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海军战术与训令的正规化

不管是16世纪还是17世纪，控制一支舰队所需的一切技艺都是为了实现一个目的——击败敌舰队。战术机动不是为了机动而机动。但倘若舰队不能维持适当的航行秩序，它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遭遇袭击。舰队在夜间分散开来时，这种状况极容易发生。所以，1653年6月1日加巴德沙洲海战时，虽然英荷双方舰队都抵达了战场，但由于是晚上，双方只好停泊，等第二日再战。6月3日撤退时，特罗普上将失去了对荷兰舰队的控制，不少船只在逃离时相撞，撤退变成了溃败。与此相比的是7月31日的斯赫维宁根海战，因荷兰人尽力维持着舰队秩序，撤退时没有再损失战舰。1665年洛斯托夫特海战中，詹姆士如果能更好地控制舰队，排出完整的战列线，战果可能会更好。

由于害怕舰队失去组织，在纳尔逊冒险展开夜战前（1798年的尼罗河之战），夜战是舰队司令们极力回避的。不过，海军也有夜战信号，因为舰队偶尔会被迫展开夜战。但是，强大的舰队一般会回避夜战，因为它们无法有效地施展开。弱小的舰队同样会回避夜战，因为它们担心自己可能被卷入激战，无法撤退。

另外，对风帆舰队司令而言，无法维持适当的侦察系统也是大错误之一。侦察的不足，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僚舰地位低下的结果，因为它们无法以司令向僚舰发信号的方式发回信号。在无线电发明以前，僚舰很难发回关于敌军组成、实力和位置，敌军实时航向、未来意图以及风帆张起程度的详细报告，使得这些侦察其实没多大用处。对负责瞭望的巡航舰而言，除非它能大胆机灵地接近敌军，又不致被敌军击伤或俘获，否则，就算拥有最为优秀的信号系统也毫无用处。因此，巡航舰舰长的素质极为重要，重要程度甚至可能超过某些战列舰的舰长。

因此，时常会有人讨论，舰队司令是否应当待在巡航舰，而不是战列舰上（战列舰必然会因其特点卷入仓促激烈的战斗）。事实上，豪勋爵曾经尝试过乘坐巡航舰指挥，乔治·罗德尼上将也曾效法。奥迪贝尔·拉马图埃勒在他出版于1802年的《论海军基本战术》中对此进行了长篇探讨。正如拿破仑向冈托姆伯爵指出的那样，舰队司令乘坐巡航舰指挥的另一个优势在于，他可以亲自执行前出侦察，不用依赖传回来的信号。然而，这也带来一个缺点：因司令身处巡航舰，不在舰队中，他很难指挥战术行动。

如果舰队正在上风方向交战，司令所处的巡航舰就要位于己方战线上风方向；如果舰队在下风方向，则巡航舰就要处于己方战线下风方向。这样，司令的视野就会被烟雾遮挡，造成额外的不利影响。火炮产生的烟雾有时会一直笼罩在战场上，让舰队司令看不到除了身边船只之外的任何东西。与此同时，他的舰队可能会分散在广袤的海域，即便没有烟雾，传递信号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进攻一支已经列成战列线的舰队时，进攻方习惯慢慢接近敌舰。这样，进攻方的战舰就能维持直线排列，不至于冲到太靠前的地方或突然穿过其他战舰前进，遮挡双方的开火区域。即便存在有利于进攻的强风，它们也很可能仅以四节的速度推进。对现代读者而言，风帆时代绝大多数海战的缓慢过程是相当难理解的。进攻前，可能会花好几个小时甚至若干天的时间让舰队列成所期望的战斗队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舰队司令在这种环境下所承受的压力是极为可怕的，以及风帆时代许多将领在胜利后为何不展开追击的原因。

另外，在风帆时代，相对速度对战术也极其重要。与其说决定速度的是战舰设计，倒不如说是船底累积的海藻和藤壶数量。在引入铜壳前，一支由全新战舰组成的舰队，能远远甩开一支建造结构类似，但在海上漂泊了多个星期需擦拭船底的船只。内在固有速度差异作为蒸汽船设计的一部分，对铁甲舰时代的海军战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没有人真正知道一场风帆海战发生的确切时间。尽管钟表匠约翰·哈里森做了相当大的努力，但精密计时器要到风帆时代末期才出现。即便到那时，海军部也不会供应精密计时器。一些军官是花了100英镑自己购买的，倘若将其折合成今天的货币，那将是很大一笔钱。战列舰舰长持续出海时，年薪也只在246～365英镑之间（具体多少则由其战列舰级别决定）。尽管战舰航海日志可能会记载战地机动的时间和收发信号的时间，但这些时间只在与某一艘特定战舰上的时间变化相关时才有价值。当时，可以使用仪器测量同一条战列线中两条战舰间的距离，但并没有测量敌方战舰与己方战舰距离的工具。因此，风帆战列舰将舰上装备投入战斗时遇到的问题远多于机械时代的战舰。

