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与簋

鼎，最早是古人用来做饭的器皿，相当于现在的锅。鼎分为两类，一类圆形三足，另一类方形四足。需要做饭时，直接在鼎下面烧火即可。因此，鼎其实附带了灶的功能。早期的鼎是用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则全为青铜鼎。簋，起初是商周时期的人们用来放置煮熟的食物的器皿，形制比较多，变化也较大。商代簋形体厚重，多为圆形，侈口，深腹，圈足，两耳或无耳，器身多饰的兽面纹。西周又出现四耳簋、四足簋、圆身方座簋等。

除了实用外，鼎与簋还是商周时期的重要礼器，是贵族身份的象征，而且，两者有一定的搭配关系。史书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众多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点。战国以后，鼎与簋的象征意义均失去，鼎大多成了香炉，簋则极少见到了。

君子之德比于玉

“君子之德比于玉”是春秋时期出现的一种说法，意思是君子的德行就像玉那样。在我国商周时期，玉极受人们尊崇，经常被用来比喻和形容美好的人或物，如玉女、玉食、金科玉律等。而君子同样是古人所推崇的一种人格，于是便产生了“君子之德比于玉”的说法。孔子曾直言：“玉之美，有如君子之德。”孔子是否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说法不得而知，不过他曾在《礼记聘义》中就此做出过最全面的解释：“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慎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孔子对君子与玉的相通之处进行了精致的分析。故此，在春秋时期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习俗，贵族男子随时随地身上都是要佩戴各种玉质佩饰。据说身上佩玉之后，只有在不快不慢、富有节奏的步伐下，玉佩才会发出有韵律、悦耳动听的声音，这便时刻提醒君子走路要温文尔雅，不要有丝毫的邪念。同时也告诉别人，君子来去光明正大，来去都事先（通过玉的声音）让人知道，是光明磊落的象征。至今，虽然随身佩玉已经不再流行，但“君子温润如玉”的说法仍未过时。

红山文化玉龙

红山文化玉龙是1971年在内蒙古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出的一个玉制的龙，该玉龙因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保存完好的龙而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玉龙通体由一块完整的玉雕成，呈墨绿色，身体卷曲，整体如同一个“C”字。从细节上看，龙首短小，吻部前伸，梭眼上翘，鼻端截平，头似猪首，身如蟒蛇，已经具备了成熟龙的基本造型。从雕琢工艺上看，其整个头部运用了浮雕、阴雕等手法来表现眼、鼻、嘴等部位，身体部分则由琢磨而成，光洁异常，这也表明了当时琢玉工艺的发达。整体上，红山玉龙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圆润流利，生气勃勃，其身上负载的神秘意味，又为它平添一种美感，其对于中国龙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关于红山文化玉龙的用途现在尚无定论，因其高达26厘米，显然并非配饰之物，推测大概是一种用于作为宗教图腾象征或是用于祭祀的礼器。

后母戊方鼎

后母戊方鼎是产生于中国商代晚期的一个青铜鼎，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后母戊方鼎是商王文丁为祭祀其母亲“戊”而特地铸造，其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达875公斤。外型呈长方形，口沿厚实，轮廓方直，四足而立，看上去沉稳而庄严。在鼎身四周布有以饕餮为主的纹饰，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整体上，后母戊方鼎形制雄伟，纹势华丽，工艺高超，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因鼎内部铸有“后母戊”三字而得名。后母戊方鼎于1939年在河南安阳被一个农民发掘，当时差点被闻讯赶来的一个日本人买走，几经周折，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是后世发掘出的一件商朝中晚期的青铜器。铜尊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是一种饮酒礼器。四羊方尊是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高58.3厘米，每边长52厘米，重34公斤，是我国现存商器中最大的方尊。尊口外沿呈方形，四角各塑一羊，羊头与羊颈伸出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羊角弯曲有力，羊头上饰有雷纹，羊背和胸部有鳞纹，前腿雕有长冠鸟，圈足雕有夔纹，其余空白地方均饰有雷纹。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造型简洁优美，寓动于静，极具端庄典雅意蕴，被认为代表了商代青铜器具制作的最高水平。四羊方尊于1938年在湖南宁乡县被发掘，目前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一般认为商文化南界到淮河流域，对于湖南为何存在如此精美的青铜器，一直是学界的一个疑案。

