡运动在当时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欢迎与支持，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是中共统一战线的需要。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等人，代表“我们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毛的这封信原载1936年10月30日《救国时报》，这是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创办的一份机关报（原名《救国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发行部设在巴黎，主办人为吴玉章，历任编辑有廖焕星、李立三等。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发起的这场全国性救亡运动，对当时中国政治的影响极为深刻，也导致青年学生在思想和行动上的严重对立，陶希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卷入这场冲突中去的。

5月4日，“新学联”在宣武门外师范大学广场召开“五四”纪念大会，“旧学联”学生亦到现场。主持人宣布开会后，“旧学联”学生立即高唱“保卫马德里”之歌，同时台上两派学生发生争执。“旧学联”学生将国旗扯下，一时之间，会场秩序大乱，一些中学生为护国旗，与“旧学联”学生发生冲突，“旧学联”几位学生受轻伤，然后才退出会场。秩序恢复后，陶希圣即登台演讲，他指责左派学生高唱“保卫马德里”之歌，“显然是分裂中国，演出西班牙内战的惨剧……”

事后，左派教授让“旧学联”向地方法院提出诉讼，以伤害罪名指控“新学联”学生，并诉陶希圣以教唆伤害罪名。陶希圣即在天津《大公报》上撰文反驳，其标题为“残余的西班牙主义”；同时自撰辩诉状，以辩护人戴修瓒律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主任）的名义，发表在《世界日报》。之后，陶希圣连续撰文四十余篇，与北平左派教授打了一场艰苦的笔战（他本人称之为“苦斗”）。

一日，陶希圣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后园遇见清华大学的张申府，张对陶说：“你那篇文章，题目就不通。什么叫‘西班牙主义’？”陶答道：“你们人多，我只一人。我能攻不能守，所以必须随时采取攻势。我今天要把‘绿帽子’加到你们的头上，哪管什么通不通。”张申府叹道：“那又何必？”在陶希圣的眼中，张申府以及北大教授马叙伦，北大法学院教授许德珩，北大文学院教育系教授尚仲衣，中国大学教授黄松龄、施复亮（施存统），朝阳大学与中国大学教授马哲民，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长范文澜等人，无一例外都是激进的“左派教授”。从1936年1月28日“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的参与者名单来看，马叙伦、尚仲衣、黄松龄、许德珩、张申府等人均列其上，马叙伦更以“自影蹉跎近老身，放言犹动少年人”这样的诗句来表达当时的心情。

北平新旧学联这场为时两个多月的冲突，不仅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关注，也让共产党领导人予以重视，在此时谁也不愿看到“挑起内战，分裂国家”的罪名被人扣在头上。一位署名“凯丰”的共产党人致函陶希圣，表示愿意出面来调停这场冲突，并暗中托人（北平农学院总务科科长吴某）安排与陶见面。陶希圣对这位“凯丰”先生表示：“斗争的动力不在我，是在他们。他们要分裂中国，我反对他们分裂中国运动。”“这次谈话之后，那班左派教授果然安静下来。”

陶希圣上庐山后，偕同周佛海去看望周恩来等人。一见面，周开口就说：“陶先生，你在北平打得很苦！我们多年反对国民政府，反对蒋委员长，今日一转而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这一个弯是很不容易转过来的，连我们干部也转不过来。我们在延安费了很大的气力说服大家，也难怪北方那些人不易说服。我们还派了人去解释……”这个人可能就是“凯丰”。这场冲突与笔战因时局变化而终止，但作为社会史专家的陶希圣在政治上的态度与立场，深得国民党高层的赏识。与左派教授打笔战时，其锋芒与犀利亦给平津学界留下深刻印象。胡适曾以北大同事的口吻调侃陶希圣，说：希圣这个人“无名师益友，但为文所向无敌，是不是运气使然”？

会议期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厉生与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分别找陶希圣谈话。前者谈的仍是这次北平学界新旧学联之间的政治冲突，内容与陈公博所说差不多；后者谈的是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两个人的谈话，虽然始终没有涉及陶希圣今后在党内的具体工作与职务，但从陶希圣旋即进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周佛海任组长）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应聘为国民参政会议员这两个细节来看，他已成为最高当局视线中推动国民党战时对外宣传工作的最佳人选。

二

牯岭茶话会预定分三次举行。第一次茶话会，参加者以平津学界人士为主。但战争形势急剧变化，蒋介石等人仓促下山返回南京。第一次茶话会亦匆匆结束。第二次茶话会的客人以上海、南京学界人士为主，然而等到他们纷纷到达牯岭，茶话会已无法再开。蒋在下山之前，单独召见陶希圣。陶希圣后来回忆：

陈布雷来找我去见委员长。布雷说：“在会中，你是客人，现在则是以党员的身份见主席。”蒋委员长见了我，说：“你在北平做得很好，你还是回去指导他们继续努力。”我说：“总裁，国民党有四个单位四个组织，我指导谁？”委员长起身说：“我叫他们听你的话。”出来后，我问布雷：“这是怎么回事？”布雷说：“这是命令。”我很惶恐……

这件事来得确实有点突然，否则不至于感到“很惶恐”。在这之前，陶希圣并无从政之意，亦未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卢沟桥事件骤然而至，全面抗战不可避免，许多人的命运无疑就此改变。在庐山，陶希圣为众多名流中的一个，也就是陈布雷所说的“客人”。然而，当身份在一瞬间转换，本来应有的那份从容与自得亦不复存在。

其时，陶希圣虽为中国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但在党内不过是一个有些声望的普通党员而已。当年他在上海主编独立青年社之下的《独立青年》周刊时，其政治思想路线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曾提出过“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劳工自决”这样的口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认为其符合三民主义之要旨，力劝陶加入国民党，这成为他接近国民党的第一步。1927年北伐时期，陶希圣忽接一纸电令，受聘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兼军法处处长，授衔中校，这才与国民党有了实际接触。之后他个人的主要经历不外是当编辑、做教授，其间一度脱离任何政治活动。