总之，风帆战舰是木制的堡垒，由风力推动。战舰两舷都配有数目巨大的火炮，由于体积庞大，需要大量的水手操纵。战舰的木料相当结实，这既是为了防御，也是为了能承受己方火炮发射时所产生的应力。战舰还有装载食物、装备和弹药的储物空间，能够在海上停留多个星期，也能经受得住恶劣天气的考验。每条战舰都是具有可观威力的独立战斗单位，能够从任一个舷侧发出猛烈的炮火，但只有很少的火炮向前后方向射击。以纳尔逊的旗舰“胜利”号为例，两舷共有88门火炮，前后只有16门火炮。于是，战舰的火力范围就只有两舷延伸出去的那段窄弧形。因此，海军战术系统的设计目的就是尽快使舰队投入战斗，且尽可能少地暴露在敌军火力下。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接近敌军战列线末端，阻止敌军炮组射击；同时沿斜行路线接近，让舰队能够向部分敌舰展开炮击。即便己方战舰需要一边前进一边调整目标，或者像特拉法尔加一样，对敌军战列线展开大胆的迎头冲击（以减少在敌军长距离火力下暴露的时间），一旦舰队开始交战，炮术的重要性就超过了快速射击和装填，尽管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有效的炮术依赖于士气和训练，二者缺一不可。英荷海战时，英国炮手就以较大的火炮、较好的炮术训练与纪律在几场海战中赢得了胜利。

有种说法，强大的海军会炮击敌军船身，弱小的海军则射击敌军战舰的桅杆、索具和风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决定炮击目标的是选择的战术。

通过观察会发现，战舰的风帆比船身容易打中，因为风帆的面积很大。对帆索、船桅造成的损伤也可以阻止敌舰推进，或迫使其退出战列。尽管有强化索具将其链锁到横桁上，以阻止索具掉落，但帆索上的一切东西都是脆弱的。船帆可能会被撕裂，支索会被切断，横桁会和顶桅一起被击落。有时整根船桅都会被打坏，裂成碎片。落在战舰侧边的船帆、木器和索具，会挡住火炮的视野。

因此，英国海军爱德华·弗农将军和理查·肯彭费尔特将军曾仿效法军，轰击桅杆、索具和风帆。不过，船身虽然难被命中，但却是更具决定性的目标。击穿战舰的炮眼会让战舰变得脆弱，一系列精确瞄准的炮击损毁火炮后，它将无法作战。此外，炮击也可以深入船体内部，摧毁或击伤其桅杆底部，从而使其无法被操控，难以从仓库运来弹药补给。射击水线和水线下方的船身会使木工难以修补。英军战舰时常倾斜得很厉害，因此，敌军少数几发射击准确的炮弹就会使水兵们忙于使用水泵排水。在近距离交战中，最具伤害性的攻击方法是不断升起、降低火炮。这种情况下，火炮可以使用减装药射击，以便给敌军战舰造成尽可能大的碎片量。因此，陷入近距离“混战”时，船体是必然的轰击目标。

不过，尽管英军舰队司令们对战斗由单独战舰或单个分舰队猛烈展开攻击的“混战”口头上有所赞赏，但只有少数人试图在不保持紧密战术控制的状况下展开大战。许多英军将领认为，列成一条战列线，与敌军战列线在较近距离上平行排列，狠狠展开炮击就是令人满意的交战方式。实际上，拥有先进炮术和战列线排列得好的舰队才会占有优势。索具受损或漏水的战舰会试图从战列线中撤出，作战效能变低的舰队都会一并撤退（位于下风位置的战舰撤退时会轻松得多）。

当敌人拥有良好战列线、训练优秀的水手时，以分舰队展开攻击，看上去会没那么有效。因为它导致力量被分散，有被敌军各个击破的风险。特别还要考虑的是，当时英军信号系统的条件有限。采用某种更为复杂的战法，意味着组织和执行都更复杂，作战也就更容易遭遇困难。比如，一旦战舰的帆索遭到损坏，或者领头战舰失灵无法带领舰队，整场攻击就可能陷入混乱。埃尔丁的约翰·克拉克在《海军战术论文》中指出：“与使用线性战术展开交战相比，攻击敌军的前卫往往无法令人满意。”因此，英军舰队司令们更偏爱线性战术而不是混战，混战无论如何都不是对敌军发扬火力的最佳方法。不过，要维持战列线，就需要每艘船维持一个稳定的速度（降半帆，航速在5节以下），以保证队伍的秩序。所以，某艘战舰想随意机动，就有冒着搅乱己方战列线推进的风险。

尽管舰队司令时常下令不要过早开火，或收到信号才开火，但战斗往往会在距离高达1000码的地方开始并持续下去。当进攻方舰队一条战舰的索具损坏，船舷摇摆，或出于自卫时开火，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又可能让其他战舰也着手射击，否则它们就可能互相遮挡火力范围，从而妨碍己方其余攻方战舰进入距敌舰更近的位置。这时，射击纪律尤其重要。当一支舰队试图阻止另一支舰队执行战术机动，或是试图保障自己的机动自由时，也会发生远距离炮击。“近距离”是个富有弹性的术语，似乎可以指0.25英里以下的任何距离。英法两军使用的“步枪射程”和“手枪射程”术语也不精确。步枪射程大约意味着陆战队员可以用步枪向敌舰开火的距离，但这根据实际情况，出入可能会很大。这一距离可能是150码或更多，尽管滑膛枪在超出80码的距离上就被认为不精准了。手枪射程可能意味着决斗距离，也就是说50码或25码或者更少。总体上看来，大多数战斗中的射击距离可能略大于人们迄今为止所认为的距离。我们知道，荷兰海军卷入混战时更青睐展开登船战，因为他们擅长英军畏惧的登船战。

