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离的军人悬案

古罗马起义将领斯巴达克为何率军南下

公元前73年，一场由斯巴达克领导的世界古代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奴隶起义爆发了，这场起义以反对罗马奴隶主统治为目的，起义曾经席卷整个意大利半岛。

当斯巴达克起义军将克劳狄乌斯和瓦利尼乌斯的围剿接连粉碎后，斯巴达克曾拟订了一个北上计划：“全军向阿尔卑斯山前进，越过高山，北上出境，返回故土。”重获自由，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副将克里克苏对斯巴达克提出的这个计划坚决反对。随后，克里克苏率领2万人愤然出走，不幸被官军消灭。斯巴达克率军继续北上，将楞图鲁斯和盖利乌斯的前堵后追挫败，起义军一度攻打到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穆提那城。但斯巴达克此时突然放弃北上计划，率领全军调头南下。

罗马元老院害怕起义军会攻打罗马城，立即派独裁官克拉苏带领8个军团前往镇压奴隶起义。克拉苏采用古老的《十一抽杀律》：凡战败或临阵脱逃者，10人当中抽签选出1人处死。如此严明的军纪使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

被赶到意大利半岛南端的布鲁提翁的起义军准备渡海去西西里，但却失败了。克拉苏下令在半岛最南端挖了一条两端通海的大壕沟，企图将起义军的退路截断，将起义军就地歼灭。起义军尽管奇迹般地冲过封锁，但损失巨大，不久就陷入困境。罗马元老院又在此时命令鲁库鲁斯从马其顿、庞培从西班牙回师，会同克拉苏从东、北、南三面包围起义军。

在这个紧要关头，起义军内部牧民出身的康格尼斯不同意撤离意大利半岛，带领1．2万起义军离开队伍，结果很快被克拉苏消灭。

公元前71年春，起义军与官军举行了一场最后的决战。双方在阿普里亚境内展开激战，斯巴达克和6万名部下英勇战死，官军把被俘的6000名起义军全部钉死在从卡普亚到罗马大道两边的十字架上。

尽管起义失败了，但确实沉重地打击了罗马奴隶主统治者。2000多年来，人们也对这次起义提出不少疑问：比如，斯巴达克曾一度制订北上出境计划，如果认真施行这个计划，他们离开罗马返回色雷斯结果会怎么样呢？那么他放弃北上计划的原因究竟是为什么呢？

当斯巴达克最初制订北上计划时，起义军内部已出现严重分裂：副将克里克苏率2万人出走，结果被官军很快歼灭了。起义军内部的第2次分裂也发生在斯巴达克提出渡海去希腊的时候，牧民出身的康格尼斯对撤出意大利半岛的主张坚决反对，带领1．2万人离开队伍，结果被克拉苏消灭。

看来，起义军内部始终在去与留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这与起义军来源有很大的关系：斯巴达克等人是来自色雷斯的角斗士，有很强的乡土意识，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归故土色雷斯。而另外一些起义军过去是罗马破产农民，不愿意离开罗马。这种强烈的本土意识使他们在大敌当前时意识不到真正的危险而团结起来。

研究者认为，斯巴达克计划的改变缘于客观形势的变化。起义之初，敌强我弱，斯巴达克感到很难对付罗马官军，不宜久留罗马，所以他拟订北上计划，先在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北部地区发展自己，争取早点翻越阿尔卑斯山返回故土。但北上途中的节节胜利，尤其是起义军将罗马执政官克劳狄乌斯、名将楞图鲁斯和盖利乌斯的围剿接连挫败之后，声势大振，敌我力量对比出现了一点变化。起义军因此变得自信起来：觉得可以留在罗马“一搏”。

第二种意见认为：阿尔卑斯山的恶劣条件改变了起义军北上翻越山岭的计划。他们提出，阿尔卑斯山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是欧洲最高的山峰，许多山峰终年积雪，山上气候千变万化。12万起义将士到达阿尔卑斯山脚下时，身上的单衣无法御寒，再加上起义军给养不足，没有办法，只好取消了北上计划。

还有人认为，斯巴达克改变北上计划是因为想到缺乏意大利北部农民的支持。

当然历史不能重写，如果斯巴达克继续北上，并且成功地翻越阿尔卑斯山，返回了色雷斯，结果会如何呢？罗马官军是想把斯巴达克逐出本土而完事大吉还是要将其一网打尽才罢休？这些仍然还是谜。

曹操赤壁战败之谜

北宋大文豪苏轼曾以“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来写周瑜统领吴国军队火烧曹操战舰，从而于赤壁大败曹军的战绩。千古以来，人们也都认为史实就是如此。可是，随着社会进步，近些年来，有论者提出了许多关于火攻论的质疑。他们认为曹操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军队遭遇疾病瘟疫，导致战斗力丧失，而不是由火攻造成的。更为详尽的是：他们说是血吸虫病造成曹军赤壁战败的。

血吸虫论者也是根据史籍提出这一论点的。如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叙述赤壁之战时，并未提及“火攻”这件事。他说，曹公到了赤壁，与孙刘军大战，不占上风。后来发生瘟疫，士兵大部分都死了，于是带领部队回去。从曹军主帅曹操在战后写给孙权的一封信中可看出，他不承认失败是因为遭到火攻，其中写道：“赤壁之战，有疾病侵袭，我烧船而退，使周瑜白捡了这个好名声。”而曹操所说并不是唯一凭证，《吴书·吴主传》中也有曹操自己烧掉战船一说：“曹公烧剩余船而退败。”由此，论者认为，火攻一说不足以取信。曹军失利主要原因就是疾疫，即血吸虫，其理由是：

第一，大量调查资料表明，与赤壁之战有关的地区为血吸虫病发区，尤其是湖南、湖北一带。

第二，论者根据赤壁之战的时间与血吸虫病的易感季节推断，血吸虫病的流行季节正好是曹军迁徙、训练水军的秋季。曹军从陆地战转战水中，是最容易染上此病的。血吸虫在人体中的潜伏期为一个月，它们在一个月以后才会使人出现急性症状。所以曹军在训练时期已经染上此病，一个冬季决战时期，此病已进入急性期，致使曹军折磨，不堪一击。孙刘联军也同样是水上训练和什么不会染上血吸虫病呢？关于这个问题，论者要根据人免疫力的强弱来看。孙刘联军长期居住区，具有一定抵抗力，即使得此病，也不会这。曹军都是北方人，抵抗力差，所以患此病的症重，因而溃败。

然而，血吸虫病说也不可尽信，它比火攻论的争议还要多。《新医学》1981年11期就这个问题载文展开争论，他们认为：

第一，曹操在邺而不是在疫区江陵训练水军，那里不是血吸虫病疫区，感染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第二，史书确实记载曹操烧船退军一事，但烧船的地点不在赤壁而在巴丘，时间不在赤壁大战时，而在曹军兵败退到巴丘时。

第三，血吸虫病的潜伏期一般在一个月左右。少数在两个月以上，潜伏期越长，发病的症状也就越轻，所以即使曹军在秋季患上了血吸虫病，到大战爆发时才发病，曹军的身体状况也不会很糟糕。

第四，曹操的水军大部分是居于血吸虫病流行区的湖北人，跟孙刘联军的免疫力没有什么差别，除此之外，补充给曹操的刘璋军队也是来自疫区的四川的士卒，所以，孙刘联军在免疫能力上与曹军没有高低强弱的分别。

火攻论不可尽信，血吸虫病说也有缺陷，那么，曹操在赤壁战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只能作为一个千古之谜留存于人们心中了。

成吉思汗的骑兵为何能横行欧亚

毛泽东曾写道：“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然而，就是这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大汗，曾攻略欧亚大陆的广袤地盘，令当时的欧亚诸国人闻风丧胆。

蒙古骑兵向来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攻城略地，少有败绩。那么，他们为何能征惯战呢？蒙古人打起仗来固然有许多办法，并且也善用策略，但是蒙古骑兵迅速、服从、骠勇、顽强的精神却是他们胜利的重要因素。

蒙古骑兵纪律严明，即使因小事违反军纪，也动辄受笞刑或受死。所以，蒙古骑兵打起仗来非常勇猛，快速灵敏，无可匹敌。

骑兵的勇敢是从小训练出来的，他们从3岁大就被绑在马背上，从此，一生几乎都在马背上度过。蒙古马气力、耐力也非常惊人，驮着骑者，能日行120千米，而且途中只需要休息一次，喝水进食。这样使得蒙古军队占尽优势，他们能迅速集中兵力，从而造成人马众多、声势浩大的假象。

蒙古军队的组织异常严密，而且调动起来灵便迅速。1万名战士分成10个千人队，一队分为10个百人队，这1万名战士由大汗的一个亲戚或亲信指挥。2万人可组成一军。另外，大汗亲选1万名“体格矫健，技能好”的人，组成精锐的“护卫军”，在平时分为4班宿卫，战时随大汗出征。

虽然全军的统一命令是由快马下达，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个别将领在作战时享有极大自主权力。军队消息非常灵通，在大军前面有斥候部队，随时将敌情送回军队总部。

而且在斥候部队前面还有大量敌后探子，他们潜入敌城打探情报，扰乱人心。蒙古人特别喜欢结交商人，并招募商人从事谍报工作，可能是当时大多数商人唯利是图，比较容易予以收买吧！

此外，蒙古大汗还有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计划周详，时时刻刻对敌人施行心理战术。如果大汗想攻取的繁盛城市不愿意投降，那么，他们最终一定逃不掉屠城的下场。

当时最大而最兴盛的撒马而罕和内沙布而两城，就由于这个原因先后被夷为平地，居民无一幸免。这个消息传开后，别的城市就不敢抵抗。

甲午战争中日军登陆之谜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当时日军首先在山东登陆，但对于具体位置却说法不一。

