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人类的演变：生物、文化与未来

红皇后效应

在第二章到第四章，我试图讲述自最后一次冰河期最寒冷的时间点以来，横跨两万年的人类价值观的故事。我提出，现代人类的价值观初现于大约10万（±5万年）年前，是由体大而敏锐的人脑的生物进化所引发的，而一旦我们拥有了体大而敏锐的人脑，文化演变也就顺理成章了。正因为文化的演变，人类的价值观在近两万年迅速变异，近两百年变化的步伐越来越快。

我认为人类的价值观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它们分属于觅食、农耕和化石燃料社会。我的主要观点是，在每一个阶段，能量获取的模式决定了人口规模和密度，这些又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哪些社会组织形态的效果最佳，继而又使得某些价值观体系相对更成功、更受欢迎。

我认为，绝大多数觅食者都生活在低密度的小型群体中，他们一般都认为政治等级和贫富不均是邪恶的。他们更能容忍性别等级，且（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对暴力有惊人的忍耐力。农耕者生活在密度更大的大型社群中，一般认为森严的政治、财富和性别等级无可指责。但相对于觅食者，他们比较不能容忍人际间的暴力，并将合法使用暴力的范围限制得更窄。使用化石燃料的人群生活在规模更大、密度更高的社群中。他们往往认为政治和性别等级都很邪恶，暴力简直就是罪恶，但他们对财富等级的容忍度一般高于觅食者但低于农耕者。

本章结束之后我会把书交给回应者，在这最后一章里，我想提出价值观为何会发生这种变化的问题。我已经给出了一个接近的解释，那就是每一个价值观体系对应一种能量获取方式，但现在，我想再提出三个问题，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首先，能量获取体系为何改变；其次，这些转变是否不可避免；最后，前两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未来的人类价值观意味着什么。

我在第一章里引述过博物学家E·O·威尔逊的建议：“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应该一起思考一下，也许是时候把伦理学从哲学家的手中暂时拿开，并将其生物化了”。现在我想指出，正是为了威尔逊所谓的生物化，我们才应该寻求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威尔逊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社会生物学》的最后一章里，敦促读者把自己想象成“为撰写一部地球社会物种目录，从另一个星球前来拜访的动物学家”。他说，从这个视角来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就缩减为生物学的各个专业分支；历史、传记和小说都是人类行为学的研究方案；而人类学和社会学共同组成了一个单一灵长类物种的社会生物学”。历史和道德哲学都成了生物学的二级学科。

达尔文对生物进化的著名定义是“后代渐变”，一个半世纪之后，生物学家已经能够探究到细胞内部，来解释驱动一切的机制。巨量基因信息的遗传过程总会产生少量的随机变异。其中大多数无关痛痒；某些是绝对有害的，受体很难将其基因传递到下一代；但少数变异则是有益的，遗传到这些变异的生物更可能将其基因传递给下一代。随着时间（通常是很长时间）的流逝，生物间在能量和配偶上展开竞争将意味着高适应性的变异会在基因库中扩散。这就是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最能适应环境的生物将日益繁盛，逐渐取代那些适应力较差的。不过反馈过程也同时进行着，因而通过进化更加适应其环境的物种同时也改变了环境，这种环境的改变有时会让它们的进化产生相反的效果。

某些生物学家管这种现象叫作“红皇后效应”，得名于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小说《爱丽丝镜中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小说中的红皇后把爱丽丝带到一个乡下的疯狂比赛中去。她们跑啊跑，“跑得那么快，好像脚不沾地地在空中滑翔”，卡罗尔说，但随后爱丽丝发现，她们好像一直待在同一棵树下没有移动。“在我们的国度，”爱丽丝告诉皇后，“只要快快地跑一会儿，总能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的。”皇后震惊之下向爱丽丝解释说：“在这儿，你听我说，你得拼命地跑，才能保持在原地。”

生物学家有时会把这种红皇后效应提升为一种进化原则。生物学家发现，如果狐狸经过进化跑得更快，就能抓到更多的兔子，那么只有跑得最快的兔子才能活到繁殖的那一刻，然后产下跑得更快的新一代兔子——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速度最快的狐狸才能抓到足够的兔子，让自身茁壮成长，传递基因。它们都在跑，但两个物种的相对位置没有变化。

红皇后效应确实存在，但在真实的世界里，其效果相当不同。狐狸和兔子不仅要彼此互动，还要和它们所在的整个环境互动。虽说它们可能还待在起跑时的同一棵树下，但树可不再是原来那棵树了：狐狸和兔子之间的赛跑把树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我们不妨抛弃这个现在看来很牵强的比喻，换个更有哲学意味的，我们或许可以说，参加红皇后赛跑的那些物种永远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还有来添乱的：进化竞赛还可能受到外力的极大影响。

我贯穿本书的假设是，通过道德体系和（社会、智力及体力）环境间的往复互动，加之以外部冲击，我们价值观的变化方式近似于基因的变化。狐狸和兔子的赛跑在就性别、求偶和捕食展开的数百万小型生物竞争中上演，概率上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微量变动经过数千世代后，即可使动物本身发生巨大的变化，同理，由于个体能够主观决定是非善恶，价值观与环境之间的竞赛也在数十亿的小型文化竞争中上演。还是同理，概率上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微量变动就能够产生文化的巨大变化，但这一次，结果有时只需区区几十年就能显现出来，而无须数千年的漫漫征程。

在本章接下来的篇幅，我会考察从觅食到农业价值观以及从农业到化石燃料价值观的各个变体，继而对所得结论进行外推，来试着回答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即能量获取体系为何改变，这些转变是否不可避免，答案对于未来的人类价值观又意味着什么）。

