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明治凶兽(7)
- 军部当国: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冒险史(从明治到大正)
- 赵恺
- 4765字
- 2016-05-16 12:34:46
“八云”号的承建方是昔日孕育过“定远”号、“镇远”号和“济远”号的伏尔铿船厂。但“吾妻”号的订单,日本却没有选择交给昔日建造“亩傍”号巡洋舰的勒阿弗尔船厂或“三景舰”下水的地中海船厂,而是挑选了此前没有合作过的法国圣纳泽尔的卢瓦河船厂。不过事实证明此时法国在舰艇设计领域已日益没落。“吾妻”号的舰体虽然修长漂亮,但是却给维修保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整个日本沿海的诸多军港之中仅有浦贺船坞可以容纳下它。
德、法血统的“八云”号和“吾妻”号终究只是“六六舰队”的一个小插曲。在对“浅间”级的性能感到颇为满意之后,日本海军又请瓦兹爵士设计其改进型装甲巡洋舰,即著名的“出云”号及其姊妹舰“磐手”号。不过名为改进型,“出云”号的实际性能却较“浅间”号有不小的下滑。不仅航速降低了0.3节,装甲防护带也有所缩短。考虑到设计“浅间”级时英国国内便有人抱怨这艘外售战舰性能已经超过了英国海军同期的主力装甲巡洋舰“王权”级,日本人不得不怀疑英国人是有心压制自己。显然外购战舰这条道路已经走到头了,日本海军要真正崛起必须自行设计和建造战舰。
随着1902年5月18日“六六舰队”的最后一艘主力舰“三笠”号穿越苏伊士运河抵达横须贺,日本海军的对俄海军扩张计划至此基本完成。而除了6艘战列舰和6艘装甲巡洋舰之外,日本海军在此期间还分别向英、美订购了“吉野”号的改进型“高砂”号、“笠置”号和“千岁”号3艘防护巡洋舰。
作为日本海军的主要供货商,由英国人建造“吉野”号的后续舰艇本水到渠成。但“笠置”号和“千岁”号却均出自于美国费城造船厂。据说日本订购这2艘战舰是为了缓和1897年2月由于拒绝日本移民入境夏威夷而恶化的日美关系。但自日美战舰在夏威夷海域的紧张对峙之后,美国再为其扩充海上力量实在有些不合常理。或许我们只能大胆推测,相较于日本移民在夏威夷的蠢动,美国更重视沙俄鲸吞东北亚所带来的威胁。
在英、美的全力支持之下,日本海军实力虽然有了显著的提升,但较之沙俄帝国却仍有不小的差距。毕竟沙俄帝国的财政收入为日本的七倍,明治政府虽然励精图治,但海军军费上的投入仍不足对手的五分之一。为了应对日本海军的扩张,沙俄帝国逐步将其部署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的新锐战舰调往远东。至1903年4月,明治政府发现日本海军不仅在总吨位上仅为对手的三分之一,即便是在新锐战舰上亦不足对手的六成。为了能够迅速迎头赶上,日本海军又制定了名为“三三舰队”的紧急追加案。
在距离战争爆发不足一年的时间内要订购及自行建造3艘15000吨级战列舰和3艘10000吨级装甲巡洋舰无异于痴人说梦。要短时间之内提升海军战斗力,日本政府只能乞灵于能在国际军火市场“捡漏”。但沙俄帝国的外交影响力远非满清可比,在日本得知英国埃尔斯维克船厂和维克斯船厂为智利海军建造的2艘战列舰已终止合同,而急忙赶去之际,沙俄帝国的代表早已抵达伦敦。为了避免这2艘新锐战舰落入莫斯科手中,英国政府只能先行将其买下。此举虽然断绝了沙俄的念头,但却也堵死了日本的道路。
智利海军之所以取消了这2艘战列舰的订单,主要是由于南美地区局势的缓和。自1884年战胜秘鲁、玻利维亚以来,智利与阿根廷之间便由于对安第斯山脉边境的划分问题而剑拔弩张。近20年的军备竞赛令依靠出口矿产和农产品换取新锐战舰的智利和阿根廷两国均苦不堪言。1902年在本国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智利率先请求英国出面调解其与阿根廷的矛盾,并最终于当年的5月28日签署了解决争端的《五月条约》。
智利既然退出了军备竞赛,那么阿根廷此前向意大利订购的2艘装甲巡洋舰自然也成了剩余产品。于是日本和沙俄的军购代表团几乎同时赶往了热那亚的安萨尔多船厂争夺已经完工了的“里瓦达维亚”号和“莫雷诺”号。虽然在英国的帮助之下,日本代表团最终先拔头筹,于1904年1月7日将更名为“春日”号和“日进”号的2艘战舰开出了利古里亚海,但沙俄帝国却派出舰队予以监视,并扬言一旦战争爆发,中途便将对这两艘战舰下手。
