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变幻

隋的建立

北周末年，统治集团四分五裂。杨忠是北朝显贵，西魏时为十二大将军之一，在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杨坚（公元541～604年）继承了爵位，后来他的女儿又成为宣帝宇文赞的皇后，杨坚当上了大司马、上柱国，掌握了国家大权，在朝廷中的地位十分显要。大成元年（公元579年），北周宣帝传位于年仅7岁的儿子宇文阐，这就是周静帝。第二年五月，宣帝驾崩，静帝年幼，身为外戚的杨坚就以左大丞相、都督内外军事的名义把持朝政，先后平定了相州、郧州、益州发生的武装叛乱，进而消灭了宇文氏诸王，自己独霸朝纲。公元581年二月，杨坚废周自立，建立了隋朝（公元581～618年），这就是隋文帝。隋朝建立之后，进行了几次较大的战争，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结束了长达270余年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

《开皇律》

隋文帝即位以后，命人修订刑律，编成《开皇律》。《开皇律》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贼盗》、《斗讼》、《捕亡》、《断狱》等12篇，一共500条。这部法律的刑名分为死（绞、斩）、流（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徒（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杖（60、70、80、90、100）、笞（10、20、30、40、50）五等，重罪有“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开皇律》废除了前代实行的许多酷刑，如枭首、宫刑、孥戮、车裂等，减掉了81条死罪和154条流罪。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开皇律》意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同时它也体现了一种文明和进步的精神。

保闾制度

隋文帝即位之初，就制定了保闾制度，以加强政府对于户口的控制，进而扩大税源。保闾制度规定，县以下五家为一保，五保为一闾，四闾为一族。设置保长、闾正、族正等职，分级负责检查户口。公元585年，又下令在全国整顿户籍，要求各州县按照户籍上的资料逐户核对，如有谎报掉队以逃避课役的情况，一经查出，其保长、闾正、族正等都要受到处罚。朝廷鼓励民间互相检举不实的户籍情况。同时，规定自堂兄弟以下都必须分居，另立户籍。这些措施完善了封建的户籍制度，打击了豪强的经济势力，也使国家的赋税大大增加。

京杭大运河

为了加强对国家的控制，巩固统一的政权，隋朝在建国之始就陆续开凿了广通渠、山阳渎等人工水道。隋炀帝即位之后，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起，用了6年时间，修凿了南起余杭，北达涿郡，西通洛阳的大运河。大业元年开凿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汴水、淮河、长江四大水系。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征发河北民工100余万，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六年，在长江以南修江南河，南连余杭。大运河全长1747千米，贯通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六省区，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形成了西通关中，北连华北，南连太湖的水上交通网络，对加强南北交通联系和促进文化交流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征高丽

隋朝开国之后，高丽成为国家东北部最为严重的边患。自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始，隋炀帝就着手准备出征高丽。国内造车造船，调集军队，都集中在进攻的基地东莱和涿郡。公元612年正月，隋炀帝集中水陆大军100多万人向高丽的都城平壤进发。水军由右翊大将军来护儿统领，从东莱海口出发；炀帝则亲自统率陆军，从涿郡出发。陆军于六月抵达辽东，遇到高丽军队的顽抗，推进受阻。宇文述所领的部队推进到距离平壤城只有30里的地方，因为军中补给不足，只得退回，在归途中遭到伏击惨败。来护儿的水军轻敌冒进，遭遇伏击，又听说宇文述兵败，就自动撤兵回国。第一次征高丽宣告失败。此后，隋炀帝又分别于公元613年和公元614年连续两次出征高丽，但是都无功而返。随后高丽国派遣使者与隋朝议和。