“漫长的夏天”与幸运纬度带

我在第三章中指出，动植物驯化最重要的结果是，驯化增加了人类可利用的能量（虽说这需要人类付出更加辛苦的劳动），而人类随后将很多额外获得的能量转化成了更多的人口。随着人口压力的不断增加，更加阶层化的组织日益胜出，从而使得阶层化较强的社会战胜并取代了阶层化较弱的社会，在这种新式社会中，那些将公平、公正等概念解释成政治、经济和性别等级制度为善，而通过暴力来解决纷争为恶（除非一个天神般的统治者另有说法）的人，会比不做此解释的人更加兴旺繁盛。

马歇尔·萨林斯在其经典文章《原始富裕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中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人们为何选择放弃觅食的自由和闲适，换得农耕的束缚和苦役——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曾经称这种选择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最近的看法更进了一步，他把农业革命称作“史上最大的骗局”。但进化论者罗伯特·博伊德、彼得·里彻森和罗伯特·贝廷格认为，我们应该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设计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我们应该问的是：“农业在更新世期间是否根本是不可能的，而在全新世期间却是必需的？”我猜这是最有意义的提问方式：从觅食到农耕的转变并非历史的必然——但凡涉及人类，没有什么不可避免，但有利于农耕的或然性累积得太多，以至于这件事不发生的概率变得微乎其微。

人类开始从事农耕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以气候变化形式出现的一次巨大的外部冲击。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不断偏移，公元前14000年后，温度开始上升（尽管有时会反复无常），因为地球轨道的微小倾斜和摆动会产生突如其来的温度骤升或骤降（图5.1）。到公元前12700年，温度接近了现代的水平，通过某些计算得知，温度在短短30年内上升了5℉（华氏度）。冰川融化，大片的低洼平原——包括如今的波斯湾和黑海——沉没于水下。然而，每隔几个世纪的温暖潮湿气候之后便是数个世纪的冰天雪地，公元前10800年前后，一个真正的小冰河期（专家称之为新仙女木期）开始了，把世界带回到一个长达12个世纪的冰河时期。但在其结束之时，世界迅速（“迅速”是以地质学标准来看的这一过程实际延续了两千年）升温，温度甚至比我们如今业已习惯的还要高。正如图5.1所示，公元前9600年以来，气候出现了大量波动，但从未再有过新仙女木期那样的气候。将近12000年来，我们都生活在考古学家布赖恩·费根所称的“漫长的夏天”里。

漫长的夏天是发明农耕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就充分性而言，还需要第二个条件：我们。在大约13.5万年前、24万年前和32万年前，冰河期内出现了几个温暖潮湿的中断期（地质学家称其为间冰段），但这些阶段并没有农耕出现，盖因那时真正的现代智人还远未出世。相反，每一个这样的阶段都引发了大致相同的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模式。随着世界变暖，植物对太阳能增加的反应是疯狂地繁殖；动物继而对植物的丰足做出反应，它们以植物为食，也开始大量繁殖；人类的近代物种周围有这么多植物和其他动物，看来很容易一饱口腹之欲，其结果也不难揣测。但随着各个动植物物种的数量不断飙升，超过了它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数量时，种群就崩溃了，永远如此。

在漫长的夏天，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两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河期最冷的时间点，地球上只有大约50万人；一万年后（也就是公元前8000年），有600万人；如今又过去了一万年，地球上的人口达到了70亿。打破了繁荣与萧条的人口周期的是漫长的夏天加上现代人类，这使得农耕几乎成为历史的必然。

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一样，全球变暖影响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但某些地区受到的影响比其他地方更大一些。在中国到地中海和秘鲁到墨西哥这条地带——我在此前出版的一本书中称其为“幸运纬度带”——气候和生态共同作用，有利于大粒草类（如野生小麦、大麦和稻米等）和大型多肉动物（如野羊、牛和猪等）的进化。在此处狩猎和采集所获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人口因此暴增。

在幸运纬度带的某些部分（尤其是约旦河谷），采摘的收获如此丰饶，以至于觅食游群可以在半永久性的村落里定居下来，几乎整年靠一个单一幸运地点周围所产的野生食物为生，有些年头只需待在那里就完全可以填饱肚子。现代人类并非唯一一个能够根据食物的丰足或短缺改变其机动模式的物种，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只有在像我们这样聪明多智的动物进化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发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定居下来，更密集地利用村落周边的动植物，有选择地耕种和照管它们，人类无意识地（且非常缓慢地）施加了选择压力，改变了食源的基因结构。

驯化的过程最初发生在幸运纬度带，不是因为那里的人们比（举例来说）西伯利亚或撒哈拉的人更聪明或更有活力，而是因为当时在整个地球上，幸运纬度带是可驯化动植物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地球上各处的人类大体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驯化首先发生在最容易发生的地方。

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杰出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戴蒙德发现，世界上有差不多20万种植物，但人类能吃的只有大约2000种，其中约有200种有望被驯化。在种子重量至少有10毫克的56种可驯化植物中，有50种的野生祖先原产自幸运纬度带，产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共只有6种。在20世纪科技发达之前，人类能够驯化的体重高于100磅的哺乳动物有14种，其中9种是幸运纬度带的土著。

如此说来，驯化始于幸运纬度带就毫不奇怪了，而在幸运纬度带之内，驯化似乎首次发生在西南亚这一被考古学家称为侧翼丘陵的地区（前文第三章中提到过）也同样不足为奇，那里的可驯化生物分布最为集中（图5.3和5.4）。牛、绵羊、山羊、小麦、大麦和燕麦的野生祖先全都是在这里进化的。这一过程的第一个标志（异常大的种子和动物的进化，考古学家通常称其为培育）于公元前9500~前9000年之间出现在侧翼丘陵地区，而成熟的驯化始见于公元前7500年。

