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求以上诸风气，或者因受科学的影响。科学家对于某种科学特别喜欢，弄得窄，有似显微镜看原始动物。欧洲方面应该如此，因为大题目让前人做完了，后学只好找小题目以求新发明，原不问其重要与否。这种风气输入中国很利害。一般学者为成小小的名誉的方便起见，大家都往这方面发展。这固然比没有人研究好，但老是往这条捷径走，史学永无发展。我们不能不从千真万确的方面发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给我们自己和社会为人处事作资治的通鉴；反从小方面发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不过这种大规模做史的工作很难，因为尽管史料现存而且正确，要拉拢组织，并不容易。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我从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辑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去，我很忏悔。现在讲《中国历史研究法》，特别注重大规模的做史，就是想挽救已弊的风气之意。这点我希望大家明白。
寅 社会科学史的做法（略）
卯 自然科学史的做法（略）
己 文学史（略）
庚 美术史（略）
第五章 文物专史做法总说
本来想在这一学年内讲完《历史研究法》，现在只讲了一半，时间不许再讲下去了。本来想把文物专史的做法都详细讲，因为有些方法还不自满，所以上文有的讲了做法，有的没有讲做法，有的连大略都不曾讲，只好待将来续补，现在总讲一章文物专史的做法，做个结束。
文物专史的工作，在专史中最为重要，亦最为困难，和其他四种专史，人、事、地方、时代——的做法都不相同。其他专史，应该由史学家担任。文物专史，与其说是史学家的责任，毋宁说是研究某种专门科学的人对于该种学问的责任。所以文物专史一方面又是各种专门学问的副产物。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所以说，文物专史不单是史学家的责任，若是各种专门学者自家做去，还好些。譬如经济史中的货币史，要做得好，单有历史常识还不行；最少要懂得货币学、近代经济学，以及近代关于货币的各种事项，然后回头看中国从前货币的变迁，乃至历代货币改革的议论，以新知识新方法整理出来；凡前人认为不重要的史料或学说，都叙述上去，这种货币史才有精彩。货币学比较的范围不很窄，尚且应有常识做基础，非有专门研究的人不能做专史。若做中国音乐史，尤其非用专门家不行；我们外行的人若去做，用功虽苦，还是不了解，许多重要的资料，无法取去。又如做文学史，要对于文学很有趣味很能鉴别的人才可以做。他们对于历代文学流派，一望过去即知属某时代，并知属某派。譬如讲宋代诗，哪首是西昆派，哪首是江西派，文学不深的人只能剿袭旧说，有文学素养的人一看可以知道。再如书法史，写字有趣味的人，书碑很多，临帖就知其真伪及年代。就是我自己，随便拿个碑版来，不必告诉时代给我，不必有人名朝号可旁证，我都可以指出个大概的年代。所以假使要做书法史，也非有素养不可，否则决难做好。关于文物专史，大概无论哪一部门，都是如此。所以做文物专史，不可贪多，想一人包办是绝对不成的。只能一人专做一门，乃至二门三门为止，而且都要有关系因缘才可以兼做。如做美术史，顺带做书法史、雕刻史，或合为一部，或分为三部，还勉强可以做得好，因为那三部都有相互的关系；但必须对于三部都有素养的人，才可以做得好。想做文学专史的人，要对于自己很喜欢的那部分，一面做史，一面做本门学问，历史是他的主产物，学问是他的副产物。研究科学的人固然也有不作历史研究而能做好学问的，如果对于历史方面也有兴味，学问既可做好，该科学史也可做好。所以研究历史的人，一方面要有历史常识，一方面要于历史以外有一二专门科学，用历史眼光把中国过去情形研究清楚，则这部文学专史可以有光彩。因此，所以不能贪多，若能以终身力量做出一种文物专史来，于史学界便有不朽的价值。不贪多，一面治史，一面治学，做好此种专史时，可以踌躇满志。至于其他如人的专史，事的专史，则一个人尽可以做许多。这是讲做文物专史的先决问题，一须专门，二须不贪多，实在也只是一义。
其次，关于搜集资料，比其他专史困难得多。其他专史虽然也不单靠现存的资料，但其基本资料聚在一起，比较的易得。如做一人的专传或年谱，其人的文集是基本资料，再搜集其他著作，大段资料可以得着；和他有关系的人的著作，范围相当的确定。无论其人方面如何多，如何复杂，做专史或年谱都可以开出资料单子，很少遗漏。至于事的专史，在公文上、传记上、文集上，资料的范围也比较的有一定。文物专史则不然，搜集资料，再困难没有了。若是历代书志有专篇，或“九通”中有此一门，前人做过许多工夫的，比较的还有相当的资料，但仍旧不够。即如经济之部，各史“食货志”及“九通”关于食货一门，固然可以得若干基本资料，但总不满足，非另求不可。书志及“九通”有了尚感困难，若没有又如何？如书法，绘画，在史书中，毫无现存的资料。现在讲画史的，虽有几本书，而遗漏太多。做这类专史，资料散漫极了。有许多书，看去似没有关系，但仔细搜求，可以得许多资料。如讲经济状况，与诗歌自然相隔很远，其实则不然。一部诗集，单看题目，就可以得许多史料。诗是高尚的，经济是龌龊的，龌龊状况可在高尚中求之。有许多状况，正史中没有而诗集中往往很多。做经济史，不一定要好诗集。诗虽做得不好，而题目、诗句、夹注，往往有好料。诗与经济相隔这么远，尚有这么多史料；所以做文物专史，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好资料。不过也不是凡有资料都可以用，须要披沙拣金，所以不能心急，真要成功，要费一世工夫。出版的早晚，没有关系。预备尽生平的心力，见到资料便抄下来，勤笔勉思总有成功的一日。我很糟，在床上看书，看见了可用的资料，折上书角，不能写下来，另日著书要用这种曾经看到的资料，大索天下，终不可得。所以此类工作，须要非常勤勉，不嫌麻烦。记下一点资料，固然没有用处；记得多了以后，从里边可以研究出多少道理来。顾亭林做《日知录》，旁人问他近来做了几卷，他说别来数年不过得了十余条，抄别人的书如收罗破铜烂铁，自然容易，我是精思谨取，如上山开矿，所以很难。顾氏做《日知录》的方法，起初看见一条，札记了若干年后，陆续札记了许多相类的资料，加以思想，组织为一条。我们做文物专史，非如此耐烦不可。乡先辈陈兰甫先生死了以后，遗稿流传出来，一张一张的纸片，异常之多，都是在什么书看见了两句，记出来以后，又加上简短的按语。新近广东有人搜得了六千多片，都一般大小，实则他一生的纸片，不知有好几百万张。我正打算设法找来，整理一下。可以看出他治学的方法。我们认真想做好的著述，尤其是关于文学专史方面的，非做此种工夫不可。有如蜜蜂采花，慢慢的制成极精的蜜糖，才是有价值的著作。文物专史之所以难做，这是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