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博

“六博”，又称“陆博”，可以看做是象棋的前身，因为每人六枚棋子而得名。六博在棋盘和棋子之外还有箸，相当于后来的骰子，在行棋之前使用，因而六博的胜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六枚棋子为：枭、卢、雉、犊、塞（2枚），“枭”之外的5枚又统称为“散”，玩法就是以杀枭为胜，枭也就相当于后来象棋中的将或帅。六博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都非常盛行，后来六博发生分化，一支发展为后来的象棋，另一支则演变为赌博的手段，原初形式的六博在宋代之后就基本消失了。

投壶

投壶是古时士大夫阶层在宴饮时所进行的一项游戏。春秋时期，诸侯宴请宾客的礼仪之一是请客人在席上射箭，因为当时射箭为六艺之一，为士人必备的技能，但也有一些客人射艺不佳，于是就采用以箭投酒壶的方式来代替，逐渐成为一种风习，投壶代替了射箭而成为宴饮之间的一种游戏。秦汉之后，“雅歌投壶”几乎是士人们会宴之时的必有项目，并且产生了许多较为复杂的形式，游戏的难度有所增加，同时趣味性也变得更强。宋代司马光在专著《投壶新格》中详细记载了游戏的各个方面，包括壶具的尺寸、投矢的名目和计分方法等。然而在宋代之后，投壶渐趋衰落，不复盛行。

射覆

“射覆”，是古时《易经》占卜的学习者所玩的一种卜测性质的游戏。“射”是猜度之意，“覆”是覆盖之意，“射覆”的直义就是猜测覆盖物所遮藏的为何物。游戏的时候，覆者用盆碗杯盂等器皿覆盖某一物件，射者通过占筮的途径来进行猜度。覆盖的一般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物品，有时也写下一个字来让人卜测。汉代的东方朔就是一位射覆大家，晋代的郭璞、梁元帝萧绎、唐代的李淳风、宋代的邵雍等也都是史上有载的一流高手。射覆在古代是一项十分流行的游戏，在诗词典籍中多有所见，如李商隐《无题》诗中写道：“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中对宝玉、宝钗、探春、香菱等进行的射覆游戏更是描写得非常详细。射覆需要运用到非常玄妙的易学知识，蕴涵着全息理论的奥义，但也表现出通常思维所不可理解的一面。

围棋

围棋是一种双方各执黑白棋子进行对弈以最终占地面积大小来定胜负的游戏。战国时期赵国史官编写的《世本》称“尧造围棋”，晋代张华在《博物志》中说“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反映围棋起源之早。至少在春秋时期，围棋已经很为流行。关于围棋的最早确切记载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哉！”公元前559年，卫国的国君献公被大夫宁殖等人驱逐出国，后来，宁殖的儿子又答应把卫献公迎回来，文子听说后感叹宁氏的做法反复无常，预言他们的灾祸将要不远了。“举棋不定”这一成语也就是由此而来。其后围棋在发展的过程中又经过了较大改进，三国时期魏邯郸淳在《艺经》上说，魏晋及其以前的“棋局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而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中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棋经》载明当时的棋局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这与现代围棋的格制是完全相同的。唐玄宗时设立了“棋待诏”制度，就是为翰林院中的专业棋手赋予官职，提高了棋人的地位，扩大了围棋的影响。明清两代则是围棋发展的高峰，名家辈出，并且形成不同的流派，这种兴盛的局面直到清末因国势衰弱而被截断。

中国象棋

中国象棋，在战国时代已经成为贵族阶层所流行的一种游戏。《楚辞·招魂》曰：“菎蔽象棊，有六簙些。”王逸注云：“言宴乐既毕，乃设六簙，以菎蔽作箸，象牙为棊，丽而且好也。”这里讲的是先秦时期的象棋，当时称作“六簙”，棋制由棊、箸、局等三种器具组成。局，就是棋盘；箸，相当于骰子，每次行棋之前进行投掷；棊是棋子，用象牙雕刻而成，每方6子，分别为枭、卢、雉、犊、塞（2枚）。象棋是模仿当时的兵制而设计的，象棋游戏也具有军事训练的意义。后来象棋取消了投箸，也就是说不再存有侥幸的成分，而全凭实力和智谋取胜。此后秦汉及至隋唐象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改进，最后定型于北宋末年，即当代的象棋样式：双方各16枚棋子，分别为将（帅）一个，车（车）、马、炮、象（相）、士（仕）各两个，卒（兵）五个。南宋时期，象棋变得家喻户晓，十分盛行，还出现了洪迈的《棋经论》、叶茂卿的《象棋神机集》等多种象棋专著，象棋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百戏