虽然有英国海军的严密保护,但是天皇睦仁依旧心里没底。何况即便“春日”号和“日进”号能够安全抵达,也无法改变日本联合舰队和沙俄帝国海军在战列舰上的悬殊差异,毕竟仅旅顺口便云集着对手的7艘万吨级战列舰。而在整个太平洋舰队面前,日本海军唯一形成压倒性优势的仅有鱼雷艇这一项。如此种种不利的因素,均令早已不复青春的睦仁心中对这场战争充满了恐惧。
如果可以日本政府上下当然希望能有更为周全的准备,但瞬息万变的局势却不会再给日本以时间。1903年6月沙俄帝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出现在了海参崴,在假道日本前往旅顺的过程中,库罗帕特金还拜会了伊藤博文等人。这位曾在巴尔干、外高加索及中亚地区军功卓著的步兵上将被日本视为俄国陆军的灵魂人物,他在远东的出现无疑预示着莫斯科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战争的准备。随后更为惊人的消息通过情报系统传来,俄国陆军第31师和第34师各一个旅的兵力乘坐民用列车经西伯利亚铁路从欧洲运抵远东地区,随即便扩编为师。就在日本政府紧张等待沙俄帝国外交回复的同时,海军省接到驻芝罘(烟台的旧称)情报站的急电:“2月3日10点,俄国舰队由旅顺口出港,去向不明。”一时之间,沙俄帝国可能先发制人的警报传遍日本朝野。
面对焦虑不安的睦仁,伊藤博文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以沙俄国内不稳,日本则上下同心予以安慰。当天下午,明治天皇下令召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元老及首相桂太郎以下的内阁主要成员。在这次至关重要的御前会议之上,日本陆、海军分别陈述了应该立即开战的理由。代表陆军发言的大山岩表示:“为把看起来是五对五的远东日俄两国的陆军势力导向六比四的有利形势,必须乘俄军尚未完成战备之际,展开有利的序战。”否则“开战日期拖延一天,就多给对方一天之利益。”海军方面的山本权兵卫则认为:“我陆海军已大致完成百分之六十的作战准备,随时可以出动。而俄国海军,仅目前派到远东的就可与我全海军兵力相匹敌,若加上本国其他地方的兵力,其实力则大于我一倍以上。因此,一旦开战,我海军所采取的战略方针是,首先歼灭远东之敌舰队,尔后截击从俄国本土开来的其他部队,以期将其各个击破。”
面对积极请战的陆、海军将佐,睦仁天皇虽然同意以木越安纲少将指挥的步兵第二十三旅团为骨干组建“韩国临时派遣队”,由佐世保出发登陆仁川,但在与沙俄正式宣战的问题上仍犹豫不决。据说当天晚上,睦仁在“凤凰之间”面对自己的妻子一条美子无奈地表示:“如果这场战争失败,实在对不起……”但此时已经隆隆开动的战争机器已经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止的了。
2月5日,睦仁向日本陆、海军下达了“为保卫我国的独立,与俄国断绝交涉”的训令。当天下午19时,山本权兵卫向联合舰队下达“迅速率领舰队出击,首先要全歼黄海海区的俄国舰队”的命令。随着2月6日凌晨早已集结于佐世保近一个月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以“千岁”号为先锋陆续驶向蓝海,最终检验日本十年整军备战成果的终极测试由此展开。
旅顺肉弹——大视野下的日俄战争(上)
奇袭失手
与许多人望文生义的理解不同,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事实上并不代表日本海军的全部作战力量。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海军以舰艇性能及其所担负的任务将海军分别编组为远洋作战常备舰队和近海防御的警备舰队。为了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山本权兵卫在甲午战争前玩了一把文字游戏,将警备舰队改名为“西海舰队”,随后再将主力舰艇与常备舰队合并为“联合舰队”。此举巧妙地回避了日本海军孤注一掷,本土近海无防的尴尬。
