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灯火阑珊处：文明崩溃之后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我要向莫里斯教授致以谢意，感谢他趣味盎然、鼓舞人心、融会贯通、惊心动魄的骇人讲座，我预测这个讲座很快就会变成一个视频游戏，就像蛇梯棋那样，只不过这个游戏里的蛇要多得多。

先作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个小说家——这个称谓一点儿也没让我脸红，特别是自从大脑专家们透露，人类在更新世所发展的叙事技巧是进化的主要推动力以来，它甚至还让我有点儿骄傲。没有叙事的技巧，我们的语言天赋也就是《行尸走肉》的水平，我们也就无法像今天这样来讨论人类的价值观。因此，科学家和哲学家们，请你们不要嘲笑说书人。我这门学科才是真正的基础学科。

但在着手写小说之前，我是在一群生物学家中间长大的，自己也几乎成了一个生物学家。我竭尽所能让自己像个生物学怪人，一直很警惕生化昆虫间谍、人造香肠肉、无头小鸡等等，如此种种，驱使我写下了《羚羊与秧鸡》等作品，在那部小说中探讨了人类最新的玩具：基因工程。我们如今已经可以创造新的生命形式，并致力于从内到外地改造人类。（提示：一脸呆气的生物学家会用生物工程设计出美丽的女性，在她们的基因里嵌入对一脸呆气的生物学家的欲望哦，等着瞧吧。）

我们曾一度为人类的天赋德行和才智自鸣得意，也曾以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无边无际、无起无极，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这些都受到了极大质疑。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引自画家保罗·高更）很长时间以来，这些一直是人类的基本问题，但答案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很重要，因为对第三个问题（我们向何处去？）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解析前两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研究神经元的家伙们、DNA历史学家们，以及一连串的相关研究者都忙着解答这些问题。那些登高博见的生物学家也不例外，比如在弗兰斯·德瓦尔最近出版的《共情时代》（The Age of Empathy，2010）中，看起来我们不仅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很久以前便断言的生性自私好斗的下流坯；以及E·O·威尔逊近期出版的《社会如何征服地球》（The Social Conquest of Earth，2012）中，看起来在我们从觅食社会走向农业社会，再走向机场要一杯拿铁咖啡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相联系的某些特性终得以幸存。（我要特意补充一句，威尔逊教授在其最近出版的《人类存在的意义》［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2014］中，称人类不断探索未知的关键是人文学科学而非天文数理，怕会令很多人大吃一惊。）

我们过去常常听到人们谈论“人类精神”，虽说莫里斯教授提出的人类伦理价值观的钩环扣模式不免让人胆战心惊，我仍不准备放弃这种精神。我们的伦理价值观似乎早已长成了连体婴，而与它们密不可分的另一半，不管它们叫什么，继续点燃了人性之光，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又反过来深刻影响着我们，包括晚餐吃什么，如果还有晚餐可吃的话：是生海豹肉、是《奥德赛》里堆在桌上的细嫩光鲜的红肉、是《圣经》里雅各和以扫的传说中那样一碗红豆汤，还是我住的街角上小饭馆里的纯素炖菜。与那些价值观密不可分的还有谁来做这顿晚餐，如果还有晚餐可吃，且还有时间和心情烹饪的话：是妈妈，是奴隶，是巴黎的厨子，是像奴隶般挣扎于家务的妈妈，还是肯德基的高温油炸锅——如果不是自助餐，还有谁来上菜：是妈妈；是鱼贯而入的半裸奴隶；是女服务生；是自助售货机；您好，我是鲍勃，您今天的服务生；是穿着烧烤围裙的爸爸；还是“机器人米尔德丽德”，等等等等。当然还包括谁会吃到晚餐中最好的那部分，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是“英勇的猎户”；是“伟大的勇士”；是贵族地主；是家长制的商人爸爸；是现代女企业家妈妈；是被宠坏的孩子；是“小狗罗弗”；还是“机器人米尔德丽德”，等等等等。