“百戏”一词产生于汉代，是当时各种民间表演艺术的泛称。据宋代类书《事物纪原》卷九“百戏”引《汉元帝纂要》：“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后乃有高、吞刀、履火、寻橦等也。”这里的“曼衍之戏”指的是一种由人装扮成巨兽的舞蹈，“高”就是走钢丝，而“寻橦”是一个人手持或头顶长竿，另有数人缘竿而上的表演。“百戏”原本涵盖广泛，包括各种乐舞、说唱、戏耍等，而宋代之后则习惯上将“百戏”仅用于称呼杂技一类的表演。

角抵

角抵，又称角，是两人相抵以较量力气的一种运动。《汉书·刑法志》记载：“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牴。”这段话表明，角在战国时期已经兴起，秦代的时候更名为“角牴”（角抵）。实际上，角的由来是相当久远的，司马迁在《史记·黄帝本纪》中说：“蚩尤氏头有角，与黄帝斗，以角抵人，今冀州为蚩尤戏。”按这种说法，角是从黄帝战蚩尤的时候流传下来的。到了晋代，角又称为“争交”。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角抵》中介绍：“角抵者，相扑之异名也，又谓之争交。”相扑是角在南北朝时期又起的名字，这项运动在唐代时传入日本，并发展成为在日本非常受欢迎的体育项目。当然，现代日本的相扑与中国古代的角运动是有着较大差异的。其实，角早期的涵盖是很丰富的，到宋代之后才变为专指相扑一类的摔跤活动。

骑射

骑射，即骑在马上射击，最初是一种军事技能，后来也作为一项独立的体育活动。中国古代早期，马只用来驾车，并不用来骑乘，直到周赧王八年（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令军民着胡服，学骑射，中原地区才有了骑马的风俗。在此之前，中原各国的军队编制是步兵与战车相配合，而胡人则已有骑兵队伍，在交战的过程中，虽然中原军队的武器更为先进，但是灵活性却不如胡军，加之身着长袍，行动起来更不方便，这常常导致作战失利，于是赵武灵王决心改易服装，建立骑兵。后代历朝也都建有骑射部队，至于辽、金、元等游牧民族所建立的朝代更是以骑兵立国，骑射是一项看家本领。清朝前期，骑马和射击被看做是生活必备的技能，连同妇女和儿童也普遍善于骑射，骑射成为民族兴盛的一项标志，满族人也深以此为豪，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皆被誉为“马上皇帝”。后来战事平息，骑射则主要作为一项体育运动而存在。清末唐晏在《天咫偶闻》中说：“国家创业，以弧矢威天下，故八旗以骑射为本务，而士夫家居亦以射为娱。家有射圃，良朋三五，约期为会。其射之法不一。”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骑射对于八旗子弟的重要性，同时也展现出当时骑射风气的盛行。

蹴鞠

蹴鞠，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球类运动。关于蹴鞠的最早记录见于《史记·苏秦列传》：“临苗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蹋鞠者。”“蹋鞠”也就是蹴鞠，又名“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说的都是用脚踢球的意思。蹴鞠是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起源于齐国都城临淄，齐宣王在位时期（公元前319～前310年）已经很为盛行。秦代，蹴鞠运动一度沉寂，进入汉代又复兴盛，并被视为“治国习武”之道，在军队和宫廷之中十分流行，使得蹴鞠由一种下层人民的运动提升为一种贵族运动。汉代还出现了研究这项运动的专著——《蹴鞠二十五篇》，这也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体育著作，可惜已经失传。到了唐代，蹴鞠的制作艺术和运动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改进，球变得更圆、更轻，而充气技术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发明。唐代分队比赛，由原来的直接对抗转为间接对抗，中间隔着球门，双方各在一侧，以射门数多者为胜，并且还出现了女子蹴鞠，女子蹴鞠不射门，而以踢球的技法显胜，这被称为“白打”。及至宋代，蹴鞠变得更加兴盛，上海博物馆藏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亲身从事蹴鞠运动的情景。《文献通考》记载：“宋女弟子队一百五十三人，衣四色，绣罗宽衫，系锦带，踢绣球，球不离足，足不离球，华庭观赏，万人瞻仰。”这时，球技已经发展出成套的花样动作，擅长者可调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身体的各个部位，使“球终日不坠”。《水浒传》中记述的因擅长踢球而发迹的高俅就是当时蹴鞠盛行的一个鲜明的例证。在球的制作方面，宋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密砌缝成，不露线角”，做成的球要“正重十二两”，“碎凑十分圆”，由此可见制球工艺已经非常精湛。清代开始，蹴鞠运动变得冷落，近代西方足球传入，蹴鞠作为一种社会流行的体育运动就消迹了。