从一个普通党员，如今一下子进入委员长侍从室，置身于中国政治权力的中枢，尽管其在主观上并无什么政治野心，却可见当时学人从政受到某种程度的重视，同时也暴露了战时体制之下权力少受约束的某种弊端。以我个人猜测，这件事可能与陈布雷、周佛海有关，甚至也不排除可能有汪精卫的荐言。早在1925年，陶希圣独闯上海、仅凭一支笔打天下时，即与名记者陈布雷结为至交。1928年春在南京，陶一度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兼任政治部训练科科长，其时政治部主任就是周佛海。不久之后陶希圣回上海卖文为生，它的两本重要学术著述《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均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周佛海即为此书局主要合伙人之一。而汪精卫曾给蒋介石一信，对陶希圣的政治态度颇为认可。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一直影响着它的前途与命运，蒋介石也利用这些纷争不断强化个人的权力。在这时，为了“回应逐渐高涨的来自政权外部的要求民主的声音和应对真正开始的中日战争而采取的战时体制下事实上的联合体制……必然要求强化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凝聚力，结果这种凝聚力就集中在蒋介石个人身上了”，如不久（1938年3月）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就是为了进一步确立蒋介石的党权。在这个背景下，一个突如其来的“命令”改变陶希圣的人生轨迹，也就不足为奇了。对蒋介石来说，这不过是权杖之下在用人策略上的一种考量；对陶希圣而言，此时被赋予或所承受的角色变化，恐怕更多的是来自这个党的意志或纪律的压力。两者之间的差异，或可反映出知识与权力的不对等。相形之下，一些超然且独立于党派之外的著名知识分子，则能保持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即进可影响政府，退可批评当局。

陶希圣弃学从政，与其说是学术生涯的不幸中断，不如说是他个人在历史上的一种走失。尽管在那个年代，很难找出“几个真正与政治无涉的读书人”。若比照著名学者萨义德的说法，像陶希圣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实际上已是集编辑、记者、政客及学者于一身，“往往身不由己成为各种权力结构中一员”；或又如当代西方学者科塞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不仅协助掌权者以获得地位的“合法化”，甚至还为他们“提供意识形态的辩护”。科塞的这个观点，虽然是针对西方某些知识分子而言的，如费边主义者或罗斯福“智囊团”的那班人，但陶希圣甫一从政即在最高掌权者身边，从他每周出席在蒋介石官邸举行的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会议即可看出，他也是一个“出谋划策者”，至少在形式上与上述那些人有其相似之处。抗战不久，南京一度成立了大本营。蒋介石为最高领导，大本营分为六部，有关的政府、军事和党的机关都并入这六个部，“以期统一事权，迅速行动”。其中第六部被称为小参议会，因为这一部门也聘请国民党外的各党派人士参加。如左舜生、罗隆基，还有第二国际的一些人，都在聘任之列。据陶希圣回忆：

大本营第六部设于阴阳营四号，部长是熊式辉，副部长是周佛海。这个部聘请各党派人士为顾问或参议，号称为小参议会。我以国防参议员的身份亦参加。第六部主管国际宣传工作，为了参加这一个工作，同时又与各党派人士联络，我有时到阴阳营四号会商事情。

一天，蒋委员长召见我，他说：“武汉闹得不成样子，你去一趟，传达抗战的宗旨与目的，是在三民主义的指导原则下进行抗战。我叫立夫给你安排。”那时中共在武汉活动，我党必须予以抵制。于是，二十六年（1937）十月，在敌机连续空袭南京的紧张状态下，我搭乘龙兴号循长江西上，抵汉口后，再转武昌。委员长要陈立夫为我安排，等于要湖北党部等组织听我的话。

从上述陶希圣的口述回忆中可看出，此时他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他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为当权者提供意识形态的辩护，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1937年11月，持续三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结束，日军攻占上海。中国军队先后投入五十多万的兵力，与松井石根指挥的三十万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进行殊死搏斗，毙伤日军五万多人。虽然最终失利，“但它表现了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它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此时，中央政府机关向武汉及重庆疏散，陶希圣与国防参议会一班人士同乘疏散轮船到达武汉。有关会议仍然每星期在汉口商业银行楼上举行，陶希圣与沈钧儒等人常起争论。

12月9日，左派人士筹划在12日这天召开大会，并在武昌和汉口分途游行，借西安事变一周年纪念，宣传“民主联合政府”。此时国共两党虽已再度合作，但政见上的分歧依然存在。陶希圣在国防参议会提出这件事，他认为：“东战场的战事正在惨烈进行中，还有三十万军队在撤退整理中，而武汉的共产党和外围分子却要鼓动风潮，高唱西安事变联合政府，他们以为国军打了败仗，想在西安设政府，双十二是什么？是西安事变，口号就是联合政府……”沈钧儒说：“这件事真相如何，要问董必武。”黄炎培立刻呼吁要团结，说：“万万不可这样，我一定去找董必武谈谈。”董必武是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后的驻京代表，此刻在武汉。沈钧儒、黄炎培等人经常在政府与八路军之间奔走。等黄炎培说完，陶希圣又说：“董必武对人说：‘只怕国民党关门，只要他们的门开一条缝，我们便挤进去；门缝挤大了，我们便撞进去；门撞开了，我们就打进去。’你们诸位还与他谈什么？”沈钧儒急忙摇头，说：“董先生真说了这句话吗﹖不可信，不可信。”

其时，陶希圣与周佛海在汉口英租界特三区天津街四号创立了一个团体，即“艺文研究会”。周任总务总干事，陶任设计总干事。周时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同时又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负责人。“艺文研究会”隶属中央宣传部，但对外并不公开，负有指导全国舆论的政治使命，由蒋介石资助，汪精卫指导，周佛海组织，陶希圣主持，以“内求统一，外求独立”“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等口号为宣传重心。“艺文研究会”后随政府去了重庆。陶的好几位学生，如北大的何兹全、曾謇、武仙卿、沈巨尘，北师大的鞠远清等，都在这里谋职，何兹全戏谑自己为陶的“亲兵”。

“艺文研究会”当时有一刊物叫《政论》，发表过陈独秀的一篇文章。陈认为希特勒的法西斯是极右，斯大林的党是极左，两者都是反民主的，不要以为希特勒与斯大林现在势不两立，总有一天他们会合在一起……此文引起轩然大波。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发表谈话，指责陈独秀接受日本津贴每月三百元。实际上，自陈抗战初期出狱后，初住南京，后到武汉，是“艺文研究会”在资助其生活费，说到底即陶希圣所为。在1927年北伐时期，陈独秀曾有恩于陶希圣，陶一直未敢忘怀。周恩来这次显然是误会了，陶就此事发表文章公开为陈独秀辩解。那时陶希圣每星期去看陈一两次。一次陈对陶说：

我在狱中几年，想了很多，民主政治虽然也有缺点，但是政治制度中没有比民主政治更好的了……我现在还相信社会主义，但认为应走民主政治的路。

陶希圣此时的政治理念，与陈独秀有一定距离，但两人对时局的许多看法颇为一致。这也反映在某些小事情上。有一次，陶希圣进陈宅，见李公朴匆匆走出。进门后，陈告诉陶希圣：“刚才公朴来谈，碰了我一个钉子。我对公朴说，你们跟着斯大林喊口号反法西斯，那是对的。可是你们要提防有一天苏德要合作。公朴说，苏德合作是有可能的。我说，你们抗日的口号是喊得那样响，假如有一天，苏日合作了，你们又怎么办？说到这里，公朴的脸通红，回头就走，我也不送他了。”陶听陈独秀讲完，便说：“公朴的脸是那样黑，怎么会红呢？”两人拊掌大笑。很显然，陶是同意陈的这些看法的。