甲午战争结束之后,西海舰队和联合舰队先后解散,不断膨胀的日本海军分别以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为主体编组了用于争锋海上的第一、第二舰队。包括“三景舰”和“镇远”号在内的一干甲午战争中的老舰则全部归入负责近海防御和肩负战略预备队使命的第三舰队。以上三大舰队合称“常备舰队”。1903年12月下旬,为了应对日俄战争的需要,日本海军以第一、第二舰队为主体再度编组“联合舰队”。而其司令官却并非是此前日本海军常备舰队负责人日高壮之丞,而是此前已经被投闲置散的东乡平八郎。
临阵换将从来都是军中大忌,何况日高和东乡两人无论从资历还是军功上均不相伯仲。两人都是萨摩藩出身,东乡在甲午战争中是“浪速”号的舰长,而日高则是“三景舰”中“桥立”号和“松岛”号指挥官。两人也都曾先后担任过常备舰队司令和日本海军军校的校长。因此,山本权兵卫力主东乡在即将到来的日俄战争中执掌海军帅印,从一开始便遭到颇多质疑,甚至天皇睦仁也亲自派人前来询问换将的理由,山本一时也没有合适的理由,只能随口回答说:“东乡运气好。”
后人则大多将山本的换将之举归结于日高壮之丞性格中的骄横自负,认为山本权兵卫是为了防止战时出现联合舰队尾大不掉,才执意换上了与自己私交莫逆的东乡平八郎。这一说法固然不无道理,但考虑到此时日英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以及东乡平八郎曾有过在英国留学八年的经历,或许山本之所以选择东乡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英日海军可能的联合作战所考虑的。出于类似的考虑,伊东祐亨为联合舰队所推荐的参谋长也是深具英国留学背景、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得到过英国海军将领西摩尔感谢状的岛村速雄。
作为昔日伊东祐亨的左右手,岛村速雄不仅曾在联合舰队参谋的位置上干得有声有色。更早在日本海军成军之初便翻译、撰写了大量论文专著和条例操典。在其赴英考察期间,岛村速雄更与在法国实习的同僚吉松茂太郎一道分析比较了英、法两国的海军战略,认为日本不仅应该效法英国皇家海军“见敌必战”的精神,着力于打击对方的海上力量,更应该先发制人,在开战之初甚至宣战之前便重创对手。
岛村的这一战略虽然在甲午战争中便已经有所体现,但当时日本海军实力有限,仍不具备远程奔袭对手重要军港的能力,只能在丰岛附近海域截杀北洋水师护卫不足的运兵船。而时过境迁,在1904年2月6日杀出佐世保之前,东乡平八郎已经下发了岛村速雄所谓“参考欧美之战术、中国之孙吴兵法以及日本古代水军之秘诀”所制定的“前人未曾发现的新战策”,分兵突袭沙俄帝国海军在远东的主要锚地:仁川、旅顺和大连。
很多史学家都将日本海军的突袭得手归咎于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的麻痹疏忽。但事实上早在1月30日,阿列克谢耶夫便已经获知了日本海军集中大批新锐战舰及60艘运兵船于佐世保一线的情报。阿列克谢耶夫就此奏请沙皇尼古拉二世要求在远东展开全面动员,甚至先发制人。但是尼古拉二世却回电说:“最好是日本人,而不是我们首先开战。”对于怎样才算是日本已然开战的问题上,沙皇给出的答案也是模棱两可的,“你们不应阻止他们在朝鲜南部或包括元山东海岸登陆。但是如果他们的舰队在朝鲜西面向北越过38度线,允许你们进行攻击,不必等他们先开第一炮。”
面对这样含糊不清的指令,2月3日沙俄海军虽然离开旅顺口锚地,令日本政府大为紧张,但在进行了一轮海上演习之后,阿列克谢耶夫最终还是只能将舰队驶回原地,并通过强化旅顺港防御措施来对应日本可能发动的奇袭。俄国太平洋舰队每昼夜指派2艘驱逐舰巡视旅顺港外20海里的区域,另有1艘炮艇负责监控锚地前方10公里海域;在舰队停泊状态也有2艘巡洋舰处于升火待发状态。以上这些措施本可以有效地防止日军对旅顺口的突击,但是就在2月7日收到日本断绝与沙俄帝国的外交关系之后,旅顺口的俄军舰队却昏招迭出,最终令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
鉴于断绝外交关系往往是宣战的前兆,阿列克谢耶夫为了避免在旅顺军民中引起恐慌,自作聪明地拒绝了《新边区》报对这一消息的发布。战争随时会到来的认识被局限于少数军政要员的层面。为了随时可以起航出击,阿列克谢耶夫命令驻守旅顺的俄国海军16艘主力舰艇在外停泊。2月8日俄国海军太平洋分舰队司令斯达尔克又向自己的老领导阿列克谢耶夫建议撤去军舰上的防雷网以免在起锚时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