豆叶戏

豆叶戏，又叫“掉城戏”，是明神宗朱翊钧（即万历皇帝）所发明的。万历皇帝奢华淫逸而不事政务，在宫中与宫女和太监们纵情享乐，琢磨出了一种具有赌博性质的游戏。游戏的玩法非常简单，分为小规模和大规模两种。小规模的玩法是：用色罗一方,界成井字形的九营，中间的一营为上营，四方的四营为中营，四角的四营为下营，玩的时候，宫女用银钱或者小银珠投掷，落在上营赏银九两，落在中营赏银六两，落在下营赏银三两，双抛双赏，落在营外和压着井字，则均罚银六两。大规模的玩法是：在御前十步开外，界画出一座方城，城内用数个十字分成八个部分，即方城八城，每座城中分别写上银十两至三两不等，玩的时候，太监用银豆叶（即豆叶大的银子）或者八宝（即八种表示吉瑞的佛教物品）唱着投掷，落在某城就照数赏赐，落在城外或者压着界线，则收其所掷银豆叶或八宝。因为游戏以掉城决定赏罚，所以又得名“掉城戏”。当时后金已经在东北崛起，明朝的关外城池开始失陷，人们于是认为“掉城戏”是不吉利的，因此这项游戏也就迅速地消失于历史的尘影之中了。

马球

马球，又称“击鞠”或者“击球”，是一种骑在马背上用长柄球槌拍击木球的运动。相传马球在唐初由波斯（今伊朗）传入，初时称之为“波罗球”。也有人认为中国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马球，如曹植《名都篇》中“连骑击鞠壤，巧捷推万端”的句子描写的就是马球运动。有可能是中国原来的击鞠运动后来参照波斯的马球进行了一定的改造，而后打马球方开始为人们所普遍注意。但是马球运动由于需求条件的特殊，所以只在宫廷和军队中流行。唐代是马球运动最盛的时期，据文献记载，唐朝的中宗、玄宗、穆宗、敬宗、宣宗、僖宗、昭宗等多个皇帝都是马球爱好者，不仅对这项运动予以积极的提倡，并且也亲身参与其中。唐玄宗于天宝六载（公元747年）还专门颁诏将马球作为军队的训练课目之一。陕西西乾县出土的唐章怀太子李贤墓中的打马球壁画充分地表现了唐代马球运动的场景。画面上击球者有二十余人，皆着各色窄袖袍，足登黑靴，头戴幞头，手执偃月形球杖，身骑奔马，做出竞争击球的各种姿态，非常逼真，这为人们了解古代打马球的情形提供了生动的直观认识。

冰戏

冰戏，亦称“冰嬉”，是各种冰上体育活动的泛称，包括跑冰、花样滑冰、冰上执球与踢球以及冰上杂戏等，是北方人民在寒冷的冬季中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冰戏在宋代的时候已经流行，到明代更成为宫廷的体育活动，而在清代最盛。满族由于生活在冬季严寒而漫长的东北地区，所以冰戏更成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并且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同时还是一项重要的军事训练。按清代的习俗，皇帝每年在冬至到三九的这一段时间都要在太液池（即当今的北京之三海）校阅八旗溜冰，同时观看冰戏表演。表演的兵丁分为两翼，每翼头目12名，穿红黄马褂，其余的人穿红黄齐肩褂，射球兵丁160名，幼童40名，也都穿马褂，背插小旗，按八旗各色，依次走冰，然后对优胜者给予奖励。除了一般的溜冰之外，还有冰上射箭、打球、单人表演、双人表演等项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的单人和双人表演与现在的花样滑冰有相似之处，当时的冰上单人和双人表演不仅技术高，形式也很多，有金鸡独立、蜻蜒点水、紫燕穿波、凤凰展翅、哪吒探海、双燕飞、朝天蹬等多种花样。此外，还有冰上舞龙、舞狮、跑旱船等集体表演。这种隆重的冰戏表演在当时堪称为一件盛事。