大型青铜立人像

大型青铜立人像是于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一件青铜器。该器由一个高172厘米的铜人站在一个高90厘米的底座上构成。立人头戴太阳花（象征日神）冠，身穿3件窄袖与半臂式右衽套装衣服，两臂一上一下聚在胸前，双手则各自握成环状，手势夸张，不知道在干什么。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其一双手异常大，显然非正常人的尺寸。考古学者推测这可能与古蜀人对手的崇拜有关，有考古学者推测铜像刻画的乃是一个巫师或帝王正在向人们传达神灵之意的形象，故意制造巨大的手和怪异的姿势是为了增加其神秘性。三星堆遗址作为远离华夏文明中原核心区的早期文明遗址，出土了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诡异怪异文物。大型青铜立人像只是其中之一，与其他文物共同反映了殷商中晚期至西周早期的古蜀国繁杂诡异的原始宗教观念。

何尊

何尊是西周成王时期一位姓何的人奉命所造的青铜器，乃西周第一件有纪年的青铜器。何尊于1965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县贾村塬，高38.8厘米，口径宽28.8厘米，重14.6公斤。圆口，长颈，腹微鼓，高圈足，体侧有四道扉棱，外壁刻有高浮雕兽面纹，整体上造型浑厚，工艺精美。何尊最具价值之处在于尊内所刻的122个铭文，铭文大致内容为：成王五年四月，周成王在成周（即洛阳）营建都城，并祭祀武王。周成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内对宗族子弟进行了训诰，内容讲到何的先父追随文王，文王受天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万民。周成王又赏赐何贝三十朋。何因就此事做尊，作为对这件事的纪念。铭文所记述的营造东都洛邑之事与《尚书·召诰》、《逸周书·度邑》等古代文献相符，对于研究西周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并且，何尊铭文中还首次出现了“中国”一词，这使得其历史价值更是非同一般。

宴乐攻战纹壶

嵌错宴乐攻战纹壶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种上嵌错宴乐、攻战等图纹的青铜器。嵌错金银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金属细工的装饰技法之一，是在青铜器及青铜兵器上嵌错金银样纹。此技艺出现于春秋时期，战国时尤其盛行，许多车器、符节、镜上，也多有精美的错金银样纹。当时的纹饰题材一般为贵族生活的习射、宴乐及狩猎、水路攻战等内容。东汉之后，该技艺逐渐消失。目前存在的三个嵌错宴乐攻战纹壶是这一类青铜器的代表，其中一个是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世品，另两件分别出土于陕西凤翔高王寺和四川成都百花潭。三个壶均为侈口、斜肩、鼓腹，壶身饰有金属镶嵌的异色图案，纹饰分层分组以横列式构图展开，每层之间则隔以斜角云纹。

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是1965年在山西侯马秦村西北的祭祀坑里发掘出的春秋时期的5000多件盟书。盟书又叫载书，是古代贵族之间订立盟约的书面文书。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贵族之间经常通过订立盟约的形式结成集团，共同对付政敌。在订立盟约时，往往举行仪式，杀牲祭祀神灵，然后书写盟书。盟书一式两份，一份藏于盟府，一份与祭祀神灵的祭品一起埋入地下或沉入河中，以取信于神灵。侯马盟书是用毛笔将盟辞写在玉石片上，字迹多数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侯马盟书出现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前489年），地点在晋国晚期都城新田，反映的内容是晋国世卿赵鞅联合韩、智、魏氏针对范氏、中兴氏进行斗争的事，其历史背景则是新兴的地主阶级之间为争夺领地而进行的斗争。侯马盟书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有重大意义。

