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

书法是指文字的书写艺术，特指以毛笔表现汉字而形成的艺术形式。经过长达数千年的发展，书法艺术形成了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书体。

书法包括用笔、结构、章法、墨法等艺术表现手段。用笔包括书写时的笔法、笔力、笔势、笔意等艺术技巧。笔法是指起笔、收笔、圆笔、方笔、中锋、侧锋、露锋、藏锋、提按、转折等用笔的方法；笔力指笔画所蕴涵的内在力量；笔势指用笔时所形成的气势；笔意指笔画线条所表现的情感、意趣。书法的结构又称结字、结体或间架，是从美观角度对字的笔画进行组合的艺术技巧，它受文字的结构规律和作者的审美情趣影响，表现形式有虚实、疏密、欹侧、匀称、和谐、聚散、呼应等。章法是通过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合理安排使作品看上去完美和谐的艺术技巧，在各种书法中最注重章法的是草书和行书。用墨是指用不同笔、墨、纸组合产生不同的效果的技法，方法有：浓墨、淡墨、干墨、渴墨、湿墨、枯墨、涨墨等。

书法是中国独特的艺术形式，是世界艺术史上独树一帜的巨大创造，体现着中国人独特的哲学思想和审美情趣。它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上，形成许多著名的书法流派，产生了灿若群星的书法家，留下了难以尽数的书法珍品，这些珍贵的文化艺术遗产，不仅有巨大的审美价值，也有着巨大的文化和历史价值。

书体

书体是指书法的基本字体，主要有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篆书包括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战国篆书和秦代小篆，秦代小篆是其代表。小篆是在大篆（籀文）的基础上发展简化而成，特点是结体圆长，笔画粗细匀称，不露锋芒，线条美观。代表作有秦李斯所书《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隶书又名佐书、史书，盛行于汉代。隶书的特点是左右舒展，笔画波磔，是一种具有装饰趣味的字体。代表作是汉朝的一些碑刻，如《张迁碑》、《史晨碑》和一些简牍作品。历代隶书名家有唐代史惟则、韩择木，清代金农、邓石如等。楷书又称正书、真书，是隶书的变体，盛行于唐代。它的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有严格的法度。代表作有《颜勤礼碑》、《神策军碑》等。楷书名家有曹魏的钟繇，唐代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草书的特点是狂放，用笔大起大落、连绵不断、一气呵成。名家有唐代张旭和怀素，代表作《肚痛帖》、《自叙帖》等。行书又称行押书，特点是简易、流畅，活泼自然。名家有晋代王羲之，宋朝的苏轼、米芾，元朝的赵孟等，代表作是《兰亭序》、《祭侄文稿》和《黄州寒食帖》。

隶书与分书

隶书相传为秦末程邈在狱中所整理。隶书是把小篆删繁就简，笔画由圆转变为方折，线条出现波磔的字体。出现于先秦，成熟于东汉。我们现在学习的汉隶著名碑刻大都是东汉晚期的，如《孔宙碑》、《华山庙碑》、《礼器碑》、《张迁碑》、《乙瑛碑》等。

分书又称“八分书”，历来解释纷纭，比较公认的说法是，隶书的字形像“八”字分布，所以称隶书为“八分书”，又称分书。

隶书继承了篆书的曲线美，创新出了隶书特有的“波磔”笔画的线条美。

隶书是与汉代其他文化艺术同步的，它的最主要特点是：大气，厚重，生动，而且不乏精致。汉代是隶书艺术的高峰，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风格，大致可分为遒劲凝炼、飘逸秀丽、工整精严、端庄博雅、古朴厚重、奇逸恣肆等。

草书

草书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章草最早形成于汉代。当时通行的是草隶，即草率的隶书，又名“隶草”、“古草”，其后发展成为“章草”。正如刘熙载《艺概·书概》所说：“解散隶体，简略书之，此犹未离乎隶也。”“章则劲骨天纵，草则变化无方。”至汉末，张伯英（芝）把章草里面的隶书笔意省去，将上下字体之间的笔势连带、偏旁连接，从而创造出了“今草”。唐代的张旭、怀素在“今草”的基础上，写得更加狂放不羁，称之“狂草”。欣赏草书时要注意：

1.观气象，草书是最能体现人的气质、情感及精神风貌的书体，以有高情逸韵为上，潦草粗俗为下。宋代米芾曰：“草书不入晋人格，辄结成下品。”可为参考。

2.观笔墨，草书是典型的线条艺术。不论中锋、侧锋，方笔、圆笔，都要内含情致，外具形质。墨法则要浓淡润枯，五色焕发，俱见神采。

历来人们形容草书佳作都说是“笔走龙蛇”，美术上称为蛇形线，那么蛇形线有什么样的艺术魅力呢？英国画家荷加斯通过各种线条类型的美学研究，认为：蛇形线赋予美以最大的魔力……蛇形线是一种弯曲的并朝着不同方向盘绕的线条，能使眼睛得到满足，引导眼睛去追逐其无限多样的变化……这不仅使想象得以自由，从而使眼睛看着舒服……它是动人心目的线条。

章草

章草是一种隶书的草写。它是从秦代的草隶中演化出来的新书体。西汉元帝时史游整理后编写了《急就章》，使这一新书体规律化，这就有了章草书体的范本。它的笔画特点圆转如篆，点捺如隶。一字之内笔画间有牵丝萦带，但是字各各独立。