隋末农民起义

隋炀帝营建东京，修筑长城，开凿运河，虽然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当时却滥用了民力，使刚刚从长期战乱中解脱出来的百姓背上了更加沉重的负担。三次东征高丽，更是给广大人民带来了一场灾难。大业七年（公元612年），河北、山东等地遭到了特大水灾，第二年又发生旱灾，加上兵役和劳役的严重压迫，农民起义首先在这里爆发。邹平县王薄于山东长白山起义，自称“知世郎”，他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刘霸道、孙安祖、窦建德、张金称、高士达等人也纷纷举起义旗。由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和杜伏威领导的起义军，声势最为浩大。在短短的一二年间，北至山西、河北，南至岭南，东到山东、江浙，西到河西走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数以百计，敲响了隋王朝的丧钟。

唐朝开国

隋末农民起义动摇了隋的统治。时为太原留守的李渊看到隋已濒临灭亡，于是趁机扩大私人势力以谋天下。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七月，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他令四子李元吉率中军留守太原，然后以长子李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次子李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以3万大军进军关中，沿途不停地招兵买马，壮大自己的队伍，后来队伍扩大到20万之众。年底大军攻入长安，控制了关中地区。李渊暂时拥立代王杨侑为帝，遥尊当时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改元义宁，他自己当上了唐王、大丞相。大业十四年，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以后，李渊废掉了杨侑，正式称帝，建立了唐朝（公元618～907年），定都长安。此后，李渊进行了统一全国的斗争，先后平定了各地的农民起义，解决了北方突厥的问题。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正式统一了全国。

玄武门之变

唐朝开国以后，统治阶级内部围绕着帝位继承的问题产生了深刻的矛盾。高祖李渊的三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在征伐天下的过程中都有谋划统兵之功，同时各自形成了一定的私人势力。依据宗法制的原则“立嫡以长”，李建成被立为太子，但是李世民军功显赫，声望很高，对帝位也一直有着窥伺之心，建成惧怕二弟争夺帝位，就联合四弟元吉共谋对付。兄弟之间由此水火不容。公元626年，李建成和李元吉密谋夺取李世民的兵权并一举消灭之。李世民在得知消息后，先发制人，乘李渊召见太子的时候抢先在皇宫北门玄武门埋下伏兵，杀死了哥哥和弟弟。玄武门之变后，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不久就自称太上皇，让出了帝位。李世民即位，这就是唐太宗。

贞观之治

玄武门政变之后，李世民当上了皇帝，年号贞观（公元627～649年），他就是唐太宗。唐太宗吸取隋亡的教训，实行了很多开明的政策和利国利民的措施，以巩固唐朝的政权。政治方面，他知人善任，虚怀纳谏；在隋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制定了唐律；加强皇权，打击门阀制度，大力提高寒门士人的地位，扩大统治的基础。在经济方面，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继续推行前代实行的均田制，并多次减免租税，兴修水利，促进生产发展。文化方面，兴科举，办学校，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民族关系方面，在华夷一体思想指导下，实行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密切民族关系。贞观年间实行的这些统治措施，使唐朝政权得到了巩固，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出现封建社会历史上少有的海晏河清的大好局面。后世把这一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制是自西汉以后形成的政治制度，到唐朝时这种制度趋于完善。国家中央机关主要由“三省”和“六部”构成。三省是最高的权力机关，分别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各省长官是辅佐皇帝处理天下政事的最高官员。中书省负责掌管制令决策，门下省掌管封驳审议。所有的军国大事，必须由中书省拟定诏书，门下省审议复奏，然后交付尚书省颁布实行。各部门以及地方所呈的重要奏章，也必须通过尚书省交给门下省审定，然后由中书省呈请皇帝批阅。尚书省是一个执行机关，下统六部分别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下有4个属司，一共24司，负责处理全国的各类具体的行政事务。

《唐律》

唐高祖李渊即位以后，就开始修订国家法律。到唐太宗时，《唐律》制定完毕，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诏令全国颁行。《唐律》一共12篇，502条。其篇目包括名例、卫禁、户婚、厩库、擅兴、诈伪、杂律等等，与隋朝的《开皇律》相差不大。《唐律》内容完整，条目简要，对司法机关的职权范围界定十分清楚，执法人员的责任划分非常明确，刑罚的野蛮程度在隋朝法律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减轻。《唐律》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在保证封建统治秩序稳定的同时，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法制文明。它是唐朝最重要的成文法，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以及亚洲的法律制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租庸调制

