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富家子弟们一起上学，一起玩儿，也有一个问题。他们家境好，我家境差，但是在外表上又不能显出太大差别，我就只能尽量假装家境也不错。
比如有一条，我在家都是穿中国式的衣服，包括衬衣什么的。进了北区小学，必须穿西式衬衣，我没有，家里也买不起。怎么办呢？我妈妈就连夜给我缝，参照同学们穿的样式来缝。缝好了，我穿着去上学。其实，他们穿的是缝纫机缝制的，我的衬衣是妈妈用手工针线缝出来的。我能从这里更多体会到妈妈为我上好学校付出的辛苦，而这一点，富家子弟是体会不到的。
当然，也有不少同学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可是究竟都还小，还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等级观念，我平时又很注意，所以没有出现过很过分的事情。再加上我很用功，功课好，老师很喜欢我，我靠自己完全站得住。就这样过来了，学完了小学。
我上的小学注重英语教学，而且强调英国式的英语，老师反对讲美国口音。受学校的影响，我从小也就很注重学习英语。学校里的老师，大部分是中国人。可是到了1942年，突然就大为改变，来了日本人。那时候，天下不太平，我上学没有几年，日本人打进来了，学校就被打乱了。在学校里也听过老师说，“这学校是大不如前了”。
当时打仗，就在离开学校没多远的地方。我上的学校在北边，闸北就在打仗。“七七”抗日就在那一带。1942年，珍珠港事变后，学校领导层里的英国人被关到集中营里去了。我们不能再学英语了，要改学日语了。这大概是我读到五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日本人来之前，当时的学校里有一些政治教育内容，主要是“党化教育”。每个礼拜一是纪念周，都要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我从一年级唱到五年级，会唱，可是不知道词儿是什么。就像过去私塾里的孩子，会念会背《三字经》、《千字文》，却不知道什么意思。年纪大一点了，看见字能知道什么意思了，却又听不见国民党党歌了。直到1994年，我和董秀玉一起去台湾，上街看电影。当时台北的电影院里放电影前要唱“党歌”，要全体起立，把歌词打到字幕上，我这才知道那些文绉的词儿都是什么字。
当时的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在陈鹤琴先生卸任之后，接上来的还是教育家，比较注意跟国民党的教育政策接轨。偶尔来一些外国老师，但不是很经常，主要还是中国的老师。
到了1943年，我小学毕业了。那正是日本人的时候。过去学英语，我是英语班里学得比较好的。学日语的时候，我还是很用功，又成了日语班的第一。日本人把我们学英语改成学日语，可是他们没有改变教育体制，体制还是老的。我毕业了，进什么中学？我的祖母还是坚决主张，一定要进好学校。于是，我就和北区小学的一批同学一起，考进了工部局的育才中学。
从进中学开始，我把姓改了回来，恢复姓沈。但是名字不再叫锦文，就叫沈昌文了。这所学校现在应该还在，在上海的山海关路。学校在市区西边，当年来说，路很远，但还是要去那里读书。
进了育才中学，为了少给家里增加负担，我申请免费上学。校方和华人教育处对我的各种成绩作了鉴定，同意我的免费申请，还和我作了谈话。跟我谈话的人，是接任陈鹤琴先生的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职务的人，他的名字我记得非常清楚，叫沈有乾，是一位留学美国的教育学博士。他的父亲，是上海非常有名的一位名流，叫沈恩孚。这位沈老先生在科举中取得过功名，经常为人家题写匾额。
当时，我的免费途径，就是奖学金，可是因为日本人的侵略，奖学金已经取消了。我不可能获得奖学金了。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有这位沈恩孚先生，我得到了意外的资助机会。什么机会呢？沈恩孚先生在八十大寿的时候，收了一些寿金。沈有乾先生就把这些寿金充作奖学金，在工部局办的学校里选拔提出申请免费的优秀学生，资助他们上学。我得到了这样的资助，就这样进了育才中学。环境还不错，周围基本上都还是小康之家的孩子。
这所中学，我进得很不容易，没想到只念了一年。学校虽然是日本人统治，这种学校教育的内里完全是英国人留下来的那一套东西。课堂上要讲英语，上体操全部是讲英语。英国人走掉了，中国老师发脾气的时候自然就讲起了英语。表面上没有英国人了，可是实际上英国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影响还是非常大。