从若干历史回忆的细节中，不难发现陶希圣自从政后，其政治立场更加意识形态化。这不仅表现在面对个人的价值判断时，陶表现得很迟疑，更重要的，是受党派立场和身份的限制，他少了一种知识分子应有的“自由精神”，陷入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两难处境。或许像“威廉帝国时期的德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忠于帝国”一样，在中国抗战时期，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入仕从政，从客观上讲，对国家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但对个人来说，远离学术上的自身优势，一头扎入强大的政治集团势力范围，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症候，或如胡适当年对傅斯年所说，弄不好就“成了政府的尾巴”。

不过，当历史处于一个拐点，尤其是国难发生之时，知识分子以其“精英意识”介入现实政治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强烈，也往往可获得一个“尽其言责”的时机与空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当局也希望能有一些在学术与人格上皆具声望的人出来为国家做事（傅斯年视如征兵），以彰显政府的某些“开明”，这就提供了双方“一拍即合”的可能与条件。也就是说，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想从政的学人都可以从政，政府同样也会有自己的选择。陶希圣之所以被当局和蒋介石选中，除了他是国民党著名的党员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政治思想内核与蒋介石的政治路线大抵相近，尤其是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上所获得的建树，被蒋看中并且加以利用，这从陶希圣日后为蒋捉刀《中国之命运》一书即可看出。

三

陶希圣在从政之前，已是一个在学术上颇有创见、有一定影响的学者。他创立的“食货学派”，对20世纪中国史学具有深远影响。他在史学方面的造诣，使之成为平津学界中的重要人物。有关陶希圣的学术历程及地位，台湾地区原“中研院”史语所所长杜正胜早年有过一篇学术文章，是这样加以概括的：

希圣先生的学问植基于以社会为核心的史学。其学术历程可以分为成学、社会史论战、《食货》半月刊、《食货》月刊和晚年定论等五个阶段。他因论战而成一时之名，却以《食货》立百代事业，此五个阶段展现几种学识境界，但从青壮之成学到晚年的定论，我们仍可发现其一贯之道，那就是以礼与律为基点，探讨中国的社会组织与社会伦理。

陶希圣自幼年起即接受父亲给予的传统学问训练，以“四史”为研究历史的基础。在北大时期，陶希圣主修法律，研习亲属法。他晚年自述：“家学所传者为史学，大学所受者为法学。史学与法学两道思潮，汇合为中国社会史学。此生若有可称为学者，只是中国社会史学而已。”

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对于国民革命之性质颇多疑惑，甚至感到迷茫，进而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展开激烈的论战。陶希圣为这场论战的要角之一，他在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的两本著述，皆为论战之时的畅销之作，影响甚至波及海外，因而这一时期有“陶希圣时代”之谓。不过，这时陶希圣的政治思想更为接近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为核心的激进左派。1928年12月，陶希圣加入国民党“改组派”（全称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是一个拥汪为领袖的政治派别，以“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为总口号，坚持国民革命必须以三民主义为不二法门。其尽管也强调国民革命应由国民党来领导，但更重要的主张则是目前的国民党应加以改组。这个组织的中枢是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为核心的“粤委”，其主力干将就是陈公博。“‘改组派’的内部结构相当松散，人员构成也比较复杂，既有受到蒋排挤、希望与蒋抗衡的国民党要员，也有很多满怀革命理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从学术理论角度对于中国的社会和历史进行剖析，既不赞成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更对在国民革命中发迹的蒋介石等新军阀独裁专断、脱离民众、丧失革命精神不满。陶希圣就是这其中的一分子。”

加入“改组派”这件事对陶个人来说，有着正负两个方面的深远影响。从正面来讲，出于上述政治倾向，他本人透过若干著述对史学与革命理论有了一个大致的梳理。也就是说，“改组派”中具有学术理论素养的一些人，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量，多半采取“厚今薄古”的态度，他们尤其不满戴季陶等人对“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的解释，其抨击对象更多的是国民党内部中的那些“右派”。从历史角度对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加以阐述，学养深厚的陶希圣无疑是这些人当中最为得心应手的一位。“陶希圣的文字看上去虽然不像陈公博等人那样锋芒毕露，但却最有历史的纵深度，因而其理论的说服力也最强，影响也最为长久。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可以说陶希圣这一时期的思想言论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国民党‘改组派’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前途基本认识的理论典型。”

从负面来讲，陶希圣参与“改组派”，在脱离北大校园从政不久，即追随汪精卫等人在抗战初期鼓吹什么“和平运动”，并参与汪组织早期与日本人的“议和”密谈。对于蒋介石而言，这些是在政治上不可饶恕的“逆行”。陶希圣后虽中途大梦初醒，乘桴过海，揭露汪精卫等卖国求荣的卑劣行径，戴罪立功，但其间的反反复复，亦遭人诟病，更被某些正统史家视为“政治上的投机人物”。关于陶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得与失，我曾向中山大学著名学者袁伟时先生请教。袁先生在回信中说：“鄙意以为1927年清党以前，他基本上是个正面人物。三十年代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主编《食货》均有其贡献。难点是与‘改组派’和汪精卫的关系。‘改组派’反蒋是对的。他跟随汪精卫跑河内和南京，后来又回来，这是迄今没有弄清的大疑团。蒋介石不是大傻瓜，也不是卖国贼，为什么那么重用从汪精卫身边回来的陶希圣呢？只要将这个问题彻底弄清，已经功莫大焉。”袁先生一语中的，但陈义太高，不是我这样的人（非学者）一时可做到的。不过，从这一时期陶希圣“居中偏左”的政治立场来看，其思想资源以及治学方法，明显受到唯物史观的某些影响。对于这点，他后来在《潮流与点滴》一书中亦有忆及：

这两年间，我对于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与论文，从英文及日文译本，下了工夫。同时对于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选读了不少。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与其说我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毋宁说我欣赏考茨基的著作。例如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就是我用心读过的一本书。然而我的思想方法仍不局限于此。我用的是社会的历史的方法，简言之即社会史观。如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和奥本海马的《国家论》才真正影响我的思路。