我们如今称作中国的地区在当时也有高度集中的可驯化动植物，但集中程度不如侧翼丘陵地区。在黄河与长江之间，水稻在公元前7500年已经开始培育，而驯化的时间是公元前5500年之前。在其后的1000年里，小米和猪也在那里得到驯化。在巴基斯坦，大麦、小麦、绵羊和山羊的培育和驯化也大致遵循同样的时间表。到公元前6500年，南瓜、花生和大刍草在墨西哥得到培育，并于公元前3250年之前驯化，而藜麦、美洲骆和羊驼的培育和驯化时间分别为公元前6500年和公元前2750年之前，地点在秘鲁。有驯化潜力的生物分布的密度与驯化开始的时间之间的吻合度几乎分毫不差。

正是这种吻合度才使得萨林斯的问题（人类为何选择农耕的束缚和苦役，而放弃了觅食的自由和闲适）显得如此不值一提，而博伊德等人的改述（问题变成了农业在公元前9600年之前是否根本不可能，而在那以后却是必需的？）则直击要害。第一批农耕者和我们一样拥有自由意志。随着家庭规模的增长，其可用资源日渐饱和。当原始富裕社会要填饱的肚子越来越多时，他们完全可能直视着孩子们的眼睛告诉他们，他们宁可饿着肚子也不要辛苦地培育动植物。据我们所知，一万年前，约旦河谷的某些觅食者正是这么做的。但问题在于，这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选择。数以万计的其他人也在问同样的问题，每个家庭每年都必须就该劳作还是挨饿的问题做好多次决定。最重要的是，每当有一个家庭选择加倍努力管理动植物，其他人坚持走老路的收益就会少一点儿。每当有培育者开始认定其花时间关注照看的动植物是他们私人的菜园和畜群，而非大家共有之时，对因循守旧者而言，狩猎和采集就愈加艰难。顽固和/或英勇地维护旧生活方式的觅食者注定灭亡，因为命运朝着背离他们的方向日益倾斜。

实际上，即使有选择，人们也很少有机会遭遇萨林斯想象的那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公元前6000年左右，如果约旦河谷的农耕者抛下耕犁说走就走，他不会跨过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进入觅食者的地盘。相反，他多半会遇上一些精耕细作程度比他差一点儿的人（也许只会锄地而不是犁地施肥），接着又是程度更差的人（也许只是在森林烧荒，在杂草重新占领这块土地之前耕种几日，又继续找下一块地烧荒），最后才会遇到完全仰仗狩猎和采集的人。观念和人始终在广阔的灰色地带摇摆不定。

当人们发现更加勤劳的邻居正在猎杀自己的觅食者生活方式所赖以维系的野生动植物时，他们要么会与这些破坏者展开战斗，要么逃走，要么加入该群体，加强自己的培育工作。人们并没有选择农耕，放弃觅食，而实际上只是决定少花点儿时间狩猎和采集，多花一点儿时间园耕和放牧。后来，他们或许会面对是否要开始除杂草，然后是犁地，再然后是施肥等抉择，但这是婴儿的一串蹒跚学步，而不是一劳永逸式的大跃进，从原始富裕社会一步跨到累断了腰的辛苦劳作和疾病缠身。

总而言之，纵贯数百年，绵延数千里，辛勤劳作的人子孙兴旺；而固守老路子的人却日渐凋零。在这个过程中，农业“阵线”缓慢向前推进。没有人会选择等级制度和终日辛劳；这些都是悄然降临的。

这一模式在史前最大的例外（本书第二章里提到过的日本绳文时代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富裕觅食者）似乎恰恰证明了这个规则。农业迅速向前推进，穿过中欧和东北亚的平原，直达距离波罗的海沿岸（大约在公元前4200年）和日本海岸（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不到50英里的地方；但在这两个地点，农业的推进停滞了1000多年。日本和波罗的海的野生资源非常丰富，觅食者实在没有必要辛勤劳作和培育动植物，一旦园耕者试图强行闯入这些狩猎—采集者的乐园，用农田和篱笆来隔断这里的丰足，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勇猛善战的原住民在人数上远超他们。然而，即使在这些地方情况特殊，农业的浪潮最终还是战胜了阻力继续推进，直到最后，在地球上每一个农业可以获利的角落，都能见到农耕者的身影。因此，我的结论是：从以觅食的方式转变成以农耕的方式获取能量并非不可避免，而一旦世界变暖，现代人类进化成功，这一转变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海洋城邦与科技革命

那种促成了由觅食向农耕转变的进化竞争力量，很可能继续作用于农耕者，让他们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力求获取更多能量，最终触及农业体制内所达到的上限。农业因而继续演变，呈现的方式是在数百世代的时间里展开数百万次文化竞争。一旦某个地区开始了培育，驯化的农作物要完全取代野生植物，或者吓人的野生动物完全变异为可爱的农场家畜，通常需要两千年左右。接下来，农夫还需要至少几千年的时间来完成所有的精炼和改造，创造适宜的农业生活，诸如豆类与谷类轮种来补充土壤养分，加工谷类去除杂质，以及给牛或水牛上挽具来犁地拉车，等等。

图5.5显示了8个主要地区的模型。农耕在其中一个地区完全成型之后，农耕者一般大概需要4000年来创建城市、政府和文字，向阿格拉里亚过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再过1000年，这些早期阶段演变为成熟的帝国（这里简单定义为领土远大于100万平方千米的国家），而它们从帝国发展成工业化国家还需要两千年的时间。

