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01 第一章“辉煌与邪恶的海上猎手”：沃尔夫冈·吕特上校

人们对二战时期的德国U艇部队一定不会陌生，轰动一时的大制作电影《从海底出击》（Das Boot）和《U-571》都曾生动刻画了U艇官兵时常枯燥无聊的海底生活和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吸引并激发了众多军事爱好者的兴趣。撇开电影的艺术加工不说，它们倒也真实地反映了U艇部队是德军最危险的兵种之一这一事实——二战期间先后有约4万名官兵服役于U艇部队，其中3万人陆续葬身海底，战损率高达75%！不过，伴随着超高的战损率也出现了大批的王牌艇长，击沉敌方各种舰只10万吨以上的U艇艇长即有34人之多：若按战绩排名，位居前三的分属克雷奇默（Otto Kretschmer）海军中校、吕特（Wolfgang Lüth）海军上校和托普（Erich Topp）海军中校；以知名度而论，除潜艇部队奠基人邓尼茨以外，最为人熟知的恐怕要数那位成功潜入斯卡帕湾（Scapa Flow）、奇袭英国皇家海军军舰的普里恩（Günther Prien）海军少校；若从获得的荣誉来看，先后有5位艇长获得过双剑骑士勋章，其中吕特和布兰迪（Albrecht Brandi）海军中校更是U艇部队、乃至整个海军仅有的两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吕特都算得上是最成功的U艇艇长之一，他先后指挥过5艘U艇，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海域的16次出海作战中击沉了总吨位近23万吨的46艘敌方舰只。作为邓尼茨的宠儿和爱将之一，吕特在30岁那年以最年轻的海军上校身份出任海军学院院长，邓尼茨也一直在把他作为继承自己衣铎的U艇部队未来司令官悉心培养。吕特经历过5年不间断的出海作战，在斩获骄人战绩的同时得以幸存下来，却在欧战停火的当月被严格执行自己命令的哨兵意外射杀。吕特也是最后一位荣享国葬待遇的纳粹时代军人。

吕特被后人称为U艇艇长中性格最复杂的人，一方面他极其勇敢，具备与生俱来的领导才能，善于激发下属的激情和荣誉感，也愿意运用一切手段提振艇员的士气；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名毫不掩饰自己信仰和忠诚的狂热纳粹分子，他对敌方船员的生死毫不介意，在有些战斗中的行径甚至可以用“血腥残忍”来形容；同时他对部属又至为关爱，重视婚姻和家庭价值的他总是像严格又慈祥的老父那样照料艇员，任何艇员只要踏上了吕特指挥过的某艘U艇，此后无论他身在何方、从事何种工作或犯下何种过错，他都将成为吕特庇护和帮助的对象。后人在评价吕特时，都深感无法简单地称其为好人或坏蛋、英雄还是恶棍、是为国尽忠的战士还是死忠的纳粹，或者只不过是个嗜血的现代海盗。美国军史家沃瑟（Jordan Vause）1990年时曾这样写道：“……在最后一艘U艇击沉最后一艘舰船差不多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U艇艇员有一份肮脏的工作要做，而且他们干得的确很不错。”吕特当然把这份“肮脏的工作”干得极其出色，以至于战时的敌友双方都称他为“伟大的猎手”（Der große Jäger）。

早年岁月：从受训到加入U艇部队

吕特于1913年10月15日出生在波罗的海港口城市里加（Riga）的一个德裔家庭，祖父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Lüth）于19世纪中叶从德国吕贝克（Lübeck）移民至此，而后经营一个不大的针织厂，其父奥古斯特（August Lüth）则子承父业，针织厂的客户群中还包括沙俄帝国的陆军等。1914年一战爆发时，吕特的父亲奥古斯特被俄国当局逮捕后流放到西伯利亚，母亲埃尔弗里德（Elfriede Lüth）则带着4名子女逃回德国布雷斯劳，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21年方才重返里加。德国人在里加居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多个世纪前的条顿骑士国时代，几百年下来这里形成了庞大的德裔社区，德裔也相对独立地形成了一个社会中的社会。保守、封闭、民族主义倾向严重是此地德裔们较普遍的特征，但他们也日渐感受到来自于俄罗斯民族和其他波罗的海族裔的影响、冲击、敌意乃至迫害，这可能对吕特等德裔青年世界观和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沃瑟对此曾评论道：“吕特的波罗的海之根，或许可以解释日后他为什么会全心全意地拥护国家社会主义。”