其得意门生、著名史学家何兹全先生也认为陶的史学思想，在当时受辩证唯物论的影响。从当时那场中国社会史论战来看，多数论战参与者，无不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自居，其中有干部派、托派（反对派）、国民党等派别，陶希圣是自成一派。由于政治立场不同，政治上的互骂，最终转变成学术上的互骂。“但从纯学术方面说，这时期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确是一个高潮。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无不是出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书的。”及至创办《食货》半月刊，陶希圣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才有了一定的转变。何先生这样说：

陶希圣1931年暑假后到北京大学任教。1934年编辑出版《食货》半月刊。在创刊号的“编辑的话”里，他对于编辑出版《食货》的宗旨和态度，曾有扼要的说明。他说：“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当时（指社会史论战时期）的风气，是把方法当结论的……把方法当结论，不独不是正确的结论，并且是不正确的方法。”“那末，心里一点什么也没有，我们去就史料论史料，好吗？这也是不成的……没有任何意见在心里，你去哪儿去找那个材料？……你总得有了疑问，有了假说，你才会去找证据的，你才能找着别人没有说出的证据。”“这个半月刊不把方法当结论，也不是没有一点什么疑问，没有一点什么假设，单纯排起材料来的。这个半月刊要集合，要欢迎在切实的方法之下搜集的材料……”从他的这些话里，可看到陶希圣当时的思想。

陶希圣早年对“正统历史学”也就是乾嘉一脉的考据学有所不满，这时他发现，倘若不能广泛和仔细地运用史料，论辩就会流于空谈。陶后来回忆：“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方争辩，以唯物史观为问题之焦点。单凭唯物史观之理论与方法，使用贫乏的历史资料，填入公式，加以推断，达成预定之目的。此可谓论战各方共通弱点或缺点。《食货》半月刊力排公式主义与教条主义，指出历史学方法必须从历史资料中产生，始有其真实的功能与价值。”以陶希圣之子、历史学者陶晋生院士的看法，这是其父多年从事历史研究的一个心得，表明他的史学理论正趋于成熟。《食货》半月刊自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陶希圣倾注了大量心血，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六篇，译文两篇，其他七篇，共计四十五篇，位居各作者之首。与此同时，其陆续出版了四卷本七十余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形成“中国社会发展分为五阶段”之说。

应当承认，此时的陶希圣，在中国学术界已立足成势，风头正健，并由此产生了一个“食货流派”。关于这一点，由于长期以来陶本人在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特殊政治角色，“学术界对其学术倾向的判断存在很大差异，其学术价值一直为政治的强光所遮蔽”（陈峰语）。中国社科院著名经济史专家李根蟠则有较为公允的评价：“《食货》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贡献是不应抹杀的，全盘否定并不公允。”80年代初上海书店曾向海内外推出《食货》半月刊影印本，可见其学术价值长期犹存。

然而，1937年7月卢沟桥的惊人枪声，不仅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改变了许多学人的命运。顷刻之间，在战火纷飞之中，陶希圣呕心沥血操办的《食货》杂志不得不停办，他本人也从一名学者转变为最高当权者的政治幕僚。这其中固然掺杂着某些不可抗拒的现实因素，但在陶的内心深处，对现实政治如梦魇一般挥之不去的心结，使其就像牛顿的那个苹果，在“道”的万有引力之下（清初顾炎武有“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之说），落入无底之井，从此成了一个“服从政党的政论家”。当年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那个“锋芒太露”（陈布雷语）、神形皆备的“学者陶希圣”不复存在了。但事情或许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以陶的北大同事兼好友胡适先生为例，尽管后来政府也不由分说地“调兵”调到他、“拉夫”拉到他，使他“没法子逃”而出任驻美大使，但胡适骨子里仍是不愿从政的，他曾对妻子说出这样的心里话：“战事一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请你放心，我决不留恋做下去。”陶希圣则不然，如同守着一盏灯幽幽暗暗地走到了底，所付出的代价，不仅是学术研究上的多年中断，而且还应包括在政治上的某些失误（后果即为“走失”），无怪乎何兹全先生这样评价：“陶先生一生中政治上最大的失策或错误，是跟随汪精卫出走。从我和陶先生的接触中，我理解这是陶先生一生最痛悔的事，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结。”

四

1937年12月，陶希圣奉命从南京前往湖北。

他搭乘“龙兴号”溯长江西上，抵汉口后，再转武昌，这时他的家人也已从北平逃到武昌。陶希圣是湖北黄冈人，对这里的一山一水并不陌生。其时陈立夫已为他传达组织上的交代，吩咐湖北省党部等组织直接听命于他，其中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发表演讲。他除了在湖北省党部汉口青年团等组织进行演讲之外，“接着在粮道街中华大学、昙花林华中大学及其他学校，演讲多次，或明示、或暗示，对中共作观念上与思想上的斗争”。从这个细节看，陶希圣从政后所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为当局的意识形态作辩护。不久，国防参议会迁往武汉。陶此时特别反感有人提“联合政府”这一口号，甚至与人交谈时也不加掩饰。有一次，北平中国大学的左派教授马哲民来见他，两人是老乡。陶则对他说：“你在北平一口黄冈话，到了武昌又是一口京腔，腔调都变了，是不是联合政府快成立了！”马闻之不悦，站起身来就走。以陶的书生性格，理应不致如此。可见当时政见上的分歧，受到党派与理念的影响，已变得异常尖锐，否则在日常交往中不至于这样“剑拔弩张”。

这时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已在汉口开过，蒋介石被推选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总裁名义很大，有如总理”，所谓“名义”，无非就是权力。如上所述，在汉口成立的“艺文研究会”，实际上是国民党在文化宣传上的一个“别动队”（陶希圣自语）。不过，其主要负责人周佛海、陶希圣、陈公博、高宗武等均为当时“低调俱乐部”成员，这些人与蒋、汪在政治上有一种复杂的公私之交。这一事实，在后来事态的发展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出现一个“低调俱乐部”的名称。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原为邵力子，后来是叶楚伧，副部长是周佛海。周为人豪爽，与陈布雷相交甚密，中央要人及北方来者常至其处，因此家中总是高朋满座。尤其遇敌机来袭时，躲在他寓所内防空洞最为安全。所以，我们平日常在西流湾周寓防空洞中闲谈，交换消息……宪兵司令谷正伦，有一次曾善意的警告周佛海说：“你们这个‘低调俱乐部’，小心点哦！”

战争仍在进行之中，面对日本惨无人道的蛮横侵略，中国人抗战的决心势不可当。李宗仁、冯玉祥等人提出“焦土抗战”“长期抗战”的口号，从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国人的一种悲愤情绪，包括后来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样的口号，都足以显见战争的空前惨烈。