各个地区的发展过程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基本的叙事总是大致相同的。大多数农耕者都停留在阿格拉里亚，因为每过一年，总有更多一些野生植物被栽培在耕田里，更多一些土地经历了除草、锄地、犁地、灌溉和施肥。食物供应量不断增加，人类在面对大量食物时的反应跟其他所有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把额外的热量变成了更多的自己。不过人类确有其他动物不可能做出的举动：他们重构了社群，创立了能够维系数百、数千，乃至百万规模群体的中央集权。在整个幸运纬度带，人们都走向了阿格拉里亚，这倒未必是他们的主观选择，而是因为另一条道路都被邻近的阿格拉里亚社会碾压殆尽了。

关于早期阿格拉里亚最惊人的发现之一，乃是就我们拥有证据的几乎所有地区而言，将其黏合在一起的居然是宗教。自新仙女木期以降，最壮观的建筑物似乎总有宗教含义，世俗和宗教权威的标志经常相伴相随。如公元前9500年前后在土耳其哥贝克力山丘建造的宏伟神殿，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中国东北牛河梁建造的“女神庙”，以及公元前1000年左右墨西哥奥尔梅克文明的巨石头像等；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美洲和东南亚的金字塔形建筑；乃至在宗教、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看来总是相互协调的苏美尔、中国商朝和玛雅城邦的早期文字中，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我们大概可以假设，随着人们从觅食走向农耕，他们想方设法解决如何利用更加复杂的劳动分工来建设规模更大、整合度更高的社会这种集体行动的问题，但在几乎所有地方，最有效的方案看来都是神圣王者的观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解决方案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似乎再一次看到了更高效的社会增加能量获取的过程，其扩大了人口规模，那又反过来迫使人们重新组织社会，从而在与经历着同一历程的邻居们的竞争中始终保持优势。在公元前3000~前1000年，政治单位的规模跃升了一个量级（图5.6），到这一时期结束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幸运纬度带都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组织上的。我们一而再地看到，不断成长的社会之间的竞争推动着权力来源从宗教权力向官僚政治和军事转变（始于西南亚的亚述人，南亚的难陀王朝和孔雀王朝，以及东亚的秦朝和汉朝）。在这些帝国的间隙，活跃着一些规模较小也更贸易化的城邦（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和腓尼基，恒河河谷的弗栗恃氏族国，中国中原的春秋时期城邦），它们往往（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那样）无视阿格拉里亚的某些基本规则也能繁荣发展。所有这些间隙的文化最终都被帝国吞并，但在存续期间，它们往往是创新和发明的温床。具体来说，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第二个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它们：也就是第三章中简要谈及的轴心思想的崛起。

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人口日渐拥挤、竞争愈演愈烈的那片山河，人们竭力寻找通向成功的新道路。我们首先看到亚述的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公元前744~前727年在位）尝试官僚政治的中央集权国家，文字记载足以让我们了解其他统治者是如何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对亚述采纳并逐渐适应那种制度的。统治者、士兵和官僚们对该模式修修补补，直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东亚，中国大陆上的楚国、齐国和秦国在公元前6世纪分别走上了相同的道路，最终秦国取得了统一中国的胜利。同样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在同一时期也经历了同一过程，直到孔雀王朝——另一个公元前3世纪的王朝——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摩诃婆罗多》称之为“鱼类法则”：在干旱季节，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我在《文明的度量》一书中论及，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欧亚大陆上创造出来的全新的高端官僚制度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和法律框架，使人们得以将能量的使用推到前化石燃料社会的最高水平。根据我的计算，能量获取的峰值出现在两千年前的罗马，略高于30000千卡/人/天，随后回落。距今1000年前，中国的宋朝再度达到了同样的水平，随后又回落；大约300年前，中国清朝、西欧，可能也包括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三度达到这一水平。

这一水平恰是农业社会所能达到的绝对极限（图5.7）。罗马、宋朝、清朝、莫卧儿王朝，以及早期现代欧洲国家所处的境地与数千年前幸运纬度带的富裕觅食者有很多共同之处，后者的发展也达到了绝对极限。这些社会里的人们殚精竭虑地重组有机经济体，提高效率，但唯一能够突破这一绝对极限的方法便是革新能量获取的方式——对于觅食者而言，是添上农业，而对于农耕者来说，则是添上化石燃料。

有些学者完全接受了对史前社会变化的进化论解释，但他们往往回避应用相同的原则来探索较近代时期发展的终极原因，毕竟近代历史的资料详尽，我们对那些真实历史人物的名字耳熟能详。但在我看来，工业革命以及化石燃料价值观之所以能够取代农业价值观，与农业革命以及农业价值观能够取代觅食价值观，二者的原因大致相同。在这两例中，传统的行事方式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人们都在试图寻找新的方式。他们时常苦于找不到出路。成千上万的觅食社会未能驯化动植物；只有区区几个做到了。同样，当罗马、宋朝、莫卧儿王朝、清朝以及早期现代欧洲国家等农业社会达到其绝对极限时，大多数将能量获取推高到30000千卡/人/天的社会都未能突破。

和农业社会一样，化石燃料社会是特定时间（公元1800年前后）在特定的地点（西北欧）实现的一次突破中脱颖而出。但为何始于彼时彼地，则一直是历史学家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之一。1700年前后，西北欧的技术并未明显优于亚洲，而且，虽然当时欧洲的科学和数学领先，但亚洲人如果想占用那些科学进步的成果，很多都是现成的。比如中国的康熙皇帝（1661~1722在位）就曾经跟随耶稣会修道士数学家学习，甚至学会了如何演奏大键琴。某些学者认为欧洲的制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另一些人关注宗教、更广义的文化、气候或资源，还有些人认为，我们与其探究是什么推动了欧洲进入化石燃料时代，不如考察一下是什么阻碍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尤其是中国。

