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之夜不知去向

到了弘治元年（1488），十七岁的王阳明从余姚来到父亲身边已经五六年了，刚到京城时那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如今已经长成气宇轩昂的大小伙了。

王华看着儿子长大成人，到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年纪，十分欣慰。按照当时的规定，参加乡试是要回原籍的，所以王华打算让王阳明回老家。

就这样，带着如何成圣的疑问，王阳明回到了浙江老家。那时，他的生母郑氏早已去世多年，家乡虽还有一些旧时的亲朋，但毕竟时间太久，生疏远离，内心上无法做到真正的亲情接近。

王阳明回到老宅，睹物思人，再一次感受到人生一世，生死不由命的残酷。他再次觉得人生一场，不过是本来无一物的旅程。消极的情绪逐渐滋生，占满了王阳明的内心，他开始刻苦地钻研道家思想。

说起回乡，王阳明还有任务在身，他还不能随心所欲地做他想做的，想他所想的。他这次返乡，还需要完婚，完成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一个成年男子必经的程序。

他未来的岳父叫诸介庵，是本地人，是王华的至交好友，时任江西布政司参议。所以，这门亲事在王阳明很小的时候，两家人便已经说定了。此时，王阳明成人，可以娶妻生子了，他便需要完成双方家长定下的这个约定。

俗话说，人生有四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但王阳明对这人生之大喜却似乎并不感兴趣。在家人为了他的婚事忙翻天的时候，他却还有心情在野外踱步思考，思考宇宙之奥妙。

一天，在野外散步思考时，王阳明猛一抬头，却发现自己早已不知道踱步到了哪里，他眼前出现一个道观，名为“铁柱宫”。

“铁柱宫”又叫万寿宫，是为了供奉为民除害的许逊而建的。这个许逊是东汉时期人，传说其英勇无比，曾带领百姓与猛兽孽龙搏斗，保护了一方百姓。之后又传言许逊修炼长生之术，大功告成后一家人都升天成仙。当地的百姓尊称他为“许真君”，还专门为其修建了庙宇，以供奉祀。

父亲为王阳明安排婚事，但是王阳明却对这一人生大事不感兴趣，而是沉醉在对宇宙奥妙的思考之中。

王阳明走进道观，发现道观里坐着一个闭目养神的道士，鹤发童颜，两个人便攀谈起来，越交谈越是觉得相见恨晚。两人从人生谈到世事，从世事又谈到养生。不知不觉中竟然到了深夜，尚不觉得尽兴，一直欢谈到了天亮，东方既白。这时，王阳明才猛然想起自己错过了新婚，于是赶忙回府。

王阳明与铁柱宫里的道士谈道逾夜，差点忘了自己的新婚。

此时，府内上下早已经闹翻天了，新婚当日，新郎官无故失踪不见，满堂宾客就这样看了一场大笑话。

诸老爷很生气，他派人四下寻找无果，正想要不要退婚之时，王阳明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大家详细追问之下，得知新郎官居然与道士畅谈一夜，这种理由，让诸老爷觉得好气又好笑，但既然回来了，亲还是要成的。

于是，有惊无险，王阳明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但鉴于这次教训，诸介庵为了防止这个“落跑新郎”到处乱跑，便让他到自己的官署上班，每日按时报到，处理公文。

而王阳明也算老实，没再做出让诸老爷心有余悸的事情来了。官署清闲，实在无事可做，每日的公文只需半个时辰就可以完成，实在无聊的王阳明便用练习书法来打发时间。

日积月累地练习，倒是让他的书法精进不少，明朝著名书法家徐文长在评价他的字时认为：王羲之以书掩人，王守仁以人掩书。

苦心追求心学的境界

成婚第二年，王阳明带着妻子返回京城，途中经过上饶，特意下船拜访了大儒娄谅。

娄谅是个怪人，他早年进京参加会试，走到杭州之时，却突然返回。大家问他缘由，他只是神秘地说：“此行非但不第，且有危祸。”果然，没几天，会试的贡院起火，烧死了很多人，而他因为没去参加，逃过一劫。

这件事情后来在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经过论证，得出结论说这是因为娄谅“静久而明”有了神术。古人自有古人的理论之法，不管怎么说，娄谅的学问却是真材实料。

早年，他四处拜访名师，为的也是能够成为圣贤之人，可是在遍寻天下儒士之后，他失望地发现，“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他认为这些人都没有自己真正的想法，不过是在捧着一堆书本，然后人云亦云。

王阳明与娄谅相见恨晚，他对王阳明思想的点拨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幸的是，他最终找到了江西临川的著名理学家吴与弼。吴将朱学视为正宗，自然影响了娄谅。娄氏认为“圣人必可学而至”，只要不断地努力，就可以成功。从儒学来讲，这个道理其实是通则，不过它正好解答了王阳明存在于内心多年的疑惑，也坚定了他想要成为圣贤的志向。