在真实的“混战”当中，由于毫无秩序的战舰都聚在一起交战，结果就取决于高效的炮术和操舰术，以及英国人所谓的“相互支持”。就炮术层面而言，这意味着让所有火炮甲板都保持稳定火力，在必要情况下甚至可以在战舰两舷同时射击。随着作战行动的持续，火炮被敌军炮击到失去战斗力，炮手或死或伤。当过热的火炮后坐力过强，导致弄断了特别用于作战的两条驻退索（发炮时阻止炮身后退的绳索，它们也可能会被敌军炮击割断），就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伤亡。陆战队员和船员会在船艏楼、船艉楼、甲板以及顶桅上使用步枪交火。部署在战舰水线上部建筑的回旋炮和后来的卡隆炮装填着霰弹，可以用于清扫敌军的甲板，消灭准备发起攻击的登船部队。只有当两艘战舰卡在一起时，才有可能出现登船状况，如果其中任一战舰起火，情况对双方就十分危险了。相互炮击有时会持续好几个小时，直到其中一艘战舰的炮手因伤亡过大，最终无力继续抵抗为止。18—19世纪的“混战”操舰术——攻方用侧舷扫射敌舰船首或船尾，这样除了可以最大化发扬己方火力，还可让己方舰船只暴露在敌人最少的火炮下（风帆战舰船头船尾的火炮数量最少）。这与16—17世纪的混战不同——16—17世纪的混战目的是登舷。

战列舰很少因为被炮火击中而沉没，但要是其起火后，火苗蔓延到火药库，就有可能被炸毁。其次，如果战舰的水下部分遭到敌军射击，在恶劣天气的影响下，也可能会沉没。另外，设计不良的战舰还可能在本舰射击火炮时被震成碎片。

总之，“战斗训令”这个被许多作家滥用的术语一开始是很原始的。早期的训令一开始并没有区分航行条令或战斗条令，内容也驳杂，里面可能包含奖赏、舰队停泊顺序、行政管理等各种内容。一般来说，条令的有效期很短，产生新条令后便失效了。因为下一次战役时，司令官可能会重新制定他认为合理的新训令，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1660年。王政复辟以后，《战斗训令》不再是一部著作，而是《女王陛下（后改为国王陛下）舰队的航行与战斗条令》中的一个章节。随着时间的推移，《航行条令》和《战斗条令》内容被固定下来，对舰队在航行和战斗中的所有行为都做了尽可能详细的规定，包括抛锚、起锚、航行和锚泊时应发出何种信号，如何用灯光区分不同旗帜，雾天如何航行；资深舰长和新任舰长的船舶在航行时的优先级如何区分，如何召集军官；关于技工、领航员、双桅小帆船、沿海供应船和单桅帆船的条例，关于火攻船的条例以及如何鼓励火攻船作战的条例。

最初，《航行训令》十分原始，尽管包含了敌军未出现时，如何控制舰队的信号。此后，《航行训令》开始包括更多细节，最终包括了巡航编队的完整阵型，以及从一个战斗队列机动为另一个战斗队列的方法。从这些训令中，我们能够发现，大舰队是如何搜索到敌军舰队以及如何根据现有方法展开战列线的。到1653年，《航行训令》与《战斗训令》成为两个独立章节但又相互对应的文件。到17世纪末，它们更加详细。但在实际战斗中，当时的训令和作战信号较1665年约克公爵詹姆斯或鲁珀特亲王的主张并无进步。

当然，只有训令手册是不够的。我们从其他领域的经验中可知，一个系统的实际运转是不能仅参照官方手册的。官方手册所描绘的永远不是完整的，诠释战术需要专业实践。除此之外，战术还需要一种哲学，一种情感，一种传统，一个信仰，也就是“军队文化与习惯”，以此激励系统的使用者。从广义上讲，一支强大军队的训令和战斗实践最为接近，战斗力弱的军队的官方训令与战斗实践就容易脱节，一支正走向灭亡的海军，极有可能会不断颁布《战斗训令》。

一位舰队司令总是随身携带着训令，训令中包含了他指挥的条目，明确说明了他的战略目的（尽管常常用词细致），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说服和安抚亲王、大臣和盟国将领，哄骗中立国港口的总督。与此同时，他还有至关重要的任务：指挥巡航舰保护贸易，为运输船提供护卫。如果交战的话，以何种方式进行，不是仅靠留意风向和观察敌军行动就能决定的事情。

总而言之，尽管训令有许多不足，且有时不能够实施，风帆时代的海军训令特别是海军战术，最终于17世纪正规化起来，其原因就是发生在17世纪后期的两次“英荷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