历史上草书名家都精通章草，章草上通隶书、简牍，下开今草，学习它可以两通。

“目不寓章草，落笔多荒唐。”

这是《章草草诀》中的话，说的是实情。章草奠定了草书的基本规范，如果不经过章草学习，很容易把规范草书写成潦草之书。

章草书法特点：章草省掉隶书的蚕头却保留了雁尾，这雁尾用重笔挑出。

魏碑

魏碑，狭义地说是北魏时期的书体，其实一般指的是广义，即指北朝碑刻，包括了魏、齐、周三朝，直至隋统一南北之前。这是一种隶书过渡到楷书时的书体，属于楷书范畴。它出现于当时的北方，多民族融合、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佛教盛行，造像记发达，从体裁上还包括碑碣、摩崖、墓志。

魏碑书法质朴雄强，粗犷自然，存隶书的雄厚之气，比唐楷多质朴之姿，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康有为对之推崇备至：“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碑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楷书

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是在减省隶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是隶书的变体，其特点是：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始于东汉，盛行于东晋并一直沿用至今。

魏晋之间，凡工楷书者，都称之为善于隶书。《晋书·王羲之传》：“（王）善隶书，为古今之冠。”《晋书·李充传》：“充善楷书，妙参钟（繇）索（靖），世咸重之。”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魏晋钟繇的《宣示表》、《荐季直表》仍存隶书的遗意，然已备尽楷法，公认为正书之祖，其书可为楷书的代表作。

王羲之与《兰亭序》

王羲之（公元303～361年），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著名书法家，被后代尊为“书圣”。王羲之出身声威显赫的东晋士族，曾经官至右军将军和会稽内史，所以又常被人们称作王右军、王会稽。王羲之是个书法的多面手，行草楷隶等各种书体都写得很好，他的楷书学习的是

钟繇的笔法，草书学的是张芝，也曾学习过李斯、蔡邕等人的书法，可谓是博采众长。王羲之的书法圆转凝重，创立出有婉媚风格的今体书风，突破了隶书笔意，有“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美誉，给人以安静优雅的美感。《晋书·王羲之传》评价他说：“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据史料记载，他的书法作品有楷书《乐毅帖》、《黄庭经》，草书作品有《十七帖》，行书作品有《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等。其中他的行书《兰亭序》最具有代表性，被赞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阳光明媚，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饮酒唱歌，赋诗唱和。最后，有人提议将众人当日所做的37首诗，汇编成集，这便是《兰亭集》。之后，大家又推举王羲之写一篇《兰亭集序》。王羲之酒意正浓，于是提笔在纸上畅意挥毫，一气呵成，这就是名噪天下的《兰亭序》。序中记叙了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时的欢乐之情，同时抒发了王羲之对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此贴共28行，342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兰亭序》用笔以中锋为主，从而使其字形有骨气奇高之彩，侧笔优美，曲折有致，有时蕴藉含蓄，有时锋芒毕露。尤其是章法，从头至尾，俯仰开合，疏朗多姿，笔迹似断实连，气韵生动。结体欹侧变幻，错落有致，曲尽其态，尤其是帖中20个“之”字，每字各具情态，无一雷同。《兰亭序》充分体现了王羲之作品飘若浮云、游若惊龙的风格特征。同时他的气度、风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表现。王羲之的《兰亭序》不仅在当时名冠天下，也是后来众多书法家临摹、学习时最常用的版本。

《平安三帖》

《平安帖》是向对方报告平安的消息，且对对方不能参加朋友聚会而表遗憾。《何如帖》是向对方问好的信函。《奉橘帖》是因奉送对方柑橘300枚而致函。

此三帖风格较近，因系家常信件，心平气和，书法温文尔雅。用笔中锋，或逆锋而入，或凌空而下，提笔如小舟沂急流，按笔如凌空坠巨石，结体雍容典雅、遒劲秀逸，布局疏密得宜，富于节奏感。虽然笔势雄强但是不激不厉，有平和庄静之美。全帖结字严谨，富于变化，虚实相间，骨力内涵。转折处方圆兼用，变化多端，如“当、赖、百、得”几个字的转折，个个不同，耐人寻味。

《伯远帖》

清乾隆帝将《伯远帖》列入“三希”之一。王珣（350年 401年），字元琳，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小名法护，王洽之子，王导之孙，而王导是西晋豪门士族之首，执政时号为“仲父”，晋元帝曾经邀请他同升御座。当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马是司马氏。官至尚书令。王珣出身于这样的名门望族，三世均以书法著称，王献之是其族兄弟。

王珣所书《伯远帖》，用笔洒脱自然，峭劲秀丽，潇洒古淡，转折处变化多端；结字近扁方，略带横势。全篇随其本字之形，顺其自然之态，而又通篇和悦，自然一体，有如天成。看笔画，处处平中见奇；章法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每个字都有动态表情，或顾、或盼、或瞻望、或俯视、或回望。字里行间有金子般的精美，宝玉一样玉的温润。每行字距有远有近，有疏有密，行间素地黑白相间得宜，气脉贯通。一切优秀的书法作品，都少不了气脉，正因为它们有连续不断的气脉，一字字、一行行，才能累累如贯珠，圆润流转而又璀璨夺目。