所以，王阳明与娄谅相见恨晚，二人相谈甚欢。

娄谅很是欣赏王阳明，因为他和自己年轻的时候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都有成圣的志向。娄谅接触过很多的年轻人，但是很多人做学问都是凭借一时兴起，难以真正静下心来，始终如一地做下去。看到王阳明之后，他心想：倘若王阳明能做到如此，那么也是天下一大幸事。

王阳明受到娄谅的影响，从他早期的一些思想就能够看出来，两人有很多共通之处。黄宗羲就曾经在《明儒学案》中讲，心学的始端来自娄谅。娄谅提倡“身心学”，反对“举子学”，这些也都是心学的思想。

娄谅对王阳明思想的点拨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王阳明十分敬重娄谅。这从后来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之后，按照礼数安葬娄谅的女儿就能够看出来。

落第的苦闷

拜访娄谅，使王阳明受益匪浅，尤其是萦绕在他头脑中很久的问题，即“如何才能成为圣贤”，得到了解答和贯通。在经过娄谅的点拨之后，王阳明如醍醐灌顶，心中顿时明亮了。

弘治三年（1490），竹轩公王伦去世，祖父的死对于王阳明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打击王阳明同祖父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甚至在他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很多王伦的影子。

在家人的劝慰下，王阳明逐渐平复了心情，并且开始认真准备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明朝时期的科举考试内容，主要是以宋儒朱熹等人对四书五经的解释为据进行阐释，有了之前对朱子学说的研习，这种论说方式对于王阳明来说可谓得心应手。

而后不日，王华回老家守丧，顺便给家族里的子孙们讲经解义，应对科举。王阳明便也一起随大家上课，背诵教材内容。闲暇之时，几位王家子弟相互切磋，但都以王阳明的功力为最深厚，大家都惊呼：“彼已游心于举业之外，吾辈不及也！”

在日渐刻苦的学习中，渐渐地，王阳明的变化越来越大，昔日那个性格开朗、活泼的人，变得一本正经，整日里端坐学习。大家在一起研讨的时候，他除了发表自己的观点之外就没有多余的话了。大家纷纷询问原因，王阳明解释道，他十分后悔过去太过于放任自己，所以从今以后要注意规范自己的行为，做到内敛、谨慎，不轻易动容。

弘治五年（1492）秋天，科举考试结果见分晓，二十一岁的王阳明在浙江乡试中中了举人。之后，按照当时的定制，他得到了参加会试的资格。不幸的是，王阳明落榜了。

这个时候，父亲王华晋升为右春坊右谕德，招来一些阿谀奉承之人。在登门道喜的同时，大家对王阳明的落榜表示遗憾，安慰他下次科举考试肯定能够像父亲一样高中状元。王阳明倒也显得非常豁达，不太在意这次考试的结果，却引来了旁人的闲话，认为他目中无人。

设立科举的本意，是求得圣人之道和朝政之势的有机结合。但是明朝末期，学术与政治从来都是不能两相融合的。这也使得王阳明纵有一身的抱负和学问，也无法在仕途上迈出第一步。

而且，王阳明成名过早，锋芒毕露，这样的人不是当权者所喜爱的。王阳明一再流露才华，非但没有为他走上仕途加分，反而成了绊脚石。

三年后，王阳明第二次参加会试，再次落榜。一些嚼舌根的人道出了他落榜本质所在：“此子如中第，目中不会有我辈矣。”

父亲升职而王阳明却科考落榜，访客们纷纷表示遗憾。

所以，虽然这次试落第是因为那场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会试泄题案”。但落榜还是说明了王阳明从政的日子还未到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王阳明在左冲右突、反反复复中磨炼。尽管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应该以落第为耻，但是王阳明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考取功名，落榜是正常的事，不需要对此过分在意。

话虽如此，但从小未经受挫折的王阳明依然感到有些心灰意冷，他回到了老家，组织了一个龙泉山诗社。

组建龙泉山诗社

考场失意，寄情于山水诗画之间，这是古代文人常常会做的事情。王阳明虽然认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但落榜大事，还是使他有所触动。

回到家乡后，他的龙泉山诗社热热闹闹地办起来了，明朝的文人骚客多喜欢结诗社，办文会，以此与志同道合的人士畅谈，切磋学问。

他的诗社成员人数不多，没有名噪一时的文人，大家聚在一起，无非下棋饮酒，游山玩水。

王阳明组建龙泉山诗社。

余姚纯朴的民风，朴实的文人，同多年来在京城所感受到的浮夸的文人之风是大有区别的。在创办诗社的这一段时间中，王阳明以诗言志，抒发苦闷，佳句迭出。如：“我爱龙泉寺，山僧颇疏野。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在龙泉山清秀的环境中，王阳明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惬意悠闲的一段时光。