从1921年到1933年加入德国海军前的这12年里，吕特一直居住在日渐没落的里加。他在这里的一所德裔文理学校完成了中学教育，1929年通过了大学入学资格考试，后于1931年进入颇负盛名的戈特弗里德·赫德学院（Gottfried Herder Institute）学习法律，但仅仅3个学期后他就放弃了学业。1933年4月，也就是希特勒登上德国政治舞台的2个月后，吕特就志愿加入了海军并成为1名候补军官。纳粹政府当时力主发展国民经济，恢复德意志民族失去的尊严，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枷锁，惩罚所有迫害德国人的国家，并建立一个由纯雅利安人居住的“大德意志帝国”。所有这些教义和宣传吸引着急于树立自信心和摆脱困境的德国人，也在年轻的吕特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吕特学习法律时，德国已无可挽回地步入了纳粹时代。希特勒刚一攫取政权，吕特就迫不及待地辍学并加入海军，恐怕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巧合。希特勒政权在德国武装力量中有很多同情者，特别是许多海军军官都是其热情支持者。他们认为，为了洗刷一战中海军作战绩效低的污点，特别是在1918至1923年间的多次政变叛乱中海军均涉足其间的“耻辱”，海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证明自己并非一个既昂贵、又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奢侈品，也必须向大陆心态占主导地位的国人解释一支庞大舰队的价值。为达成这些目标，海军军官们自然更认同这个允诺砸碎《凡尔赛条约》、重建武力的纳粹党。另外，海军军官团的核心成员特别认同希特勒发出的“德国的世界使命”这个讯息，而希特勒所声称的完成这一任务的种族基础，恰恰与海军军官团长久以来被灌输的信仰不谋而合。

德国海军的规模在1933年时仍然很小，但有着严格完善的教育训练体系，其目标就是选拔最优秀的人才成为海军军官。这套体系在30年代中期大致包括五个阶段，为时约3年：2个月的基本步兵训练后是3个月的海上航行训练，然后在巡洋舰上进行约9个月的远洋训练和考察，完成之后再到海军学院学习9个月，最后在授衔前完成一段时间的见习期。战前的几乎所有U艇和水面舰艇军官都需经过上述五个阶段的严格训练，当然随着战争的逼近和爆发，学员们在每一阶段所待的时间会有所差别。1933年3月的最后几天，出现在波罗的海海岸的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新兵训练营的123名青年——海军33级学员队（Crew 33）。他们虽来自德国各地，但多数人的家距海岸不足100英里；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基督教路德教派教徒，只有少数是罗马天主教徒，当然不可能出现犹太教徒的身影；他们中的多数人出身于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父辈都经受过一战的洗礼，既不喜欢战后的共和政府，也不喜欢共产主义和其他左翼政党。33级学员与他们之前之后数期的学员们一起构成了二战德国海军军官团的中坚，他们目睹了纳粹的崛起，也为希特勒的胆大妄为和早期成功喝彩。作为一个悲剧群体，他们从不谴责、不质疑、不拒绝、不抱怨元首，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勇敢忠实地履行职责——就像一战中即将出海作战的佛兰德斯潜艇支队，向前来视察的德皇威廉二世挥别时所说的那句话一样：“我们这些即将赴死之人向您敬礼！”

吕特是33级学员队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他带有波罗的海口音的德语，颇有些古怪的长相，还有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了解和远超众人的热情都使他容易让人记住。33级学员队新兵连连长厄尔恩（Victor Oehrn）中尉——1939年，他任U艇部队主管作战的副参谋长时曾策划了斯卡帕湾奇袭行动——就清楚地记得吕特这位同乡，还觉得他跟自己有些相像。当然，1933年时厄尔恩无法预计到吕特将成为这一级学员、乃至整个第二代（指1939年9月二战爆发后始任艇长的）U艇艇长中最出名的代表，此时的吕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吕特等学员在新兵连接受了基本步兵训练，包括队列、挖掘战壕、障碍攀爬和射击等科目，而后获准身着海军制服开始为期3个月的海上训练。33级学员队在基尔港登上了崭新的三桅训练舰“福克（Fock）”号，虽然可以想象他们登船时是多么的兴奋，但由于这一时期的档案毁于战火，后人无从知晓吕特等学员在训练中的表现。当年9月23日，吕特等学员被派往轻巡洋舰“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号进一步受训。10月至次年6月，学员们随“卡尔斯鲁厄”号进行了环球旅行，他们穿越了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先后游历了亚丁、加尔各答、苏门答腊、爪哇、布里斯班、火奴鲁鲁和波士顿等许多地方。这次为期8个多月的旅行可能是吕特一生中最受教益的一次学习经历，他不仅熟悉了德国海军舰只及其对手战时运作的方式，还认识到海外的人们会根据他们的言行举止来评价德国，故而早早认识到严格自律的重要性，以及增进个人责任感和荣誉感的必要性。

环球旅行后，33级学员面临着严格的考试，失败者的海军生涯将就此结束，而通过者则被提升为二级中士候补军官（Fähnrich），之后再进入弗伦斯堡-米尔维克的海军学院（Marineschule Mürwik）学习。如果说德国的海军军官们都曾有一个共同的家的话，那么1910年德皇威廉二世一手创建的这所海军学院就是这个共同的家。这里是每个候补军官都向往的崇高所在，也是从这里走出的军官们倾诉思旧情怀的对象——它醒目的红砖建筑和高大的钟楼俯瞰着日德兰半岛东岸的弗伦斯堡，雄伟的纪念大厅里镌刻着德国海军史上的英雄和亡者的名字，每个海军军官都要在此留下一抹痕迹，而当他们离开时也都或多或少地留下学校的印记，并从这里带走了一些将影响他们一生的东西。这里和吕特似乎分外有缘——10年后的1944年，他成为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院长；1945年5月这里成为末代元首邓尼茨的驻地，吕特拱卫着这个最后的中枢，尔后也长眠于此。