在此前出版的《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我曾论证了化石燃料社会之所以始于彼时彼地，其原因与觅食和农业社会始于各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原因相同：地理条件。从古代直到公元1400年，西北欧一直都在严酷的地理劣势中苦苦挣扎。那里距离真正的行动中心（地中海、中东及南亚和东亚）十分遥远，又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着浩瀚的大西洋，这些都是阻碍贸易的屏障。

但在能够横越大洋的船舰发明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船只大概在公元1200年就具备了这种能力，不过面对茫茫无际的太平洋，商业船舰要想进行贸易往来，还要数个世纪的发展。然而到1400年，西欧人已经开发了自己的远洋航行船只，把狭窄得多的大西洋从障碍变成了高速公路。到1500年，欧洲人已经利用这条高速公路绕过非洲的底部，进入了印度洋，并且因为西欧距离美洲的距离比东亚近得多，因而1492年后，是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发现、劫掠了美洲，把那里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把新世界纳入以欧洲而不是亚洲为中心的经济体。17世纪，北大西洋变成了一种“金发姑娘海”，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大到足以让截然不同的社会和生态沿着它的非洲、欧洲和美洲沿岸蓬勃发展，小到足以让欧洲的船舰在其间奔忙，在每个地区赚取利润。历史学家称之为“三角贸易”网络，到1700年，大西洋经济已经成为史上最强大的创造财富的机器。

17世纪期间，西北欧利用大西洋周边的所有能源，把能量获取推高了10%，并且，就像雅典和威尼斯等海洋城邦在多个世纪之前控制了地中海沿岸一样，能量红利至少放宽了阿格拉里亚的某些限制。我在第三章讨论过1600年之后涌现的真正的“平等”运动，在第四章也提到18世纪政治革命。但公元1700年之后的西北欧与早期的城邦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只有18世纪的欧洲学会了开采化石燃料。

14世纪40年代后，黑死病导致1/3~1/2的人死亡，把土地—劳动力的比率变得对工人有利，整个欧洲普通人的收入都急剧上升，但在1500年，人口的增长又促使工资回落（图5.8）。就像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到18世纪，南欧和西欧的农民常常赤贫如洗。但在西北欧，大西洋经济的成长速度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这不仅让工资保持稳定，实际上在英格兰和荷兰还推高了工资。

17和18世纪，全球市场的成长给所有的欧亚企业家带来了动力，刺激他们用廉价的机器动力来补充昂贵的人力劳动，从英格兰的兰开夏郡到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后来启动了化石燃料革命的那些基本技术已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熟知。不过西北欧（那里的工资非常高）的人们利用机器进行试验的动机比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更强烈，其中动机最强的是英格兰人。1750年，英格兰的工资水平之高，使得那里的商品价格开始高于某些大陆市场。英格兰成为第一个突破口就毫不奇怪了。不管在英格兰中部长大的人是否愿意承认，英国工业革命的先驱企业家们——博尔顿、瓦特、特里维西克、史蒂芬生等人——并不比同时代的中国、印度，或中东人更聪明、更勇敢、更有想象力。只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形势对英国越来越有利。

将近12000年前，西南亚的人发明了农业，几千年后，东亚人独立地再次发明了农业，又过了几千年，中南美洲的人第三次发明了农业，在那以后的1000年里，农业又经历了多次改造。而当西北欧的人发明了化石燃料工业后，别处的人就无法独立发明这种工业了，因为化石燃料使得西北欧的人及其北美殖民者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将势力拓展到全球。当时很多社会仍然生活在阿格拉里亚时代，他们对化石燃料社会的抵抗显得不堪一击。1850年，英国成为雄踞世界的巨人。

发生在公元1800年前后的化石燃料突破并非历史的必然，它也不是非发生在西北欧不可，就像农业在公元前9600年后实现突破并非必然，或是非要发生在西南亚不可。但不断上演的文化演变试验的确预示了两次能量获取方式的突破最终很有可能发生，而地理位置又意味着这些突破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恰恰就是其实际发生之处。同样，一旦发现了耕农和化石燃料，尽管人们并非一定会转而秉持最适于阿格拉里亚和因达斯特里亚的价值观，但那始终是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绝非必然，但或然率极高。

三个问题的答案

在本章开头我谈到，我希望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从觅食到农耕，再到化石燃料的转变，从而产生了我在第二章到第四章里讨论的价值观体系的大革命，我的答案是文化演变。第二个问题是，这些变化是否都是必然的，尽管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我也指出，其发生无限接近于历史的必然。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前两个答案对于未来一个世纪左右的人类价值观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在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我的少年时代，思考这些问题，课本或许会指给我答案。所有的英国史课本都在1870年前后戛然而止。当时我（或者任何其他人）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但回想起来，1870年——我的高祖父那一代人正忙于像巨人一样雄踞世界之时——的确很适合为英国史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现代英国的大问题是历史并没有停留在1870年。在18和19世纪把英国推至全球霸主的同一股力量至今仍在起作用——提高能量获取、竞争、开放市场，还有最重要的，一下子缩短了世界的距离。

17和18世纪的远洋轮船使得英国成为大西洋经济体的中心，而将北美、西非和欧陆吸收为它的周边。在接下来的19世纪，蒸汽轮船、火车和电报把世界进一步变小了，英国此前在北美的殖民地发生了他们自己的工业革命。1903年，美国的GDP超过了英国；1913年，其人均工业产值也超过了英国。到20世纪中叶，旧时的大西洋经济已经成长为真正的全球经济，美国则以其丰富的资源、巨大的国内市场和直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地理位置而成为这个全球经济的核心。

