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不捅不破，话不说不明。尤其是当关乎国家兴亡，不得不陈述利害时，说话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历史上有许多忠臣执法严明，铁骨铮铮，看见国君的过失之处，挺身而出，忍辱负重，不计较个人得失，直言进谏。然而遇见冥顽不灵的君主，不懂得说话的技巧，空有一身忠肝义胆，只会招致祸害，而于事无补。但有一些人却谙熟官场之道，懂得婉言巧谏，这样既能达到陈奏时务的目的，又能保全自身。

一次，两个道士互争尊长，各立门户，私结党羽。其中一个门派勾结宫中宦官和通事杨惟中，捕捉并虐杀另一门派的道徒。耶律楚材执法严明，不避亲贵，竟把杨惟中也收捕讯问。宦官畏忌在心，反而控告耶律楚材擅捕大臣，又扯出另外一些违制之罪。窝阔台大怒，竟把耶律楚材囚系治罪。不久，窝阔台自悔失策，下令释放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拒不让松绑，并进言道：“臣备位公辅，执掌国政，大汗初令囚系老臣，想来有可治之罪，应当明示百官，论述不赦之理。如今释臣，是我无罪，也应明示无罪之由，岂能轻易反复，如戏小儿。这样下去，国有大理，何以执行！”这真是临之以威，竟使朝中众臣相顾惊愕。窝阔台竟也开明，只得认错，说道：“朕虽为帝，难道就无过失之举吗？”然后，再三用温言抚慰。耶律楚材趁此机会，陈奏时务十策：一、信赏罚；二、正名分；三、给俸禄；四、官（任用）功臣；五、考殿最（考查官吏优劣）；六、均科差（调整赋役）；七、选工匹；八、务农桑；九、定土贡；十、制漕（水）运。这十件政事因皆切合时务，准令悉数施行。

蒙古族饮酒之风甚盛，窝阔台更是嗜酒如命。登位之后，竟然天天与大臣酣饮，不醉不休。耶律楚材屡谏，窝阔台不听。后来，耶律楚材拿着被酒浸泡腐蚀的酒器铁口，启奏说：“酒能腐蚀铁器，何况五脏！”话说得动情且深刻，使窝阔台幡然醒悟。他对着近臣夸赞说：“你们爱君忧国之心，有像‘长髯人’的吗？”于是一方面赏赐耶律楚材金帛，一方面下令近臣：每日只能进酒三盅。

魏徵先后向唐太宗陈谏200余事，数劝太宗以隋为鉴，全面影响了太宗的政治思想，为贞观之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李世民执掌朝政后，立即传召魏徵。作为李建成的亲信下属，众人都替魏徵的性命前途捏着一把汗。但魏徵却并不惊慌，坦然前往。李世民一见魏徵，劈头责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徵面不改色，从容答道：“如果先太子早听从我的建议，就不会有如今的下场。臣下各为其主尽忠，我为先太子出谋献策，这有什么过错呢？春秋时管仲辅佐齐桓公创立霸业，但他在做齐桓公哥哥公子纠的师傅时，还曾用箭射中公子小白（即齐桓公）的带钩。”李世民听后，无言反驳。他也早就听说过魏徵多才善辩，现在又听他引用管仲相桓公的典故，言语坦率，态度不卑不亢，不禁对他的耿直非常赏识，满腹的嫌怨也消去了大半。随后，李世民任命魏徵为詹事主簿（掌管文书之职）。登基称帝后，李世民又提升魏徵任谏议大夫，专门负责向皇帝提意见。

面对太宗的劈头问话，魏徵借古喻今，不卑不亢，说明事理，加上太宗是位明君，从而得到赏识和重用。

太宗即位之初，国家经过隋末动乱和平定割据的战争，元气大损，民生凋敝。唐太宗日夜忧心，经常召集大臣一起讨论前代的治乱兴衰历史，他感叹道：“如今正当大乱之后，天下恐怕一时难以治理好啊！”

魏徵上言分析道：“百姓历经战乱，愁苦不堪，这样就容易教化。这就如同给饥饿的人要准备食物、给口渴的人要寻找水源一样，效果来得更快。”

太宗听后仍然摇头说：“古人早就说过，善人治理国家，也需要百年工夫，才能克服残暴，免除杀戮。”

魏徵接着说：“那并不是指圣明之人而言。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发出声音一样，很快就会有回声，一年之内必能见到效果。如果三年才见成绩，那已经是太晚了。”

宰相封德彝听了魏徵的话，很不以为然，对太宗说：“魏徵所言，不过书痴说梦，只会扰乱国家，陛下切莫轻信。自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刻薄奸诈之徒越来越多。秦时用严刑峻法，汉代又行王霸之道，都想治理好天下，却都没有成功。”