这一切都令人神魂颠倒，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有写作习惯的人，我写充满乐趣、笑话连篇的喧闹游戏，其中的人类大都湮灭无踪——但有些幸存了下来，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故事情节了，不是吗？

但是，假设真的发生了像我在小说中写到的，或是莫里斯教授暗示的那样的崩溃。你或许会觉得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中间的幸存者会选择后退一步——从化石燃料的价值观退回到农业价值观，但在社会结构广泛瓦解的情况下，我们更可能会即刻扭转到早期的觅食价值观，与之相伴的便是人际暴力。简言之，当人性之光阑珊、警局网络失灵之时，劫匪便会在24小时之内出动。农耕者尚有土地可保，因而有领土可卫，而城市居民丢掉例行工作就成了流浪者，他们赖以生存的不是自己种植的庄稼——从下种到收获，那可是个漫长的周期，因而不得不走向乞讨、盗窃和谋杀。

这些场景对小说家都是有价值的情节；实际上，这些都是当前流行的情节，《僵尸启示录》即可为证。但和诸位一样，我也想现实地考察一下人类的生存机会，不光是作为物种的人类，还包括人类社会。正如莫里斯教授指出的，全球化意味着随着供应和分销网络的形成，如今的世界越来越变成了同一个社会——一个社会实验，这得益于化石燃料推动的电力互联。我们正在创建的东西从太空中看起来很像一个巨型大脑，其中数不胜数的神经连接器闪闪发亮，或像个庞大的蚁冢，内含一个电化学通路网络。所以，如果我们失败了，那将是个一体化的大溃败，其后果是过去的人类完全无法想象的。

社会的科技越复杂，规模越大，就越会由极其微小的错误导致重大失灵，火车失事的速度就越快，灾难性后果就越严重。恢复运作也就越困难，因为再也没有人知道该如何修复了。你的汽车、电脑和舷外马达都是数码的。如果我们的社会崩溃了，它不太可能重建，因为资源提炼和生产的组织运作所需的专业技能早已烟消云散。

然而，假设世界不会崩溃。莫里斯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发展将呈现持续的爬升——这里的“升”一词只体现在图表上。这种扩展是无法想象的：我们会住在巨型都会区，任何断供都会造成巨大影响。因此莫里斯说，就算没有发生任何故障，也意味着我们的变化之巨，很快会将我们认知的五星级人类甩在身后，并且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临。我们如今认为的仁慈、正直与公正，未来可能会被看作愚蠢和反社会的特质。

正如莫里斯教授指出的，一如既往，来自外部的冲击也会对事件产生影响。他列举了曾经加速或伴随过大型文明崩溃的5种力量：导致世界末日的5位骑师。请注意，它们是天启骑士，而不是天启行人或天启轮滑手：我们的确很喜欢有关马的隐喻，自古以来便是如此。我颇为不悦地注意到，莫里斯在他列举的三个阶段中遗漏了畜牧，因为如果军事史学家约翰·基根是对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战争均出现在无树大草原上骑马的畜牧者中间，并使人类价值观发生了相当彻底的转变，这至少应该得到莫里斯的一点儿关注。

莫里斯的5位骑师包括：迁徙失控、国家失效——即方向和基础结构的崩溃、食物短缺、流行疾病，以及气候变化（这一主题的其他写作者曾指出，最后一个因素会影响食物供应和疾病的传播，这是我们目前已经看到的结果）。

我想在这场末日崩塌中添上第6位天启骑师：海洋的崩溃。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扼杀的手指距离海洋从未如此之近，但如今我们早已来到它的跟前。我们高效的捕鱼技术即将使该技术本身的存在无所依凭。我们在海底搜刮，毁掉了繁殖水域；我们倾倒了大量毒素，比如最近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我们和顶级掠食者鲨鱼开战，导致其捕食对象鳐鱼数量剧增，如今正在大规模捕食中型鱼种。