我虽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中学里学习过历史，但有过这种经历的朋友跟我保证说，他们的课本的确停留在1970年前后。在那个时间点收尾也很不错，因为美国当时也正在称霸世界，但美国当时的大问题是——现在也是如此——历史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停止的迹象，就像它没有在1870年前后停止一样。比起此前的蒸汽轮船、火车和电报之于大西洋，集装箱运货船、喷气式飞机，乃至互联网更是把太平洋缩小成一个“内海”，东亚各国从美国核心的周边国家成长为核心国家，同时也发生了自己的工业革命。很多分析师如今预测，中国的GDP将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第二个10年初超过美国（尽管它的人均GDP要赶超先进还需要数十年时间）。

这对于人类价值观意味着什么？一个流行的理论（至少在西方知识界很流行）是，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人们采纳曾在19和20世纪横扫欧美的自由和民主的观念。新闻记者詹姆斯·曼称之为“平稳情境”：东方越富有，其价值观就越接近西方的价值观。自1945年以来，这显然是发生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真实现象。

然而，很多观察者（包括曼在内）对此持怀疑态度。一些批评家认为，亚洲四小龙的西方化与其说是工业化本身的逻辑结果，毋宁说与这些经济体都是美国主导的联盟成员有关。历史似乎表明，如果世界上有某个区域获得了军事和经济的硬实力，通常它也会拥有文化上的软实力，这或许意味着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化”实际上会随着美国军事和金融运势而起伏。毕竟，整个20世纪美国的实力与日俱增，鲜有美国人担心美国会被欧洲化，倒是有很多欧洲人抱怨他们的祖国变得美国化了。随着21世纪徐徐展开，或许我们会听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抱怨他们被中国化。

另外，还有一些人指出，我们在21世纪看到的或许不是从西方称霸全球转变为东方主导世界，而是一个没有单一核心的网络。“在这个越来越多元化的世界，不断成长的经济互通性正在建立优化治理的新规范，”政治经济学家希尔顿·鲁特说，“而不是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汇聚于一套共同的价值观。”这样的世界会发展出一千种价值观体系，或者会出现一套混合价值观。中国哲学家蒋庆认为，结合三院制议会的儒家思想新解读或许是一种普适的完美体制，而韩国思想家金荣沃（Young-oak Kim）和金桢圭（Jung-kyu Kim）则认为，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对儒家思想的重新阐释可以复兴早已空洞的道德体系。

不过我在本书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论证隐含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一辩论的参与者们通常称其为“西方式”的自由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似乎更应被称为“化石燃料式”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最初兴起于北大西洋沿岸，因为那里是工业革命肇始之地，但撮要删繁地将其精简为特定的“欧美式”价值观可没什么道理，就像我们不能将农业价值观精简为“西南亚式”价值观，或将觅食价值观精简为“非洲式”价值观。因为工业革命的广泛传播，自由主义和民主才遍及全球；并且由于自由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最适于因达斯特里亚，世界各地的人们才会在不同程度上接纳了它们。日本之所以未能充分实现政治制度的自由化，与其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经济停滞有很大关系；广大东亚社会之所以未能实现金融制度的自由化，也与其在1997~1998年的大危机有很大关系；印度社会更加自由，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很可能会成为它的一个巨大优势。

日本和中国崛起为经济大国是过去50年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印度、巴西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部分地区的兴起可能将是未来50年的一个重头戏。但在18世纪末始于西北欧的化石燃料革命这个宏大故事中，上述这些变化只不过是最近的几个章节而已。现代人类觅食者用了大约6万年才从非洲扩散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产生了狩猎—采集者社会及其价值观。农夫用了不到一万年的时间，从最初位于西南亚的农业核心（以及后来独立发明农业的各个中心）传播到每一个角落，产生了阿格拉里亚及其价值观。工业社会很可能只需不到300年便可做到这一点，并在整个世界产生化石燃料社会及其价值观。1982年，当我遇见乔治先生的时候，希腊乡下的农业价值观已然江河日下；到2082年，农业价值观很可能会在地球上绝迹。

然而到那时候，地球上可能会兴起一场全新的能量获取革命。图5.9是我首先发表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的一幅图。在那本书中，我为东方和西方计算了自冰河期结束以来一般社会发展的分数，这张图显示了如果我们非常保守地假设在21世纪，每一个地区社会发展提升的速度与20世纪持平的话，情况将会如何。图中显示出东方逐渐跟上了西方的发展，并将在2103年超过西方。

就算是我自吹自擂吧，但这的确是一张很好的图解。其他优点暂且不提，这张图起码满足了优秀的预测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要求：首先，它非常精确，所以很容易判断我是否正确；其次，真等到有人能够判断时，我早就死了。当然，我的预测绝对有可能大错特错；任何人做出的任何预测都有可能是错误的，没有道理认为我是个例外。但还有可能既不错也不对，因为这张图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这两条线在横轴的什么位置交叉，而是它们在纵轴的哪一个点上遭遇彼此。就算在我极其保守的假设条件下，即20世纪的增长率会在整个21世纪一直延续下去，到2103年，东方和西方的发展分数也会双双超过5000点。

从拉斯科（Lascaux）洞窟壁画到阁下阅读此书，社会发展在我的刻度尺上需要从4点左右上升到大约900点，但从2015~2103年，分数会再提高4000点——相当于从冰河期以来上升分数的4倍以上，简直难以置信。