一说荣成登陆。甲午战争时期的荣成在今荣成县城崖头东北80多里的龙须岛西部。甲午战争期间在北洋舰队“定远”舰任职的陈兆锵持此说。在《中日战役情况》中陈兆锵写道：“日敌又用陆军在荣城（成）登陆，亦是由背进攻，各炮台又落敌手。”

二说龙须岛登陆。持此说者较多。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日军登陆的当天，将日军活动情况电告李鸿章，电文中说：“两船向龙须岛驶，二十二船在灯塔处或二英里或八英里游弋，必是倭船有登岸之举。”北洋海军复之时，办理威海营务处二品衔候选道牛昶昞、办理北洋海军营务处三品衔候选道马复恒和会办沿海水陆营务处二品衔山东登莱青道东海关监督刘含芳三人向李鸿章禀报海军复之经过，《会陈海军复之禀》中有记载说：“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895年1月20日），倭以水陆劲派自龙须岛登岸，破荣成县城，攻桥头等隘。”

三说落凤港登陆。落凤港位于龙须岛南侧、荣成湾的北端。山东巡抚李秉衡在日军登陆的第二天电告清廷称：“昨调倭、里岛防营折赴龙须岛，尚未赶到，而倭人于落凤港登陆，径薄荣成县。”甲午战争期间曾一度上书言事的易顺鼎说：“二十五日，倭以运船四十艘，载陆兵由落凤港登岸，扑荣成县。”

四说荣成湾登陆。日方中日战争资料《日清战争实纪》一书持此说。《实纪》中记载说：“自二十日未明至二十二日正午，搭载第二、第六师团士兵的各船都到达荣成湾陆续登陆。”还说，“我陆军决定以此地为登陆地，完全是由于八重山舰侦察的功劳。这样，在金州的大山第二军司令官亦从大连出发，二十日到达荣成湾，即时登陆入荣成县。”

五说金山嘴登陆。在日军登陆的第二天，当时镇守威海卫南帮炮台的总兵刘超佩，将日军登陆和中国军队抵抗的详细情况电告李鸿章，电文中这样说：“二十五日早四点钟，倭船三四十只在龙须岛、倭岛、里岛游弋，嗣在于龙须岛、倭岛交界之金山嘴水深处下兵……贼兵蜂拥而上，枪队不能存身，退回荣成。”

岳母刺字是否确有其事

南宋抗金英雄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字，昭示爱国心迹，历来为人称道。但是岳飞背部的字究竟是何人所刺，《宋史》没有详细记载，民间流传有多种版本，一种说法是岳母刺字，激励岳飞报效国家。

也有人考证说，岳飞背上刺字乃是宋朝兵制使然。岳飞背上的“尽忠报国”究竟从何而来，历史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岳飞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历史上确有其事，很有可能源自岳母鼓励儿子上战场的意愿，但不是岳母亲手所刺。《宋史·岳飞传》有记载，当岳飞入狱之初，秦桧等密议让何铸审讯。岳飞义正词严，力陈抗金军功，爱国何罪之有？并当着何铸面“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里”。浩然正气，令何铸汗颜词穷。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游彪说，岳飞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字，历史上确有其事。但是这几个字究竟是因为什么缘故，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刺的，史书上并没有确切的记载。

清人钱汝雯《宋岳鄂王年谱》卷一云：“靖康初始见宋高宗，母涅其背‘尽忠报国’。”是说岳飞背上的四个字系“母刺”所为。据考证钱氏撰此年谱，取材于《唐门岳氏宗谱》，此谱成书较晚，材料来源庞杂，不足为凭。 游彪教授也认为，岳母刺字是民间流传的一个典故，但还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在宋金打仗的时候，岳飞是在现在的山西平定一带当兵，岳飞是一个很忠孝的年轻人，他很担心家里年迈的老母亲，为了安顿好母亲，岳飞就从战场回到了家乡河南的汤阴县。

岳飞的母亲姚氏是一个农家妇女，识字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可能亲手在岳飞背上刺上“尽忠报国”四个字。

但极有可能的是，他母亲为了鼓励他放心去战场打仗，请人在岳飞背上刺的。

关于岳飞背部刺字还有一种说法。岳飞久怀报国之志，曾三次从军抗金杀敌。他于宣和四年（1122年）19岁时第一次应募入伍，背部刺字大约是此时所为，因为北宋末年“刺字为兵”的制度仍在贯彻执行，所以岳飞在背部刺上“尽忠报国”四字明志。

游彪教授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通过分析宋代的兵制，可以推断岳飞背上的字不是因为他当兵才刺的。

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国家正规军完全靠募兵的时代。汉唐和元明清都是实行征兵制，所谓征兵就是一种兵役，只要是国家的公民，都要被强行服兵役。两宋的募兵制则是国家从老百姓中招募士兵，国家出钱雇用他们。所以宋代的军队都是国家花钱养的雇佣兵，人员来源比较复杂，游民、饥民和犯过法的人都可以应募入伍，这就加大了管理的难度。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为了加强对军队的管理和控制，“刺字为兵”就成为了一种规范运作的制度，只要是应募入伍的士兵，都要刺字作为标记。赵匡胤认为应该把兵和民分开，兵民分开控制，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有利于皇帝的统治。南宋人牛弁《曲洧旧闻》也说：“艺祖（即宋太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刺字以为兵。”据古书零星记载，一般是取“松烟墨”，入管针（类似于管状针头）画字于身，直刺肌肤，涂以药酒即成。

岳飞刺字的内容和部位，都不符合宋代士兵刺字的规定。宋代有两种军队需要刺字，一种是禁军，就是国家的作战部队；一种是厢军，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兵，国家的大型公共工程，比如修桥铺路等，都是由厢军来完成。禁军和厢军都有各自固定的番号，为了便于识别和管理，士兵刺字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各自所属部队的番号，不会是其他的内容。这样使得士兵不能随心所欲地流动和逃跑。

还有牢城兵，比如说《水浒传》里面的林冲，他犯罪之后被发配到沧州当兵，这种兵是带有徭役性质的，也会刺上诸如牢城第几指挥之类的标记。

所以游彪教授说，从岳飞背部刺字的内容 ——“尽忠报国”来分析，不可能是他应募当兵的时候刺上去的。而且刺字的部位也不符合宋代的规定，宋代给士兵刺字叫作黥面，最开始刺在脸上，人为地把士兵和社会普通阶层分开，这对士兵是一种歧视。

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社会，武将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文官尤其是进士出身的人，社会地位都很高，武官则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因为当时就是一个尚文的时代，连军官都受到歧视，更不用说普通的士兵了。当然也不乏有开明的士大夫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歧视士兵的做法并不太好，希望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后来有很多刺字就改刺在手臂、手心、手背或者是虎口上了。 而且给士兵刺字的目的是防止士兵逃跑或者犯法，便于管理和控制，所以才会选择刺在脸上和手心手背这些相对明显的地方。如果像岳飞那样刺在背上，太隐蔽了，根本没有任何标识作用。所以这也说明岳飞背部的“尽忠报国”不符合“刺字为兵”的募兵制度。

现在也有一些关于岳飞的史料记载，把“尽忠报国”写作了“精忠报国”。游彪教授认为这很可能和宋高宗有关系。岳飞在对抗金兵入侵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了表彰岳飞，当时的皇帝宋高宗御赐了“精忠岳飞”四个字给岳飞，并且让手下人做成了一面写有“精忠岳飞”的旗帜。以后凡是岳飞出征的时候，都会带上这面写有“精忠岳飞”的大旗帜。到了明清以后，“尽忠报国”就变成了“精忠报国”，这实际上是明清人的误解。

游彪教授说，明清时期，把“尽忠报国”变为“精忠报国”，更多的是在宣扬一种帝权，因为“精忠”这两个字是宋高宗御赐的。想要激励当时的老百姓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发扬这样一种精忠报国的精神。实际上，在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占统治地位，汉人的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到了明朝，尽管朱元璋建立起汉人统治的政权，但实际上明朝时期，外患仍然很严重，北方的蒙古势力很强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全体老百姓用这种“精忠报国”的精神来巩固和捍卫汉人的政权。所以“尽忠报国”就慢慢流传成了“精忠报国”。

抗倭名将胡宗宪缘何被历史遗忘

在明嘉靖年间众多的抗倭将领中，要把他们的事迹一一都作个介绍无疑是件很费力的事，比较熟悉的有戚继光、俞大猷，也有历史上出现不是很频繁的朱纨、张经、王忬、卢镗、汤克宽等人。胡宗宪也在抗击倭寇的斗争中有过很大贡献。其中，最突出的功劳便是诱杀倭寇中的中国籍大首领汪直（又作王直）、徐海等人。历史上的胡宗宪，确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伟岸男子，足智多谋且胆略过人，与倭寇作战时，每每身先士卒，冒着炮火羽矢，亲临战阵，指挥作战。虽然在他报捷请功的奏折中常常多有夸大，但与倭寇数十仗，也确实是少挫多胜，是戚继光以前对倭寇最具威胁的人物。

然而，国内有关胡宗宪的影视作品并不多，且常常是作为严嵩的党羽而以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出现，而且一般也是以一个典型的颟顸官僚的形象出现。为什么多年之后，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今却被人们冷落，被历史遗忘了呢？

胡宗宪，字汝贞，号梅林，安徽龙川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初任山东益都县令，在任期内因为精明能干，政绩凸显，可能是在破案方面能力比较突出，声名在外，引起朝廷的注意，而屡获升迁。胡宗宪是个文官，在扳倒张经后，又扳倒张经的继任者杨宜，并取而代之成为兵部侍郎，总督东南军务，统领整个东南的军队，担任起平复倭患的重担。所以在他担任军队统帅指挥作战的时候，就不能再称之为文官了，而是一个将领，又因为他战绩彪炳，所以也不妨称之为“名将”。