还有更糟的。数十亿年前，海洋藻类植物产生了人类呼吸的大气，如今，这些藻类仍在产生我们所需的60%~80%的氧气。如果没有了海洋藻类，我们自己就无法生存。越南战争期间，大桶大桶的橙剂被装船运至太平洋的另一端。一旦那些船只沉没或泄漏，我们今天的讨论也就不可能进行了。请注意：我们必须关注自己赖以存在的物理/化学根基。

还有第7位天启骑师：生物工程。如今，我们不仅可以通过选择性繁殖（好几千年前我们就开始这么做了），还可以通过改造DNA来改变物种。至于摆弄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大脑，可谓潜力巨大：我们将无力抵抗改变自身DNA的诱惑。我们还会玩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基因——当然，所有的乱搞都被冠以最崇高的宗旨，其中之一似乎是少数巨头公司对世界种子市场的垄断（顺便提醒一句：大自然痛恨单一农作物）。

在我们发明的所有工具的协助下，生物工程既可用于我们所定义的“高尚”目的，也可以用于我们定义的“邪恶”目的。那么我们制造的工具是中立的吗？有效定义了高尚和邪恶的元素是不是我们的普遍人性及其价值观——那些我们一直习惯于将其看作不变量的价值观？

莫里斯暗示并非如此。我们制造工具，但工具同样也造就了我们。获取能量的工具就是一个反馈环路——如果你转向农业，就会制造有助于农耕的工具，那些工具反过来会决定你如何看待谁该做些什么的问题。在农业社会，性别角色和地位有着巨大的差异，部分原因就是使用农具需要很大的上肢力量。

在化石燃料时代，事情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走向了更大的平等，因为需要不同的力量和技巧。阅读、写作和打字——从使用工具所需气力的角度来看——是性别中立的，这样一来，基于性别的工资差异就越来越难以存续了。

但是，如果还有未来的话，化石燃料时代之后会发生什么——人类自身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我们要维持当前复杂的社会结构大致不变，就必须采用廉价的能量获取新形式，因为如果我们继续按照莫里斯的大规模图表描述的速度燃烧化石燃料，必然会死无葬身之地，更不用提随后发生的大洪水和饥荒了。

很多聪明人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些残酷的问题。在此期间，莫里斯教授适时地指出，可能会导致我们溃败的方式是前所未有的。他关注的是核武器，这的确是个隐忧。但是，切尔诺贝利的实例表明，暴露在中高水平辐射之中的大自然还会继续发展，尽管会发生更多的变异，而人类自身的发展却不太理想，我们会长肿瘤，身体也会垮掉。

但无论事情发展的走向如何——像图中的曲棍球棒一样直指向上也罢，倒栽葱全部覆灭也罢——巨大的变化，包括某些我们认为是“好”的行为变化，就要发生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物种，以及我们的星球上了。我同意，无人知晓这些场景会如何发生；变量实在是太多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乐于见到的未来是开放式的，那样我就可以自由地进行创作了。至少对我来说，那还是一线希望。

但我们的确热爱推测未来，这也是有原因的。令人兴奋的消息是，恩维尔·塔尔文（Envil Tulving）刚刚在《新科学家杂志》（New Scientist Magazine）上发文称，人类伟大的大脑中的情景记忆系统进化的目的和方向不是帮助我们记住过去，所以我们总也记不住车钥匙放哪儿了。相反，这些系统的进化是为了帮助我们预测未来，掌控即将发生的事件。而那正是今天我们在会议室用伟大的人脑所做的事情。

人类在过去也曾经历过一些艰难时刻，我们都挺过来了，存活至今，完全得益于我们的大脑。哦，伟大的大脑！如今，当即将发生的事件在我们面前投下一片阴影，吓得我们魂飞魄散时，我们召唤你！我们需要你！你最好做些大战略的思考。

再次感谢莫里斯教授，响亮地唤醒了全人类共同的伟大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