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秘鲁影像日记·山巅上的乌兹托克
- 钟维兴
- 2字
- 2020-06-24 22:19:53
序 PREFACE
智性的自足:一场狂欢式朝觐 The wisdom in self-sufficiency: A celebratory pilgrimage
说起来,库斯科并不是非常出名的大城市。位于它北部山区的马丘比丘古城可能更出名,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失落的城市”。
不过,这个已经开发得相当成熟的风景区不是我们捱过漫长的空中旅程、在仅仅休整了五个小时之后就再次踏上行程的目的地。我们的目光落在更远一些的库斯科城南部山区,那里有一座位于Sinakara山谷,名叫Ausungate的山峰。那里不是旅游点,甚至也不会是,但是在每年秘鲁的“太阳节”之前的这几天,这里会成为整个秘鲁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这几天正值当地最著名的节日Qoyllur Rit'i期间。
和官方色彩浓厚的太阳节不同,这个甚至在出了南安第斯山脉地区就几乎无人知晓的节日,是真正意义上的库斯科南部地区居民自发形成的节日。它的来源令人惊奇地体现着某种平衡:行为形态充满着美洲萨满的特征,又嫁接着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理论,其十字架崇拜的形式显然也具备天主教朝觐的特点,甚至在其做祈祷的动作中有的合什、亲吻手捏十字架的典型动作—这其中任何一种单一的信仰都难以接受对方,但是在这里,在神圣的Ausangate山地区,它们不但相安无事,而且显得水乳交融。
“为了这次拍摄,我等了一年多。”同行的摄影师钟维兴的口气略显感慨。事实上,这次出行就是摄影师发起的。一年前他只身来到库斯科,本意是寻找一些专属秘鲁的风土人情,可惜四处酒店的马丘比丘没能让他如愿。在返回库斯科拍摄太阳节的时候,他从当地人口中听说了Qoyllur Rit'i节,大感有趣,可惜时间已经过了,于是有了今年的出行计划。
真正的路途永远比我们设想的要艰难—虽然在常常行走于不同地区的摄影师来说,这几乎是一种常识,但就算钟维兴这样老资格的旅行家,也没有料到要行抵圣山的山脚,居然会艰难到这个地步:首先是三个小时筛糠一般的汽车之旅,七荤八素之际,当地向导告诉我们前面的路已经无法通行汽车,于是换乘当地的山地马—听起来似乎还不错,不过在大走速度的马背上连续颠三个小时,其实更不好受。然后,我们终于到了山脚,马背上还有器材,所以所有人下马,开始步行上山……
经验主义带来的也不全部是坏处,至少在对于朝觐方式的猜测上,我们有了一点惊喜。可能是南美洲固有的热情,也可能是玛卡的作用,这里的人们习惯于将本属于宗教的朝觐心理转化为炽热的情感表达,而且从这段漫长的朝觐之旅的一开始,他们就集体进入了一种接近痴狂的沉醉中:大家是一路又唱又跳地向着山顶进发的,而不是像我们设想的那样,到了山顶才开始庄严的、仪式感很强的朝觐。又或者,这里的信众天生的热情决定了他们定义信仰的方式是尽兴地表现自己?前往朝觐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场盛事的参与者,在同行的人群中,显得突兀的反而是我们这些旁观者。我注意到上山的主道路旁的植被开始有了变化,它们的枝叶越来越小了,很多地方甚至开始出现一些苔藓类植物—海拔开始升高了,阳光剧烈而稀薄。人群热烈的情绪感染着摄影师,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地形的变化,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周围的人群上,几乎是无间断地进行着拍摄。让一位几乎跑遍了全世界的摄影师在拍摄过程中甚至情不自禁地低声惊叹,我们当时所处情景之震撼可见一斑。
“Qoyllur Rit'i”的大概意思是“雪的星宿”,这倒是和这次朝觐的大环境非常贴切:几乎所有热烈的朝觐行为,都是在雪线上下的位置展开的,并且越往上,越热烈。实际上,一队专司护卫的神职人员正扛着Qoyllur Rit'i的神圣象征物,从Sinakara山谷里另一条小道往山顶赶去,而另一支“大部队”则正从Ausangate的另一面同时进发—想一想那是怎样一种开阔的场景:若是伫立于山巅之上,就会目睹两条五彩斑斓的人群组成的长龙正行进于上山顶的途中,另一个深色的小点则在两条长龙之间缓缓行进,天地是他们身处的一个大房间,舒卷的云和太阳是墙上的彩绘。