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是中国春秋晚期越国的一把青铜剑。该剑于1965年在湖北荆州市附近的望山楚墓群中被发掘，其被置于墓主人左手边的一个黑色漆木箱鞘内。拔剑出鞘之后，寒光耀目，毫无锈蚀，以纸试之，20余层一划即破，故享有“天下第一剑”的美誉。后经测量，剑总长55.7厘米，其中剑身长45.6厘米，剑宽4.6厘米。剑身上装饰着菱形花纹，剑格（剑柄与剑刃相接处）两面也用蓝色琉璃镶嵌着精美的花纹。中间靠近剑格外，镌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8个错金鸟篆体铭文，故此考古学家将之命名为“越王勾践剑”。关于该剑历经两千多年不锈的原因，考古学家们一直没有定论，一般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青铜是以铜为主的铜、锡合金，不容易生锈；另一方面在于墓室曾经长期被地下水浸泡，剑完全隔绝氧气。目前，越王勾践剑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是于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的一套编钟。编钟出现于我国商代，是一种由多个钟按照钟的大小和音的高低挂在钟架上以形成合律合奏的音阶的一套钟，属于打击乐器。春秋战国时期编钟风靡一时，和其他乐器如琴、笙、鼓、编磬等成为王室显贵的陪葬重器。曾侯乙是战国早期曾国的国君，在其墓中挖出的这套编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阔的一套编钟，被称为“编钟之王”。该编钟有钮钟19件，甬钟45个，外加楚惠王送的一枚钟共65枚，按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8组悬挂在3层钟架上，总重2400公斤。钟上有错金铭文，除“曾侯乙作持”外，剩下全为关于音乐方面的，是研究先秦乐律的重要资料。这套编钟深埋地下2400余年，至今仍能演奏乐曲，音律准确，音色优美，令人惊叹。

虎符

虎符是中国古代皇帝用以调兵遣将的兵符，因古人崇拜老虎而将其做成伏虎形状，故称虎符。虎符盛行于战国和秦汉时期，最早时以青铜或黄金为材料，背部刻有铭文，一批两半，右半部分由皇帝或朝廷军事机构保管，左半部分交与统兵的将帅或地方官。且各地虎符均有不同，专符专用，不可能用一个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需要调兵时，朝廷派遣使臣带着右半部分虎符到军中，与左半部分虎符扣合验证，如能吻合，才表示来使可信，军队首领则会按照使者的命令听从调遣。在《史记》记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中，信陵君当时作为魏国君主的弟弟，没有虎符同样调不了军，可见虎符在当时战争中的重要性。历代虎符的形状、铭刻等多有变化。汉代后，虎符均为铜质。隋朝时改用麟符，唐朝改为鱼符、兔符或龟符，南宋时又恢复虎符，元朝则用虎头牌，后世演变为铜牌。

虎座凤架鼓

虎座凤架鼓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充满楚国风格的鼓。虎座凤架鼓于2002年在湖北枣阳的九连墩战国楚墓中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是目前楚墓中发掘出的最大的虎座凤架鼓之一。虎座凤架鼓以对称背向而卧的双虎作为底座，以同样对称背向的双凤作为鼓架。鼓身以黑漆为底，以红、黄、蓝三色绘制有精致的彩绘作为装饰。尤其是作为底座和鼓架的双虎、双凤，形神各异，俏丽优雅，栩栩如生，使整个鼓看上去充满一股率直原真的野性实感。战国时代的楚国，文化充满神秘色彩，极其流行似乎能将人和大自然贯通的木鼓，这只虎座凤架鼓就是当年楚国发达的祭祀文化的一个见证。该鼓目前存于湖北省博物馆。

商鞅铜方升

商鞅铜方升是战国时期商鞅监制的作为一升的标准容器的铜量器。其全长18.7厘米，内口长12.4厘米、宽6.9厘米、深2.3厘米。其外壁3面及底部均刻有铭文，其中，左壁刻有：“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两字。考古学者推测其应为商鞅任“大良造”时所监造，其地点则是在重泉（今陕西蒲城）。而后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右壁刻“临”字。此应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仍以商鞅的此标准作为度量衡标准推向全国，“临”同样应是一个地名。商鞅铜方升说明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古人已经采用了将容量度量化的手段，为见证我国度量衡史的重要文物，目前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是中国东汉时期的青铜器，于1969年出土于东汉镇守张掖的军事长官张某及其妻的合葬墓中。该青铜器塑造的是一只奔跑的骏马踏在一只燕子身上的造型，其意在于形容这匹马的矫健。在器物中，奔马身长45厘米，高34.5厘米，宽13厘米，形象雄健轻灵，神采飞扬。奔马昂首鸣叫，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在一只疾驰的飞燕背上，飞燕则吃惊地回过头来观望，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整匹马的重量都踏在一只正疾驰的飞燕身上，显然作者事先严格计量设计了整个器物的重心。整个作品构思巧妙，极具浪漫色彩，雕塑本身也生动逼真，传神地塑造了一匹正在“天马行空”地奔跑的骏马形象。该作品的出现与汉代时朝廷通过骑兵战胜了匈奴，国威大振，人们因此非常喜欢马的社会心理有关。另外，此马也展现了汉代人在开疆拓土，广交天下诸国的背景下的积极向上的心态。