应该说，上中学以后，我的成绩不像在小学那样拔尖了，不再是第一第二了。原因很简单，我的数学不行。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这脑子对几何、代数就是不能适应。小学高年级的数学，已经有点不适应了，但是还过得去。到了中学的几何，我就完全不能适应了。不过，从总体看，我还是属于中等偏上的。
我就这样上了一年初中。到第二年，沈恩孚老先生资助的奖学金已经花完了。我没有奖学金了。初二的学费，我欠了几个月到半年的样子，勉强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学校老是来催欠款，可是家里还不上，再也欠不下去了。很无奈，我祖母和我妈妈就作了决定，让我离开学校，去做学徒。
1945年3月底，我没有跟任何同学打招呼，就离开了学校。上半个学期的学费还欠着，我怎么说呢？不能说呀！只能这样走，等于是溜号了。又是一次逃债！离开那么好的学校和教育，我的心里很难受，可是没有办法。
旁白：说到这里，沈先生眼睛里隐隐似有泪光闪动。
认识沈先生十六年来，他始终给人以快乐、风趣、热心、活力四射的感觉和印象，像是一个内心没有过任何阴影的“老顽童”，到处给大家带来快乐。
2004年5月2日上午，第一次感觉到了沈先生的伤感。滋味难言。
无奈辍学给一个求知若渴的人带来的心殇，沈先生没有渲染。
他的瞳仁处有泪光。眼角纹路却还像平时一样，盛着快乐，笑着的样子。
我辍学以后，我妈妈就按照她一贯的愿望，让我走宁波人的路，到宁波人那里去做学徒。我进了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说是银楼，实际上是金银首饰店，是个小首饰店。1945年3月底，我进了这家小店做学徒了。老板是宁波人，徒弟是他在宁波农村招来的文盲半文盲。从老板到学徒，店里全是宁波人。
这一类商店，用的都是同乡，不是同乡的必须熟人介绍。我妈妈娘家的一个姑父，在这家小店里做过职员，跟老板认识。他介绍我进去的。做首饰的店，进人是很严的，他要避免你偷窃，甚至卷逃，所以用人都要知根知底。我是属于他不知根底的人，有熟人介绍，就算有了信誉上的担保。
我拜师的时候，严格遵照了当时的旧式规矩。要送一幅红纸，上面写着什么什么字，还要磕头行礼。这时候，我妈妈的姑父，就是我的外姑祖父，在旁边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宁波人的确是讲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我进店以后，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比如，对店里所有人的称呼，我全部是按照老板儿子这一辈的叫法。他的弟弟，我叫叔叔，刚刚去世，九十岁了。他的妈妈，我称呼祖母。老板不但在生活上养育我，而且负责道德品行方面的教育。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我的师傅兼老板没有儿子，他的太太不会生育。所以，他很重视所收的徒弟，包括对我的训练和培养。回头我会讲到这一点，他是怎样特别地优待我，我的表现讨他喜欢。我是一个“小马屁精”嘛！因为我没有办法嘛！
这要说到我的经历和感悟。我从念小学开始，始终处于人性扭曲的情况下。我连哭都不能大声哭，笑也不能大声笑，说话也不能随便说。我始终要仰仗别人的帮助，为了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小学，我连自己的姓都得改掉。我不能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儿，因为我的祖母不允许，那是她眼里的“野蛮小鬼”。正是在喜好玩耍的时候，我唯一的游戏就是闷在家里，隔着板缝往外看。这形成了我比较特别的经历，也促使我这个当学徒的永远要念书，要上进。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我始终不跟荒废时间的事情打交道，只知道要多学一点东西，自己去找本领，找饭吃。现在想想，我唯一的玩儿，现在也还是这样在玩儿，就是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我从五六岁的时候就在板缝里看外面的这个世界，一直看到了现在。
