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明治凶兽(2)

当时的夏威夷国王卡拉卡瓦，有“快乐君主”之称。他是个热衷于庆典和游乐的君主，其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完成了环球旅行。也正是在他的任内，美国移民组织的秘密军事组织“夏威夷联盟”推动了所谓《刺刀宪法》的颁布，让夏威夷国王沦为了美国议会操控的傀儡。1891年1月20日，卡拉卡瓦在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去世，其妹利留卡拉尼继位为女王。

1893年1月17日，面对夏威夷民众要求修改《刺刀宪法》的民族情绪，美国人精心导演了一场双簧。自称“夏威夷铁公爵”的美籍军阀威尔考克斯指挥王室卫队和议会控制的国防武装檀香山步枪队摆出内战的架势。美国海军陆战队随即以保护侨民为由开赴夏威夷。

美国鲸吞夏威夷的行为令日本政府大受刺激，面对和自己一样无耻的行为，日本政府于1月28日命令正在从旧金山归国途中的“金刚”号巡洋舰进抵檀香山。一个月之后，由东乡平八郎指挥的“浪速”号也赶到夏威夷。此时中日之间已然剑拔弩张，日本无暇东顾最终只能选择忍气吞声。1894年7月4日，就在日本忙于向朝鲜增派海、陆力量之际，美国政府发布所谓的“摩根报告”，宣布夏威夷王室由于贪污成风，已然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美国移民桑福德·多尔【2】就任夏威夷共和国的临时总统。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一手导演的这幕“史诗剧”深刻地改变了许多现场观众的人生。当年年底，曾在夏威夷王国政坛博弈中被镇压的华侨宋居仁、何宽等人资助孙文创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

之后，日本因甲午战争的胜利自信心暴增，于是利用美国与西班牙就古巴独立问题陷入外交纠纷之际，加大了向夏威夷的移民力度。到1896年年底，在夏威夷的日本移民已经达到了2.6万，占总人口的40%。而根据美国方面的情报，日本政府正在向夏威夷的侨民秘密输送武器。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问题自然成了华盛顿敲打日本的一个重要砝码。

不过，西方列强再怎么敲打，三浦梧楼身为维新功臣，回国受审不过是走走形式，不久便无罪释放。大陆浪人背后是玄洋社等右翼激进组织，法官也不敢轻易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自然也不敢重判。最终，乙未事变只能由参与政变的训练队朝籍军官李周会等人负责。这一结果显然无法平息朝鲜民众的愤怒。1985年11月28日，在俄国的支持之下，李范晋联络侍卫队残部试图利用日本为闵兹映举行国葬之际，发动武装政变。

李范晋的行动起初由于守卫王宫的训练队的溃散而进展顺利，但是随着日本正规军的介入，李范晋的部下随即在宫门遭遇重创。这次被称为“春生门事件”的未遂政变不过是随后席卷朝鲜半岛的乙未义兵的一次预演。12月30日，金宏基内阁为了彰显文明开化，颁布了所谓的“断发令”。从今天来看，这无非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官僚作风。但是在长期坚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朝鲜半岛，“头可断，发型不能乱”并非只是一句调侃。

“断发令”在朝鲜半岛遭遇的反弹，不亚于满清入主中原时颁布的“剃头令”。一时间同样秉承着“宁为断头鬼，不作剃发人！”的朝鲜儒生纷纷在各地组织义军。当然“不要动我的头发”不能作为革命口号，于是“驱逐倭寇，为国母报仇”成了主流呼声。而在金宏集内阁和日本驻军疲于奔命之际，逃亡俄国的李范晋秘密潜回国内，通过昔日“贞洞派”的同僚李完用密谋东山再起。

自乙未事变之后，朝鲜国王李熙始终生活在恐惧之中。当李范晋通过收买李熙身边的女人向他传递日本正谋求废黜其王位，另立新君的消息后，这位早已习惯了傀儡生活的国君终于坐不住了。1896年2月11日凌晨，李熙带着王太子李坧等人坐着自己最新宠幸的尚宫严氏的轿子仓皇逃入汉城的俄国公使馆，是为“俄馆播迁”。

大韩帝国

国王李熙的出逃令本就摇摇欲坠的金宏集内阁瞬间失去了重心。随着废除“断发令”和罢免、逮捕金宏集等人的诏敕源源不断地从俄国公使馆发出，愤怒的朝鲜民众纷纷自发地加入惩戒国贼的行列中去。被李完用秘密处决的金宏集等人暴尸街头，金允植被流放济州岛，李载冕则跟随父亲李昰应隐居杨州（今京畿道高阳郡）。自此，日本自甲午战争后独霸朝鲜半岛的野心彻底破灭。随着李范晋、李完用等人入主中枢，朝鲜王国进入亲俄派主导政坛的新时代。