明董其昌跋此帖云：“珣书潇洒古淡，长安所见墨迹，此为尤物。”王肯堂亦跋此帖：“笔法遒逸，古色照人。”

颠张醉素

“颠张”指唐朝书法家张旭，他的草书特点是激情勃发，如狂如颠。“醉素”指张旭的学生怀素和尚，他的草书特点是：圆转飞动，空灵剔透。张旭、怀素是唐代草书书法家中最具创新意识和成就的，他们对传统书法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将传统的草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两人的书法都臻于化境。他们在书法上的创造，使其完全摆脱了实用性而成为一种纯粹艺术。

张旭，字伯高，生卒年不详，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曾担任过长史的职务，因此有“张长史”之名。张旭为人风流狂放，据说他写字前必先喝酒，醉后挥毫，有时甚至用头发蘸墨书写，书法连绵回绕，起伏跌宕，变化无穷，因此被人叫做“张颠”。张旭的草书灵感多来自生活与自然，比如他曾经从公孙大娘的舞剑过程中领悟到书法的新途径，这种擅长触类旁通的学习精神使得他最终在草书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被后人尊称为“草圣”。他的传世草书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

怀素（公元737～799年），俗姓钱，字藏真，永州零陵（今湖南永州）人，自幼出家为僧，是张旭的学生。他擅长草书，喜好饮酒，人称醉僧。每次喝醉后，就挥笔狂书，“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他的草书在张旭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灵动飘逸，变化多端，具有创造性风格。怀素与张旭合称“颠张醉素”，对后世草书影响很大。有《自叙帖》、《藏真帖》、《苦笋帖》、《论书帖》、《食鱼帖》、《律公帖》、《小草千字文》等传世。

《玄秘塔碑》

此碑用笔吸取北碑方笔雄强之势和颜真卿圆笔遒润之法。笔法利落，引筋入骨，寓圆厚于清刚，是此碑最大特色。其书结体严谨，恪守法度，用笔劲健，点画方整，结体谨严而疏朗，章法上行间茂密，为唐楷代表作之一。柳体用笔是“方圆并用”的，如“玄”字的首头用“圆笔”，“宇”字的首点用“方笔”。圆笔：起笔裹锋，不使笔锋散形，收笔一回锋即可，点画呈圆形。方笔：起笔要逆锋，比圆笔多一个转折，就是有两个转折，点画外形呈现出棱角，清刚的风格就形成了。

颜筋柳骨

“颜筋”，指的是唐朝颜真卿的书法，特点是筋力丰满，气派雍容堂正；“柳骨”指的是唐朝柳公权的书法，其特点是骨力劲健。

颜真卿（公元709～785年），字清臣，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曾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平原太守、御史大夫。颜真卿自幼学书，曾得到张旭亲授，并集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形成独特风格。他行楷书俱佳，但以楷书最佳，他的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结体方正茂密，笔力雄强圆厚，笔画横轻竖重；行书则气韵舒和。总的来说，他的书法蕴涵古法，却又不被古法拘束，在唐朝的书法上独树一帜，称为“颜体”。颜真卿创造出极具大唐风度的书体，是盛唐书法创新的代表人物，是书法史上继二王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同时也以高尚出众的人格名垂千古。他的代表作有《多宝塔碑》、《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祭侄文稿》、《湖州帖》等。《多宝塔碑》是颜真卿的成名作，它是由岑勋撰文，徐浩题额和史华刻字，现收藏于西安碑林，书写风格颇有二王、欧、虞、褚的遗风，整篇结构严密，点画圆整，端庄秀丽。

柳公权（公元778～865年），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是唐代与颜真卿齐名的大书法家，并称“颜柳”。曾任翰林院书诏学士、太子太保。他擅长楷书，先学王羲之，后学颜真卿，博众家之长。最终，他在晋人劲媚的书法特点和颜书的雍容雄浑风格之间独辟蹊径，自成一体。他的书法结体紧密，笔画锋棱分明，偏重骨力，书风遒媚劲健，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世人常将其书法与颜真卿相对比，称之为“颜筋柳骨”。他的代表作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金刚经》等。《神策军碑》整体布局平稳匀整，特点是左紧右舒，历来被作为最好的临写范本之一；《玄秘塔碑》的原碑现存陕西西安碑林，这是柳公权传世书法中最为著名的一篇，在楷书中堪称模范。

孙过庭与《书谱》

孙过庭（公元646～691年），字虔礼，富阳人，唐朝书法家、书学理论家。他是唐高宗、武则天时人，不过官职低微。孙过庭博学多才，既是书法大家，也是文章名家。他擅长各种书体，行书学习“二王”，得其精妙，俊拔刚断，笔势坚劲；草书更为有名，以善于用笔著名，隽拔刚折，尚异好奇。他善于临摹古帖，仿写王羲之、王献之墨迹，足以以假乱真。唐代大诗人陈子昂对孙氏的书法造诣推崇备至，在《祭率府孙录事文》中说：“元常既殁，墨妙不传，君之遗翰，旷代同仙。”