旁白：水到渠成地说出“板缝里看世界”的唯一游戏方式，沈先生朗声大笑，声震屋瓦，让人想到了弘一法师圆寂之前留给这世界的四个字：悲欣交集。
我进店学徒没有多少天，就到了月底盘货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盘货的场面，才看到店里有那么多金银首饰，而且要一件件称。当时是日本人统治，买卖不怎么好做。我在的这个店，在这一带算是比较大的，房子前后两个开间。生意的主要对象是一般小康人家的小姐、太太，帮她们买首饰、做首饰。
我的师兄弟们，都是宁波农村来的，差不多都是半文盲。我念过一年初中，算是很好的了。尤其是因为学校课程的关系，我会讲几句英语，那就不得了了，是唯一的知识分子。我们受到的是非常严格的宁波式的学徒训练。但是，我的周围应该说没有一个人对文化有兴趣。这不能怪他们，他们没有这个基础和条件。我离开学校，开始学徒，进入的就是这么一个环境。我完全按照宁波人的学徒生活方式来生活，完成了这么一个过渡。
没有过多长时间，我生病了，是扁桃腺发炎，人被搞得非常消瘦。我的师傅很不错，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嘛！他叫我去做手术，把扁桃腺割掉，并为我支付手术费。这以后，我的身体才好起来。
宁波人的店，没有工资的。每个月有几块钱的生活补助，这个钱叫“月规钱”。三年学徒时间里，什么都要做的，就是佣人啦。一边学手艺，一边做杂活儿。老板看我有点文化，没有怎么叫我学手艺、干杂活儿，而是叫我做了账务，企图把我培养成账房先生。我把自己称作“账房间里的学徒”。事实上，是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了。手艺虽然也懂一点，可没有怎么做。
在另外这个方向上，我立刻表现出了我的所谓才华。比如打灯谜，师傅喜欢这个。当时有一个小报，我记得叫《东南日报》，上面经常有灯谜。师傅见到就猜，站在那里想半天。想出来的，就把谜底写在那里。可是，有两个灯谜他始终想不出来。他搁在案头两三天，还没有想出来。其中一个谜面是“两枚制钱”，是什么什么“格”，最后两字应是叠音。打一个古美人名字。我很快就想出来了，谜底是“陈圆圆”。制钱是古物，陈旧的东西，又是圆的嘛。嗬！师傅高兴啊！另一个更是让他高兴，我早先也经常拿出来显摆自己的才智，谜面是“山在虚无飘渺间”，是白头格，打一古人名。师傅想了很久，没有想出来。我想出来了，就悄悄在谜语下面写了谜底，叫“孔丘”。按白头格，“孔”谐音“空”，“丘”的意思就是“山”嘛。我的师傅看见了，对我惊为奇才呀！
师傅没有儿子，真是拿我当子侄辈对待。所以，我看病，动手术，都是他出钱。当然，我也能让他满意，让他高兴，因为我挺会显摆自己。比如说，1945年，抗战胜利了，美国人来了。美国兵在大街上开着吉普车，旁边常常坐一个吉普女郎，上海话叫她们“咸水妹”。这个称呼是英文里边handsome-mate的汉语音译，原来的意思是漂亮姑娘。
那些“咸水妹”经常来这一带。我的那些师兄弟没见过外国人，我在学校里什么都见过。英国人、日本人我都见过，一点都不害怕。不仅不怕，而且我还会讲几句外国话，所以我的地位又高了一点。
我有一些在街道上熟悉的小朋友。他们专门在街上兜售美军剩余物资，地点在江西路、南京路。那地方现在还在，不卖剩余物资了，保留了一个小商场。那些小朋友告诉我，叫美国人该怎么叫。要用英文叫，叫他们“罗斯福总统”、“杜鲁门总统”，他们就很高兴，乐意跟你做生意。我也学会了这样叫法，还可以和他们讲价钱，无非就是几个英语数字的变换。师兄弟们看我能和他们做生意，我的地位自然就高了。
才学徒一年，我就做了账房了，现在叫会计。这样，我就避免了做很多杂活儿。但是有的事情还是要做。比如，宁波人每天要吃那些腌臭了的东西，就要去臭菜缸里里捞那些很臭的苋菜梗，拿到师母那里。菜梗上面爬满了虫子，师母就把虫子一个个挑掉。挑出一个，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因为挑掉一个虫子就意味着杀掉一个生命。挑干净了，浇上香油，给大家做早点用。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做的，其他琐事就做得少多了。
我有这样的条件，就开始实行我自己的主张了。
从1946年开始，我就开始我的半工半读生活了。
为求一技之长，我学了好多东西，语言呀，无线电呀，新闻呀，等等。我心里明白，将来要跳出这一行，就要有生活的技能，要靠自己的实力。
这是我的祖母给我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