这意味着能量获取从23万千卡/人/天跃升到超过100万，城市人口达到1.4亿（想象一下，把东京、墨西哥城、孟买、纽约、圣保罗、德里、上海和半个加尔各答合为一体），武器的发展使得现在的氢弹看起来像火绳枪，还有，很可能会有一场革命，改变了作为人类的意义所在。这张图表暗示着在接下来的100年，人性会发生更多的改变，人类价值观的变化将会超过此前10万年来的变化。

如果这听来夸张，那么请记住，近100年来我们身体发生的变化可算是已经超过了之前10万年的变化。从全球范围来看，当前的人类身高比此前任何时期普遍高4英寸，寿命要长30年，体重高出50%。在罗马人或中国宋朝人看来，我们的世界多半像个魔法王国。各式各样的人通常都会利用科技来强身健体。地球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搞得到眼镜——这更不可思议了，而且在富国，激光外科手术让我们的视力变得完美，遗传外科手术则会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繁殖后代。300万人带着心脏起搏器四处走动，在2012年奥运会上，一位无腿男子参加了赛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可以预期科技能够治好某些类型的失明，富国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将达到100岁，有实用价值的心灵感应将成为现实。科技发展源源不断地向生物学回馈其成果。

这个过程会把人类带向何方，速度有多快，谁也说不准。某些科技未来主义者预期，未来的这个世纪经历的进化跃进，在意义上和6亿年前从单细胞转变为多细胞生物不相上下，其中最有名的是谷歌公司的工程总监雷·库兹维尔（Ray Kurzweil）。他预计21世纪中叶不仅会出现能生成神经元级别人脑扫描图的强大扫描技术，还会出现性能强悍的超级计算机，足以让生物工程师把全球80亿~90亿人的扫描图全部上传并实时运行。库兹维尔认为这事实上相当于把全体人类合并为一个单一的超级生物体。

库兹维尔预计，最快到2045年，此类科技就会成为现实，但还有人比他更加乐观。主持人类大脑计划的神经科学家亨利·马克拉姆预测，在欧盟12亿欧元拨款的协助下，2020年前后，他就可以将人类与他们发明的机器合为一体。另一方面，很多批评家对此仍持怀疑态度。在2012年瑞士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一位不知其名的神经科学家在被问及马克拉姆的豪言时，直言不讳地告诉《自然》杂志：“那是胡扯。”

最保险的做法可能就是两面下注了。神经科学家米格尔·尼科莱利曾在2012年使用互联网把巴西的一只大鼠的脑子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只大鼠的脑子连接起来，让南美这只啮齿类动物移动北美大鼠的爪子，他认为库兹维尔的预言“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尼科莱利认为，扫描大脑并把它们在计算机平台上合并是不可能的。然而，他补充道，在大脑中嵌入微型计算机和互联网连接倒属可行，如此殊途同归，我们至少会取得库兹维尔预期的某些成果（分享思想、记忆和个性）。“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才能掌握正确的读心术，”2012年，扬·施努普（Jan Schnupp，在牛津大学担任神经科学讲座教授）对一家英国报纸如是说，不过“这只是时间问题，而非有无可能的问题……可以想象它在接下来的10年内就会变成现实了”。

仿佛是为了证实此言，2014年1月，科学家们宣布日本神户的富士“京”

超级计算机成功模拟了人类大脑的活动，尽管试验仅限于大脑整个神经网络的1%的建模，并需要40分钟来计算人脑在1秒钟处理的问题。正如施努普所说，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然而，该项目的一位研究人员指出：“如果像‘京’超级计算机这样千万亿次级别的计算机如今能够描绘人脑网络的1%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应用百亿亿次级别的计算机就能做到单个神经细胞及其神经键水平上的全脑模拟，而百亿亿次级别的计算机很有希望在下一个10年出现。”

有鉴于预言家们以往的糟糕记录，所有这些预测结果可能都滑稽得不着边际，但如果要说2112年的人类和2012年坐在房间里听我主讲坦纳讲座的这些人明显属于同一种动物，这种预测可能就更不着边际了。如果能量获取继续飙升到100万千卡/人/天，那么，2112年后的人类——及其价值观——与我们的差别，将不会比我们与尼安德特人（及其价值观）的差别小。

所有这一切都会应验的……当然，也可能不会。

我在本章提出了自冰河期以来的大转变——从觅食到农耕，再到化石燃料——发生的时间，是成功的社会达到其能量获取阶段所能实现的绝对极限，并实际参与了一场大自然的试验之时。在从觅食者转变为农夫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成千上万次，而在农耕者发现化石燃料时，则至少发生了5次（罗马、宋朝、莫卧儿王朝、清朝、早期现代欧洲）。人们未能革新其能量获取方式而陷入马尔萨斯式崩溃的实例自是屡见不鲜。

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化石燃料是否和觅食及农耕一样，存在一个固有的绝对极限。近年来，这个问题引发了很大的政治争议，但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自1750年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将1000亿吨的碳排放到大气中，其中足有1/4是在2000~2010年排放的。2013年5月10日，大气中的碳含量一度达到百万分之四百的峰值，这是80万年来的最高水平。1910~1980年的平均气温上升了1.5℉；史上最热的10年全都是在1998年之后；2014年更是气温最高的一年。如今人们仍在争论如果全球70亿人继续燃烧化石燃料并排放废物，会有什么后果（一条有关气候的罕见好消息声称，2002~2012年，全球平均气温实际上停止升高了），但压倒性多数的气候科学家认为，其结果不啻一场灾难。