孙过庭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理论家，他著有《书谱》一书，对书法艺术的“笔墨利病”“推阐几尽”。认为古今书法在审美趣味上是不断变化的，具体而言便是“古质今妍”，主张学书要“趋变适时”，顺应时代。孙过庭特别重视书法的抒情性，主张书法要“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他反对当时把书法当做秘诀的保守态度，提倡切磋与交流。另外，孙过庭还在《书谱》中对运笔之法进行阐述，所以，唐宋书家也称《书谱》为《运笔论》。《书谱》既是文字宏丽、见解精辟、议论精绝的书法理论；也是姿态横生，妙趣无穷的手书真迹，被后人视为书论双璧。《书谱》通篇以圆笔为基础，方圆兼备，开合有度，既含蓄蕴藉，令人回味，又妍美达情，神采飞扬；运笔不乏珠圆玉润，兼有生辣险绝，真可谓“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宋高宗说：“《书谱》匪特文词华美，且草法兼备。”今人评曰：“文茂、形美、韵胜、力遒、穷变。”实为不可多得的珍品。

宋四家

“宋四家”指的是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四个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

苏轼（1037～1101年），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他的书法继承“二王”传统，但又注意创新。他擅长行书和楷书，其字初看平淡无奇，细看却有浩荡之风，笔法有风骨，变化灵活，代表作品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以及《黄州寒食诗帖》等。

黄庭坚（1045～1105年），北宋诗人、书法家。他兼擅行书和草书。以侧险的笔法取势，字形瘦劲，其代表作有《松风阁诗》、《黄州寒食诗跋》、《花气熏人帖》等。

米芾（1051～1107年），是一位独具个性的书法家，其作品遵循法度，但又有潇洒奔放的态势，作品呈现出淋漓痛快的风格，传世作品包括《苕溪诗卷》、《蜀素帖》等。其中《蜀素帖》是米芾的著名佳作，此书用笔纵横挥洒，方圆兼备，刚柔相济，藏锋处微露锋芒，露锋处亦显含蓄，长短粗细，体态万千，充分体现了他“刷字”的独特风格。章法上，紧凑的点画与大片的空白强烈对比，粗重的笔画与细柔的线条交互出现，流畅的笔势与涩滞的笔触相生相济，动静达到了完美结合。结字也俯仰斜正，变化极大，并以侧欹为主，表现了动态的美感。另外，由于丝绸织品不易受墨而出现了较多的枯笔，这恰使得通篇墨色有浓有淡，更精彩动人。

蔡襄（1012～1067年），在宋代书法发展史上起到过关键性作用。浑厚端庄、淳淡婉美、气息温雅是他书法的最大特点。他的传世代表作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蒙惠帖》等，此外还有碑刻珍品《万安桥记》、《昼锦堂记》等。

《黄州寒食诗帖》

《黄州寒食诗帖》的内容为作者自作诗，诗作是苏轼罹难文字狱后被贬黄州，生活困顿潦倒的真实写照。该帖为手卷形式，其用笔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可谓“端庄杂流丽，刚健复婀娜”，故有“苏书第一”之称。

诗文全篇洋溢着起伏的情绪。诗写得苍凉惆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苏轼将诗句中的心境情感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连，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难怪黄庭坚为之折服，叹曰：“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黄州寒食诗跋》）董其昌也有跋语赞云：“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余卷，必以此为甲观”。《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品，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

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年），晚明杰出书画家、书画理论家和收藏家，“华亭派”的主要代表，人称董华亭。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上海松江人，曾经官至南京礼部尚书。

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中，行草的造诣最高。董其昌的书法融晋、唐、宋、元名家风格为一体，用墨讲究，用笔精到。其书力追古法，笔画显得非常古朴，自成风格，飘逸潇洒，大气空灵。董其昌的书法，精于“六体”和“八法”，可谓集大成于一身，在当时声名远播。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推崇董其昌的书法，将其视为正宗而常常临摹欣赏，引得当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疯狂热潮。作为一位书画理论家，他虽然没有留下书论专著，但我们能从他众多题跋中看到他的书法主张。他以韵、法、意的概念对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进行评论，这是书法理论史上的创见。董其昌的传世书画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倪宽赞》、《前后赤壁赋册》等。

石鼓文

石鼓文，也称猎碣，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唐朝时候，人们在陕西凤翔发现了战国时代石刻文，冠之以“石刻之祖”的名号。石鼓文所记录的是描述秦国国君游猎的10首四言诗，分别刻在10个鼓形的石头上，所以人们将它们叫做石鼓文。

具体而言，石鼓文的字体基本上为大篆，这种字体比甲骨文、金文的笔画更为简化，但比起小篆来，它的笔画和结体要复杂一些，可以说它是由大篆向小篆演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从书法上看，石鼓文横竖折笔之处的特点是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下行则逐步向下舒展开来。细看石鼓文的用笔起止，均为藏锋，笔画圆融浑劲，字体结体严谨，用笔匀称而适中。石鼓文书法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不愧为“篆法之祖”。石鼓文名声远播，是我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宝典，和历代书法家研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比如，我国清代著名的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曾经研习石鼓文，并深受影响，他们在石鼓文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家特有的风格。

石鼓文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但由于年代久远，损毁严重，许多字迹已漫漶不可识辨。目前流传下来的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是明代安国藏的《先锋》、《中权》、《后劲》等，这些均为北宋拓本，现存于日本。