然而，此时却有一些人对抗战缺少应有的信心，其代表人物就是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这些人。胡适就任驻美大使之前，曾一度与“低调俱乐部”一干人士有过来往，但胡适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人，在政治上毫无野心，无论议政或短暂从政，都基于做国家的“诤友”这一立场，与国民党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胡适虽提出“苦撑待变，和比战难”，但与汪精卫等人的“妥协合作”相比，在本质上是两回事。至少他仍持有这样一种信心，即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将来必会卷入亚洲战场；到那时，战争形势将出现根本性逆转。“胡适这项消极中的积极，悲观中的乐观，后来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不幸那时的汪派人士，却见不及此也。”

陶希圣也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有野心的人，但他似乎缺少胡适的那种远见。他从情感上相信，在七七事变之后，汪精卫偏向于直接与日本谋和，仍是以其最大的努力在为国家着想。当时与日本人交涉“和议”，由蒋介石、汪精卫共同负责主持，具体则由原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后赴港主持搜集日方情报的高宗武秘密进行。国防最高委员会后迁至汉口，除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曾居间为中日进行调停之外，中日政府之间另外还有过三次调停之议。“一为意大利驻华大使，他是墨索里尼的女婿，花花公子，与陈公博是好朋友。他至武汉提出调停之议，由汪先生接见。第二次是英美大使居间，也是汪先生接见的。第三次是盛宣怀的长女即诸青来夫人，她经香港到汉口，说明日本政府不以蒋委员长为对手，却希望汪出面讲和。汪的答复是他离开抗战而独自言和，是不可能的事。他告诉盛大小姐，这件事要立刻报告蒋委员长，并劝她立刻回香港去。”但从不久之后的事实来看，汪内心深处恐怕早已僭越这一思路，否则后来不至于走得那样远。

按一般说法，汪积极鼓吹“和平运动”，与日本人暗通款曲，甚至不惜再搞一次“宁汉分裂”（1927）或“扩大会议”（1930），是因为他本人多年来与蒋斗法争权所致。这话并不错。自1926年“中山舰事件”以来，汪、蒋两人在权力上明争暗斗已为众人所知。尤其是1938年春天蒋介石大权在握时，汪以国民党第一元老屈居“副总裁”，确实心有不甘。但汪精卫最终走上卖国求权之路，并非仅是为了与蒋争权夺利那般简单。从60年代披露的陈公博狱中遗作《八年来的回忆》中可知：汪精卫“主和”的症结，其远因是受到长城古北口之役的影响，其近因是受到西安事变的刺激。“自西安事变发生后，汪先生更是倾向于和平，以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如果中日两国战争，结果在国际上恐怕只便宜了苏俄……”陈与汪有着私人之间的厚谊，他应当是了解汪的心境的。可汪后来公开背弃重庆，却为他始料不及。他当时就对汪说：

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日本对中国要求什么是他们的限度，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他的对我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一件绝对危险的事……

汪精卫在1932年至1935年间出任行政院院长时，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其“用意就是避战”。但有关研究者指出，此政策并非仅代表汪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当时南京政府的共识。抗战初期，高宗武与日本人秘密接触，其实是得到汪、蒋两人的默许。到了1938年下半年，日本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事情才起了根本变化。汪这时竟以为自己是替代蒋的不二人选，以其副总裁之尊而背离国民政府，出走河内，这很难说不是日本人包藏祸心、以汪为诱降对象的一个阴谋。汪的所谓“和平运动”，与时局的变化以及民族的诉求已越来越远，其中最大的分歧就在于，中国不是不要和平，而是怎样去实现和平？当一个人的思维超越历史条件之时，往往会走向事物的反面。汪的思想之所以出现转变，应当说是一种失败主义情绪的恶性发展。当然，不排除在汪的意识深处，因与蒋的矛盾日益尖锐，才试图另谋出路。汪有“活烈士”之誉，少年时“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之豪迈，曾让人引为壮语。何以在知命之年，干出卖国求权之事？唐德刚曾问过高宗武，高以两字点睛：“押宝。”将其个人的政治生命押在侵略者的身上，这显然是押错了地方。汪的“和平运动”乃至最终投敌，无论从民族的尊严还是从国家利益加以考量，在当时不可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包括龙云、张发奎这些对蒋有所不满的地方军阀，也是心怀鬼胎，按兵不动。

那么，陶希圣为何又会掺和其中呢？这恐怕又要扯到前面所说的那个“改组派”了。蒋介石虽然赏识陶希圣，甚至将其调至侍从室加以重用，但陶希圣骨子里还是一个汪派人物。何兹全先生认为：“陶先生和汪精卫的关系在1928年前后就建立起来了。揆诸三十年代国内政治情况，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陶先生的思想情况，那时他靠近汪就比靠近蒋的可能性大。”这一点，我在阅读陶希圣夫人万冰如女士的未刊回忆录《逃难与思归》时得到证实：不论是1928年在武汉，1930年在上海，还是1937年再到武汉，陶一直是汪派。从一个人的文采流韵、器宇见识、气质修养来讲，像陶希圣这样的书生对汪产生好感，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另一方面，此时陶对战争情势亦不甚乐观，与汪等人对战局的看法如出一辙。这就使得他们在政治上能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再加上先前“改组派”这一层关系，陶随汪出走，虽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从陶希圣1938年12月31日给驻美大使胡适的一封信中，可窥见其当时的真实心态：

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于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看见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任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决心去国。没有带出一个多的人，只有公博、佛海及希。我们不想作积极的打算。我们第一，想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我们一样爱护蒋先生，支持战局；我们不同的只是认定再打下去，只有更加沦亡，更加无望，应当及时谋战事的结束。

此信写于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的第三天，国民党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前一天。信很长，这里只节录其中一段。这封信透露了当时国民党高层人物在国是上的严重分歧。这些话，陶只对胡适一人说，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应当承认，陶信中所说并无夸大之词。郭廷以或黄仁宇等当代著名史家的著述，包括蒋介石本人的日记，都可证实当时战争的惨烈与无助。“自淞沪作战至南京的大屠杀之后，蒋介石所受到的羞辱与挫折，可以使多数的人肝胆俱裂，而且痛不欲生。开战未逾六个月，敌方已占领上海、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包头、太原、济南、青岛，看来打通津浦路已是指顾间事……”也就是说，抗战初期，战事并未如蒋介石想象中的那样顺利，国际的反应“更足令人寒心”。然而，另有一事实不容忽视，甚至更为重要，即虽然初期抗战无争胜之可能，但对于鼓舞人心则收效极大，正如唐德刚所说：“殊不知处乱世，当大事，往往都是乘势而为之的……抗战初期，全国上下，激于同仇敌忾之心，大家都忘其所以，而大叫其‘抗战到底’和‘焦土抗战’。与日偕亡之心，正是普遍的民气，青壮年尤然，军人更是如此。”美国人史迪威时任驻华武官，他也看到了这一点，在日记中慨然写道：“蒋介石不能放手。他呼吁全国，全国响应，现在他只能继续下去。”蒋介石在1938年1月15日的日记中也发誓：“固无论其如何举动，皆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及胜利之信念。”