唐朝初年，对田赋户籍制度进行了改进。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朝廷颁布了均田令，改进实行了前代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推行租庸调制。政府规定征敛赋役和原则是“务在宽简”，农民的主要负担是租庸调。具体规定是：每丁每年纳租粟二石；输调绢二丈，绵三两，或是输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每年服徭役20天，如不应役则按每天三尺绢折纳，叫做输庸。凡是加役15天者，可以免调；加役30天者，租调全免，额外加役最多不能超过30天。租庸调制是统治者轻徭薄赋政策的具体体现，农民的负担比前代大为减轻，社会秩序日趋稳定，经济也随之繁荣。

科举制度

隋初，科举制度就已经开始，炀帝时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到了唐朝，科举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重要的途径。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为制举和常举两类。前者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不定期考试，科目一般是临时设置，常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详明政术、军谋宏远等科，官民均可应试，考中后有官者升迁，无官者入仕。后者是国家定期举行的考试，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道举、童子等科，秀才和明经是常设科目。参加科举的人，必须检验其乡里名籍，刑家之子、商人、杂户、奴婢等无权应举。和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照顾了庶族地主阶层的利益，它理顺了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扩大了统治的基础，促使封建官僚体制走向成熟。

开元通宝

从西汉武帝铸造五铢钱开始，五铢钱一直使用到唐初。唐武德四年（公元622年），朝廷宣布废除五铢，新铸开元通宝，从而结束了五铢钱700余年的流通史。开元通宝采用两、钱制，即一两等于十钱，等于一百分，等于一千厘。1枚开元通宝重一钱，又叫一文，10枚为一两。我国的一两十钱制，即起源于此。唐钱以开元通宝为主，共铸行200多年。开元通宝为后世通宝、元宝之起源，其钱文、重量、行制均成为后世铸钱之楷模。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扬州节度使李绅在钱背铸“昌”以记年号，各地纷纷加以仿效，在钱的背面铸上州郡的名称，这种钱币称做会昌开元通宝。开元通宝除铜钱外，还有金币和银币，但这两种币不用于流通，而是用于宫廷赏赐。

文成公主和亲

公元7世纪，吐蕃的首领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的众多部落，以逻些为首府建立了奴隶主政权。松赞干布多次派遣使者向唐王朝求婚。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把文成公主许嫁给他。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许多手工业品、药物、诗文经史以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后来松赞干布也多次派遣贵族子弟到内地学习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在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之下，吐蕃制定了历法，创造了文字，作藏文字母30个。在儒家思想和佛教教义的影响下，吐蕃还制定了“恶行十则”和“善行十六要”。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促进了藏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加强了汉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为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安西、北庭都护府

唐王朝统一全国之后，采取了积极措施，使西域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唐太宗在公元640年攻破高昌以后，在高昌设立了安西都护府，负责管辖天山以南直至葱岭以西、阿姆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公元702年，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西北边疆，在庭州设立了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安西都护府管辖有著名的军事重镇“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北庭都护府管辖下的驻军主要有瀚海军、伊吾军、天山军等。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既是唐朝在西域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又是军事指挥机构。唐朝在西域有效地行使政治军事权力，任命各级官吏，统率边防守军，推行中央政令。这对巩固西北边防，维护国家统一，推进西域和内地以及中西文化交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日本遣唐使

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关系自古就十分密切。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就派使者来朝。唐朝时，两国的文化使者一直互相往来。这一时期，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和迎送唐使的使团至少有19次，有时一次多达500多人。遣唐使团中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翻译、医师、阴阳师、学问僧、留学生以及各种文化技术人员。他们横渡茫茫大海，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国，广泛接触各个方面的人士，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在当时文化界十分出名，并和李白、王维交情至深。遣唐使学习大唐帝国的先进文化，把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建筑、雕刻、音乐、美术和各种生产技术输入日本，对于日本社会各个方面的变革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鉴真东渡

