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齐学(2)
- 胡适的北大哲学课(卷二)
- 胡适
- 4777字
- 2016-11-02 21:46:27
今所传子思、孟轲的文字中,没有谈五行的话。但当时人既说是“案往旧造说”,可见五行之说是民间旧说,初为知识阶级所轻视,后虽偶有邹鲁儒生提出五行之说,终为荀卿所讥弹。
但这个观念到了“齐学”大师的手里,和阴阳的观念结合成一个系统,用来解释宇宙,范围历史,整理常识,笼罩人生,从此便成了中古思想的绝大柱石了。
齐学的最伟大的建立者,自然要算邹衍。他的生平事实,古书记载甚少。《史记》所记,多不甚可信。如说“邹衍后孟子”,又说他是齐宣王时人,又说:
邹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拂)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史记》七四)
他若是齐宣王、梁惠王同时的人,便不在孟子之后了,况且梁惠王死于前335年(此依《史记》,《通鉴》改为前319年),齐宣王死于前324年(此依《史记》,《通鉴》作前314),燕昭王在位年代为前311年至279年,而平原君第一次作相在前298年,死在251年(均依《史记》)。
《史记·平原君传》说邹衍过赵在信陵君破秦救赵(前257)之后,那时梁惠王已死七十八年了,齐宣王也已死六十七年了(《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也说邹衍过赵见平原君及公孙龙)。
《史记·封禅书》又说:“自齐威、宣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这便是把他更提到宣王以前的威王时代了。威王死于前333年,与梁惠王同时。邹衍若与梁惠王同时,决不能在前三世纪中叶见平原君。
《史记》所以有这样大矛盾者,一是因为《史记》往往采用战国策士信口开河的议论作史料;二是因为《史记》有后人妄加的部分;三是因为齐国有三个邹子,而邹衍的名声最大,故往往顶替了其余二邹子的事实,邹忌相齐威王,邹衍在其后,大概当齐宣王湣王的时代。
湣王(《史记》,当前323~284年。依《通鉴》,当前313~284年)与燕昭王同时,邹衍此时去齐往燕(《战国策》二九记燕昭王师事郭隗,而“邹衍自齐往”),也是可能的事。
平原君此时已做赵相(前298),故他见平原君也是可能的事,但决不能在信陵君救赵(前257年)之后。他和孟子先后同时,而年岁稍晚。他的年代约当前350~280年。(此是我修正《古代哲学史》页304的旧说)
《史记》说: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
这是他著书的动机。他要使有国的人知所警戒,先《大雅》“整之于身”,然后可以恩及百姓。所以《史记》下文又说,“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他要达到这个目的,故利用当时民间的种种知识,种种信仰,用他的想象力,组成一个伟大的系统:“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这是他的方法,其实只是一种“类推”法,从小物推到无垠,从今世推到古代:
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大似是张大之意)并世盛衰,因载其囗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窃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这就是“类推”的方法。从“并世”推到天地未生时,是类推的历史;从中国推到海外,是类推的地理。
邹衍的地理颇有惊人的见解。他说:
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
于是有裨海(小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以字衍)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无地之际焉。(参看桓宽《盐铁论·论邹篇》,及王充《论衡·谈天篇》)
这种伟大的想象,只有齐东海上的人能做。我们看这种议论,不能不敬叹齐学的伟大。
他的历史学其实是一种很“怪迂”的历史哲学。如上文所引,他先张大“并世盛衰,因载其囗祥(囗祥即是吉凶、祸福)度制”。这里虽不曾明说盛衰和囗祥度制有联带关系,但我们可以揣想邹衍本意大概是这样的。因为《史记》下文又说他:
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上均见《史记》七四)
这便是他的“五德终始论”,又叫做“大圣终始之运”(见《盐铁论》五三)。他的十余万言,现在都不传了。但刘歆《七略》说:
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引见《文选·魏都赋》注)
《吕氏春秋·应同篇》也有这种学说: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蚯蚓)大蝼(蝼蛄)。
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
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
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
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这个“土—木—金—火—水”的系统便是邹衍的五德终始论。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便采用这种思想。《史记》说: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黄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
(《史记》六)
《史记》又说:
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史记》二八)
其实齐学的五德终始论在秦未称帝之前,早已传到西方,早已被吕不韦的宾客收在《吕氏春秋》里了(《吕氏春秋》成于前239年)。到秦始皇称帝(前221年)以后,也许又有齐人重提此议,得始皇的采用,于是邹衍的怪迂之论遂成为中国国教的一部分了。