如此看来，当时确实存在着一个对于时局的估量问题。这里我们不妨将陶信中几个关键说法作一解读，即可知汪、蒋两人的分歧在所难免。（一）提携共产党。此时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内部有许多人反对，汪的多次表态更为明显。尤其西安事变之后，蒋对中共的态度有所转变。但大战当前，唯有对各种抗战力量进行整合，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二）蒋拒绝和议。事实上，蒋为此努力过，但日本军队中的“扩大派”得志便猖狂，无法扼制，局部事件最终演变为全面侵华。此时若坚持再谈，与国家利益以及民众诉求相去太远，蒋当然要拒绝。更有甚者，南京失守后，蒋驻节武汉，日本人又提出新的条件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当时蒋的反应极为强烈，认为“日本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之为愈”。（三）退隐不问政事。此言一出，书生性格跃然纸上，一如明末四公子诸人。出则忠义也好，入则孝悌也罢，然而遭遇一点挫折，即归于一个“隐”字，全无政治上的勇气和远见，是自己先打败了自己，开始退居主流政治的边缘。如此这般，可见汪精卫等人在国势日蹇之下无可奈何的一种真实心态，其可笑之处，将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陶希圣在政治上一时之糊涂或迂腐，说他在关键时刻“走失”，恐怕并不为过。

1939年1月，陶希圣从河内到达香港，与高宗武两人在汪应否进入敌占区这个问题上与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发生争执，这时他已知晓汪精卫想另立政府。陶派自己的学生武仙卿赴北平考察日军占领实况，特别嘱其前往九道湾拜访一下周作人。武仙卿回来后，转达周对陶的忠告：干不得！

其实，汪精卫夫妇在内心对陶并不信任。自心腹曾仲鸣在河内被刺后，汪精卫受到很大刺激，但此时通电既出，除投敌之外已无他法，真可说是陷入了政治上的一种绝境。不久，汪手下一班人潜入上海，汪夫妇则由河内到广州，陶希圣与陈公博仍留在九龙。1939年5月，汪夫妇派人到九龙让陶、陈两人前往广州。据陶希圣追述：“公博与我初到广州，即被接到爱群酒店。公博先到东山汪公馆，数小时后，始有人来接我到东山。后来才知道汪夫妇对我已有猜疑之意。”陶随汪离开重庆，是“幻想支配了一切”，现在已开始醒悟过来。6月5日，他给已在重庆的学生何兹全写一信：

弟现正在于悬挂空中之境遇。弟以为中国对敌“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至其主体则“战由国府战，和与国府和”，如此始可不至于“战既不能，和不由我”。此皆在国内时，曾为当轴深言之者也，迄今仍坚持不变。此坚持不变之立场，不因他人之转变而动摇。以至自处于十二万分之苦境，然亦不怨也……因之谓汪即将组府者，姑无论汪之下有人力主与否，断不能很早成为事实也……汪之旧人不恤离去以相争，只有某某新交力主组府，然组府岂易为哉？

“某某新交”指的是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周、梅两人先前均为蒋的旧部与亲信，他们随汪出走，本身就疑点多多。陶信中说的“旧人”，指的是顾孟馀或陈公博，对于汪在河内发表“艳电”一事，顾与陈实际上是不赞成的。据陶希圣回忆：“周佛海与梅思平是出自蒋先生门下的，他们能走到哪里去呢？以前好几次，汪先生与蒋先生不合，事后还可以见面，至于他们二人，还能跟蒋先生见面吗？他们是走上一条不归路了。我与公博主张到巴黎去，但是这就政治上而言，是无意义的事，他们不肯。”毋庸置疑，汪组织内部已开始出现分歧，陶希圣与高宗武的看法似更为接近，但陶又发现：“这时汪夫妇与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

这一年8月，汪在上海召开所谓“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显然是一次不合时宜甚至是非法的会议。汪指定陶希圣为中央党部宣传部部长，周佛海、梅思平分任秘书长和组织部部长。对陶来说，这是一个辞受两难的任命，其处境一下子变得“敏感”起来。重庆国民政府明令通缉这些人，但在通缉名单上却没有陶希圣的名字。后来才知道，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通过通缉名单时，蒋把陶的名字给圈掉了。“圈掉虽然没有什么，但是，却使我陷入被监视的情势，”陶后来这样说。

接下来是令人沮丧的南京之行。

这时欧战已经爆发，日本与德国、意大利、苏联的四角关系益见密切与复杂。虽然苏联人支持中国对日作战，但同时也未放弃与日本保持联系。这时日方影佐帧昭等人积极活动，以促使汪精卫早日组建政府。日方某些人的设想，是第一步在南京，先让汪与两个傀儡分子王克敏、梁鸿志见面。在日本人看来，汪精卫若想组建政府的话，必须得到这两个人的协助才行。其实，在当时的中国政坛，王、梁两人与唐绍仪、吴佩孚一样，基本上都是过气的人物，日本人的“盘算”不免滑稽可笑。

1939年9月19日，汪精卫等人从上海乘火车抵南京，同行的有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还有高宗武。高是自己提出来要去的，汪误以为这时悲观的高宗武也开始乐观起来。从高的未刊回忆录中可知，他之所以自告奋勇前往南京，是想通过王克敏劝汪不要另立政府。五年前，高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时，曾奉命处理华北事务，与王克敏打过交道，王对其特别赏识，甚至想把自己美丽的女儿嫁给这位年轻人。到南京后，高即与王秘密见面。王这时眼睛差不多已全盲，仍戴着墨镜。高对他说：“我对这些会议完全没有兴趣。我来南京的目的只是要来看你，希望能够说服你阻止组织傀儡政府，你我都很清楚日本人是在玩弄把中国分而治之的老套，这对中国非常有害……”王长叹：“前途很黑暗。过去几年每次向日本人提出要求，都要激烈争吵，而每次我都失败。我绝对反对成立新政权。”