魏徵反驳封德彝说：“五帝和三王不必交换百姓来施行教化，照五帝的方法就能实现五帝的政治，照三王的方法就能实现三王的政治，要害在于怎么办。黄帝讨伐蚩尤，经过70次战争，平定了乱事。九黎作乱，颛顼就讨伐他们，得胜之后天下也就平定了。夏桀胡作非为，商汤将他赶走。商纣残暴无道，周武王起兵讨伐他，商汤和武王都亲眼看到了太平。如果说自三代之后，人心一天比一天奸诈，再不会回复到敦厚朴实，那么到今天岂不都变成鬼了，还如何谈得上治理国家呢？”

魏徵转向太宗继续说道：“臣以为，隋朝之所以短命而亡，是由于扰民太甚。我朝新立，虽不如隋时富裕，但天下安定，人心思治，这是陛下很少扰民的结果。总结隋亡的教训，就是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如果百姓想休养生息，而朝廷却要征发徭役，百姓生活困顿而要他们负担很重的赋税，国家的衰亡就会因此而起。当今之政，应当偃武修文，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减省刑罚，让他们致力于农耕生产。这是达到国家治理的根本所在，请陛下慎重考虑！”

唐太宗听完魏徵一席话，连连点头，坚定了信心。他毫不迟疑地决定采纳魏徵的建议，偃武修文，以诚信治理天下。

唐太宗曾经说过：“君主理政，事务繁多，如果一人独断，是不可能处理好的。”再明事理的君主，也有过失之处，如果没有人巧言说服，辨明道理，长此以往，他只会受到蒙蔽，对国家只会有害而无利。

魏徵日渐受到太宗的信任和器重，招致一些朝臣的嫉妒，太宗左右的亲信大臣中有人诬告魏徵包庇自己的亲戚。太宗派温彦博去查办，结果不是那么回事。温彦博向太宗汇报说：“魏徵作为臣子，不能检点自己的行为，远避嫌疑，所以才受到这种没有根据的毁谤，这是应该受到责备的。”太宗便让温彦博去警告魏徵要引以为戒。

次日，魏徵上朝对太宗奏言道：“臣听说君臣一心，叫做一体。君臣上下以诚相待，才能使国家达到治理。哪里有丢开大公无私的精神，只在检点行为上费心思下工夫的！如果朝廷上下都走这样的路，国家的兴亡就不能预料了。”

太宗听了一惊，说道：“朕明白了。”

魏徵叩头又说：“臣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而不要让臣做忠臣。”

太宗有些不解，问道：“忠臣和良臣有不同之处吗？”

魏徵回答：“古代尧和舜的臣子稷、契、皋陶就是良臣；夏桀的臣子关龙逢、殷纣的臣子比干就是忠臣。良臣本身享有美名，君主获得光辉的声誉，子孙相传，国运无穷。忠臣本身遭难被杀，君主落得个昏庸残暴的恶名，国亡家灭，只不过取得个空名罢了。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区别。”

太宗听了连声称：“对！对！朕再问你，君主走什么途径才能明智，犯什么过失就会昏庸？”

魏徵畅言作答：“君主所以明智，在于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君主所以昏庸，是由于只听信一方面的话。古代尧、舜当政，开放四方言路，使自己能看到各方面的事情，听到各方面的言论，当时虽然有共工和鲧这样的奸人，也没有受他们的蒙蔽；虽然有些人言行不符，也没有被他们迷惑。秦二世深居宫中，专信赵高，结果秦的统治迅速崩溃，天下人纷纷起来造反，他还不知道。南朝梁武帝相信朱异，侯景领兵打到京城，他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相信虞世基，天下到处起事，他一点也不清楚。所以说，君主能够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奸邪就无法蒙蔽，下情才能上达。”

太宗听后为之折服，心里顿时豁然明朗。

战国时期，赵国的赵胜是当权的君主赵惠王的弟弟，被封为平原君。他不仅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而且还有三千多门客，是当时赵国既有权势又有名声的人物，也是战国时期一位著名的公子。

别看他很富有，但他的家里却不肯按规定缴纳应缴的赋税，因而常与收税的官员发生冲突。

当时一位收税的官员叫赵奢，极负责任，一直对平原君家的税收坚决催缴。平原君家里的管事仗着权势一直拒交。为此，冲突不断。赵奢秉公执法，先后严惩了平原君家的几个管事。这种做法很快就激怒了平原君，他觉得自己太失面子，决定兴师问罪，严惩赵奢。

赵奢想到，为了消除冲突，自己应当主动出击，去说服平原君，让他顾全大局，深明大义。

于是赵奢便主动登门，对平原君说：“您在赵国是一位尊贵的公子，有权有势，又有好的名声，您应当珍惜。您家里不交税是不对的，如果我偏袒您家，不严格执法，那么必然会削弱国法。国法削弱，国家的实力也会削弱，这样就会遭到别国的侵略，甚至有灭亡的危险。您想过没有，万一国家灭亡了，哪还会有您的地位呢？哪还有您的家呢？哪还有您的财富呢？”

说到这里，赵奢停了一会儿，看了看平原君，见平原君没有反驳他，便又接着放慢语速说道：“凭着您过去的功劳和尊贵的地位，带头按时交纳赋税，那该多好啊！那样上下就平等了，百姓更佩服了。这样国家就会更强大，赵国就会更有实力。您作为国家的贵戚，难道好处还会很少吗？有了强大的赵国，才会有您的地位，才会有您富有的家呀！”