鉴真和尚（公元688～763年）是唐代著名的高僧，俗姓淳于，扬州人，精于佛教律宗。当时日本的佛教还不够完备，日僧荣叡和普照随遣唐使入唐邀请高僧到日本传授戒律，访求十年找到了鉴真。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鉴真不顾弟子的劝阻和地方官的阻挠，发愿东渡传法。前四次都未能成行，第五次漂流到了海南岛，荣叡病死，鉴真双目失明。但是他不改初衷，第六次搭乘日本遣唐使团的船只东渡，终于在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到达日本，被日本人称为“过海大师”、“唐大和尚”。他在日本传播佛教和先进的唐文化，后来被日本天皇任命为大僧都，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公元763年，鉴真在日本圆寂。他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1000多年来一直受到日本人民的敬仰。

玄奘取经

玄奘（公元602～664年），俗姓陈，唐朝著名高僧。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奏请西行求法不被准允，乃私越国境，只身西行，历时4年，穿越西域大小百余国到达印度，潜心学佛。他在印度多次主持讲学和辩论会，以其渊博精深的学识震惊异邦。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从印度回国，轰动全国。唐太宗在洛阳接见了他，希望他还俗做官，玄奘拒绝了。他带回佛经657部，在国家资助下设立“译场”，专门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他与门人窥基、辩机等一起，花了19年时间从事翻译，成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四大译经家。玄奘还创立了一个新的佛教门派——法相宗，被后世奉为该宗的一代宗师。

武则天称帝

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原唐太宗才人武则天被高宗册封为皇后。由于唐高宗身体状况较差，武则天协助处理政事，天下称高宗和武后为“二圣”。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唐高宗病死，太子李显继位，是为中宗。两个月后，武则天废中宗，改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武则天临朝称制。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临朝，被迅速平定；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则天加尊号“圣母神皇”，称“陛下”，李唐宗室琅玡王李冲、越王李贞等起兵反抗，也被镇压，随后李唐宗室相继被杀。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终于废掉了唐睿宗称帝，改国号周，建立起武周政权，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操纵国家大权近半个世纪，在政治上很有作为，但她任用酷吏，杀戮过重。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李唐王室和旧臣发动政变，拥立唐中宗复位，重建了唐朝。

开元盛世

公元712年，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他在登基以后，针对当时朝政的弊端，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有：一、整顿吏治，裁撤冗员，严格控制官吏的铨选。二、调整政府的机构设置，提高行政效率。三、采取措施消除阻碍农业发展的因素，推进农业生产。四、加强财政管理。五、整顿实封制度，限制食封贵族势力的发展。六、恢复道教的优先地位，压制佛教势力。由于这些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唐代的社会经济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大的发展，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国力显著增强，几千年封建社会在这里达到了一个兴盛的顶峰。

唐都长安

历史上的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的国家。国都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都长安分为外廓城、皇城、宫城三个部分。外廓城是城市居民区，从东、西、南三面拱卫皇城和宫城；皇城是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宫城是皇帝和嫔妃居住的地方，也是政治权力的中枢之地。长安城的设计十分严整规范，街道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走向。东西长十八里，有11条大街；南北宽十五里，有14条大街。北城是宫城和皇城，南城主要是官僚住宅区，南城东西两翼为西市和东市，为商旅集散之地，200多个行业和几千家店铺，都集中在这里。城内市、坊分开，坊是住宅区，市为商业区。长安城人口约30余万户，有来自边疆的各族人，还有许多外国商人、使者和留学生。唐都长安成为世界商业和文化的交流之地，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

