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胡适的政治感而言，不妨借用他作为发行人的《自由中国》杂志某社论的话，“一个真正懂得政治的人，决不会轻易苛责政府的‘不民主’”，[21]尤其是在政局动荡的时候。此话虽非胡适所言，但却合那个时候的胡适之意。1950年代初的台湾政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刻，在胡适眼里，最重要的事务便是“抗俄反共”，而台湾就是赖以完成此任务的最后一块基地了。至于如何“抗俄”，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具有自由倾向的人，认为应该吸取大陆教训，厉行政治改革，推行美式民主，如吴国桢；另外一种则认为，只有用苏联的方式才能对付苏联，过去在大陆吃了这方面的亏，现在正应接受教训，持这种看法的代表是蒋经国。胡适当然认同前者而不会赞成后者，但政治不仅是“理念”更是“策略”。也就是说，“民主政治”我之所欲也，“抗俄反共”亦我之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则“抗俄反共”优先也。这并非说胡适不要民主，问题是，当政局并不稳定而稳定又压倒一切时，来自吴国桢那种民主政治的批判如果和岌岌可危的政局相抵触，胡适是不会赞同的。还是在1947年时局苍黄反复时，胡适就表示不仅要批判式的“扒粪”，而且还要知道什么时候“停止”。进入1950年代的胡适对政治的意见更是主张“建言”而不是什么“批判”，他在另外一个场合用过一句美国谚语：“不要在公众面前洗涤臭气熏天的裹脚布。”这很能反映自由主义者胡适晚年迟暮的保守心态。保守的胡适有自己的政治感，而脱离体制的吴国桢当然也有他吴国桢的政治感，胡适批评吴国桢没有政治感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政治感吴国桢大可不必上书“国大”，也不必连续上书给蒋介石。由于胡吴两人的政治感此刻不一样，因此冲突难免发生。
当然，导致冲突发生的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吴国桢此文和“上国民大会书”的政治诉求不一样。前者的诉求对象是“国大”，虽有批判，但落脚点是建言；然而，后者的诉求对象却是美国公众，而且是一味地揭发。如果说胡适已经不赞成在公众面前洗涤臭脚布，又怎能忍受吴国桢向美国公众攻讦自己的政府呢？晚年的胡适有一条很自律的游戏规则，即人在国外“决不会发表毁坏自己国家与政府的名誉的言论”，胡适把它称为“这是我们在国内提倡言论自由的一班朋友的一条戒约”。[22]吴国桢事件发生后，美国纽约和旧金山两地的华人报纸这样比较胡吴，说胡适在美国从不批判自己的政府，唯有等到回国时，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吴国桢完全相反。[23]很显然，吴国桢的做法按胡适的游戏规则是破戒了，不独如此，以胡适当时的政治感，吴文的致命处在于它有可能对台湾方面的利益造成直接损害。台湾当局是靠美国的安全承诺和经济援助得以维系的。胡适不是不知道，1950年代初还在执掌白宫的杜鲁门（包括国务卿艾奇逊）不但对蒋介石当局失望，而且很厌恶，不过出于“冷战”需要，把台湾划入自己的防御体系。胡适同样知道，台湾的安危不在台湾自己的力量而在于“冷战”里美苏两大阵营的形成与对峙，如果撤去美国的庇护，台湾是不可想像的。在胡适看来，没有政治感的吴国桢分明是釜底抽薪拆自己政府的台。他的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是在告诉酷爱自由民主的美国人，你们的纳税钱被你们的政府花在扶植一个“警察国家”上（尽管吴文本意并非如此），而在一个“民主国家”，民意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胡适正是意识到了这种潜在的危险，才迫不及待地出阵，替他所谓的“国家”来讨伐吴国桢。