过去的每一次大崩溃（我们的史料可以回溯到4000年之前，即公元前2200年左右阿卡德帝国和埃及古王国时期的崩溃）都有同样的5种力量牵扯其间：迁徙失控、国家失效、食物短缺、流行疾病，以及——尽管总是糅杂在其他因素之中，且作用大小无法预测——气候变化。就算是匆匆浏览一下新闻周刊都能看到，将我们送往世界末日的这5位骑师似乎个个蠢蠢欲动，准备在21世纪再次出场。对身处其间的人来说，过去的崩溃一般都恐怖至极，造成了数以百万的非正常死亡，生活标准下降，人类进入漫长的黑暗时代。罗马在公元后头几个世纪达到其能量获取的巅峰，此后过了1000年，中国宋朝才再次与之平齐，又过了6个世纪，清朝、莫卧儿王朝和欧洲才三度达到相同的水平。

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但21世纪的任何崩溃都会比这可怕得多。一方面，过去两万年来社会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自然界所进行试验的数目，这意味着我们如今基本上只有一个全球范围的试验，也只有一次成功的机会；再者，我们现在的失败方式是前所未有的。最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拥有核武器，而罗马人可没有。好消息是，如今全世界的核弹头数目只相当于1986年的1/20，但坏消息是，扩散的威胁已然失控，扩散以最快的速度沿着情报分析专家所称的“不稳定弧形地带”从中非直穿东亚。这一弧形地带聚集着世界上最贫困、治理最糟糕的国家，并可能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我们如今尚不能乐观地预测，这个地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认为核战争是其最不坏的选择，何况只要强权国家还严重依赖这一地区的能量，我们就不能盲目乐观，说它们可以在——比方说——以色列和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或者朝鲜及其打击范围内的任何国家之间的核冲突中置身事外。

当然，没有人知道这些可能性将会如何发展。但目前来看，我只需强调一点，即无论我们是飞腾至5000点，还是崩溃于核冬天，21世纪的种种迹象都表明，能量获取和社会组织即将发生的改变，足以令现代人类进化成功以来的一切往事相形见绌。如果这的确是21世纪的现实，那么近两万年来的经验表明，人类价值观将发生同样天翻地覆的进化。一切自由化进程或许会进一步加速；或许还会走向反面。但无论发生什么，在2103年远未来临之前，我们不妨在表4–1中再加一列，即后化石燃料者的价值观。

爱因斯坦曾经开玩笑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怎么打，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在第四次大战中会用什么——石头。”科幻小说圈子里的人非常热衷的一个可能性是，战争让人类退回到觅食阶段，重拾那个时代的价值观。或者，如果技术未来主义者的说法更接近事实的话，所有的可能性都会出现。在极端情况下，思想观念的统一与能量获取方式的转变或许能让因达斯特里亚更加完美，产生一个真正没有内部障碍的世界，等级和暴力全都失去了意义。而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人类不均衡的技术进步会产生这样一个世界，某些后人类胜过未能进步的智人，其程度甚至比我们的祖先胜过尼安德特人还要彻底。然后，现有版本的人类就会步早期原始人的后尘而在地球上灭绝，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对于未来人类价值观的讨论也就无关紧要了。

我在本书第一章里提到，我会把这个问题留给专家，让他们在第六章到第九章畅所欲言，讨论我为了解释自己1982年在阿西罗斯所经历的文化冲击并从中得到的启示，进行这种包罗万象、大笔挥洒的论证，是否有助于思考人类的价值观问题，不过在这里，我还需要再作一些简要的总结。因为我们和其他动物一样，所有的人类共享一套演化而成的核心价值观；公正、公平、爱、忠诚、自尊、体面，以及每个人都很珍视的一整套其他原则。但由于我们又和其他动物不同，近两万年来，我们还经历了文化上的演化，并在这个过程中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解读了这些生物进化的适应版本。我在本书中论证了能量获取的提高——其本身就是对于不断变化的环境和不断累积的知识的几乎必然的文化适应——施加了有利于不同种类的社会组织的选择压力。因此，随着人们从觅食转向农耕，他们发现阿格拉里亚是个比小型游群更好的生存机器，而随着人们从农耕转向使用化石燃料，他们又发现因达斯特里亚是个比阿格拉里亚更好的生存机器。正像能量获取的上升对社会组织的演化施加了选择压力一样，社会组织的演化也对发生生物演化的人类核心价值观施加了选择压力。对于卡拉哈里沙漠的昆申人觅食者尼萨和希腊乡下的乔治先生，以及身处化石燃料加州的我来说，是非善恶的标准实有天壤之别。

这种经验层面的观察结果不一定意味着天下就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价值观，无论是从各种价值观必然会走向的终极目标，从实用性，或是定言令式，或是差别原则，似乎都可以整理出这样一套普适价值观。但在我看来，我通过论证尝试为“这些”道德准则找到某种经院哲学意义上的、“针尖上的天使”的特质。认为人类价值观纯粹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无异于一种唯自然论；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纯粹的自然，大概现在还都是文盲，大多数人还会在30岁就死去，在21世纪的今天，这可不是什么好的生活基础。现实情况是，价值观无法从持有它们的人类所在的物质世界中分离出来。纵观历史，从觅食游群里的老家伙们到柏拉图和孟子，再到康德和罗尔斯，道德哲学家的真正贡献，就是讨论哪种价值观（或是他们希望发挥作用的哪种价值观）最适宜其自身所处的能量获取阶段，而对于适合其他阶段的价值观没什么兴趣，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

当然，那也是个粗枝大叶的批评，拒绝赋予一个完整学科其应具备的普适性。但请允许我在论证的结尾加一个注脚，希望能有所平衡。就算我是对的，就算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道德的哲学化只不过罗列出何为因达斯特里亚模范公民的相互冲突的观点，并试图以此来阐释我们这个时代所需的思想观念，除此没有什么成就可言，那也比大多数经院学科的成就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