赵奢一口气把一连串的话说完，使平原君很受感动。他连连点头，没再多说了。

赵奢不畏权贵，坚持说理，取得了成功。他不是责难对方，而是采用层层推理的办法。先从不依法办事会削弱国家，结果就没有你平原君的地位；再反过来说明依法办事，国家强盛，又少不了你平原君的利益。从反面到正面晓之以利害，使得平原君通晓了大理，从此主动纳税。

对于国君或是上级婉言相劝能使之茅塞顿开，深明大义，对于朋友也是同样的道理，会说话既能明辨是非、摆明立场，又不会伤及友谊。可见语言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

王安石执政变法改革之时，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甚至连他的好友司马光也站出来指责他，但他并不因此放弃改革，而是继续坚持将改革进行下去。

在一片反对、指责声中，王安石认为“众人纷纷何足竞”，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给予必要的回击。

公元1070年春，司马光一连给王安石写了3封信，以关心、规劝为名，指责、攻击王安石，反复劝王安石停止变法改革。无奈，王安石简明扼要地回了司马光一封信，对司马光给新法罗列的罪状逐一加以反驳，这就是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

在这封信里王安石措辞委婉，既驳斥了司马光对新法的指责、攻击，明确表示了“不管你怎么说，我也要坚持变法革新的态度”，又不伤朋友的情义。

18世纪70年代，北美13个殖民地的人民起来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行了独立战争。为了制定独立战争的政治纲领，13个殖民地的代表齐聚一堂，进行了商讨，并推举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斐逊来共同起草。

3人都很有才华，尤其是杰斐逊更是才华横溢，于是就由他来执笔。杰斐逊在大家商讨的基础上，很快就把这篇宣告脱离英国统治的重要文件写好了。根据程序，文件还需要由一个委员会讨论审定。这样，他们3人把草稿交出后，就在会场外等候结果。

杰斐逊这个人一是有才华，二是很自信。他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很不喜欢别人对他写的东西评头论足。他总是认为，既然要自己写，那么自己就可以负责，自己也总是写得最好的。他们等啊等啊，讨论还没有结果。杰斐逊已经沉不住气了，他开始有了怨言，心想既然要我写，就应当信任我，为什么没完没了地审定？他越来越急躁的情绪使一起等候的富兰克林也越来越不安，他怕杰斐逊把事情搞糟，于是就旁敲侧击地给杰斐逊和亚当斯讲了下面的故事。

从前某地新开张了一个帽子店，店主人是一位很能干的年轻人。他自己为店里设计了一个很醒目的牌匾，上面写着一行彩色的字：“约翰·汤普森帽店，制作并现金出售各式礼帽。”牌匾的下面还画了一顶帽子。他在挂出牌子前，还请了一些朋友来观看，向他们征求意见。

朋友们看了后，都称赞设想得不错，但也指出了文字上太啰唆，大可精简一些。一位朋友说：“既然是‘帽店’，当然要‘出售各式礼帽’，所以前后有些重复，不如去掉‘帽店’两字。”这样就变成了“约翰·汤普森，制作并现金出售各式礼帽”。

又有一位朋友认为“制作”二字没有必要，因为顾客不关心你制作不制作，只要是式样美、质量好就行。

还有朋友指出“现金”二字也有些多余。因为顾客来购买帽子都会当场付款，所以“现金”二字可以删掉。

年轻的店主人听取了各位的意见后进行了删改，最后这个牌子上剩下的就是“约翰·汤普森，出售各式礼帽”一行文字和那个帽子的图案。

朋友们还反复端详着、思索着，有一位又主张再删掉“出售”两个字，另一位建议把“各式礼帽”也去掉。因为既然是帽店，绝不会将帽子白送人，自然是出售。“帽子”已有图案，表明了商店的性质了，无须再用文字来表明“各式礼帽”。店主人十分谦虚，于是又改了一番，最后是文字精简到最简要的程度了。

帽子店热热闹闹地开张了，那块文字简洁、图案鲜明的牌子非常吸引路人，人们从商店经过之时都不由自主地注目于这块牌子。只见上面醒目地写着“约翰·汤普森”5个字，下面画着一顶漂亮的帽子。人们看了之后，无不称赞，说这块招牌简明扼要，十分醒目。

富兰克林讲完故事以后，有意看了看杰斐逊。杰斐逊这时不好意思地笑了，他从故事里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时他平静了下来，笑着对富兰克林和亚当斯说：“咱们再耐心地等待吧！”

不久，讨论通过了这一文件，而且经过众人精心修改，成了很重要的著名文件。1776年7月4日，经过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13个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而成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这一文件就成了千万人传颂的历史文献，这就是美国著名的《独立宣言》。7月4日就成为了美国的全国性节日——独立纪念日，也就是美国的国庆节。

看到年轻气盛的杰斐逊焦躁不安时，富兰克林不是直接去劝告，更不是滔滔不绝去讲道理，而是不动声色地讲了个故事，让对方在故事中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