五德终始之运,只是把五德相胜(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的观念适用到历史里去,造成一种历史变迁的公式,故是一种历史哲学。
又因为五德的终始都先见于囗祥符应,故这种历史哲学其实又是一种宗教迷信。五德终始与阴阳消息两个观念又可以适用到宇宙间的一切现象,可以支配人生的一切行为,可以解释政治的得失和国家的盛衰,故这种思想竟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万宝全书。但我们推想,邹衍立说之初,大概如《史记》所记,注意之点在于政治;他的用意在于教人随着世变做改制的事业。故汉朝严安引邹衍曰:“政教文质,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汉书》六四下)
这可见此种历史哲学在政治上的用意,在于改革度制,在于从种种方面证明“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所说的“囗祥度制”,现在虽不传了,但我们可以揣想《吕氏春秋》所收的五德终始论代表邹衍的学说,而《吕氏春秋》所采取的“十二月令”也就代表邹衍的“囗祥度制”的纲领。
五德终始论是用五行转移的次第来解释古往今来的历史大变迁。《月令》是用五行的原则来安排一年之中的“四时之大顺”,来规定“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用司马谈语)。这种分月的教令便是“囗祥度制”了。
现存的《月令》出于《吕氏春秋》,其中似以十月为岁首(季秋月令,“为来岁受朔日”。),又有秦官名,大概其中已有吕不韦的宾客改作的部分了。
但其中全用五行来分配四时,十二月,五帝,五虫,五音,五味,五臭,五祀,五脏;每月各有囗祥度制,错行了这种教令,便有种种灾害,如孟春《月令》说:
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高注: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当宽仁,而行夏令,火性炎上,故使草木槁落,不待秋冬,故曰天气不和,国人惶恐也)。
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高注:木仁,金杀,而行其令,气不和,故民疫病也。金生水,与水相干,故风雨数至,荒秽滋生。)
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高注:春阳,冬阴也,而行其令,阴乘阳,故水潦为败,雪霜大挚,伤害五谷。郑注:旧说,首种谓稷)。
这正是一年之中的“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故我们用《月令》来代表邹衍的囗祥度制,大概是不错的。《吕氏春秋》采邹衍的五德终始论,不提他的姓名;采《月令》全部,也不提及来源,这大概是因为吕氏的宾客曾做过一番删繁摘要的工作。
从邹子的十余万言里撷取出一点精华来,也许还稍稍改造过,故不须提出原来的作者了。而邹衍的十余万言的著作,当日曾经震惊一世,使“王公大人初见其术,瞿然顾化”,自从被《吕氏春秋》撷取精要之后,那“闳大不经”的原书也渐渐成了可有可无之物,终于失传了。
更到后来,这分月的囗祥度制竟成了中国思想界的公共产业,《淮南王书》收作《时则训》,《礼记》收入《明堂阴阳记》一类,即名为《月令》,而伪造的《逸周书》又收作《时训解》,于是蔡邕、王肃诸人竟认此书是周公所作了(看孔颖达《礼记疏》卷十四《月令》题下疏,其中列举四证,证明此书不合周制)。
从此以后,《月令》便成了中国正统思想的一部分,很少人承认它是秦时作品,更无人敢说它出于“齐学”了。
齐学的成立,必不单靠邹衍一人。《汉书·艺文志》,“阴阳家”有:
《邹子》四十九篇(原注,名衍,齐人)
《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师古日,亦邹衍所说)
《邹奭子》十二篇(原注,齐人,号雕龙奭)
《公梼生终始》十四篇(原注,传邹奭《终始书》)
依《汉书》原注看来,邹奭的书也叫做《终始》,正是邹衍的嫡派。《史记》曾说:“邹者,齐诸邹子,亦颇采邹衍之术以纪文。”是邹奭在邹衍之后,继续发挥五德终始之说,而公梼生又在邹爽之后,又传邹奭的《终始书》。这都是齐学的开山三祖。《艺文志》又有:
《公孙发》二十二篇(原注,六国时)
《乘丘子》五篇(原注,六国时)
《杜文公》五篇(原注,六国时)
《黄帝泰素》二十篇(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南公》三十一篇(原注,六国时)
《容成子》十四篇
《闾丘子》十三篇(原注,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冯促》十三篇(原注,郑人)
《将钜子》五篇(原注,六国时,见南公,南公称之)
《周伯》十一篇(原注,齐人,六国时)
这些人大概是齐学的传人,其人其书皆未必全出于六国时代,其中也许有秦汉人假托的。
如《宋司星子韦》三篇,假托于春秋时宋景公的司星子韦,列在《艺文志》阴阳家的第一名,但《论衡·变虚篇》引有《子韦书录序奏》,大概即是刘向所假造奏上的。
如果《艺文志》所录诸书真是六国时作品,那么,在邹衍、邹奭之后,这个学派已传播很远,怪不得吕不韦的宾客著书之时已大受齐学的影响了。
以上所列,限于“九流”之中的“阴阳家”,即是司马谈所论“六家”中的“阴阳家”。司马谈说:
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大祥是说此一派注重囗祥之应。《汉书》六十二引此文,误作大详),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史记》百三十)
《艺文志》也说: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此语是刘歆瞎说)。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这里所说的阴阳家,是齐学的正统,还是以政治为主体,用阴阳消息与五德转移为根据,教人依着“四时之大顺”设施政教。他们主张“治各有宜”,本是一种变法哲学,不幸他们入了迷,发了狂,把四时十二月的政制教令都规定作刻板文章,又造出种种禁忌,便成了“使人拘而多所畏”“舍人事而任鬼神”的中古宗教了。
齐学本从民间宗教出来,想在囗祥祸福的迷信之上建立一种因时改制的政治思想。结果是灾祥迷信的黑雾终于埋灭了政制变法的本意,只剩下一大堆禁忌,流毒于无穷。这是齐学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