在高宗武的说服下，“在现在的傀儡与将来的傀儡的会议上”（高宗武语），王克敏真的站起来反对建立什么“新政府”，但他的意见未见采纳。汪、王、梁三人的会谈，实际上徒劳无功，结果是汪背后的影佐机关、梁背后的原田机关、王背后的喜多机关——日本人自己谈了起来，这些人各自代表一方势力，既对立又勾结。陶希圣不禁叹道：“这么一来，使我们更加看透了傀儡之所以为傀儡者的鲜明事实。”这里的“我们”不包括汪、周、梅诸人，而是指陶本人与高宗武。陶希圣当时就对周、梅两人打了一个比喻：这如同四人打麻将，背后各有一个参谋。打了两圈之后，参谋们自己伸手直接打了起来，结果弄得本来的四个人只好束手旁观。

在离开南京前夕，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山田乙三在傅厚岗一幢洋房里举行宴会。席间，高宗武突然脸色苍白，几乎要昏厥过去，随即被周佛海扶至另一房间休息。众人以为食物中有毒，大惊失色。其实是虚惊一场，数分钟后，高渐渐恢复了正常。不过，由此事却可见参与者的紧张心情。高后来解嘲说：“我猜那是山田身上的酒气和傀儡们的谄媚丑态造成的。”当天晚上，高对陶希圣、梅思平说，应尽一切办法阻止“新政府”的成立，陶一口答应，梅则不表态。“汪先生从南京回上海，再开会时，大家都不愿提起此行，只是心里都蒙受上一层漆黑的影子，是侮辱，是羞耻，也是懊悔。”这是陶希圣对南京之行的悔恨之笔。

此时，重庆方面在指挥军队奋力抗战。1939年9月初，日军为配合德、意在欧洲战场的进攻，调兵攻打长沙。国民政府下令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组织长沙会战。中国军队采取“逐步抵抗，诱敌深入”的战术，利用有利地形，消耗敌人，各个击破。打到9月底，日军已粮尽力竭，无力组织新的进攻，不得不退至汨罗江，随即全线撤退，中国军队取得了长沙会战的胜利，共歼日军三千多人。这一年12月11日，蒋介石宣誓就任行政院院长；16日，李济深、陈诚奉命自重庆抵广西，协助白崇禧组织桂南战役。1940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国军民努力抗战，实行精神总动员。次日，中国国民外交学会电请美国罗斯福总统对日实施经济制裁。

而这一阶段，汪精卫等人又在做些什么呢？1939年10月，日方影佐祯昭少将向未来的所谓“新政府”提交了一份《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其条件之苛刻，其用心之险恶，远远超出一年前的“重光堂协议”和“近卫声明”。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1月3日分别致函汪、周两人，表示不愿再出席这样的会议，更对陈璧君说：这份“要纲”实质是德苏瓜分波兰之后，日苏再瓜分中国；所谓谈判，不过是一瓜分契据，由几个中国人签字而已……陈璧君将此话转告给汪，汪听了落泪不止。他显然被这些内容吓坏了，对高宗武说：“看来那些主张抗日的人是对的，而我们错了……”

此时汪夫妇又密谋，想就两种方案取其一而脱身。一是从愚园路迁居法租界的住宅，发表声明，停止所谓“和平运动”，然后亡命海外；二是命叶蓬带领他训练的“军官团”去广州，并要求日军退出华南，让汪精卫在华南继续活动。影佐得知这一动态，当即见汪。汪对影佐叙述他如何脱离重庆，如何响应“近卫声明”，一直说到“要纲”，表示自己不能接受，将移居法租界，闭门思过。“影佐低着头，一面听，一面笔记。他听到后来，两泪直流，点点滴滴，落在笔记簿上。汪说完之后，影佐委曲陈词，说‘要纲’是参谋本部提出的方案，其中颇有与‘近卫声明’不相符合之处。他同意汪夫妇布置法租界住宅，以备移居，但他要求汪许可他亲往东京一行，叩请近卫公出面干涉。”之后，汪在会上对众人说：“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陶希圣当即质问：“汪先生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泪？”周佛海立刻高叫起来：“希圣太刻薄了！你有成见！”又与梅思平同声说：“已走到这一步，还有哪条路走？”高宗武早就说过：“哭泣是日本军人传统的策略，眼泪犹如他们的武器。”

陶希圣后来坦承：“这时，我已陷入极端痛苦的状况，写了一封信给驻美大使胡适，沉痛地诉说一念之差，想到和平谈判，哪知落入日本全盘征服中国、灭亡中国的陷阱，现在无路可走，只有一条死路。当时七十六号已有打死我、嫁祸重庆的阴谋。”大祸临头之际，陶希圣之妻万冰如在香港闻讯后，带着一群儿女赶来上海，意欲拯救坠入火坑里的丈夫。及至12月底，在一次会议上，汪精卫眼见众人意见不合，屡次发生冲突，认为“这样下去，将有杀人流血之事”。陈公博甫从香港来，闻此言大惑不解，私下问陶希圣。陶答曰：此话有何根据不得而知，但现在纵有意见不合又有什么办法呢？陈公博顿感其中不妙，声言：“我们非赶快离开不可！”是夕，万冰如问陶希圣：“公博走，你为何不走？”“我在监视之下，走不了。”“你打算签字？”陶妻追问。“不签便死在这里！”“签字呢？”“签字比死还坏！”陶妻认定非走不可了，且出语惊人：“我把我的生命换你逃走。如果走不出去，我们一同死在这里……”

以上细节均见诸陶希圣晚年回忆《潮流与点滴》《八十自序》及访谈录，真实地呈现了当时汪组织内部的重大分歧与矛盾，以及陶本人在进退失据时万念俱灰的无奈心境。如此复杂情势之下，道义与良知仍在，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决定脱离汪组织。1940年1月3日，两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乘“柯立芝总统号”（此船名乃依据高宗武未刊回忆录）潜离上海，1月5日安全抵达香港，陶妻及子女则滞留沪上以应付汪精卫与陈璧君。后陶妻佯称欲劝夫归来，于1月13日携两幼子赴港；三个大孩子则为杜月笙手下营救，亦于1月20日逃出。1月15日，惊魂甫定的陶希圣再次致函胡适，坦陈一年多来梦魇般的心路历程：

四月间汪先生决往上海、东京，希即力加反对，公博、宗武亦同，然竟未得其一顾。八月底希赴沪相劝其放弃另组政府之主张，此种劝阻至十月及十一月颇生效力……十二月汪心理又变，日方催其组府亦甚力，以此公博、宗武、希相继于十二月底、一月初离沪返港。公博为告而别，希等则告即不能别，故不别而行，以此引起汪、周甚大之冲动，现彼等相杀令已下矣。不意卢沟桥事变以后一念之和平主张，遂演至如此之惨痛结果也！希最痛心者为日方所提“调整日中新关系要纲”。此项“要纲”希曾参与谈判，至最终希不愿结束，亦未予签字，因而出走……