“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醉酒）须五斗？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亦何有！”这是他那时内心真实的感受，他毕竟是烈鸟，需要一片天空展翅高飞，一片山坳无法满足他内心高飞的渴望。

所以，渐渐地，王阳明发现这和他自己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整日“吟诵风月，摆弄花草”，充其量是个诗人，是个名士，自己想要的是“做圣人”。为此，他开始反省，经常思考自己今后的人生该何去何从，如何才能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理想。

虽然龙泉在余姚城里，算是一处风景秀丽的地方，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清静幽雅，如若在这里终老一生，也算不枉此生，可是在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王阳明那颗看似平静的心逐渐蠢蠢欲动。他的这种心境在一首诗中表露无余：“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子才良可进，望汝师圣贤。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王阳明焦灼不安的心在这首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人生并没有因为龙泉山诗社而终止。

在这首诗中，我们也已经看出他萌生出了打通古今创心学的念头，“成圣贤”更是他内心最后的归属。他知道，自己虽然饱读诗书，但是两次科举失利也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即使自己一向对于功名利禄并不在乎，但是如果不能在科举考试时崭露头角，那么即便是很小的理想和信念，也无从谈起，更不用说实践了。于是，他离开了龙泉山诗社，离开了余姚，于弘治八年（1495）再一次回到了京城。

在龙泉山诗社的两年生活中，王阳明抛开了纷繁复杂的世俗，为自己提供了思考和反省的机会，为他今后的生涯积蓄了力量。

为圣路上两彷徨

回到京城之后，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充满了彷徨和矛盾。一面是“做圣贤”的人生理想，一面是多年来追求的科举及第，他的心一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弘治九年（1496），王阳明第二次会试失败。再次的打击让王阳明冷静了很多，他开始用心钻研兵法，继续孩童时代的乐趣，不过此时，他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事业来研究。

每遇宾宴，经常“聚果核列阵为戏”，这时的王阳明已然不想在仕途之上太过浪费时间，而想成就一番统御之才了。可惜的是，他虽有报效国家之心，国家却不给他这个机会。

弘治时期，明朝的军事防御能力已经接近于崩溃边缘，然而文恬武嬉局面，并未让王阳明放弃演习军法的热情，他对于兵法的钻研，日后还被他运用到了心学上。权谋策略的思想，与心学上的制敌之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透视兵学可以说是一种科举失败后反弹的情绪，在这种热情当中，王阳明成圣成雄的儒生念头燃得更加旺盛。他用属于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方式探索着成为圣人的道路。一直到二十八岁那年，王阳明第三次参加会试。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他总算榜上有名，中了进士。

王阳明中进士之后，并没有被朝廷直接授予官职，而是被派往工部观政，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实习，先让他去熟悉一下工部的事务。当时，工部正在建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这是一位明朝的将军，在官兵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监督工程的任务委派给了王阳明。

监督工程本来并不是一件烦琐的事情，但是王阳明非常希望能够在这件事上做出点成绩来，于是就颇费了一番心思，想到了用兵法之道来组织、管理民工。他把参与修建坟墓之事的民工视为士兵，采用军事化的管理，明确了各自的分工和职责，并统一制定了劳动和休息的时间，他将这种方法称为“什伍之法”。

王阳明每遇宾宴，经常“聚果核列阵为戏”。

同僚们对王阳明的做法感到新奇的同时又感到好笑，觉得他是多此一举。但王阳明却不理会这些，而是一步步地按照自己预期的计划来实施。待到工程完成之时，王阳明的这种方法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不仅坟墓建造得非常宏伟、壮观，且大大缩短了工期，那些怀疑他的人不由得对他另眼相看。

王阳明观政之时，非常繁忙。尽管如此，他想要成为“圣人”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

平日里他都会挤出时间来钻研宋代理学，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是十分困惑，他想起娄谅先生所说圣人必可学而至。这是多么透彻的道理！可是真正落实到对宋代理学的学习中来时，他又始终参悟不透。

他想起年少时“格竹子”，心想，或许是自己没有完全按照朱熹先生的要求来做，才没有找到方法和结果。于是，他再次尝试，沉思竹子之理，这一次又是没有收获，反而促发了他的老毛病。他又一次病倒了。

王阳明用兵法之道来组织、管理民工。

这年是王阳明思想冲突最为激烈的一年，他不得不怀疑朱熹的学说，他不再按照朱熹的套数来格物致知了。他深深地感到，或许圣人不是人人都能够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