赵文华也曾与倭寇作过战，但他被倭寇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还连带着让胡宗宪也吃了一场大败仗。不学无术的赵文华通过虚报战功升为工部尚书，又在老契爹严嵩的帮忙下取代了大臣沈良，兼任右副都御史，提督浙闽军务。赵文华之所以明知倭寇不好理治，还争着揽这个瓷器活，冲着的就是手里有胡宗宪这个金刚钻，他的目标就是私吞两浙、江淮、闽粤几省所征召的丰厚军饷，于是，他把除征发粮饷以外的所有军务很爽快地交到胡宗宪手上。

至嘉靖年间，江浙一带倭寇泛滥。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胡宗宪任浙江巡按御史，旋提为总督，总制7省军务抗倭灭寇，并联手时任工部侍郎的赵文华，得到明世宗的重用。胡宗宪召徐渭、沈明臣、茅坤、文徵明为幕僚；以俞大猷、戚继光、卢镗为大将。胡宗宪按察浙江，当时倭寇的主要首领徐海、陈东和麻叶在乍浦一带建立据点，四处抢掠。

胡宗宪对倭寇也并非一味没有章法地剿杀，他曾在外交上作过努力。他请旨朝廷派使臣与日本政府建立联系，约束本国海寇。但此时正是日本传奇英雄信长发动一统诸岛的大内战的时代，因此外交上的措施没起到什么作用。但从日本回来的使臣陈可愿却带来了一个倭寇中国籍首领汪直与其义子毛海峰有意归顺的消息。胡宗宪立即将此事上报，兵部的官僚们对此甚为谨慎，认为汪直希望明廷开市通贡的要求无异于是对朝廷的要挟，“其奸叵测”，对汪直颇为猜忌，于是，令胡宗宪严加防备，并令转告汪直，要表示诚意，就得先灭了舟山群岛一带诸倭寇的巢穴再说。

汪直等人要求招安做官，以冲州撞府来增加谈判筹码，就很有点当年梁山好汉逼招的味道。其实，如果能处理得好，这是个简单解决倭患的机会。中国历代就有招贼为兵的传统，如宋时的名将杨再兴。许多招降来的反政府武装到后来往往会成为国家支柱，朝廷干臣。但汪直等人要求“开市通贡”，就很可能是其最终悲剧的根源。

此后，胡宗宪得到兵部授予他的“便宜行事”的权限，便意味着他可以有很大的空间以实施他的对敌计划而不受过多的干涉。胡宗宪在徐海等海寇头子之间制造矛盾、挑起他们自相残杀，利用这一办法，各个击破。胡宗宪以战功获得殊荣，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并加少保。

胡宗宪于戎马倥偬中还曾辑著《筹海图编》十三卷，书中收入浙江沿海地形、防务、战具、倭变、战事等情况，内容翔实，记载入《明史》之中。此外，还著有《三巡奏议》、《督抚奏议》、《忠敬堂汇录》等。

万历十七年（1589年）胡宗宪孙胡灯奏准，御赐葬故里之天马山。谥号襄懋。

众所周知，他因为阿附奸相严嵩的义子——大明朝十大奸臣之一的赵文华，并曾伙同赵文华参与陷害抗倭功臣兵部侍郎张经，冒领张经抗倭的战功，而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无可原谅的污点，人们称其为奸臣。因此在他活着时名声就不大好，死后更被当作严党的走卒成为士人与百姓眼中的另类，这也许就是他永久地失去与后来的抗倭功臣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一起成为受人敬仰的民族英雄的资格的原因之一。

施琅是叛徒还是忠臣

人们常常遇到这样的疑问：说施琅背叛了明朝难道不是叛徒？他收复了台湾，推进了统一中国的步伐，怎么不是爱国的功臣呢？

施琅（1621～1696年），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自幼生长在海边，少年时代从师学剑，武艺超群。清顺治三年（1646年），施琅与其弟施显投奔郑成功，参加了郑成功领导的武装。由于才干超群，没过多久施琅就成为郑成功最为得力的将领。不过，战功卓著的施琅不小心触怒了郑成功，结果父子3人都被扣押起来。后来，施琅用计得以逃脱，但他父亲和弟弟却惨遭杀害。1652年，施琅投降清廷，立志打败郑成功，收回台湾，以报家仇。

有学者认为，要评价作为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施琅，首先不能站在明朝的立场上，更不能充当明朝的遗老遗少，要客观地认识到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成员。在此前提下，对施琅作出评价，就会比较客观，比较接近事实。

首先，来看看施琅叛变的大略经过。施琅青年时个性极强，常常与脾性相同的郑成功发生冲突。顺治八年（1651年），施琅因反对郑氏“舍水就陆”的战略方针和强征百姓粮饷的做法，与郑氏产生了尖锐的分歧。次年4月，施琅捕杀了手下一名改投郑成功的清兵曾德，然而曾德原在郑氏军中地位较高，虽一度隶属于施琅部下，无论犯法与否，也无论施琅是否已经解除兵权，施琅都无权擅自将他处斩。于是，郑成功盛怒之下便将施琅及其父施大宣、其弟施显投入牢中。施琅被捕后竟然奇迹般地逃到大陆，藏在副将苏茂家中，并请人从中调停。但郑成功非但不接受调解，反而派人前去刺杀施琅。行刺失败后，郑成功一怒之下于7月间竟把施大宣、施显处斩，将施琅逼上了投清之路。施琅得知消息后，遂死心塌地投靠清朝政府，一意同郑成功为敌。

施琅降清后任福建水师提督。他之所以力主收复台湾，目的是为了祖国的统一，认识到只有使“四海归一”，才能使“边民无患”。后来，他几经周折，拼力说服清廷不可放弃台湾，最终使清廷下决心在台湾设府建制。施琅为实现统一台湾的理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的爱国思想和行动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加以评价。

第一，清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那时郑氏政权已无恢复明室的可能，只想保住在台湾割据的局面。他们在与清朝的谈判中，多次要求“不剃发，执朝鲜事例”，“称臣纳贡”，“世守台湾”，“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他们的这种设想，从主观上看，未必意识到要分裂中国，但客观效果则不堪设想。如果清朝同意郑氏政权的要求，台湾这块自古以来的中国领土，就会在那时从祖国分割出去。而那时的康熙正好采纳的是大学士明珠的意见，决定先招抚，招抚不成，再用武力。于是，在遣使与郑氏代表谈判中，作出了很大让步，即郑氏归顺清朝以后，可以在台湾居住，“保境息民”，但郑氏必须成为清朝臣民，台湾必须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对于这样的让步郑氏政权依然没有同意。不久，郑经病死，郑氏内部彼此争权，政局动荡。这时力主乘胜收复台湾的福建总督姚启圣认为，征台的时机已到，就向康熙帝再次奏请进取台湾，并推荐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此奏很快得到康熙同意。

从以上史实不难看出，清朝用施琅征台，已不是民族战争的继续，更不是什么明清两个帝国之间的对抗（那时的明朝早已不存在，就连南明诸政权也早已相继结束），而是清朝要么统一台湾，要么允许台湾从中国领土上分割出去。

众所周知，清代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施琅正是完成清初统一大业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第二，清军攻下澎湖以后，有人向施琅进言：“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施琅却说：“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有与？”他还向郑氏手下的人声明，“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兄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施琅的胸怀可见一斑。

第三，收回台湾后，清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对台湾的弃留之争。许多大臣对台湾的历史、地理缺乏认识，竟然认为台湾地域狭小，得到了不会增加领土面积，失去了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就连康熙皇帝也这么认为。

众大臣中只有少数人主张守而不弃，其中包括施琅。在台湾弃留之争中，施琅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放弃台湾，并奏请朝廷设官兵镇守。为此，他还专门给康熙写了《恭陈台湾弃留疏》，反复陈述台湾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指出台湾是关系到江浙、福建等地的要害所在，如果弃而不守，必将酿成大祸。更可贵的是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放弃台湾不守，无论是荷兰人还是叛徒，随时可能乘隙而入，而台湾如果再次被外国侵略者所侵占，那时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在施琅等人的力争下，康熙很快改变了原来的主张，决定对台湾设官治理。

在施琅的故乡福建省晋江县施琅纪念馆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这是对郑成功和施琅功绩客观、完美的写照。至于施琅究竟是叛徒还是忠臣自有后人评说。

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之谜

石达开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中，以其卓越的智慧、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在反封建压迫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然而，这么一个忠心耿耿的优秀人才，最后的结局却是率军远走，继天京事变后再次导致了太平天国的分裂，自己也在兵败大渡河后为全兵士而引颈就戮。那么石达开究竟为何要出走呢？

究其原因，有人说石达开出走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民领袖洪秀全不能放弃一己私利而顾全大局。

1856年夏天，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之间为争夺领导权力爆发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它的发生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全盛时期，给太平天国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断送了军事上的大好形势，破坏了队伍的团结。

天京事变后，在太平天国首义诸王中，除洪秀全和石达开两人外，死丧殆尽。洪秀全的威望已大大下降，无论从威望、才干来说，石达开确是辅理政务、统帅军队、安抚百姓的理想人物。

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洪秀全，本应从天京事变中吸取教训，以大局为重，做好队伍的团结工作，但是，他为保住自己的帝王位置，任人唯亲，猜忌忠直，终于又发生了逼走太平天国重要领导人物石达开，造成太平天国力量又一次大分裂的严重事件。

刚经历过刀光血影的天京事变，谁不盼望有一个像石达开这样的人物来辅助国政，稳定局势。况且，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环视满朝文武，要找一个能力挽狂澜、收拾人心、重振危局的人来，除石达开外，再无他人。因此，从解救燃眉之急考虑，也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召石达开回京辅政。十一月，石达开带军从宁国经芜湖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洪秀全亦加封石达开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命他提理政务。