1月22日，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在香港《大公报》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此举震惊海内外，成为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亦称“小西安事变”。

五

如果说，1938年年底陶希圣跟随汪精卫等人出走河内，对他个人来说，已是在政治上对重庆方面或蒋介石的背叛，那么陶为何又要在第二年8月从广州前往上海，以至演绎上述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呢？这就要从陶的书生性格来加以分析了。诚然，对时局的误判乃一重要原因，但不可忽略的另一个因素是，陶希圣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旧学新知参半，尤对史学抱有极大的兴趣。他不似胡适、罗家伦、王世杰、吴国桢、雷震、高宗武这些人，有留洋的背景。他受业于北大，后任教于北大。在上海卖文为生时，他常穿一件古铜色线春长袍，烟瘾甚大，双袖龙钟，尽是烧痕，犹见旧时风雅。然而，处斯乱世，厕身政治，自觉清醒，实则糊涂，就像其老友陈布雷在自杀前所感慨的那样：参政而不知政。同时，更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观念在他脑中隐隐作祟，使他难免不辨阡陌，误入歧途，自招其祸。

陶希圣在离港赴沪之前，“思想上已极端痛苦，很想离开汪了，但他仍是去了上海。无他，重情面、重感情；一拉，强拉，就抹不开面子又跟着走了。最后，日本人拿出‘密约’，要汪等签字，他才清醒了，知道到了主和和投降的分界线了，才断然割断情感，破除情面，携‘汪日密约’，冒生命危险，回到香港，最后又回到重庆”。

实际上，陶去上海还有另一层想法，这从他对女儿的叙述中可略知一二：

春秋时代，楚国有两个人，一个是伍子胥，一个是申包胥，他们二人是好朋友，但他们的志向却完全相反。伍子胥对申包胥说：“我立志要亡楚。”申包胥发着誓地回答道：“我立志要存楚。”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现在，我要到上海去，为的什么呢？周佛海、梅思平两先生立志要送汪先生进到南京，我要立志去阻止他。我留在香港没有用，一定要去上海救出汪先生。我要保存中华民国的体制，要去把“主和”与“投降”两件不同的事分开。我是一个书生，过去几十年里，本着祖宗的家教，研究了十几年的法律。我不曾作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然而从前我把周佛海、梅思平引见给汪先生，现在竟成为我良心上的苦痛，这是我追随汪先生十余年来唯一对不起他的事。现在我便是赌着生命到上海去纠正他们，以尽我心。

想做春秋的申包胥，其实哪有这般简单！汪精卫夫妇本来就不信任他，且他们在政治上已无路可走，即使陶希圣想秦庭大哭，七日颗粒不进，但汪精卫不是秦哀公，决然不会有“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的感动。事实正是如此，汪等人不仅没有打消组府之念，反而愈陷愈深，陶希圣上海之行是祸还是福，殊难逆料。他感到生命全无保障，一度陷入绝望之中：“今天我活着，也许明天我就死了……这一次的走，尤其是可悲的。”这一年，陶希圣已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虽有用世之志，却步入荆棘丛中，才能不得施展。他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人徒有学问而无决断乃自误耳，我为覆车之鉴。”这当然指的是性格上的缺陷。平心而论，陶希圣本不是一个适合搞政治的人，尤其是置身在一个态度暧昧、派系纷争的政治集团内部，“爱面子、重感情、遇事犹豫不决”（何兹全语）这一弱点，实际上是导致他“进退失据”的主要原因。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乐府诗集》中这首古诗，被今人研究出是韩国文学中最古老的一首歌谣。公元前200年左右，大同江上的渔夫向家人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白发狂夫提着酒壶准备渡河，其妻苦劝他不要这样做，但他一意孤行，结果堕河而死。无奈的妻子，援箜篌而哀唱：“让你不要渡河啊，你偏偏要去渡河。堕落河中而死，能对你有什么办法呢！”声甚悲怆，曲终亦投河自尽。陶希圣后来在回首与汪等人发起所谓“和平运动”这一不堪经历时，亦有与“公竟渡河”类似的感受，悔恨之情溢于言表。他曾对何兹全如实承认：“……好比喝毒药，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一半，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

那一年初秋，我去北师大红二楼拜望九十五岁高龄的史学家何兹全先生。何先生当时就对我说，陶希圣的一生无疑是一场悲剧，是一个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的悲剧。何先生在《“高陶事件”始末》序二中也这样说：“业师陶希圣先生一生……可以说生活在两个天地里：一个是学术天地，一个是政治天地。”而“学术天地”则是“更重要的一面”。看来何先生的话外之音，也认为陶希圣从政是其一生中的“走失”或“错位”。

陶希圣在耄耋之年，出言谨慎而又谦恭，自认为“希圣一生，可分二期。前期由学生至教授；后期由教授而记者。一般人方登教席，即自称讲学，则不然。北平六年仍是求学，不敢以讲学自命。一般人方入政府，即自称从政，我亦不然。希圣任国防参议员，国民参政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组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立法委员，所更非一。揆其实，以新闻记者执笔论政而已，不敢以从政自称”。也许缘于彼时“天高云淡”的一种心态，陶以近乎戏谑的口吻将其“从政”的经历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或可反映出他本人对其从政生涯的否定。他多次提及蒋介石的“不杀之恩”，甚至又说：“殊未料委员长知我之深，甚至畀我代大匠斲。我明知其有伤手之虞，亦唯有尽心悉力捉刀以为之。”陶希圣自1942年从香港回到陪都重庆后，名为在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工作，实则置身在战时军政枢密关所之内，“无异于海上孤帆得此避风塘”，即所谓“大隐隐于朝”，从此“食其禄，忠其事，不仅为蒋起草《中国之命运》，而且与蒋共命运，未能尽展其才与尽致其用，这再一次表明学者‘参政而不知政’的悲哀……”

陶希圣晚年有诗句云：“早岁尝怀经世志，暮年不倦说天心。”这或可视为其对一生沉浮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无限感慨。从某种角度来看，陶希圣显然是当年从政学人中“误搞政治”的一个典型，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那个纷乱年代政治的不幸。所以如此者，“哀乐过人多”，也就无怪其然，让后人异说争鸣，褒贬两歧，大概也不会出乎他本人之意料。1988年6月27日凌晨2时许，在台北市忠孝东路一家中心诊所医院的病榻上，这位注定要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留下自己的声名，同时在中国现代史上遭人横议的九旬老人，在一场睡梦中悄然而去。临终前没有任何痛苦，显得十分平静，一切都顺其自然……几个小时之后，人们终于知道这位老人走了，台北各大媒体竞相报道，《联合报》的大字标题是：陶希圣注入历史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