安史之乱

开元天宝年间，天下承平日久，统治者耽于安乐，不理朝政，国事日趋糜烂。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深得唐玄宗的信任，位高权重，手握重兵而心怀异志。公元755年，蓄谋已久的安禄山与其部将史思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起兵反唐，“安史之乱”爆发。叛军一路南下，势不可挡。次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六月，潼关失守，长安危急，唐玄宗仓皇入蜀，在行至马嵬驿时，军士发生哗变，杀死了杨国忠，并逼迫唐玄宗缢死杨贵妃。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任用郭子仪为将，并借用回纥兵力，全力平叛。公元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唐军乘机收复长安、洛阳等地。两年后史思明率13万人进攻，洛阳再度沦陷。公元762年，唐军再次收回洛阳。公元763年，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这场内乱是唐朝由盛至衰的转折点，唐王朝的全盛时代从此结束。

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以后，地方节度使的势力进一步膨胀，所据的藩镇俨然成为独立王国，而中央政府却无力控制，形成了弱干强枝的局面。各藩镇中，势力最大为祸也最烈的是安史之乱的降将张忠志、田承嗣、李怀仙所治的成德、魏博、卢龙三镇。他们表面上尊奉朝廷，实际上各拥强兵，自任将吏，自收赋税。其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朝廷只能事后追认。此外重要的藩镇还有淄青、淮西、宣武、沧景等。藩镇割据使得唐朝后期的政局极为动荡不安。中央政府对藩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藩镇割据终于得到了控制和清除。唐王朝出现了“元和中兴”的暂时复兴局面。但仅仅两年后，唐宪宗被宦官杀死，藩镇相继恢复割据，一直延续到唐朝灭亡。

两税法

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颁布施行两税法。其主要内容有：一、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全国税收额作为新税征收的标准分摊于各州，以后则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确定应纳的税额。二、不论土著户还是外迁户，一律在现居地立籍纳税；不论行商还是坐贾也都要交税。三、废除租庸调及一切杂税，依据田地及资产征收地税与户税，但丁额不废。四、政府以钱计算税额，百姓则用实物折合缴纳。五、商人根据其收入，征税三十分之一。六、两税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制，把中唐极端混乱的税制统一了起来，政府的赋税收入有了明显的增长。它是古代税制的一次重大变革，成为后代封建统治者所沿用的一种基本税制。

唐朝的宦官专权

唐玄宗晚年，宦官开始干预朝政。安史之乱以后，皇帝对于领兵的武将多有猜疑，宦官逐渐凌驾于朝廷百官之上，以致皇帝的废立和生命的安危都被宦官所控制。唐肃宗即位时，宦官李辅国拥立有功，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时掌管禁军，专横跋扈，无所不为，为唐朝后期宦官专权之始。唐代宗时，任命宦官充任内枢密使，掌管机密，承诏宣旨，名正言顺地控制了政权。安史之乱平定以后直至唐朝灭亡，12个皇帝中有7个是宦官所拥立，有3个被宦官杀害。宦官不仅控制朝政，胡作非为，而且大量兼并土地，霸占民田，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永贞革新

唐后期宦官专权，垄断朝纲，与朝臣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唐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在皇帝的支持下，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集团发动了永贞革新的运动，旨在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王叔文等人首先从革除弊政入手，下令免除民间积欠的赋税，罢宫市，打击了宦官的嚣张气焰。接着，起用了一批老臣如杜佑、范希朝、韩泰，以加强财政和军事实力，削弱宦官和藩镇的势力。改革立即遭到了宦官和藩镇以及朝廷中保守势力的抵制。宦官拥立顺宗长子李纯为太子，西川节度使韦皋随即上表，以顺宗久病为由，迫使顺宗内禅。王叔文等人或贬或死，永贞革新历时约半年，最后归于失败，宦官之祸一直延续到唐末。