汉魏碑刻

碑刻是一种石刻艺术品，它是古代人们用于记事、铭记、造像、装饰等的物凭。它不仅包括石碑、石棺，还包括石制的门柱、门楣、画像石等。它们记录了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文化、艺术、民族往来、宗教活动等方面的情况。汉魏碑刻主要以墓碑为主，书体几乎都是隶书，其内容主要有记录逝者的生平事迹，描绘生活中的一些琐事，纪念一些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或节日。汉魏碑刻风格多种多样，既有结体方正，转折整齐，用笔沉郁雄厚，古朴豪强的风格；也有细腻清秀，结体内敛，端庄秀丽的风格；还有点画俯仰，错落有致，典雅华美的风格。

西汉时期较为有名的碑刻有北陛石、五凤刻石、王陵塞石等。其中五凤刻石尤为著名，它是鲁孝王修建宫室完毕时而做的具有纪念性质的碑刻，所以又名“鲁孝王刻石”。此碑体式方整，笔画丰富，风格端正。东汉时期碑刻较多，著名的有朴厚劲媚、方劲沉着、力气雄健的《张迁碑》；法度森严、瘦劲刚健、气韵静穆、典雅秀丽的《礼器碑》；娟秀清丽、结体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的《曹全碑》；丰美多姿、神采飞逸、疏密匀适、气韵灵动的《史晨碑》；结体宽阔、笔画肥厚的《衡方碑》，等等。曹魏时期著名碑刻有《孔羡碑》、《上尊号碑》、《范式碑》等，它们大多书写方整，气度庄严。此外，曹魏时期还有一些风格端庄秀丽，具有自然意趣的碑刻，如《黄初残碑》、《鲍捐神坐》等。汉魏碑刻既是一种风格独特的书法作品，同时它也展现了我国书法演变的历史。

大盂鼎

大盂鼎，又称“盂鼎”，它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重器之一，也是西周康王时期著名的青铜器之一。它是在清道光年间从陕西岐山县出土的，曾经数度流离，几经辗转，解放后，被收藏者捐献给国家，如今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大盂鼎为西周大型鼎器，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有153.3公斤重。鼎身的口沿下有饕餮纹带的装饰，底下的三足上，则有兽面纹的装饰，此外还有扉棱纹饰。大鼎体现出精良高超的制作工艺，整体造型流露出雄伟凝重的万端威仪，堪为世间珍宝。大盂鼎的内壁有长达291字的铭文，记述的内容是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和周武王的立国经验，任命盂来管理兵戎，并赐美酒、命服、车马和奴隶的事情。这段铭文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为史学家研究周朝的奴隶制度提供了依据。铭文整体布局严谨，用笔方圆兼备，有端庄凝重的风格，艺术味道浓厚，是西周青铜器中非常罕见的艺术精品。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珍贵的文物。所谓大盂鼎，是与小盂鼎相对而言的，它们同时出土，但遗憾的是小盂鼎原器已失，仅存铭文拓本。

《墙盘铭》

这是西周中期青铜器铭文比较长的。铭文为史官墙的手笔，有史料价值。史墙用近三百字的篇幅记述了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重要史迹以及自己的家世。其书笔画圆润遒美，结体均衡，通篇风格端庄静穆，在端庄中又有活泼灵动之感，章法齐整，行气贯通，显得婉丽和谐，是共王时代金文的佳作。

一篇书法艺术，不仅有每个字的美，还要有整体的感人气象，如果通篇气象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那就可称之为经典，《墙盘铭》就是这样的经典。

《散氏盘铭》

《散氏盘铭》厚重质朴，结字寓奇于正，蕴巧于拙，字里行间洋溢着壮实豪迈的气象。全篇气韵生机勃勃，体势错落摇曳如珊瑚碧树交相辉映。章法潇潇洒洒，在自然而然中达到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其风格雄奇健美，而又给人一种自由活泼的艺术感受。在众多金文中，此铭文书法极富个性，能体现出书写者的情趣。线条浑圆有力且有稚拙之趣。结体开阔却更显出茂密蓬勃的生机。

在周代金文中，《散氏盘铭》得到书法界的高度重视。近世很多大书画家都坚持临写它，如刘海粟先生在九十多岁的时候还在写《散氏盘铭》，他的书画浑厚朴茂的风格明显得益于此。

《毛公鼎铭》

《毛公鼎铭》是西周宣王（公元前827 前782年）时金文，498字，是先秦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鸿篇巨制。内容记天下四方动乱，周王命毛公忠心辅佐国事，并赐予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铭文书法精严细密，圆劲遒美，结体劲健，井然有序，通篇布局有若群鹤游天，蛟龙戏海，气势流贯磅礴，神采绚丽飞动。正如郭沫若所赞：“铭全体气势颇为宏大，泱泱然存周宗主之风烈。”全文笔画圆匀均衡，首尾如一，不露锋芒，是为金文书法的经典。

清李瑞清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秦书八体

书法史上所谓“秦书八体”是：1.大篆，即籀书，是西周时期一种文体；2.小篆；3.刻符，是官方常用于军事调度的符信，刻于金银、铜、玉上，剖分为两半，彼此各持一半；4.虫书，是在书写幡旗和刻在青铜器上的象征性的虫、鱼、鸟图画文字，其实是装饰性的金文美术字；5.摹印，是制印的一种书体；6.署书，是题写门上匾额用的书体，亦称“榜书”；7.殳书，殳为兵器，这类书体是刻在干戈上的字体；8.隶书，是在秦篆的基础上，为书写公文方便，人们创造的一种今文。