看社戏

古代诗人陆游在《嵇山行》中曾写道：“空巷看竞渡，倒社观戏场。”在以前，各社各村都有定期演戏的习俗，民间称为“年规戏”，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社戏。以前，每个乡镇村落都有社庙。各地都有民约规定，春秋两季要祭社，后来发展为采用演戏来祭社，这就是年规戏的渊源。

社戏作为一种流行于绍兴地区的传统民间娱乐风俗，源于该地农村春秋两季祭祀社神（土地神）的习俗。先时，春社为祈求五谷丰登，秋社为庆贺一年丰收，后发展为以演戏酬神祈福，进而沿习为民间文化娱乐活动。

绍兴演社戏的风俗在南宋时已经盛行，到清末仍非常流行。鲁迅先生小时在家乡酷爱看社戏，在《社戏》、《无常》、《女吊》等名作中，我们都看到他对社戏多加赞扬，称它为“很好的戏”。社戏一般在庙台或临时搭建的草台上演出。古时的庙台有两种：一种建于庙宇大殿前的天井内；另一种是筑于庙门的水上舞台，也叫“水台”，观众可坐在船上看戏。一些乡村还流行邀请亲友看社戏的习俗。每当此时，各家各户宰牲，制备酒肴，用来款待宾客。

社戏剧目一般来说可分为三部分：彩头戏、突头戏和大戏。彩头戏，也称“口彩戏”，主要为恭祝发财、晋官的吉利戏剧。突头戏，当地称“骨子毁”，是为正戏作铺垫的戏剧。其剧目情节曲折，有较高的艺术性，著名剧目有《龙虎斗》、《英列传》、《双龙会》等折子戏。大戏即正戏，绍兴人也称“平安大戏”，傍晚时开始演出。著名的大戏有《双核桃》、《倭袍》、《双龙会》等。演出中，根据剧情的发展需要，还会插演一些《男吊》、《女吊》、《跳无常》等鬼戏。现在，在岁末农闲或重大节日期间，绍兴乡村还会请剧团进村演戏，不乏社戏之遗风。

斗鸡

斗鸡比世界上其他善斗的动物“斗”的历史要长得多，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十分盛行。

斗鸡的民俗游戏，大多从清明开始，斗到夏至休止。我国最早的斗鸡记录，见于《左传》：“季、郈之鸡斗，季氏介其鸡，郈氏为之金距。”唐朝是斗鸡活动最昌盛的时代，不只是民间设鸡场，捧鸡而斗，就是皇帝也要斗鸡。据唐代《东城父老传》记，李隆基即位前就好斗鸡。在那时，斗鸡之戏是清明节俗的一项重要内容。李隆基当上皇帝后，在宫内建鸡坊，“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坊中”，并有500人专司驯鸡。结果上行下效，有钱的倾家荡产买鸡，没钱的就以假鸡为戏。在长安有个名叫贾昌的少年，驯鸡有一套办法，博得玄宗欢心，一下子就荣华富贵，成了闻名天下的“神鸡童”。

唐代斗鸡驯鸡发达，社会却为此付出了世风靡废的巨大代价。斗鸡使人如痴如狂，也使一些“斗鸡小儿”恃宠骄横，不可一世。李白在《古风》诗中有云：“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

明朝的斗鸡之风与唐朝不分上下，当时还有一种专门研究和举办斗鸡活动的民间组织，叫作“斗鸡社”。在明代，泰山是斗鸡的重要场所之一，每逢泰山庙会，前来斗鸡的人都络绎不绝，观看捧场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直到今天，斗鸡活动在山东、河南等地依然十分流行。

踏青

踏青，又叫春游，指的是在清明前后芳草始生、杨柳泛绿的好春时节到郊野去游览的出行活动。踏青的习俗由来已久，至迟在魏晋时期已经成为社会上盛行的风气，而到唐宋年间更是极盛。“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的这首《丽人行》所描写的就是当年长安踏青的盛况。在古代，三月三日称为上巳日，因王羲之的集序和书法而颇为传颂的兰亭集会实际就是在上巳日举行的一种踏青活动，这一风俗流传到唐代，长安的士女在这一天汇集到城南的曲江游玩踏青，为一时之盛容。在游赏春光之外，荡秋千和放风筝是踏青时节最为主要的两项活动。李清照在一首《点绛唇》中写道：“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这描写的就是荡秋千之后所给人带来的快意感受。而清代诗人潘荣陛的一首《北京竹枝词》则对清明时节的风筝活动进行了精彩的描绘：“新鸢放出万人看，千丈麻绳系竹竿。天下太平新样巧，一行飞上碧云端。”千百年来，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具体的活动内容有所变化，但是踏青这一习俗却一路流传下来，当今依然为人所喜爱。