金缕玉衣

金缕玉衣也叫“玉匣”、“玉押”，是汉代皇帝和贵族死后所穿的殓服。因汉代人认为玉是“山岳精英”，将玉置于人的九窍，人的精气不会外泄，从而保持人的尸骨不腐，于是便制作了这种将人整体包裹在玉中的玉衣。其中用以缝接玉片的线分三个档次，即金缕、银镂、铜缕，分别对应皇帝、诸侯王及公侯大臣。这种玉衣便是将许多片的玉用“线”连接起来，整件衣服穿在人身上后能将人从头到脚包严，而后再在表面按照所对应的人的身体部位画上眼、鼻子、口、手等。整件玉衣光彩照人，有些像盔甲。这种玉衣流行于汉代，后魏文帝曹丕鉴于其浪费巨大，禁止该风俗，遂消失。目前共从汉墓中发掘出各类金缕玉衣20多件，其中以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中出土的两件金缕玉衣年代最早、做工最精美。其中刘胜之衣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窦绾的则用玉片2160片，金丝700克。这两件玉衣排列整齐，对缝严密，表面平整，颜色协调，乃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据说这两件衣服是由几百名玉工花两年时间制成的。

长信宫灯

长信宫灯是汉代青铜器，属于有实用目的的宫灯。因此灯曾置放于窦太后（汉武帝祖母）的长信宫，灯身也刻有“长信”二字，故名。长信宫灯于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灯体为一通体鎏金、双手执灯跽坐的宫女形象，灯体高48厘米，重15.85公斤，内中为空。整体由宫女头部、身躯、右臂及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组成，各部均分别铸造，最后组装而成，也可拆卸。整个灯设计十分巧妙，宫女神态优雅恬静，一手执灯，另一手则置于灯顶做挡风状，实则作为一烟囱，避免了污染空气。据考证，此灯原为西汉阳信侯刘揭所有，景帝时刘揭被削爵，此灯与其他家产一道被朝廷没收，归窦太后居所长信宫使用，其后又被窦太后送给远亲窦绾。长信宫灯一改以往青铜器具的神秘厚重，造型轻巧华丽，集实用与美观于一体，是极其珍贵的青铜器具。

博山炉

博山炉是中国古人的熏香器具，又叫博山香炉、博山香薰等。古代贵族喜欢在屋内燃香料，一方面通达神灵以辟邪，同时也用以熏衣、熏被、除臭等。而博山炉便是盛行于两汉及晋代的一种香炉，一般为青铜器或陶瓷器，外形呈豆形，中间镂空，上有一个高而尖的盖子，其外面雕有飞禽走兽，象征传说中的仙山——博山（汉代传海上有博山、蓬莱、瀛洲三座仙山），故此得名。另外，在当时的山东也确有一个博山（在今山东淄博地区），并且当地陶瓷、窑业也相当发达，因此博山炉有以产地命名的意思。青铜博山炉初为铜质素面，后施以鎏金，或错金、银，更加精致。博山炉下一般有底座，往往饰云气花纹，或鎏金。博山炉流行于两汉时期，以出土于河北满城县的错金博山炉为代表。魏晋时期，出现陶瓷质的五足和三足瓷器香炉，其工艺远逊汉代博山炉。

击鼓说唱俑

击鼓说唱俑是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回山崖墓的一个汉代陶俑。陶俑是汉代雕塑产品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其体裁十分广泛，从侍卫奴仆到民间艺人，无所不有。而四川作为远离统治中心的地区，其汉俑则独具特色，内容更为丰富。目前出土的众多俑雕像中，以这件产生于东汉时期的击鼓说唱俑最富特色。该俑席地而坐，硕大的头上裹着一个方巾，额头布满皱纹，赤膊跣足，左臂抱着一个圆鼓，右手高高地举起鼓锤。看那样子，显然已经进入了表演的高潮，神情激动，表情夸张，仿佛已经忘记了别人的存在，竟不自觉地手舞足蹈起来。该陶俑生动地表现了一位热情、幽默而充满生命活力的艺人形象，令人不由自主产生会心的微笑。就艺术手法而言，击鼓说唱俑显然不是一种写实手法，而是采用了极其大胆夸张的手法，表现了汉代雕塑家们高超的艺术创造力，是研究汉代民俗及雕塑艺术的珍贵文物，目前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宋针灸铜人