《泰山刻石》

《泰山刻石》现在仅存29个字，对于它的真伪，近世以来颇有争论，多数学者认为它虽然历经辗转，但历史清楚，当系真品。

这是秦始皇东巡时为“颂秦德而立”，据说是李斯所书，文字显示出秦统一天下以后，“书同文”所产生的极为规范的风格，字体平正，笔线均匀流畅，字呈长方形，端庄有致，字形的结构与黄金律暗合。而且它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雄浑朴厚的艺术特点，用笔劲健，风格大气，这是标准的小篆书法，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典范。

《琅邪台刻石》

《琅邪台刻石》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经历两千多年的风雨，此石已经风化剥蚀严重；唯西面13行86字清晰。文为小篆，系秦代原石，极为珍贵。作为体现出秦王朝大一统风范的典型的小篆石刻，其书刻严谨，气魄宏大，有雄视天下的气概，书风庄严，这是最经典的传世小篆作品，真正的秦代石刻，传为李斯所书。

在肃穆神秘而又多姿多彩的金文之后，小篆以一种全新的庄严面貌走上了历史舞台。

《峄山刻石》

《峄山刻石》传说被魏太武帝所推倒，又被烈火烧毁，唐代时有木刻翻版。杜甫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的诗句，可惜唐木刻本也失传了，我们也不知道肥成什么样。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郑文宝据南唐徐铉摹本重刻于长安，世称《长安本》。清杨守敬跋《长安本》说：“笔画圆劲，古意毕臻，以《泰山》29字及《琅邪台碑》校之，形神俱肖，所谓下真迹一等。”《峄山刻石》用笔婉转流畅，均匀端正，实为李阳冰、徐铉篆书的先导。

如果说《峄山刻石》毁于野火真是遗憾，那么，战国烽火所毁的各国文物更可痛惜，看着这整齐如一的秦风小篆，想想那周代金文的郁郁文彩，楚文化的瑰丽雄奇，丰富多彩的先秦文化更值得我们追寻！

秦诏版

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以后，诏令全国统一度量衡制度，在统一制造的度量衡器上都刻上相关诏书，或者镶嵌上刻有诏书的铜诏版，这就是秦诏版。

这组书法，是凿刻出来的，所以笔线刚劲方折；竖有行，横无列，每行多弯曲，其书法字体大小不一，或二字仅占一字之格，或一字独占二字之格，极富情趣。其结字亦奇正间出，不拘成法，用笔长短疏密，任意安排，有“如水在方圆之妙”（虞世南《笔髓论·契妙》），具有一种自然适意的朴素质实之美。

与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式的刻石小篆不同，这些刻在诏版、铜量和权上的小篆完全是用于公示的应用文，所以通篇字写得质朴大方，不拘泥于形式，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出秦代行政风格中务实的一面。

礼器碑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也叫韩敕碑，刻制于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现被山东曲阜孔庙所保存。这块碑四面都有刻字且均为隶书。碑阳面有16行字，每行36字，碑后、碑阴及碑的两侧都有题名。从书法艺术上讲，这是一件非常具有艺术性和专业性的作品，是公认的隶书的规范。

礼器碑上所刻的书法显得端庄工整，字体大小匀称、符合规矩、严谨端正、风格肃穆。笔法以方笔为主，然而方中寓圆，横向笔画显得绵延不绝，中部显得略高，整体呈现出雍容宽厚的特点。在细节上，字的点画提按幅度较大，细画看起来坚如钢丝。笔道瘦劲而不失刚健，显得非常富丽典雅，体现出汉隶鲜明的厚重风格。其中，碑的后半部以及碑阴所刻的内容是最精彩的部分，艺术价值极高，被认为是汉碑中的经典之作。礼器碑的书法艺术和刻工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虽是刻写，但纯化了书写的意味，尽现出汉代墨迹自信爽快的韵味。此碑的文字书法对唐代楷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

史晨碑

“史晨碑”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庙，全称“鲁相史晨祀飨孔子庙碑”。由于该碑前后两面都刻有碑文，前面的叫“史晨前碑”，后面的叫“史晨后碑”，因此又称“史晨前后碑”。

“史晨前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三月，碑高七尺，宽三尺四寸，碑文用隶书写成，共有17行文字，每行36字。“史晨后碑”于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四月刻成，高宽尺寸同前碑一样。碑文也是由隶书写成，共有14行，每行36字。前后碑字体如出一人之手，相传为蔡邕所刻写。前碑记载鲁相史晨祭祀孔子的情况，后碑记载孔庙祀孔之事。“史晨碑”为著名汉碑之一。碑字结体方整秀润，紧密有序；线条圆融，有曲有直，劲健有力，点画匀称整齐，圆中有方，变化极为自然；笔势中敛，波挑左右开张，神采飞逸；行笔圆浑淳厚，有端庄肃穆的美感，其挑脚虽已流入汉末方棱的风气，但仍有姿致而不板滞。整体章法疏密匀适，行伍整齐，和谐统一，给人以一丝不苟、端庄典雅的美感。“史晨碑”上的隶书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典型，深得后人赞扬。明代郭宗昌称其“可为百代模楷，亦非后世可及”。清代的万经在他的《分隶偶存》中说“史晨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步伍整齐，凛不可犯。”方朔也说“史晨碑”书法具有宏深、沉古而遒厚的风格特点，是八分（即隶书）正宗。