平心而论，俄馆播迁与其说是一次沙俄帝国精心导演的逆转大剧，不如说是朝鲜王国谋求自主独立的本能反应。在实现对中国东北的殖民野心之前，沙俄对控制朝鲜半岛仍处于鞭长莫及的状态。由于害怕日本方面的报复，朝鲜王室的主要成员不得不长期龟缩在仅有150名海军陆战队员保护的俄国公使馆内，这便是沙俄帝国此时外厉内荏的绝佳体现。

日本政府也并不愿在此时与沙俄帝国兵戎相见。据说天皇睦仁早在“三国干涉还辽”时便指示伊藤博文不要急于夺取半岛。这个传说固然有粉饰的成分，但是乙未事变和“断发令”所引发的一系列骚动却均证明了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在彼此均无力独占的情况下，日俄双方于1896年5月14日签署了旨在分赃的《第一次日俄协定书》。不到一个月之后，日本政府又借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之际，派遣山县有朋前往莫斯科与俄国外交大臣罗巴洛夫商谈朝鲜问题。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是以北纬38度线分裂朝鲜。但前往俄国观礼的除了山县有朋还有各国嘉宾，6月3日沙俄权臣谢尔盖·维特与李鸿章签署了共同防御日本的《中俄密约》。自持已与满清政府秘密结盟的沙俄自然不甘只获得半个朝鲜。6月9日，《第二次日俄协定书》的最终签署，不过是日俄之间新一轮厉兵秣马的开始。

1897年2月20日，朝鲜国王李熙正式离开了被称为“行在所”的俄国公使馆。在一年多寄人篱下的生活中，为了报答沙俄帝国的“大恩”，朝鲜王国不得不先后出让朝鲜北部的矿山和森林开采权。而前往莫斯科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闵兹映之侄闵泳焕更代表朝鲜政府与沙俄签署了五项秘密协定，将朝鲜的军事和财政主权拱手相让。在这种“引虎驱狼”的尴尬之下，以徐载弼为首的独立协会作为一股全新的政治势力在朝鲜国内悄然崛起。

徐载弼本属于开化派阵营，曾参与过金玉均、朴泳孝发动的甲申政变。1895年他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回国之后，也一度在金宏集内阁之中任顾问之职。不过多年的海外生活早已令徐载弼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他看来，昔日事大派和开化派依托外国势力谋求本国富强的路线均是缘木求鱼，朝鲜王国要真正崛起，必须独立自强。

秉承着良好的愿望，徐载弼先是于1896年4月7日主持创办了民间刊物《独立新闻》，继而又于7月2日整合了原开化派和“贞洞派”的骨干，成立了颇具影响力的独立协会。不过徐载弼口中的“独立”指的是朝鲜解除与满清政府的藩属关系。为了凝聚民族精神，独立协会不仅效仿法国的凯旋门修建了独立门，拆毁了过去代表属国身份的迎恩门和慕华馆，更呼吁朝鲜国王李熙称帝建元。

在独立协会的骨干眼中，满清政府刚刚遭遇了甲午之败，日、俄两强又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趁此机会升级为“帝国”，便可与中、日、俄三国分庭抗礼。但事实上，虽然1897年10月12日李熙登基为帝，但朝鲜除了改名为“大韩”之外，一切均没有实质性的改善。

称帝建元并不是独立协会的最终目的，因此在大韩帝国建立之后，徐载弼等人仍频繁地在汉城召开万民集会，伸张民权，而此举自然引发了传统儒生和两班贵族的不满。曾因“防谷令”而引发过外交纠纷的保守派大臣赵秉式等人随即组建了皇国协会与之对抗，雇佣褓负商（朝鲜历史上对行商的称呼）冲击独立协会的会场。随着时间进入1898年，独立协会在大韩帝国内部的处境更为艰难。2月22日，大院君李昰应在求见李熙最后一面而不得的情况下长噫而绝。李熙虽然未去送葬，但也忍不住痛哭失声声彻于外。这其中除了折射出人性的一丝温情外，也显示了李熙对权力的痴迷和恐惧。

当年9月，独立协会成员金鸿陆派人在李熙的咖啡里放入大量鸦片，高宗觉得味道不好没喝，但太子李坧喝了后当场中毒倒地，不省人事。李坧虽经大力抢救后侥幸活过来，但此后一直体质孱弱，并终身不育。这一事件随即引发了大韩帝国对独立协会的全面取缔。徐载弼身为美国公民，大韩帝国倒也奈何不了他，但长期以其弟子自居的独立协会骨干李承晚（日后的韩国首任总统）却被捕入狱。此时的李承晚既无高官背景，更不好意思自称王室后裔，随即以“谋逆”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自此大韩帝国内部的进步势力荡然无存。