参加朝觐活动的人群基本上是以村为单位进行聚合的—他们在以村为单位进行暗中的比赛:哪个村的歌舞更有表现力、服装更绚丽,其中一些还高举着写有自己村名的旗帜。大多数男人的服装依旧带有南美印第安人传统的特色,深色、镶有小亮片的坎肩套在袖口宽大的衬衫上,下身是黑色或本色的各式牛仔裤,很多人都戴着花纹繁复的毛线帽(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种毛线帽其实有另外一种功能)。女士们则大都穿着毛线背心和下摆洒得很开的裙子,戴着宽檐的皮帽。一些人手里持有各种乐器,但类似于低音鼓的皮面大鼓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向导告诉我们,这多半是些负有祭祀职责的萨满。他们穿着成套的土红色调的垂髻帽和羊毛披肩—这真是令人惊奇的淡定,他们最终是会在山顶上和扛着十字架的“圣体保护者”们汇合的,然而萨满们和这些明显有着天主教式信仰的保护者们居然是山顶仪式的合作者。当然,也有些人完全是为了给自己“壮声势”才肩扛大鼓,他们的服装就很随意了,可能是任何形式的混搭。现场有一位微微驼背的老人就是这种自娱自乐者。看不出来他属于现场任何一个村子,但似乎和很多人都比较熟悉。他穿着一套洗旧了的牛仔服,口含自制的烟卷,在冰雪路上背着鼓又唱又跳,有时候随着附近人群的歌舞敲出节奏。而在他附近就地演出的人的欢乐也并不比他少。年轻男女们穿着混合有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风格的服装跳着一种需要男女配合的舞蹈。从动作上看,这样的舞蹈似乎受到过西方世界宫廷舞的一点影响,但它挥洒四肢的动作和时时伸展开来的双臂又明明是对印第安鹰图腾崇拜的注释。有些人停了下来,把皱在头上的毛线帽子拉下来—原来这顶帽子同时还是一个面具。我们注意到,面具的样式有两种,一种是五官类似于扑克里面的王子J、留着小胡子的笑脸人的形象,另一种是没有五官、整体深色、额部贴着一个小金属十字架的形象。他们好像在路旁进行某种表演:两个小胡子先是叉着腰相互争吵,有的甚至有一些拉扯,然后戴深色面罩的人就变魔术似的从背后拿出一根皮鞭交予其中一方,让他鞭打另外一方,而被鞭打的一方也并没有还手。鞭打之后,无论双方是否服气,大家又像朋友一样继续上路。向导看到我们在驻足观看这种表演,就向我们解释到:这一种风俗—把过去的恩怨在今天这种类似现场戏剧的游戏中彻底解决。戴深色面罩的是“裁决者”,他负责在场主持公道,对双方的恩怨做出判断,并告诫双方,过往的一切矛盾在今天必须结束,未来的日子中不能再将今日的恩怨提起。摄影师照了不少这样的照片,还让戴面具者现场合了几张影。朝觐活动的现场并不缺吃喝,每一处载歌载舞的人群聚合处,必然有几个热情的大妈正架起火,用自带上山的不锈钢大锅煮着玉米、土豆或羊肉,雪原上四处飘香。
若是考察印加人在上古时候的来源,似乎和东亚地区的人类也有着一些渊源。即使历史以它不可小觑的力量在其过程中改变着印加人的生活形态,人性最本真的部分却有着类似的感受。在Qoyllur Rit'i朝觐活动中,这样的类似在视觉感受上表现无遗:无论如何,这样的人群和集体行为方式,都会让人想起藏人们在草原的雨季里举行的跑马会,或者莎车地区伴随着繁复迷人的十二木卡姆的麦西热浦。它们是如此的相似:歌舞和现场表演、最大程度的参与性、鲜艳的服装和以这种形式对平时人们社会角色的消解。群体的欢乐往往有着巨大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让身在其中者对表演自己和感受娱乐的过程性质渐渐模糊起来,直到它们不再是一般意义上分为“施”与“受”的二元对立面,而是成了一种合为一体的联接个体和群体意识之间的强力纽带—这种纽带主要表现为大集体式的自由活动,但具备一个相对统一的价值观趋向。于是对神圣的朝觐演变成了某种高潮迭起的魔幻仪式,用以对抗的,却不是人们行走其中的天地,而是对自身欲望的集合形式—我们一般将之命名为“生活”—的释放式调节。人作为智性生物的价值得到了自我确认,代表负能量的毁灭和不幸则可以在这样的活动中被净化掉。
我们一般下意识地以为不同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人,差别可以大到基本人性也可能有着巨大差别,以为那是所谓“野蛮人”的“异域风情”。这场规模巨大的狂欢式朝觐正好给我们这种文明中心论好好地上了一课,让我们认识到,即使在我们的概念中的所谓“现代文明”社会,这样的对自身智性的认知和肯定其实一样具有巨大的价值。
如果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北美风起云涌的嬉皮士运动催生出的举办于1969年的乌兹托克音乐节可以被定义为一次无可辩驳的对现代人庸俗沉闷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反动和趋向人性本真精神的回归,那么这一场在遥远南美的Ausungate山自发举行的Qoyllur Rit'i朝觐仪式,则完全可以被命名为一场在山巅上举行的乌兹托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