《曹全碑》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碑在陕西西安碑林。此碑书法风格属秀丽一格，平和简静，内清刚而外俊美，有人说它如少女簪花，十分文静秀雅可爱，又有人说它如雅人高士，潇洒自如，风流自赏。其笔画圆润而精气内含，从容飘逸如行云流水，风神颇为俊逸。其结构匀整，秀美多姿，间有狭长之笔，变动灵活，饶有篆意。所有的线条都是中锋用笔，显得十分精美，在美学上属于优美的范畴。此碑在众多以厚重雄强为特点的汉隶中显得分外引人注目，历来极负盛名，被人们视为临习汉隶的上乘范本。

张迁碑

“张迁碑”，全称为“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碑于山东东平县，现陈列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此碑高2.7米、宽1.15米。碑文记载了张迁的政绩，是张迁旧部韦荫等人为追念他的功德而立，碑文用隶书写成。碑正面15行，满行42字，共567字，刻有捐钱人姓名和钱数。碑背面3列，上2列各19行，下列3行，共323字，刻立碑官吏41人名及出资钱数。碑额为篆书2行12字：“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

“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极高。此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在众多的汉代碑刻中，此碑以古朴、厚重、典雅取胜，字里行间流露出率真之意，具有民间朴质之风，格调峻实稳重，堪称神品。它起笔方折宽厚，转角方圆兼备，运笔遒劲而曲折有力，落笔稳健。与东汉其他碑刻相比另具一番气象。它的线条粗细相间，对比鲜明，且能随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粗线条粗犷有力，厚实奔放；细线条含蓄深沉，内敛雄浑。其字体结构扁平匀称，端庄大方。每个字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之间非常和谐，讲究相互交错穿插，变化极为丰富。结体上已显露其对空间构筑的关注，如“兴”字的左右对称，“铭”字的左疏右密，等等。在隶书的形成过程中，笔法由圆变方，“张迁碑”可谓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同时，“张迁碑”在结构、笔画、结体上的一些特色，孕育和开启了后世楷行、草书新书体之先河。

《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编刻于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下令编纂而成，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大型名家书法集帖，又叫作《淳化秘阁法帖》，简称《阁帖》。这个书帖总共10卷，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丛帖，它被誉为“法帖之祖”。历来备受人们喜爱，并深深影响了后世的书法。《淳化阁帖》收录的书法墨迹、作品，代表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书法的最高成就。这部法帖中，共收103位作者的420篇作品，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集帖的第一卷收录了先秦到唐朝共19位帝王的书法作品，其中有东晋明帝司马绍的《墓次帖》，还有康帝司马岳的《陆女郎帖》，还有哀帝司马丕的《中书帖》等。本帖的第二、三、四卷收录的是历代名臣书法作品；第五卷则收录的是古代诸家法帖；第六、七、八卷，收录的是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墨迹；第九、十卷，收录的是王献之的书法墨迹。据说，此贴在宋代是木版刻印。由于收录者的鉴赏能力有限，因此所收录的作品真假优劣版本杂陈，而且错乱失序。

流传下来的摹本中，都以摹刻、翻刻居多，在这其中，较为著名的版本是顾从义本、潘允亮本等，因为这个集帖，先人的书法作品才得以流传千古。

《三希堂法帖》

《三希堂法帖》，全名《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它始刻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完成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十七年（1752年），宫廷再次组织人员，精心挑选出历代的名人法书，集合成为五卷，将其摹刻在石上，使这本法帖最终完成。

这部法帖总共收集了从魏晋钟繇开始，直到明代董其昌等在内的130多位书法名家的书法真迹，总篇目有340多种，这已经成为书法爱好者学习书法和练习的“圣经”，它代表的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同时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三希堂法帖》在历代官私所刻丛帖中是规模最大的一种。它卷帙宏大，卷数多达37卷。选编者都是重量级人物，由乾隆皇帝亲自编选并挑选编刻者，入选作品都是各个时代当时最著名的书画家的墨宝，有梁师正、蒋溥、嵇璜、汪由敦、董邦达等人的作品。是中国书法艺术宝库中的珍宝。

“永字八法”

“永字八法”是前人总结书法书写规范和用笔的一种方法。据说是张旭提出的，也有人说是蔡邕或王羲之提出的。“永字八法”就是“永”字的8个笔画，它包含了中国汉字最基本的几种笔画。相传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经花费了几年的时间，专门写“永”字，认为写好它，就能写好所有的字。

“永字八法”的第一画是点，称为“侧”，意思是以侧锋落笔，势足收锋；第二画是横，称为“勒”，要逆锋落纸，缓行争勒；第三画是直，称为“努”，须中锋落笔，直中有曲；第四画是钩，称为“趯”，要顿笔停锋，突然提笔，力集于笔尖；第五画是仰横，称为“策”，发笔舒展，结笔有力，需轻抬而进；第六画是长撇，称为“掠”，起笔有力，必须快而准，出锋干净利落；第七画是短撇，称为“啄”，左撇用力，如同鸟啄食般的力道和气势；第八画是捺，称为“磔”，落笔要轻，徐徐而有力。“永字八法”是中国书法笔画的根基，初学者练好这些基本笔画后，便可以掌握汉字书写的精要。因此，“永字八法”经常被人们当成“书法”的代名词。