牛李党争

唐朝后期，在宦官专权的同时，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也更加激烈，他们各自结成不同的党派，相互倾轧。从公元820年到公元859年近40年的时间，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与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发生了长期而激烈的争斗。整体看来，牛党相对比较保守，而李党则偏重革新。两党在朝政上分庭抗礼，一方上台后总是千方百计地排挤和打击另一方。双方的斗争互有进退，唐武宗时李党得势，唐宣宗时牛党当权。牛李党争局面的出现，其根本原因是皇权的威信大大降低，国家大政随着执政宰相的更迭而起伏；同时朝政也日益腐败，两党的争斗除了政治主张的分歧而外，也夹杂了朝臣们的个人恩怨。唐宣宗以后，由于宦官专权为祸日烈，朋党之争才逐渐平息。

长庆会盟

文成公主入藏之后，吐蕃和唐王朝有过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起，唐与吐蕃的关系时战时和。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唐和吐蕃会盟，史称长庆会盟。吐蕃的使者来到长安，与唐在长安西郊设坛会盟；然后唐朝派使臣刘元鼎随同吐蕃使臣到达拉萨，由吐蕃的大臣们在盟书上具名，并在拉萨树立了“长庆会盟碑”，碑文用汉文和吐蕃文写成，主要强调汉藏两族要“患难相恤，暴掠不作……蕃汉二邦，各守现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讨，不得相为寇仇”，永远要和平相处。从长庆会盟以后，一直到唐朝灭亡，80多年的时间里，唐朝和吐蕃的关系一直是和睦的。

会昌废佛

隋唐时期，佛教的传播较前代更为兴盛。唐太宗、高宗、中宗、睿宗都很信佛。武则天更是到处建造佛像，修建明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养数百僧人。宪宗时还举行了声势壮观的迎佛骨活动。佛教势力的恶性膨胀，给封建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许多平民出家为僧，或成了寺院的寺户和佃户。寺院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不向国家交税，国家财政因此大受影响。为了打击寺院经济，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废佛活动。朝廷下令，西京留4寺，东京留2寺，地方有34处可以各留1寺；每寺留僧10人。全国其余寺庙全部废除，一共废寺4600余所，僧尼还俗26万人，释放奴婢和被寺院奴役的良人共65万，收回良田数千万顷。废佛之后，国家经济大有起色。但不久武宗死，宣宗立，下令恢复被废的佛寺，佛教势力再度兴盛。

唐末农民战争

唐朝末年，农民不甘封建压迫和剥削，纷纷起来造反。公元873年，唐懿宗死，僖宗立，政治更加黑暗，财政亏空年达300万贯。当年中原大旱，灾民遍野，而政府的徭役和赋税一如从前，走投无路的农民被迫造反。大规模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公元874年，王仙芝在长垣聚集3000多人举行起义，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唐朝。次年，黄巢在曹州冤句响应，义军很快发展到几万人。自公元878年起，黄巢率领起义军横扫淮河南北各地，并乘虚南下渡过长江，攻取虔、吉、饶、信各州，队伍扩大到几十万人。公元881年一月，起义军攻占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此后由于农民军没有乘胜追击，而是陶醉在胜利之中，唐王朝残余势力乘机疯狂反扑，义军节节败退。公元884年六月，义军退到山东，黄巢自杀，农民起义失败。

白马驿之祸

唐末农民战争之后，唐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天复三年（公元903年），朱全忠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大规模地诛杀宦官。第二年，朱全忠逼唐昭宗迁都洛阳，并强行命令朝廷百官随驾东行，随后指使人暗杀昭宗，立太子李柷为帝，这就是唐哀帝。天祐二年（公元905年），朱全忠大肆贬逐朝臣，紧接着又在白马驿把30多位被贬的大臣全部杀死，尸体全部投入河中，史称“白马驿之祸”。这次事件以后，朱全忠在政治上的阻力已经全部扫除。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朱全忠逼迫唐哀帝禅位，自己当了皇帝，改国号梁，建都开封，他就是梁太祖。五代的历史开始了。