石达开回京辅政，是他勇敢抗击韦昌辉滥杀暴行斗争的胜利，对洪秀全曾给他加以“反顾偏心罪”，下诏通缉，以“官丞相，金六百两”的赏金“购其首级”的错误做法，他亦不计较，显示出不计个人恩怨的宽阔胸怀和崇高品德，这就博得天京广大军民的尊敬。因此，石达开回京辅政，是他本人崇高的威望、品格和文武具备的才能为广大军民所信赖和拥戴的结果。

回京后，在他辅政的半年里，政治上安定人心，加强团结，重用人才，甚至连杀害了他全家的韦昌辉的父亲和兄弟都得到保护。他以正义的行为，竭尽全力，把太平天国从面临覆亡的危机中挽救过来。

太平天国的形势稍微有了转机，洪秀全又把斗争的目光转向内部。原来，洪秀全并没有从天京事变中吸取正确的教训，杨秀清独揽大权和逼封万岁的情景不断在他眼前出现，因而他时生疑忌。尤其是眼见石达开辅政，功绩卓著，又见石达开“所部多精壮之士，军力雄厚”，对其兵权的集中更为忌讳，再加上石达开为首义之王，威望极高，这都使洪秀全深为不安，他“时有不乐之心”，日夜思虑，“深恐人占其国”，使洪氏一家一姓的天下失之旦夕。他从维护洪氏集团的统治地位出发，对石达开进行限制、排挤。遂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又封其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干预国政，以牵制石达开。

洪秀全对安、福二王的封赏，由他自己直接破坏了太平天国前期“非金田同谋首义、建有殊勋者不封王爵”的规定。在挟制、架空石达开的同时，还要夺取他的兵权，“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甚至发展到对石达开有“阴图戕害之意”。石达开已然无法施展其聪明才智和匡国辅政的志愿，也对洪秀全及其集团能否继续保持太平天国和建立统一的“天朝”失去信心和希望，不禁发出“忠而见逼，死且不明”的叹息。

1857年6月2日（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石达开离开天京，前往安庆，一路张贴布告，表明“吾当远征报国，待异日功成归林，以表愚忠耳”的原因，从此离京远征，一去不返。

在他出走后短短的时期，广大太平军将士们很快就纷纷离开洪秀全，投奔到他的麾下，很快聚集起了几十万人，成为太平天国最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六年中，他转战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11个省，除了宝庆、桂林两府外，一路都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1860年，他攻克南宁时，手下还有精兵20多万。他计划分兵三路，北上四川，效仿三国时的诸葛亮，占天险之利，退可以守，进可以攻，北与当时纵横中原的捻军紧密配合，东与天京遥相呼应，夺取全国胜利。不料就在这以后的三年中，形势急转直下，先是20万精兵东归，接着是西征失利，最后竟然全军覆没在大渡河边的紫打地。导致这一悲剧结果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特别是大渡河边的全军覆没和翼王的自缚清营请死，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答案。英雄的末路的确令人惋惜，然而百年之后这神秘的谜团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回答。

外国人曾经担任太平军上校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建立太平天国。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与外国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美、英、法三国纷纷组织了洋枪队。清政府借助这些外国军事势力对太平天国将士进行疯狂的杀戮。太平天国面临着抗击中外反动势力的斗争。

在外国侵略者武装干涉太平天国革命的同时，一些外国人也参加了太平军。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的外籍军人有数百人，忠王李秀成手下的洋人志愿军就有200人左右。这些人来自欧洲、美洲、澳洲、非洲。来自非洲的战士就有五六十人之多。来自欧美，有姓有名，其事迹可考的共有13人，其中英国5人，美国4人，法国2人，意大利1人，希腊1人。有6人在战斗中牺牲，这数字还不包括他们的家属，如英国人棱雷的夫人玛丽。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称参加革命的外国友人为“洋兄弟”，现代史籍中称之为“洋将”。

洋人的参与，使太平军不再只靠冷兵器作战，西洋武器的使用使得这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显得有声有色，十分壮观。

棱雷（F．A．Lindley）是英国人，1840年2月3日出生于伦敦一个普通家庭。1859年夏，他乘“埃缪”号船来香港，在香港英军司令部当一名海军下级军官。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年春天，太平天国在天京外围打垮了清朝江南大营，乘胜攻克常州、苏州和浙江的嘉兴，接着向上海进军。这一重大胜利，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棱雷决定辞去在海军中的职务，找一个不受拘束的自由职业，观察太平天国的情况。他在一艘中国商人的小轮船上当大副，船长也是他的一个辞去军职未久的同僚。这艘轮船要航行到上海附近的太平天国统治区收买蚕丝。

1860年秋，棱雷带夫人玛丽驾驶轮船进入太平天国辖境，防守边境的军士们彬彬有礼、严整肃穆的气氛与所见清朝官兵的凶残贪暴大大不同，生气勃勃的革命军给棱雷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不久他就大胆地去苏州拜见名震一时的忠王李秀成。那时候，李秀成刚刚从上海受挫回到苏州，听说有一个英国人要见他，李秀成立即答应了，并让他享受最友好的款待。李秀成为棱雷介绍了太平天国的情况，通过了解，棱雷明白，欧洲社会中所宣传的太平军肆意破坏和杀戮的形象是被歪曲的。从那时起，太平天国革命已经深深打动了他，于是他向李秀成表示愿意加入太平军。李秀成随即颁发给他一个可在太平天国辖区内自由往来的通行证。

1861年夏，棱雷投效太平天国后，就向那些许多拥有欧式大木船、宁波船及其他江船的欧洲人宣传太平天国的宗旨，激发起他们对太平天国的同情，鼓动他们用行动来支持太平天国革命。尽管当时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正在封锁为太平天国购买武器和粮食的人，他还是亲自到了上海。

棱雷是一名军人，曾在太平军中带炮队出征，但他更多的时间是为太平天国训练军队。他把自己所知道的铸造炮弹、制造引信和炮位瞄准的全部知识教给荣王廖发寿的部下。

1863年5月，天京雨花台要塞失守，天王急诏李秀成率军赶回浦口。这时候，棱雷正奉命协助守卫九瞭洲要塞，接到李秀成前来支援的报告后，棱雷立刻把他所率领的船只开过去，为渡江的军队作掩护。

而九瞭洲要塞正是保卫天京和浦口两岸交通的关键。清军水师为了控制长江数千里的交通，断绝太平天国接济，集结成千的炮船与太平军展开恶战。眼看九瞭洲要塞失陷时，棱雷的夫人玛丽和战友埃尔中弹牺牲，他自己也受重伤昏了过去。

棱雷伤愈后又潜到上海去捕获敌人战船。棱雷仅带着6个人，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假装记者登上了清军一艘叫“飞而复来”的轮船，当天夜里，在棱雷的策划下，终于把“飞而复来”号开回了太平天国。这艘船，船头架有一门32磅旋转炮，船尾架有一门性能良好的12磅榴弹炮，船中军火弹药极为充足。太平天国把它定名为“太平”号，由棱雷统领。太平军俘获这艘轮船，打乱了敌人进攻苏州的部署，在保卫无锡战役中，发挥了巨大威力。为此，棱雷也受到太平军的奖赏。

1863年11月底，棱雷和他的战友怀特取道嘉兴去上海。但是，他们抵沪不久，怀特就被英国领事拘捕入狱，以暗助“逆匪”的罪名监禁，入狱后几天他就死在地牢里。而此时清军大肆布置密探，棱雷也无法活动，同时因为积劳成疾，医生劝他转地疗养。最后，棱雷决定回英国。

1864年，棱雷回到英国。但是，他听到的都是英国人把干涉太平天国的侵略战争说成是 “一种对于中国前途显得非常有利的政策”；把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戈登奉为“民族英雄”。在英国人民中造成对太平天国的偏见。于是棱雷决定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给人们一个太平天国的真实面目。1866年2月3日，棱雷的新书《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完成。棱雷称，他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是“遵照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领袖的嘱托而写的”，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太平军总司令忠王李秀成--如果他已去世，本书就作为对他的纪念。”该书出版时，李秀成已被杀害，但棱雷对李秀成的尊敬和怀念已跃然纸上。

1872年9月14日，棱雷和他后来的妻子海伦结婚时，结婚证书上仍然署明自己是：“前太平军上校”。1873年3月29日，棱雷在他年仅33岁的时候，因左心房破裂在伦敦逝世。在死亡登记上，他的职业依然是：“前太平军陆军上校”。棱雷终生铭记着他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作为众多太平天国的 “洋兄弟”中的一员，人们将从他身上找到一群人的身影，尽管他们已经淹没在历史的浩瀚烟海之中。

李秀成投降书是真是假

忠王李秀成，太平天国后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太平天国人物评价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当太平天国的京城被清军攻破后，他不幸被湘军俘虏。被俘后的李秀成一改往日之英勇，竟然在曾国藩的囚笼里写下了长达五六万字的《亲供》，即后人所说的《李秀成自述》。这篇《自述》使李秀成成了一个晚节不保的叛徒，给自己从前十余年无所畏惧的征战历程抹了很大的污点。一个时期，很多人对李秀成进行口诛笔伐。但是很多学者对李秀成投降书的真伪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由清政府宣布的投降书是非常有争议的，而以此书来断言李秀成是晚节不保的叛徒，这显然有失公允。

李秀成真的是叛徒吗？李秀成的投降书是真的吗？

李秀成投降书的原稿在后世一直不为外界所知。当时李秀成被害后，曾国藩命人将他的《自述》删改、誊抄了一份上报军机处，这份誊抄的文本后来由九如堂刊刻，即所谓的“九如堂本”。至于原稿的去处，世传曾国藩既没有上交朝廷，也不肯公开示人，而是私下扣留，他的后人也对此讳莫如深，严加保管，对外人一概保密。当曾国藩的刻本问世后，人们就对其真实性提出了种种怀疑。