宋针灸铜人是宋代医学家王惟一所制造的一对用于示范针灸教学和考核医生的铜人。针灸学一直是中医学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疗方法，但因为许多针灸书籍存在错误，容易误导人。鉴于这种情况，宋仁宗诏令对于针灸术有深入研究的翰林医官院医官王惟一编订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后为使之更加易于为人掌握，又命其制造铜人两个，用于示范教学。王惟一造了一男一女两个铜人，其身高近于正常成年男女，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与真人大小、位置基本相似的五脏六腑。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空穴由黄腊封涂，并注水于内。人取穴准确，针入而水出；取穴不准，则针刺不入。此一对针灸铜人当时一是用来作为皇家医院的教学之用，另外则用于考核医生针灸技术。相传宋金交战时，金人曾以索取针灸铜人作为一项议和条件，可见其珍贵。不过经历代战火之后，目前宋针灸铜人已经不知所在。据说现日本博物馆所藏铜人，即宋针灸铜人，但尚有争议。不过自宋代针灸铜人产生后，明、清、民国乃至现代都有不少医生陆续造有针灸铜人，记百余具。

郭店楚简

中国湖北省荆门市纪山镇郭店一号战国楚墓内的竹简，称郭店楚简，又称郭店楚墓竹简，1993年10月出土。经考证，郭店楚简抄写成书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大约相当于战国中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原装书。

郭店楚简共八百零四枚，经整理，有字竹简共七百零三枚，另残简二十七枚，总字数计一万三千多。竹简内容包括《老子》、《太一生水》、《缁衣》、《五行》等十六篇道家及儒家著作。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焚毁了大量先秦典籍，郭店楚简所保存的历史资料尤为珍贵。郭店楚简所载内容与传世儒道经典颇有不同，比如今本《道德经》第十九章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竹简《老子》甲却是：“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为弃作，民复孝慈。”从文字到思想，差异巨大，以致于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说郭店楚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

敦煌藏经洞

藏经洞是位于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敦煌莫高窟第17窟的俗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道士王圆篆清除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这个藏经洞。藏经洞封闭的原因与时间，几十年来，众说纷纭，主要有避难说、废弃说和书库改造说三种。藏经洞封存了4 11世纪初的文献、绢画、纸画、法器等各类文物，约计五万件，五千余种；其中90%是宗教文书，非宗教文书占10%。后者的内容包罗万象，经、史、子、集、诗、词、曲赋、通俗文学、水经、地志、历书、星图、医学、数学、纺织、酿酒、熬糖、棋经等一应俱全，还有大量民间买卖契约、借贷典当、账簿、户籍、信札等。文书除汉语写本外，还有古藏文、于阗文、梵文、回鹘文、突厥文、龟兹文等写本。此外还有一批木版画、绢画、麻布画、粉本、丝织品、剪纸等作品。这些来自丝绸之路的中世纪珍宝，与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明清档案，被誉为中国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但由于最初发现时的原貌没有一份详细而科学的记录和目录，藏经洞珍宝的确切数量至今众说不一。目前，敦煌学已经形成为一门具有世界意义的学科。

居延汉简

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汉简一万余枚，称为“居延汉简”。1972年，发掘汉简两万余枚，称为“居延新简”。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绵延三百公里，先秦时称“弱水流沙”（匈奴语），秦汉以后称“居延”。西汉武帝时，为了防御匈奴入侵，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沿弱水（今额济纳河流域）两岸修筑了屯戍要塞，后因缺水而废弃。如今，这里又因雨水奇缺，气候干燥，使大量文物得以幸存，包括居延汉简。居延汉简大多发掘于金塔县境内肩水金关、大湾城、地湾城等汉代烽燧遗址，这些烽燧遗址因此而出名。居延汉简多是汉代边塞屯戍档案，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居延汉简数量之多，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居延汉简多为木简，少数为竹简，书体为隶书章草。居延汉简纪年简最早者是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是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居延汉简内容包括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