雕版印刷术

从纸张发明到隋唐时代，纸质书籍的制作主要靠手写。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这种方式远远落后于客观的需求。隋末唐初，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到了唐代后期，雕版印刷术已经相当发达，被广泛应用于印制诗文、契约、日历、佛经、佛像等。敦煌千佛洞发现的雕印《金刚经》，印制于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是现存最早的印刷品，经书的扉页有释迦牟尼佛像一幅，全卷字体遒劲，墨色鲜明，表明当时雕刻和印刷的技术都已比较成熟。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书籍的发展，为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以后历代雕版印刷术一直盛行不衰，宋、元、明各代的雕版印刷，校、写、刻、印、各道工序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雕版印刷术达到新的高峰。

《大衍历》

唐朝前中期，社会通行的历法是《麟德历》。唐玄宗认为通用的历法不够准确，就把著名天文学家一行禅师（公元683～727年）召到长安，让他研究比较各家历法的优劣，并改编制定新的历法。一行禅师在前人《戊寅元历》、《甲子元历》的基础上，历时7年，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编定了著名的《大衍历》。他根据日影实测来确定历法，纠正了前代历法中的许多错误，计算准确，对后代的历法影响十分深远。《大衍历》颁定不久，由日本人吉备真备传入日本。公元763年，日本淳仁天皇诏令废除日本的《仪风历》，改用中国的《大衍历》。

《唐本草》

《唐本草》又称为《唐新修本草》，是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编修成功的第一部国家药典，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药典。《唐新修本草》由《本草》20卷、《本草目录》1卷、《药图》25卷、《药图目录》1卷、《图经》7卷构成。《本草》部分共收载药物844种，对每味药物的性味、产地、采制、功用和主治都作了详细介绍。《药图》是描绘药物的形态，《图经》是配合药图的说明文字。《图经》和《药图》早已失传，《本草》现在也只有残存的卷本，但是其中的内容绝大部分都保留在后代的药物学著作中。

禅宗

唐代的佛教有许多派别：三论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密宗。这八宗中，禅宗是影响最大的宗派之一。禅宗的创始人相传是印度的僧人达摩和尚，他主要讲究宗教修养方法。唐朝时，禅宗又分为南北两大派别，以惠能和尚（公元638～713年）为首的南宗影响最大。惠能特别强调“心”和“性”的作用，他提出，一个人不需说法，只要静坐沉思，本心清净，妄念俱灭，就可以因顿悟而直指本心，见性成佛。惠能又告诫人们，要学会忍耐，要安于现状，只要心诚，一旦顿悟就能成佛而升入天堂。禅宗的这一套理论，对宋代的心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史通》

《史通》是我国最早的史学理论专著，其作者是唐朝著名的历史学家刘知几（公元661～721年），他曾任过30多年的史官。《史通》分为内外两篇，共20卷。内篇主要论述史书的体例和编纂和方法，外篇系统地阐述史籍的源流得失和史官的沿革等等。书中对于前代的史学著作的体裁、史料、记述、人物评价、语言文字等，都有深刻的评论，有较强的批判精神。他提出修史者应该具备才、学、识三方面的长处，主张“善恶必书”，以使“骄君贼君相知惧”。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可贵的。刘知几的史学观对后代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五代十国

唐末农民战争之后，到北宋建国之前，中国又陷入了分裂的状态。黄巢起义被镇压后的十余年间，北方形成了几个较大的武装集团。其中的朱全忠集团在相互的争斗中占据了上风。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朱全忠用自己的亲兵取代了皇帝的禁军，同年八月杀死了唐昭宗，另立13岁的辉王李柷为唐哀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朱全忠废唐自立，建立了梁朝，历史上称之为后梁。继后梁之后，黄河流域先后又建立过后唐、后晋、后汉、后周4个朝代，这就是五代。和五代大致同时，在南方还存在着十个割据政权，历史上称做“十国”。它们是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南汉、楚、闽、南平、北汉。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持续了约60年的时间，到北宋时实现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