有人从根本上否认了这个投降书的真实性。如棱雷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文说：“1852年，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前，清朝官方即已捏造一篇他们名为《天德供状》的文件，伪托是叛军领袖的供状，谎称他们俘获了这个领袖。《李秀成自述》很可能也是同样靠不住的。这篇文件或为某个著名的俘虏所伪造（他可能因此而得赦免），或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狡猾幕僚所伪造。”棱雷认为李秀成投降书根本就是别人伪造的，甚至李秀成被俘虏一事也可能是伪造的。

1944年，广西通志馆的吕集义来到湖南湘乡曾国藩的老家，在百般请求下终于在曾家的藏书楼中阅读到了“投降书”的原稿，抄补了5000多字，还拍摄了14幅照片，之后根据这些文字和原来“九如堂本”的2．7万多字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校补本》。罗尔纲先生根据吕氏的校补本和照片进行研究，写出了《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该书以笔迹、语汇、用词、语气、内容等方面的鉴定作为依据，指出曾国藩后人出示的李秀成《自述》的确是忠王的亲笔。例如，罗尔纲先生一字一句、一笔一画地拿“原稿”和庞际云收藏的李秀成亲笔答词28字真迹对照，还征求了笔迹鉴定专家的意见，最后断定“原稿”是真品。从内容看，“原稿”十分清楚地描述了从金田起义到天京陷落14年间的每个过程和细节，这是曾国藩难以捏造的。此外，罗尔纲还指出，“原稿”的称谓大都遵循太平天国的制度，这也不是旁人能够清楚知道的，曾国藩等人也不可能做到自然地遵守。而“原稿”的大量李秀成家乡的方言，更是曾国藩等人无法伪造的。

罗尔纲的这一观点曾一度成为定论，但是，随着曾氏后人所存的“原稿”的出版，更多人看到了李秀成《自述》的全貌。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学术界再次掀起了一场论战，如荣孟源曾经两次撰文断定这份“原稿”并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修改后重抄的冒牌货”。他的理由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根据其他史料记载，李秀成的自述一共写了9天，每一天若干页。按照常理，全文应该有8个间隔，但是今天所见的《李自成自述》“原稿”的影印本文字相连，每天都写到最后一页纸的最后一行字，看不出每天的间隔。何况，既然是每天各交一些，真迹就应该是散页或分装成9本，但是今本却是一本装订好的本子。由此可以推测，所谓的“原稿”显然是曾国藩派人将李秀成每天所写的真迹汇抄在一起的。

其次，根据很多材料的记载，李秀成当时写了5万多字，然而今天的“原稿”影印本却只有3．6万多字。那少了的1万多字到哪里去了呢？显然应该是被曾国藩撕毁了。既然是被撕毁，那么“原稿”的内容就应该上下不相衔接。可是在影印本中，每页都标有页码，整齐清楚，并且前后内容完全相连，人为的痕迹十分明显，显然是删节后的抄本。

第三，从写作的形式等方面看也有问题。太平天国有严格的书写规定，而“原稿”的影印本中出现的“上帝”、“天王”等词多数并不抬头；一些字该避讳的时候不避讳，不该避讳的时候却避讳了，如凡“清”字均不讳，而不该讳的“青”却写成了“菁”等。这些显然都是违背太平天国的避讳制度的。何况，这样的笔误在“原稿”中出现的次数很多，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笔误。

针对荣孟源的意见，也有人提出反对。陈旭麓认为，我们不可能设想当时的李秀成好像后来的作家一样，有一个每天分节写出的章节安排。至于书写形式，李秀成作为一个成年人早就已经形成了通行的书写习惯，尽管他熟悉太平天国的书写格式，但因疏忽犯讳，并不奇怪。说曾国藩作假也不合情理，他若要作假应该是在上报军机处和刊刻的时候就完成，何必造个假东西当作宝贝传之后代？曾氏后人又何必要将这个显然会招来众议的假东西公诸于世？而钱远熔认为这个“原稿”不仅是李秀成的真迹，还是完整无缺的。曾国藩只对它进行了删改，并没有撕毁或是偷换。对钱远熔“完整无缺”的观点，罗尔纲先生虽然不同意，认为“原稿”确实有被曾国藩撕毁的地方，但他仍然坚持“原稿”并不是冒牌货，是李秀成的真迹。

不仅国内学术界对《李秀成自述》的真伪争论不已，国际上也有很多人予以关注。1978年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即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像曾国藩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卖国贼官吏竟然会不去充分利用被俘的李秀成来进一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他可以先鼓励李写下他本人的历史，然后再通过他的专家在同样的纸张，以同样的文风，添加上有害于太平天国事业的东西。之后，在显示他本人宽宏大量的同时，对全部东西加以剪裁。”又说：“由于自首书是经过篡改的，所以，曾国藩对它的完整性显得异常地神经过敏。他曾命令其家属不得给他人看这份自首书。我曾亲自在上海听见过他的孙子说过这件事。”还有一些国外学者持与此相反的看法，认为今天所见到的《李秀成自述》确实是李秀成亲手写的，等等。

李秀成生前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对后期的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被后世争论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李秀成自述》的真伪，也许是论断他功过的最好证据吧。世人希望这个谜能赶快解开。

山本五十六是谁击毙的

“伊号作战”结束后，山本五十六决定利用一天时间视察巴拉尔、肖特兰和布因等前线基地，以激励士气。让日军想不到的是，有关山本视察的详细日程安排的机密电报不仅被美国截获，而且他们引以为豪的极难破译的五位乱码只用数小时时间就被美军专家破译了，这份电报在无形之中也就成为山本的催命符。这也是美国军事情报领域在无线电破译方面继中途岛战役破译日军作战计划之后的又一辉煌成就。

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兼太平洋舰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清楚地知道，按照安排山本将进入瓜岛机场起飞的战斗机作战半径，正是干掉他的绝佳机会，如果干掉他，将给日本士气民心沉重打击。因为他在日本政界和军界是仅次于天皇和东条英机首相的第三号人物，被日本海军誉为“军神”。可是他没有因为兴奋而得意忘形。因为干掉山本不仅仅是军事行动，还牵涉到诸多的政治因素，因此一向谨慎的尼米兹仍不敢轻易拍板，而是请示华盛顿。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仔细征求了海军部长诺克斯和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的意见之后，授意可以干掉山本，但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大国风范，一定要对截获日军情报的事情保密，制造伏击的假象。

驻瓜岛的第339战斗机中队承担了此次任务，4月18日凌晨时分，兰菲尔等6人的攻击组和米歇尔亲自指挥的12人作掩护组出发了，为避开日军雷达，他们必须绕道，选择总共飞行两小时，总航程627千米的方案。18架P-38全部加装了大容量的机腹副油箱，处于超负荷状态，因此飞行员不得不使用襟翼来增加升力，尽管如此，飞机还是几乎要滑行到跑道尽头才离地升空。

远在800千米外的山本也早早起床，准备行装开赴这场死亡之旅。

9时44分，山本以他一贯的守时作风，准点来赴这次死亡之约。几乎是大海捞针一样的长途伏击，竟然成功了！ 此时山本座机正准备降低高度着陆，突然一架零式战斗机出列，向右急转——远处十多架P-38正向北飞来，随即6架零式急速爬升，与米歇尔的掩护组缠斗起来。在接下去的短短3分钟时间，双方经历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激战。

此时的卡希利机场上已经尘土飞扬，显然日军飞机正在起飞，中队长米歇尔不敢恋战，下令返航。返航途中，兰菲尔就迫不及待地向瓜岛报告：“我打下了山本！”

兰菲尔最后一个着陆，着陆时燃料已经全部消耗干净，他是以滑翔方式落地的，他还没爬出座舱，机场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就一拥而上。作为击毙山本的功臣兰菲尔中尉提前晋升为上尉，并获得最高荣誉国会勋章，但为了不暴露破译密码的机密，兰菲尔被立即送回国，直到战争结束才公开了他的战功。其他参战人员都被警告如果将战斗详情泄露出去，将受到军法审判。

山本座机被击落的两天后，日军搜索小队发现了他，他坐在飞机坐垫上，手握军刀，胸口佩带着勋章的绶带，肩章上是三颗金质樱花，不用查看其口袋中的笔记本，单从左手缺了两个手指，就明白无误地证明这正是山本五十六。经医护人员检查确定，一颗子弹从颧骨打进从太阳穴穿出，另一颗从后射入穿透左胸，山本在飞机坠毁前就已身亡，之所以还保持着坐姿，那是飞机坠地后唯一的幸存者高田军医摆放的，高田最终也因伤势严重又无人救护而亡。

4月18日注定是美国人的纪念日，一年前的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尔率领的B-25轰炸机轰炸了东京，一年后的1943年4月18日，日本海军统帅山本被击毙。战后，击落了山本座机的话题随着1960年美军相关机密文件获准解密而被再次提起。认定由兰菲尔击落的理由是他在战斗结束后上报的战斗报告，而这份报告当时因出于保密原因一直没有公开，他的战友对此一无所知，一经美国国防部公开，究竟是谁击落山本的问题随之展现。

除了托马斯·兰菲尔的回忆之外，更多的证据显示，兰菲尔的僚机雷克斯·巴伯才是真正击落山本座机的英雄。山本的尸检报告显示，从后方射来的子弹使其致命，与兰菲尔从右攻击的说法出入较大。柳谷谦治为山本护航的零式战斗机飞行员中唯一在世者，也指出了兰菲尔报告的诸多疑点。其中最有力的说法是，在低空的两架P-38在双方机群遭遇之后，兰菲尔的飞机向左，迎战零式；巴伯的飞机才是向右紧追山本座机猛烈开火的那一架。如果是兰菲尔击落了零式之后再掉头攻击山本座机的话，时间根本来不及，至少需要40秒，而山本座机从遭到攻击到被击落，不过区区30秒。日本东京航空博物馆在1975年的实地考察也显示，山本座机的两个机翼完好无损，与兰菲尔的报告完全不符，倒是与巴伯从后攻击的说法比较吻合。