斗蛐蛐

斗蛐蛐是中国民间的一项重要民俗活动，而且颇具“民族特色”。因为除中国或华人聚集的地区外，尚未听说其他民族亦有如此嗜好。从古至今，自宫廷到民间，爱好斗蛐蛐的人数不胜数，以致历史上竟出了几个有名的“蛐蛐宰相”、“蛐蛐皇帝”、“蛐蛐相公”，至于民间的“蛐蛐迷”们，就更难以计数了。

斗蛐蛐究竟始于何时，已经无法考证了。人们是怎样发现蛐蛐善斗并使之成为一种历久不衰的民间游戏呢？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说宫女们或民间小儿在捕捉蛐蛐，放在笼中畜养以解闷的过程中，发现两只蛐蛐放在同一只笼中，就会出现视如仇敌般的争斗，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引逗，从中取乐。

还有一种可能，说斗蛐蛐是在斗鸡、斗鹌鹑的启发下而出现的。既然皇帝酷好斗鸡，达官贵人也趋之若鹜，又有因斗鸡而得宠的人，就难免会勾起某些“有心人”的嗜利之欲，他们便在其他禽虫中进行试验，结果发现蛐蛐的斗性最强，其场面一点儿也不亚于斗鸡，于是将蛐蛐精心畜养起来，或做贡品以邀宠，或留做自己闲时玩赏。此举逐渐传布开来，斗蛐蛐便发展为一项民间游戏，并且一直保存至今。

斗蛐蛐这一游戏之所以普及得特别快，原因首先在于它本身具有极强的娱乐性。另外，玩斗蛐蛐十分简便易行，既无须多大的财资，又不甚劳神费力，只要从野地里捉来稍加调养，便可决一雌雄。

除此之外，斗蛐蛐的盛行还有一个刺激性因素，那就是赌博。唐代的赌风极盛，斗蛐蛐最初只是一种纯娱乐性的游戏，并没有用于赌博。但很快人们发现用斗蛐蛐进行赌博更方便，同时也更具刺激性。由于金钱因素的加入，斗蛐蛐活动以更快的速度普及发展，至宋代就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了。

赛龙舟

赛龙舟，又称“赛龙船”或“龙舟竞渡”，是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主要习俗，也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水上竞赛性娱乐活动，在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云南、贵州等地最为盛行。相传赛龙舟起源于对屈原的纪念：古时楚国人由于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人们都要划龙舟以纪念屈原，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

后来，赛龙舟除纪念屈原之外，在各地人们还赋予了不同的寓意。

江浙地区划龙舟，兼有纪念当地出生的近代女民主革命家秋瑾的意义。贵州苗族人民在农历五月二十五至二十八举行“龙船节”，以庆祝插秧胜利和预祝五谷丰登。云南傣族同胞则在泼水节赛龙舟，纪念古代英雄岩红窝。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划龙舟的传说有所不同。直到今天，在南方的不少临江河湖海的地区，每年端午节都要举行富有自己特色的龙舟竞赛活动。

清乾隆二十九年（1736年），台湾地区开始举行龙舟竞渡。直到现在，台湾地区每年五月五日都举行龙舟竞赛。此外，划龙舟也先后传入日本、越南及英国等国。1980年，赛龙舟被列入中国国家体育比赛项目，并每年举行“屈原杯”龙舟赛。

鸣虫

鸣虫，指能够发出鸣声的、可供人赏玩的昆虫，类别多达近百种，常见的有蝈蝈、小黄铃、大黄铃、马铃、竹铃、金钟、纺织娘、墨铃、石铃、蟋蟀、花镜、铁弹子，等等。养玩鸣虫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唐代就开始盛行，而明清两代更是臻于鼎盛，形成了颇为可观的“鸣虫文化”，在虫的种类、大小、颜色、鸣声、养虫的食物、温度、器材、虫的繁殖、习性等各个方面都十分讲究。鸣虫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主要原因在于鸣声的特性，据行家称，虫鸣可以表现出喜叫、怒叫、哀叫、乐叫、呼叫、爱叫、呤叫等多种情感，能够传达呼偶、求爱、繁殖、警戒、自卫、争斗、对敌、群聚、迁徙等各种需求信号。虫家们因为能够领略虫的美妙的鸣声而陶醉，也因为能够分辨虫的语言而倍感欣慰。另外，一些鸣虫不仅可供聆听，还可向人们展现其不凡的“武技”，最常见的就是斗蛐蛐儿，玩家成百上千地聚到一起，纷纷展示各自的爱虫，看一个个威武的“将军”奋勇厮杀，堪称一场颇为壮观的“武林盛会”。