1934年6月，吕特在海军学院开始了为期10个月的军官教育。这所学院虽是一战前德英两国海军军备竞赛的产物，但它的教学方法和内容依然师法位于达特茅斯（Dartmouth）的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整个德国海军又何尝不是以皇家海军为模板的呢？）除战略与战术、航海技术、导航、海洋工程、枪械、航海史等课程外，学院还将培养“穿军装的绅士”列为重要目标，吕特等学员也必须参加舞蹈、骑术、击剑、体操和帆船训练，礼仪礼节和海军传统等方面也是必修课。当年8月，当学院的候补军官们集体宣誓效忠国家元首希特勒个人时，无人能够预计到这个誓言意味着什么，但就他们当时的感受而言，纳粹政权带来的变化和予人的观感或许还相当不错，尤其是加速发展的海军——更多的舰艇和船坞正在建造，更多的人进入海军，被禁15年的U艇部队似乎可能又一次成为海军的一部分。1935年4月，吕特完成了学业并通过了综合性毕业考试，随后到专业学校接受鱼雷、反潜和海岸炮兵方面的训练。当年12月，吕特等学员奉命到巡洋舰“柯尼斯堡（Königsberg）”号报到，开始第五阶段的见习期。此时的学员们仍未获得正式军衔，“柯尼斯堡”号的军官团将根据一段时间的观察再决定是否正式推荐授衔。吕特在“柯尼斯堡”号上服务了前后约10个月，期间担任过队长兼值更官、高射炮军官等职务，1936年10月被正式委任为海军少尉（Leutnant zur See）。同级的115名授衔同学中，吕特排名第32位——这个排名揉合了考试成绩、在海上和学校的日常表现、资深军官的评价等因素，可能较恰当地反映了他的总体表现。不过，排名显然不能预测未来——吕特日后将是33级、乃至U艇部队最成功的军官之一，他的同学中除少数几位外，绝大多数都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了。

1935年6月，英德两国缔结了海军条约后，德国终于可以发展规模更大的水面舰艇部队，也第一次获得了建造潜艇的权利。其实德国早就在为他国建造潜艇，一俟海军条约生效，德国迅速组建了由6艘小型潜艇组成的首个U艇支队。时任海军总司令的雷德尔（Erich Raeder）任命邓尼茨出任指挥官，而后者对这一任命似乎颇感失望——作为“埃姆登（Emden）”号巡洋舰的舰长，当时他正准备到远东去展示代表国力的坚船巨炮，在他看来，U艇在海军发展新规划中还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邓尼茨在9月底就任首支U艇支队——“韦迪根（Otto Weddigen）”支队的指挥官时，列队向他敬礼的只有3名艇长和若干艇员。无论是雷德尔、还是邓尼茨恐怕都难以料到，几年后将以精准高效的嗜血狼群闻名于世的U艇部队，就是从如此弱小的力量发展起来的。邓尼茨为U艇部队制定了与海军总体作战目标相吻合的发展方向，准备了系统的技战术训练计划，还以其天生的领导才干和热情亲自带领艇员进行训练。已担任U-14艇艇长的厄尔恩在回忆这段训练生活时曾写道：“周一到周五，每天白天都要进行8次水下进攻练习，夜间则要进行6次水面攻击练习，这是我们身体和精神所能承受的上限了。”随着更多的潜艇服役，邓尼茨十分重视吸引年轻军官加入方兴未艾的U艇部队。曾有一幅征兵招贴画描绘了彼时人们心目中的U艇部队：生龙活虎的海军军官站在银光闪闪的新艇上，信号旗迎风飘扬，天空中战机编队呼啸而过。这种形象当然也反映了邓尼茨对U艇作战的认识——他真正地相信U艇作为攻击性武器的强大力量，也渴望成功地把这种认识传递给艇长和艇员们；他竭力向下属灌输“无私的、随时做好战斗准备的”精神，而U艇兵种就像招贴画中所绘的那样，是一个“以无私奉献为荣的精英群体”；他预计U艇在新的战争中将不再是孤立作战，而是在无线电指引下组成巨大的作战群体；同时他也认为空中力量将是水下战争的一个重要维度，恰当地使用战机进行侦察和支援，对于U艇进攻战来说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尼茨还认为U艇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商船船队，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敌方船只的损失速度远快于其补充和替换的速度。

1936年7月1日，德国海军第2支U艇支队正式组建，邓尼茨随即负责统率这个支队，其头衔也变成了“潜艇部队指挥官”（Führer der U-boote，简称FdU）。随着U艇数量的增多，邓尼茨对年轻军官的需求越来越大，吕特也在1937年2月离开“柯尼斯堡”号后成为U艇部队的一员。至于个中原因，可能是吕特接到了邓尼茨的直接邀约——后者经常直接了当地向他所中意的军官发出邀请；也可能是吕特自己厌倦了水面舰艇的生活，而U艇部队作为闪闪发光的新部队则具有神秘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