以美国“王牌飞行员协会”为首的众多的民间人士和组织，对此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不懈的努力，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在很多专家学者的认可下，于1997年3月认定，巴伯一人击落了山本座机。后来生活在俄亥冈州特瑞邦农场的巴伯过着恬静平和的晚年。谈起击落山本的争论，他很平静，“没有兰菲尔左转攻击前来救援的零式，也不可能击落山本。而第339战斗机中队中队长约翰·米歇尔，具体策划并亲自指挥了此次战斗，才是最大的功臣。”

然而，自1991年美国战绩评审委员会正式要求美国海军最后判定到底是谁击落了山本以来，今日美国官方仍没有明确答复。至此，关于击落山本的公案成了永远的谜。

谁营救了墨索里尼

1943年7月24日深夜，意大利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正在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对于本尼托·墨索里尼来说，是他作为独裁者生涯中，第一次因为把国家引入灾难而成为猛烈抨击对象，这个夜晚他将终生难忘。会议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结果——委员会最终以19票对8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恢复有民主议会的君主立宪制；军队的全部指挥权重新交还给国王。

所有的一切对于墨索里尼还只是个开始，噩梦刚刚上演。第二天，一切如所意料地发生了，墨索里尼被告知他被撤除一切职务，紧接着他被装进一辆救护车，几经周转被押送到了大萨索山。到此，他才如梦方醒似的明白自己成了阶下囚。

然而，事情的发展再次超出了这位纳粹首领的意料之外。希特勒迅速实施了名为“橡树计划”的营救行动，派出一支精锐的突击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制服了意大利宪兵警卫队，用一架小型飞机把墨索里尼救出。

回想一下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所发生的一切，就连墨索里尼这样的人物也会不寒而栗。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决定站到轴心国一边，对英法宣战是因为见当时的英法联军明显处于劣势，以致到了10月28日时又决定进军希腊，尽管政府和军方大多数人提出过“准备不足”的忠告，终于遭到了希腊军队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1941年欲重振国威又出兵苏联，也还是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果。到了1943年5月成了最关键的时期，突尼斯战役中德国损失30万大军，英美联军占领北非。7月9日夜，英美联军骗过了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后在西西里成功登陆，兵锋直指意大利。此时，盟国空军也对意大利本土发动了猛烈轰炸，各地接连发生闹事事件，失败主义情绪笼罩全国。意大利国王埃曼努尔三世对内外局势忧心忡忡。此时，法西斯党内部有人开始指责墨索里尼领导不得力，要解除他的职务。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陆军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将军，他认为要想把意大利从崩溃中拯救出来，只有更换元首。最终，保皇主义者策动的政变发生了。

7月25日夜，身处柏林总理府的希特勒听到罗马的消息后震惊异常，但是希特勒很快就又镇静下来，随后的几分钟内他冷静地作出判断，下令立即从德国和法国南部迅速集结一个德国师，由精悍的隆美尔指挥，占领意德边境和意法边境阿尔卑斯山的所有山口，随时准备开进意大利。然而事情到了7月27日又发生了变故，从罗马传来了最新的消息：新任首相的马德里奥宣布解散法西斯党，实行全国戒严，战争结束前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得知这一消息后希特勒惊呆了，因为如果意大利没有法西斯政府，德国军队将面临巨大压力，无人帮助他们保卫那条很长的供应线，帮助他们防止意大利游击队的骚扰。

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希特勒召集纳粹军政要员，迅速通过了“橡树计划”——派突击队营救墨索里尼，使其重掌意大利政权。 接着的问题就是，由谁来担任这史无前例的艰巨任务呢？接下来的紧急的准备时间中，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人，奥托·斯科尔兹尼进入了希特勒的视线。当时，奥托·斯科尔兹尼与朋友正在开怀畅饮，秘书突然来电说，希特勒正在大本营等着他！必须立即到达。

共有6名军官到达希特勒办公室，希特勒注视了他们一会儿之后，突然提问：“谁对意大利比较熟悉？”而唯一回话的人就是最年轻的斯科尔兹尼：“我去过意大利两次，驾驶摩托车一直跑到那不勒斯。”希特勒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其他的人可以离去。他要单独与斯科尔兹尼上尉谈话。随即，希特勒开门见山地说：“有一项极重要的任务要你去执行。墨索里尼被囚禁起来了……我命令你去完成这一项任务，你可以使用任何手段。这么一来，不怕不会成功的。不过，我要再三叮嘱你，那就是保守这项使命的秘密。细节方面，请你和陆军空降部队司令修多登将军当面洽商。”在简要地介绍了情况之后，这位35岁的上尉就立即投入到营救的准备之中了。

1943年9月10日突击队驾驶着12架DFS-230滑翔机迫降在海拔2000多米的大萨索山顶，斯科尔兹尼带领着他的属下们迅速制服了已经目瞪口呆的意大利警卫，随后，斯科尔兹尼看见了旅馆二楼窗子后面正在张望的墨索里尼，整个营救过程结束得非常快，第6号和7号滑翔机刚刚着陆，所有事态都已经平息了。随后，斯科尔兹尼选择使用轻型飞机直接从大萨索山顶载运墨索里尼飞离。最后，还是在斯科尔兹尼的陪同下，墨索里尼安全抵达维也纳。到那儿没多久，斯科尔兹尼意外地接到希特勒亲自打来的电话：“今天，你完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元首感谢你！”

时至今日，人们都要把这个大胆而且冒险行动作为研究特种作战的一个范例。斯科尔兹尼被提升为少校，并获得铁十字勋章，经过德国宣传部的极力渲染，斯科尔兹尼成为德国著名的战斗英雄。此后他奉命指挥党卫队特种作战部队和新组建的党卫队第500伞兵营，又完成了制止匈牙利独裁者霍尔蒂背弃轴心国的“铁拳”行动，阿登反击战中，斯科尔兹尼指挥一个装甲旅，派遣突击队员伪装美军渗入盟军后方大搞破坏，影响极大，以至于丘吉尔称斯科尔兹尼为“欧洲最危险的罪犯”。

二战结束后，斯科尔兹尼的传奇依然继续着，当隐藏在巴伐利亚山区的他得知盟军正在搜捕他时，他竟然直接去自首，并被指控有罪，但滑稽的是法庭却并不认同，于是，斯科尔兹尼在1948年被无罪释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接着他又被盟军交给西德当局，他再次被指控有罪，这次斯科尔兹尼可不耐烦了，他再次以自己的行动给世人留下了一段谈资，他成功地从关押他的集中营中逃脱，后经意大利到西班牙和阿根廷。在阿根廷，他成了铁腕人物庇隆夫妇的座上宾，于是安然地做起了水泥生意。同时，他还担任起替庇隆培训秘密警察和贴身警卫的任务。据说，斯科尔兹尼还成了奥德萨组织——传说中的纳粹幸存者协会的重要成员，并一直为仍然在欧洲的前纳粹分子提供逃脱追捕的帮助。斯科尔兹尼的后半生在西班牙度过，成为一名机械工程顾问，1975年7月7日，在饱受病痛折磨后死于西班牙马德里的寓所里。

有几个蒙哥马利

1944年1月14日傍晚，伦敦沉浸在一片战争气氛中，艾森豪威尔走马上任。英国著名战将蒙哥马利任英军地面部队司令。罗斯福和丘吉尔把他们最王牌的干将组成盟军中坚。随时准备横跨英吉利海峡，给德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联军指挥部经反复研究，决定把登陆的日期代号定为“D日”。然而，从什么地方突破？登陆时间选在什么时候？以及登陆的突然性等，都是事关全局和盟军官兵命运的大事，一着不慎，全盘皆输，盟军的战将们深谙此理。

巨幅军用地图前，将军们在苦苦思索：横隔在法国和大不列颠之间的英吉利和多佛尔海峡，总长约560千米，西部宽达220千米，最窄处在东部的加莱，只有33千米宽。登陆点选在什么地方呢？多佛尔海峡深度为36至54米，而英吉利海峡西端深达105米，且风强浪猛，暗礁林立。从地理上看，多佛尔海峡明显占着优势。

然而，兵不厌诈，熟谙海峡地理的艾森豪威尔及其幕僚，却出乎意料地把登陆地点选在法国西北部塞纳海湾的诺曼底地区，横渡英吉利海峡。至于登陆日期，艾森豪威尔认为6月5、6、7日潮水和月色均为适当。“D日”方案一经敲定，“坚忍”计划随即出笼。英国政府采取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不同寻常的保密安全措施。

不过，精心策划的“坚忍”计划的最得意之作，还要数詹姆斯中尉冒名顶替英国指挥登陆作战的总司令官蒙哥马利元帅。在德国人的眼里，蒙哥马利是英军的象征，只要他不在前线，英军就不可能马上进行登陆作战。其实，德国人的判断没有错，错的是他们错认了“元帅”，把陆军中尉詹姆斯当成了蒙哥马利。

詹姆斯中尉长相酷似蒙哥马利元帅，由于连年征战，使他略显苍老，而这为他扮演“元帅”创造了条件。战前，詹姆斯是一家剧团的职业演员，由于他的天赋，无论扮高层人物还是演黎民百姓，都演得活灵活现。在两名军官的具体指导下，他一遍遍地琢磨报上的蒙哥马利照片和新闻影片中的一举一动。还熟记了“元帅”生活中成千上万的细节，以至连蒙哥马利吃饭时麦片粥要不要放牛奶和糖等都了如指掌。最后，还特意安排詹姆斯到元帅身边生活了几天，进行实地模仿。詹姆斯扮“元帅”特别投入，进步也很快，以至最后连警卫员也难辨真伪。

5月15日，这位“蒙哥马利元帅”搭乘首相专机开往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与此同时，英军故意放风说有可能在法国南部海岸登陆，蒙哥马利元帅去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的重要使命就是组编英美联军。德国开始半信半疑，派两名高级间谍去侦查，由于詹姆斯的表演逼真，使德国间谍深信不疑。