当然，胡信对吴国桢谴责更严厉的还是政治感后面的“道德感”，它使胡适的信变成一个带有“酷评”性质的道德批判，这在胡适一生的行文中都是少见的。“我很惊异于你所作的许多项存心说诳，用来欺骗美国民众！并且用来诬蔑你自己的国家和你自己的政府；而它的每件错误与劣行（Misdeed）你都不能逃避一份道义责任，正因为在你当权时从不曾有道义勇气讲出来。”（《胡信》）这里的道德指责有两点，一是吴在说谎，二是他缺乏道义勇气。
吴国桢在说谎吗？就此，胡适提出了三条指控。除了第二条指控属于道义勇气方面，第一条和第三条几乎都不能成立。胡适的第一项“存心说诳”，是指吴文中的话：“既然台湾被宣布处于紧急状态（under a state of siege），任何性质的一切案件都被送到军事法庭。”（《胡信》）吴的话如果有问题，也只是在表述欠妥上，也许送到军事法庭的案件未必是“任何”和“一切”，但“大量”总是存在的。胡适充其量可以指出他的夸张，却无以责他在欺骗；更不能说“你为什么要讲出这种毫无根据的诳言作为你全篇文章的基础”。（《胡信》）说吴文“毫无根据”，正如同吴文说“任何”和“一切”一样，都是以偏概全。何况胡适不是不清楚台湾的政情，如前，他和吴国桢做八小时左右交谈时，对台湾政治犯数量的估计要比吴国桢大得多。如果说吴国桢的表述分明是以大量事实为根据，而胡适却一笔抹煞为“毫无”，那么，这说话的两方到底是谁有“诳”的嫌疑呢？
第三项“说诳”是有关“青年团”的问题。吴国桢指谓台湾成为“警察国家”的证据之一就是蒋经国按照希特勒和苏联的方式建立了青年团，而且“他命令所有教职员成为其干部（officers），所有学生登记为团员。现在我们有了一个赤色的青年团”。（《胡信》）胡适的批驳同上，不是看事实本身，而是抓住吴在判断上的全称性以攻之。如果不是全体学生都登记入团，这个团就不存在了？如果这个团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吴国桢的欺骗又从何说起？就此而言，胡适对吴国桢的批评是无谓的，也是甚不得力的。
甚为“得力”的批评是第二点。当吴国桢说台湾的任何案件都要送到“军事法庭”时，吴自己正是台湾的“保安司令”，抓人审判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而吴国桢却说“但是我对那些审判不能讲话”，同时“我常常连档案都看不到”。诧怪的是，在胡适接触到的一些判决书上，恰恰又有吴国桢的签名或印章。这在胡适看来，吴分明是说谎了；尤其不堪的是，既然如此，你在权位上为什么对你现在所说的这些没有批评的道义勇气？胡适的指责是很堂皇的，堂皇到像是一个美国人批评中国人。但凡一个中国人，出于他对中国国情的起码的了解，都无法不感到胡适的指责过于尖刻，至少缺乏同情之理解。这不是替吴国桢辩护，吴国桢的确有他该承担的责任，问题是他的责任到底有多大？一个文官，兼任“保安司令”，不但权力被架空，同时还被要求交出自己的图章。而胡适却说“假如实情如此，你应该被责判为一个道义的懦夫”，“因为你把你的图章交给他（指吴的副手彭孟缉）”（《胡信》）。这完全是不顾人的具体处境而逼人去做道德英雄的大话。应该说，吴国桢对审判“不能讲话”是真的，但能讲话的时候也是有的；档案常常看不到，却不妨碍他有时也能看得到，比如他坚持要看时。吴的话三分之一是实情，三分之一是无奈，还有三分之一是洗刷。衡量吴国桢，主要不是看他在某些卷宗上签名与否，而是看他在这个位子上是否努力使那些非法律途径的案卷在总量上减少。以吴国桢的亲美倾向以及他与蒋经国在权力上的抵牾，于公于私他都会做出这种努力而不至同流合污，尽管更多的时候他力有不逮。