荡秋千

荡秋千是我国古代清明节的一种习俗，也是妇女十分喜欢的一种传统游戏。秋千，古字两字均有“革”字旁，千字还带走字，意思是揪着皮绳而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拴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到了唐宋时代，秋千成为专供妇女玩耍的游戏。一些地方还认为，荡秋千能祛除疾病。这也许就是荡秋千能世代相传、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荡秋千是我国各族人民普遍喜爱的一种民间体育运动，尤其受朝鲜族妇女的喜爱。每逢节日聚会，人们便会看到成群结队的朝鲜族妇女，聚集在参天的大树下或高耸的秋千架旁。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朝鲜族妇女，在人们的欢呼、叫好声中荡起了秋千，她们一会儿腾空而起，一会儿俯冲而下，尽情地欢乐，长长的裙子随风飘舞，大有腾云驾雾之感。

荡秋千的方法通常有三种，一种是单人荡，单人荡需要很高的技巧和力量。有的荡得很高，有的甚至能绕梁一转，显示了艺高人胆大；第二种是双人荡，两人面对面站在秋千上，一人使劲一人牵引，讲究两人的配合，尽管重量加大了也能荡得很高，有时能与横梁比高，荡幅达到180度,但很难越过横梁作360度旋转；第三种是大人带小孩荡，一边念着“荡一荡，除百病，岁岁得平安”的歌谣。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妇女们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长期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很少有机会与外界接触。在清明前后、春回大地的大好时光，妇女们便趁走出户外之机，以荡秋千舒展身子，同时也得到精神的解脱和放松。荡秋千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因为其运动量小，时间也可以自由支配而深受妇女儿童的喜爱。

放风筝

风筝起源于中国，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在古代，风筝又叫做“纸鸢”或者“鹞子”，被称为人类最早的飞行器。相传春秋时期，著名的建筑工匠鲁班曾制木鸢飞上天空。后来，以纸代木，称为“纸鸢”；汉代起，人们开始将其用于测量和传递消息；唐代时，风筝传入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到五代时期，又在纸鸢上系以竹哨，风入竹哨，声如筝鸣，因此又称“风筝”。至宋代，放风筝逐渐成为一种民间娱乐游戏。

历代放风筝的时间均有较强的节令性，原因在于自然季节、气候对放风筝有较强的约束力。宋朝以后，春季放风筝已成定例。清明节前后，城镇居民多于城外空旷处放风筝。宋人高承《事物纪原》中把纸鸢列入“岁时风俗类”，即可说明风筝已有了明确的节令性。清代，仍盛行春季放风筝。清人李声振在《百戏竹枝词》中说：“百丈游丝放纸鸢，芳郊三女禁烟前。”与北方风俗所不同，南方各地常有秋季放风筝的习惯，福建省内即多取九月初九重阳节放风筝，清末风俗画家吴友如先生在《纸鸢遣兴》图中题道：“闽中风俗，重阳日都人士女每在鸟石山、于山、屏山上竞放风筝为乐。”

明清两代的文人士子、庶民百姓都十分喜爱风筝，但是封建帝王却不许百姓在城里放风筝。原因是这样的：古代传说韩信曾利用放风筝测量未央宫远近，企图开凿地隧进入宫廷造反起事。明清两代帝王竟引为前鉴，生怕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因此明令禁止在城内放风筝。

在古代，人们还把放风筝与去晦气联系在一起。古人认为，放风筝可清目、泻内热，如果某人有灾，就将姓名写在风筝上，放至空中后，剪断引线，使其任意飞远，灾难也就可以随之消失。

消寒

消寒是古代文人雅士之间进行聚会、宴饮的一种习俗。北方天寒，冬至“入九”之后，同僚和挚友们每逢“九”日即相互邀请，举办不同规模的雅聚，人数必取“明九”或“暗九”（即9的倍数，如18、27等），大家坐在火炉旁用餐和饮酒的同时，进行吟诗作画，而酒令、餐品和诗画也都要与“9”有关，消解寒气的同时更兼遣心娱情，堪称苦寒时节的一大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