不仅如此，英国还煞有介事地派人前往中立国去收购加莱海岸的详细地图。盟军又假装将一支兵力达100万人的集团军，驻扎在英东南沿海一带，佯装准备进攻加莱。其实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早已秘密地隐伏在英国南部海岸，等候渡海进攻诺曼底了。一系列假象最终骗过了希特勒，他以为盟军在英国东部已经集结了92个师的兵力，准备在7月份进攻加莱，因此，他把德军最精锐的第15集团军集中在加莱地区，而诺曼底只有一个装甲师驻防。英美盟军以假隐真，迷惑住敌人，终于达到了目的。

詹姆斯主演的这出以假乱真、冒名顶替的好戏，对盟军反攻欧洲大陆发挥了重要作用：“蒙哥马利元帅”视察非洲，使德军最高统帅部关于盟军登陆地点本来就很混乱的争执变得更加混乱不堪。于是，德军把防守诺曼底地区的两个坦克师和6个步兵师抽调到加莱地区，大大减少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的压力。

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两天，詹姆斯的假冒元帅做到了头。英国情报机关指令他乘飞机抵达开罗，隐姓埋名，直到诺曼底登陆结束为止。对于他在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的“演出”，英国情报机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据称，局外人士没有一个人怀疑他是蒙哥马利的替身。

詹姆斯在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之行中，出尽了“元帅”风头，但他也差点惹来杀身之祸。从战后缴获的纳粹文件中得知：柏林在获悉“蒙哥马利元帅”飞赴非洲一线视察的情报后，德军统帅部曾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在途中击落“元帅”座机，如截击不成，便立即派出刺客，伺机行刺。在这危急关头，倒是希特勒认为应首先查清是否是蒙哥马利本人，如果确认是元帅本人，首要的目的是弄清他此行的目的，而不是干掉他。希特勒的一念之差，让詹姆斯拣了一条命。

6月6日凌晨，英吉利海峡狂风怒号，波涛汹涌，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队1136架飞机对塞纳湾德军炮兵阵地投掷了近 6万吨炸弹。拂晓前，美国陆军第八航空队又出动1083架轰炸机，再次把1763吨炸药倾泻在德军阵地上。尔后，盟军各种飞机，轮番出击，对各个预定目标实施了毁灭性打击。凌晨6时30分，英军第一批登陆部队踏上塞纳湾海岸，突破了希特勒狂妄吹嘘的“大西洋壁垒”。

正当英军突破防线之时，担负防守任务的德军B集团军司令官隆美尔，正在为他夫人生日做准备呢。当他被急电告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不由大惊失色，一束准备献给妻子的鲜花掉落在地毯上……

迟了，一切都迟了。詹姆斯以他成功的冒名顶替为诺曼底登陆成功立下了赫赫奇功。

二战期间老布什差点被日军杀吃

二战期间，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曾经和战友一起驾驶着几架美军轰炸机执行针对日本父岛列岛的轰炸任务，日军开枪将布什等人的飞机击落，机上的美军飞行员被迫跳伞逃生。但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除了老布什一个人幸运地被美国潜艇救起，另外8名美军飞行员全部被日军俘获，并且对他们进行百般折磨，加以杀害。老布什侥幸逃脱的经历在美国可谓尽人皆知，但是，其他8名和他一起作战的战友究竟如何惨死于日军手下，却是一个保守了近60年的谜。

东京南部700多千米处的海面上坐落着父岛列岛，岛上驻有不少日军官兵。1944年9月2日，作为美国空军飞行员的乔治·布什只有20岁，当飞机被日军击中坠毁时，机上所有人员全部跳伞逃生，但是一个人——布什侥幸获救，另外8个人的遭遇则完全相反，他们全部被父岛列岛上的日军俘获并且受尽了各种折磨。更恐怖的是，其中4人居然被开膛破肚，肝脏和大腿上的肉被凶残的日本兵吃掉了。

空袭失败那天，最先被吃掉的是美军飞机话务员马弗，日军士兵用黑布蒙上他的眼睛，将他捆到一个新挖的坟墓前，然后“砰”的一下用剑把他的头直接砍了下来，顿时鲜血四溅，就在被杀掉的那一刻，马弗没有大声哭喊，而只是发出了一声很轻微的呻吟，就死了。第二天，岛上的日军军官间条决定做顿“人肉宴”，由他和岛上的负责军官严吉雄一起享用。“人肉宴”的烹制是从外科医生寺木对马弗的尸体进行解剖开始的。一名曾经参与解剖的医生在战败后这样描述当时的过程：寺木先用刀切开了他的胸口，然后取出了他的肝。我负责从飞行员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还在秤上称了一下。

就在马弗被肢解后，飞行员霍尔也惨遭毒手。间条得意地声称，用尖尖的竹子把霍尔的肝弄碎，然后用水煮，再加酱油、蔬菜，他说把他们的肝脏和大腿肉全部弄碎后再吃对胃有好处。

另外的两名飞行员并没有逃脱厄运，最初岛上的日军军官还让飞行员吉米做了一阵子翻译，数星期后，残暴的日军居然再次想起了“人肉宴”，于是，飞行员吉米和沃伦也被活活杀死了，另外4名美军飞行员虽然没有被吃，但是无一幸存，其中有一人是被日军活活用棒子打死的。

以上的叙述出自美国历史学专家詹姆士·布拉德利的著作《飞行员》，在其书中他率先披露了这一惊天惨闻。据说如今已经退休在家的老布什得知真相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不住地摇头，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无语。布拉德利这样说：“布什没有太多的震撼或惊恐的反应，毕竟他也是一名老兵，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一代人。”之后，老布什重返了位于东京南部700多千米的父岛列岛，他甚至十分难过地说：“为什么就我一个人活了下来，难道真的是上帝在救我？……其实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记得当年那些飞行员战友。”

作为唯一的幸存者，当时乔治·布什也从飞机上跳伞，同大伙一起落在海里。但是，幸运的是布什不仅没被日军俘获，而且遍体无伤、安然无恙地被一艘路过的美国潜艇救起。也许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吧，二战结束后，因其在坠毁之前，还准确地摧毁了日军一个关键的无线电台站，布什被授予“卓越飞行十字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从那以后，布什更是一路顺风，1948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1971年到1972年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1974年任驻北京联络处主任， 1976年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80年当选为副总统，终于在1988年底当选为第41任美国总统。

据说二战结束后，在关岛对日军进行审判时，日本战犯就已经供认曾经对8名美军飞行员实施过非人迫害，但是当时之所以保密了这些事实是为避免飞行员们的亲属过分难过和悲伤，于是美国政府只公布了他们全部遇害身亡的消息，而被害的所有细节一律被当成了“超级机密”。而布拉德利在着手写书之前是从作为审判的官方目击者，参与当年关岛审判的一名美国律师那里得到了不少手抄的审判资料，才开始有了写书的意向。他拿到的资料虽然零碎，但还是部分地记录了日军曾经供认的罪行，再加上一些日军战犯的一些证词，最终呈现给世人一个布拉德利版本的老布什逃生计。而书中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历史真相重合恐永无定论。

隆美尔的战略创见不高

从诸多的军事资料看，德军统帅隆美尔被描绘成一个极为出色的战术家，他所著的《步兵攻击》是二战时许多国家军队的必修书籍。在北非战场上，他曾把英军打得狼狈而逃，辉煌一时。但又有评论说他不是一个好的战略家，而且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点，他才被蒙哥马利打回突尼斯的。那么隆美尔究竟是否可以称得上二战最优秀的陆军将军呢？

曾经有军事评论家评出二战最强悍的5位陆军将军，他们依次是：隆美尔、古德里安、朱可夫、巴顿和曼施坦因。 在这5位当中，如果从规模和对全局的重要性来看，北非战场远远比不上东线的苏德战场，从这一点说隆美尔称不上最优秀的，其作用比不过古德里安和曼斯坦因。更有好事者这样比喻：“世界足球先生”一定来自取得了欧洲杯、世界杯冠军的那支球队，弱队里的球星再耀眼，都只有望其项背……从这个原理推论，谁是“二战最强的陆军将军”呢，结论只有一个：朱可夫！用宣传家的口气说，这叫作“在关键的地方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持以上观点人的另外一个根据是，隆美尔虽然贵为元帅，但指挥的部队最高级别为师级，没有指挥过军级、集团军级的部队，这似乎与他的元帅军衔不太相配，由于运输和供给困难，北非战场并非德军的主要战场，虽然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所以隆美尔并没有像龙德施泰特、曼斯坦因、莫德尔、古德里安那样指挥千军万马进行大规模的战役，也许从战术上讲他技高一筹，但从战略上讲就差了些，战功上就更无法和其他元帅相比了。因此，二战最强陆军将军非朱可夫和巴顿莫属，前者屡屡力挽狂澜，号称消防队长；后者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隆美尔能力确实也不错，但名气与英方的吹捧不无关系，东线的曼施坦因当数德军二战中最优秀的将军。

既然隆美尔因为在北非战场被蒙哥马利打回突尼斯一役被彻底排斥，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场让隆美尔抱恨终生的战斗吧！

1941年2月12日，隆美尔受希特勒委派去解除北非意大利军队的困境，飞抵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他一直渴望找到这样一个独立的战场，他是战场的主宰，北非战场正是这样一个好地方：绵延数千千米，堆积厚厚黄沙的开阔区域，没有障碍物和天然防线，自然也就没有政治阴谋、游击队、抵抗组织、难民等问题的干扰。一切军需均从外部运入，指挥官可以在流动的战场上任意设计自己的战争。