应该看到，胡适在道德问题上给吴下药，不是因为吴国桢当年做了些什么或没做些什么，而是因为吴国桢今天在美国的表现。假如吴安心于一个寓公，他的道德问题就不存在；但他一张口，道德问题立即浮出水面：“你当权时从不曾有道义勇气讲出来。”胡适的逻辑殊成问题，如果以此为衡，不仅吴国桢，就连胡适的那些朋友，比如王世杰、朱家骅诸人，甚至包括胡适自己，至少在某种意义上，都有这个“道义勇气”的问题。然而本文不打算按照胡适的逻辑去对他们做道德批评，因为没有意义。吴国桢等既然选择了从政，既然在体制内做了高官，他就无法同时再选择胡适意义上的“道义勇气”，或者，他的道义勇气就不是“讲”（批判）而是“做”（兴利去弊）。是“做”而非“讲”成为体制内官员的“责任伦理”，正像“讲”而无从做因此成为体制外批判知识分子的“道义勇气”。胡适似乎没有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必要的伦理分际。吴国桢要则不讲，要讲也只有等到他脱离这个体制之后。因此，人在美国的吴国桢对台湾当局反戈一击，尽管其中不乏私怨的成分，但观其大体，还是可以说，吴的举止未必不是吴自己所认持的“道德感”的一种表现，它可以不为胡适所接受，但似乎也不必引起胡适如此激烈的反应。
只是，这样的反应还不是更严重的。
五、“台湾是多么自由”？
自1954年4月胡吴见面和6月吴发表那篇文章后，8月间，胡吴的彼此动作是：
8月3日，胡适从纽约给吴国桢发信。
8月7日，人在伊利诺伊州的吴国桢回信给胡适。
8月16日，胡适发表文章《台湾是多么自由》。
收到胡适信后，对胡适几项“说诳”的指责，吴国桢是一一辩护而对胡适关于政治感和道德感的批评，吴却不加辩解而照单认账：“你说的‘吴国桢的毛病是他没有政治感’，我完全同意。我甚至进一步说我同意你所说‘国桢的毛病是他没有常识，而且在若干情况下他缺乏道德感’。”[24]然而，接受之后，一个抑扬，吴国桢表示：“我后悔的是我在过去许多次向道德考虑以外的其他影响力屈服。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现在决定只根据道德考虑从事，不顾其他。如果我过去犯了错误，那因为我以前太软弱，而我的确现在正努力不再软弱。”信的最后，吴国桢明确表示“我很抱歉要与一个朋友持不同看法”。（同上）
接到吴信后，胡适没有表示，但按胡适次年给殷海光信中的说法，吴以后又在旧金山的报纸上发表过“攻击”胡适的几封信。本来，胡吴间的书信是私事，如果吴在报纸上发表，此事就公共化了。当然，胡适也从私信走向公共化，他没有再给吴回信，但却在杂志上对吴公开批评，这篇文章就是他在美国New Leader上发表的《台湾是多么自由》。
就文章而言，胡吴的题目都那么耐人寻味：
一个说“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
一个说“台湾是多么自由”。
如果说吴文的题目让胡适感到触目惊心（否则他的反应何以那么激烈），那么，胡适是否想过，他的题目也同样让人（至少是笔者）感到惊心触目。谁都知道，当时台湾的威权政治鉴于它自认极权不够的教训正日益走向极权化，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却以这样的题目作出了这样的文章，因此，不管有多少可以理解的理由，胡适的问题都相当严重。
为了消解吴国桢文章在美国公众中造成的负面影响，胡适借一位旅台的美国人之口这样渲染台湾的自由（这依然是南京大学杨金荣博士的翻译）：
“巡视今日的台湾，可以发现八九百万中国人在那里正受到最好的管理。这种管理是中国任何地方多少代以来都没有的管理——最自由、最有效，当然也是最诚实的。”
“没有新闻检查，没有进出入检查……各国记者出入自由，驻台的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记者们，随时可以发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