大韩帝国虽然于1899年制定了宪法，但却并未步入君主立宪制国家的行列。做了多年傀儡的李熙不仅身兼海陆军大元帅，更废除了责任内阁制，成了总揽军政大权的“无限君皇”。如果说李熙的膨胀仅限于国内的话，那么在西方列强的扶植之下，大韩帝国仍有可能建立起一支可堪一战的武装力量，但独立协会却力主驱逐把持朝鲜财政、军队建设的俄国顾问。半途而废的朝鲜军事改革最终留下的是不过5600人的新式军队，还要分驻全国14个地方。如此微弱的国防力量，令李熙的帝国最终不过是黄粱一梦。

出兵华北——日本加入八国联军的真正动机

戊戌变法

甲午之役虽然令日本在腐朽的满清政府身上压榨到了巨额的赔款，实现了明治维新之初便确定的领土扩张的初期目标，但是日本国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却并非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有所缓解，反而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局面。

以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宪法》的颁布为标志，日本虽然进入了君主立宪制国家的行列，但是在总揽统治权的天皇以下，以辅弼之名把持政权的始终是萨长同盟的所谓“功勋干练之士”。明治政府虽然在1890年又颁布了类似于《军人敕谕》的《教育敕语》以约束国民的思想，但权力分配的不均和普通民众的困苦，却令以在野政客为旗手的所谓“民权”运动在日本各地始终此起彼伏。

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虽然以致力于战后经营的名义，吸收了板垣退助、大隈重信等政客进入内阁，以缓和与高喊“打倒藩阀”的在野党之间的关系，但结果却并不理想。在不愿分享权力的山县有朋等人的诸多压力之下，1896年4月30日，伊藤博文不得不宣布内阁总辞职。日本随即进入了松隈内阁执政时期。

所谓“松隈内阁”指的是首相松方正义和外相大隈重信。这个组合的背后自然是萨摩藩和在野党的联合。而作为甲午战争的幕后推手，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所代表的长州藩仅占据了法相和递相两个边缘岗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不得不说是此时日本国内资本力量发酵和抬头的缘故。以三井、三菱、住友等为首的财阀渴望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之中消化胜利的果实，而山县有朋的激进和伊藤博文的老辣在他们眼中都是增税的代名词。

松隈内阁虽然得到了财阀势力的支持，但是却并不为普通百姓所认同。甲午战争令日本国内的工厂业主和金融寡头赚得盆满钵满，甚至陆军的御用商人大仓喜八郎也靠着向罐头里掺杂石子（以至于乃木希典战后坚决反对大仓组在台湾开设新店）而大发横财，但是广大国民却并未从中得到实惠。

甲午战争令日本的地租上涨了四成。1896年随着酒税和烟草专卖制以及其他间接税的激增，小农贫农纷纷面临破产的窘境。他们最终只能在将女儿送入工厂做包身工或卖往南洋妓寮，儿子则送入矿山和军队之余，将明治政府所授予的土地卖掉，再次沦为佃农。

与小农阶层的逐渐消亡相比，日本产业工人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去。甲午战争中日本虽然表现出了对满清政府的工业优势，但日本本土的重工业却依旧处于蹒跚起步的阶段，战争所需的军舰和枪炮无一不依靠纺织业和矿石出口所获得的外汇换取。企业利润和军备税收的双重盘剥，令日本的纺织女工和矿业劳力几乎生活于人间炼狱之中。加上城市化的进程和桑园种植面积的扩大，日本粮食价格更出现直线攀升的局面。

各地不断出现的米骚动和罢工运动，一方面促进了日本国内社会主义思潮的萌芽，一方面也令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开始重新审视其与财阀的关系。伊藤博文视财阀和在野党为“雇佣军”，得出了“雇佣之兵不可靠，非有自己的御林军不可”的结论，而所谓的“御林军”指的是利用皇室的资产成立新的政党。

毫无疑问，皇室是日本国内最大的地主阶层。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仅是拿出皇室所拥有的日本邮船公司股票红利中超过5%的部分当作“机密费”，便轻松收买了诸多政党和议会的要员，成立了御用政党——立宪政友会。在1900年日本自由党宣布向伊藤博文“无条件献党”之际，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幸德秋水在《万朝报》上发表了《祭自由党文》，自此日本政坛进入了一家独大的时代。由财阀、军队及贵族元老所组成的立宪政友会，对内通过《治安警察法》镇压民众的反抗，对外则以维新输出和军事干涉为双臂，加入到了西方列强瓜分东亚的行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