隆美尔借助坦克的高度机动性，在缺少制空权的条件下，采用兵不厌诈的手法屡屡奇袭得手、以少击众、出奇制胜，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以机动战术攻占划兰尼加地区一役。接着攻克托卜鲁克要塞，并多次击退英军反攻。1942年5月，在比哈凯姆坦克会战中，隆美尔把英军逐回埃及境内，取得了重大胜利。隆美尔因战绩卓著而连升两级，成为德军中最年轻的元帅。

然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隆美尔命运的是，德军统帅部对隆美尔一次次的劝阻，希特勒要求他只发动“有限的攻击”，因为纳粹的头子们根本没有足够的精力来顾及角落里的非洲战场。即使希特勒后来受到隆美尔巨大成功的激励，大力支援隆美尔，隆美尔实际得到的也只是杯水车薪。他没有足够的坦克装甲车，没有足够的粮食油料，也没有制空的能力。所有战场的损失，他都无力补充。“超人”的意志变得无济于事。

另一方面， 1942年8月，当蒙哥马利来到开罗时，他带来的是崭新的美制“谢尔曼”式重型坦克、俯冲轰炸机和大口径榴弹炮。以丘吉尔为代表的全英国也在大力支持蒙哥马利，丘吉尔甚至还为他争取到了美国的帮助。而强弩之末的隆美尔却只能一天几次地为意大利军队的懦弱怯战发脾气。有人戏称，这是重量级和轻量级拳手之间的搏斗，是一次不对等的战斗。

在如此优劣悬殊的情况下，隆美尔依然首先于1942年8月31日发起阿拉姆哈勒法战斗，但他的攻势连连受阻，直到坦克里只剩下一天的燃油时，隆美尔不得不下令全线撤退，行程3200多千米，隆美尔率领“非洲军”逃脱了蒙哥马利一次又一次的追截，终于遁入突尼斯山区。次年5月13日，疾病缠身的隆美尔回国养病两个月，“非洲军”在突尼斯被盟军全部歼灭。北非沙漠中的大败摧毁了他的意志与自信。到1943年底，当希特勒再次启用他做西线B集团军司令时，隆美尔已从骨子里变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体现着“超人”意志的疯狂进攻精神消失了。“大西洋壁垒”海岸防御工事任务中隆美尔受到假情报的误导，上了艾森豪威尔的当。1944年6月6日凌晨，盟军万舰齐发在诺曼底登陆时，正在家中为妻子庆祝生日的隆美尔得知消息，犹如晴天霹雳，顿时呆若木鸡。

1944年10月14日，隆美尔因希特勒被刺事件受牵连。摆在隆美尔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按叛国罪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被钢琴弦吊死；要么服毒自尽，为他保密，举行体面的国葬。隆美尔在极度痛苦中选择了后者。

对于隆美尔在军事上的优缺点，英国元帅卡弗在他主编的《现代世界名将》中评论道：“隆美尔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更多是出于战术天才，而非战略创见。他对德国的军事战略贡献不大。德国军事史上其他伟大的人物，如格纳森诺、克劳塞维茨、毛奇、施利芬等等，都处在普鲁士和德国重大战略的伟大传统的中心。隆美尔虽然也身处同列，但其成就完全在战术方面。同上述人物相比，他只能身处其侧。” 英国军事理论家B．H．利德尔哈特将隆美尔作战文书编辑成册，名为《隆美尔文件》，其中有关“沙漠战争规律”等论述，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于隆美尔究竟是不是二战中最优秀的将军恐怕只能任世人评说了。

格瓦拉出走古巴

切·格瓦拉是现代南美洲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一位人们心目中的游击英雄。他原名叫埃尔内斯托·格瓦拉，由于他说话时总爱把“切”（Che）这个感叹词挂在嘴边，人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切·格瓦拉”。在20世纪60年代，他曾领导玻利维亚游击队和政府军顽强对抗，这个绰号也随之传遍了南美大地和全世界，他的真名反倒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格瓦拉的一生可以说是洋溢着激情与无畏的一生，他那始终充满神秘色彩的不平凡经历，实在是让人感叹不已。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格瓦拉因为赫赫战功成为古巴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被政府宣布为古巴公民，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一个新古巴的事业中去。他先后担任过古巴土地改革委员会工业部主任、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等职务，还多次代表古巴政府访问亚非拉各国，出席各种国际会议。由于他强烈地谴责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策，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享有很高的声望。

然而，就在1965年4月，格瓦拉竟从古巴政坛上神秘地消失了。人们对他的出走迷惑不解，议论纷纷：格瓦拉到哪里去了？是死了还是到什么地方执行秘密使命去了？抑或是与卡斯特罗发生矛盾而被关进监狱或者软禁到什么地方去了？

几个月后，人们才知道，格瓦拉去了非洲刚果、扎伊尔边境的密林中，从事武装活动去了。他为什么要放弃稳定的生活，而离开古巴去继续从事艰难危险的工作？学者们对他的出走原因进行了长期的探讨，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

格瓦拉在古巴的经济建设和思想建设路线上和其他领导人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些领导人主张不要过度集中，应该给国营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对于职工要兼顾物质利益。而格瓦拉则强烈主张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路线；对职工用道德的力量来对抗物质刺激，要缔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卡斯特罗虽然一直避免参加这方面的争论，迫不得已表态时就一会儿赞成精神鼓励，一会儿赞成物质刺激，但是在格瓦拉出走以后，他在一次砍蔗工人大会上说：“如果希望告诉那些以砍蔗为生的广大工人群众说，不管挣多挣少，这是他们的义务，让他们作出最大的努力。这种想法是荒谬的，是唯心主义的。”实际上，想法的不同使格瓦拉感到在古巴日渐被孤立，他只好选择了离开。

格瓦拉在古巴新政府里担任工业部长，但是他主管的工业改革却以失败告终。32岁的他虽然提出了一系列计划，但是古巴工业长期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很难独立，再加上近邻美国对它的封锁，原材料和能源极度缺乏。并且格瓦拉和他的同伴都缺乏管理经验，又不采取物质刺激的方法，使古巴工业发展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对于这种情况，格瓦拉一筹莫展，便产生了愤怒和失望的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格瓦拉更加坚定他从前的理想，要帮助整个拉美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获得自由和解放。他在临走之前给母亲留下了一封告别信：“我相信武装斗争是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唯一途径，而且我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信念的。许多人会称我是冒险家，只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是一个为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也许结局就是这样。我并不寻找这样的结局，但是，这是势所难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此最后一次拥抱您。”

当然，事实是不是这样，至今也没有找到可靠证据。还有人提出，在格瓦拉出走前，曾同卡斯特罗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吵，但是他们为什么而吵起来，这件事对格瓦拉的影响如何都不得而知，对于这件事，健在的卡斯特罗是三缄其口，从不露出一点儿口风。

格瓦拉出走后，先是去了非洲，但是由于语言和其他原因，他后来又回到了南美，带领一只游击队神出鬼没地出现在玻利维亚东南部的崇山峻岭中。1967年10月，他率领的游击队与政府军展开了激战，最后寡不敌众，战败被俘，壮烈牺牲，死时只有39岁，临走时给母亲信中的话竟一语成谶。

牺牲后的格瓦拉连遗骨也不知所向，直到1995年，才有人披露了事情的真相。拉美国家的一些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法医立即自发地组成了一支挖掘小组，在所说的地点挖了150多个洞穴，却一无所获。两年后，才终于在荒野草莽中，找到了这位浪漫英雄的遗骨。

戴高乐辞去法国总统内幕

在1944年8月25日，离开寄居4年零68天的英国回到巴黎的戴高乐，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虽然他名义上是法兰西临时政府主席，实际上却行使着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的权力。

1945年12月，议会的制宪委员会就宪法框架达成一致：取消法国总统权力，总统由议会选举，对议会负责，政府只听令于议会。虽然戴高乐周围有不少的追随者、崇拜者，但他厌恶政党政治，也不想搞什么政党。他本人的意思是，自己就是法兰西，而政党不过是他的一部分。所以可以说，这让他与那些职业政客水火不容。

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于1946年6月发表一番讲演，他说：“我想对未来说句话，我和你们的分歧点就是对于政府以及政府和人民代表机构关系的看法相悖。共和国的复兴工作，希望在我离任后，你们能干好。我这是最后一次讲话。我坦诚地告诫大家，假如你们不对法国近50年的历史思索的话，不好好考虑政府权力尊严和职责的话，我想，不会过多久，你们会对今天的选择痛感后悔。”很明显，在波旁宫说这番话时，他就有离去的打算了。

离开议会，戴高乐准备去地中海附近的昂提布休息一周。这是自1939年以来他第一次度假：“面向大海思索，我就想辞去官职，悄无声息地离去，在任何的场面我都不会去抱怨；我不再担任任何的职务头衔，不要退休金；我要安安静静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1946年1月14日回到巴黎，他批阅完许多积压的各种文件，然后告诉几位部长，他要辞职了。

1月20日，戴高乐邀请所有部长共聚办公室。戴高乐平静地和各位部长握手，紧接着就谨慎地读了声明：“我不赞成政党政治，可是它卷土重来。除非用武力去建立独裁政治，但我不会同意。我无法制止一切，因此，我在今天向国民议会议长递交政府辞职书，我应急流勇退。我衷心谢谢列位给予我的帮助，请求你们能留任到继任人到来之前，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部长们万分震惊，也十分伤心。他们都默不作声，戴高乐转身离去。他刚满55岁，精力充沛，神智清晰，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法共总书记多列士评论：“离任很潇洒。”法共报纸却说他逃避困难。社会党领袖勃鲁姆却莫名其妙地说：“戴高乐离任没有理由。”大多数报刊则持遗憾和万分惋惜的态度。

由戴高乐的声明可以看出，他辞职的确是出于对当时政坛的不满，当时的人也认为戴高乐辞职只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按理说，戴高乐会马上出山。但事实上，他一直到1958年，才在强大的压力下再次进入政坛。可见说他突然辞职的原因是急流勇退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