中国印章

中国印章，又称“图章”。随着时代的推移和使用者的不同，中国印章也有不同的称呼。秦以前印章被称为“玺”。秦统一六国后，皇帝所用的专称“玺”，多以玉做成，故后世有“玉玺”之称，而一般人所用的印章称为“印”。至汉代，皇帝、皇后等人所用印章仍称为“玺”，民间所用的印章则称为“现章”、“印信”等。唐代称印章为“宝”。宋元以来先后把印章称为“记”、“未记”、“关防”、“图章”、“花押”等。

古代印章主要分为两类：官印和私印。此外还有殉葬用印、辟邪印等。印章的形制主要有一面印、两面印、多面印，等等。印章的制作方法主要包括拔蜡、翻砂、凿印（用刀凿刻的）、铸印（用铜浇筑的）四种方法。印章的制作材料，古代多用铜、银、金、玉、琉璃等为印材，后有牙、角、木、水晶等，元代以后盛行石章。刻印印章的文字主要用篆书，秦汉多用大篆，宋元以来多用小篆，近代以来也有用楷书、行书、隶书入印的。印章上镌刻成凸状的印文，称为“阳文”或“朱文”；刻成凹状的印文，称“阴文”或“白文”。刻在印章顶端的文字称为“顶款”。印章文字的布局遵循“分朱布白”的规则，讲求虚实疏密适度、和谐。印章上除了镌刻文字外，还有刻图案的。印章的产生和使用虽然有很长的历史，但把印章作为一种书法艺术品来欣赏和创作却是从宋元开始的。宋元以前的印章主要以实用为主，明清以来印章艺术逐渐演化成为篆刻艺术。

篆刻

篆刻又称为“玺印”、“印”或“印章”等，是用篆书刻成的印章，是一种特有的传统艺术和实用艺术品。篆刻艺术是书法、章法、刀法三者完美的结合。在一方印中，既有书法笔意，又有绘画构图，还有刀法雕刻，可谓“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篆刻在两千多年中出现了两个高度发展的阶段。一是战国、秦汉、魏晋六朝时期，被称为“古代篆刻艺术时期”，其用料主要为玉石、金、牙、角等。这一时期尤以汉代玺印为代表。汉印结体简化，笔画平整方直，并以鸟虫书入印，装饰性很强。汉代铸印庄重雄浑，凿印健拔奇肆，成为后世篆刻艺术的重要渊源。

二是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篆刻艺术大放异彩。明代中叶，印章由实用品，或书画艺术的附属品，发展为一门独立的篆刻艺术。自从明篆刻家文彭之后，篆刻艺术繁荣起来，形成了徽派、浙派、皖派等很多篆刻流派，出现了何震、程邃、丁敬、邓石如、黄牧甫、赵之谦、吴昌硕等篆刻艺术家。

篆刻家文彭

文彭（1498～1573年），字寿承，号三桥，别号渔阳子或三桥居士，著名书画家文徵明的长子。文彭曾经担任南京国子监博士之职，因此也被世人称作文国博。他是一个艺术上的全才，能书擅画，尤其善写墨竹，其风骨直追宋代文同。他的山水画也别有韵味，比如《桐阴壁暑图》，很有他父亲的画风。但是，作为一个彪炳千古的杰出艺术家，文彭最大的贡献在篆刻。

早期，中国篆刻主要在于实用，宋元时期，虽有了艺术化的苗头，但并未发展起来，到了明中叶，文彭提出一系列的篆刻理论，并积极实践，引导时风，从而使篆刻成为一门与书法、绘画并立的独立艺术。

文彭在篆刻艺术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下几个方面：第一，他主张改革时弊，提出“复古出新”的理论，追求高雅古朴，力主恢复秦汉古印简括、空灵、平正、端庄的自然古朴的风格。第二，在具体的方法上，又提出以“六书为准则”的主张，把印章中的“刀”与书法中的“笔”结合起来，意义重大。第三，实践上，文彭继承汉印传统，“直接秦汉之脉”，结字秀丽典雅，简洁圆润，古朴自然；刀法明快自如，既体现笔意，又颇见刀味；章法安排也颇具匠心，并开创了在印侧用双刀法刻边款的先例。第四，治印运用新材。文彭首创以青田冻石为印材进行刻印，使石质印材被广泛使用。总之，文彭的理论和实践，丰富了篆刻艺术的观赏内容和审美标准。由于文彭的影响，篆刻艺术“一时靡漫，畅开风气”，文人治印，风气大盛。文彭也以精湛的技艺和独特风格，开创了印学史上第一个流派“吴门派”。故而，他被奉为文人篆刻流派的开山鼻祖。

徽派篆刻

明代初期，徽州印坛充斥着极为庸俗怪异的风气，经常有篆刻者擅自杜撰篡改篆字形义，使得篆刻艺术和作品极为混乱，作品芜杂。到了明中叶，著名篆刻家何震认为，作篆治印的关键在于用笔运刀的方法，建议篆刻章法要整齐、活泼。他本人能娴熟地把握刀与石的性能，做到刀随意动，意指刀达。他的篆刻作品刀法猛利，气势宽宏，具有汉印的雄健风貌。此外他还注重刀法与书法、内容与风格的和谐统一，一改当时的怪异风格，使人耳目一新。何震的创新很快得到社会认可，人们开始追捧研习。由此，何震开创徽派篆刻。

何震的篆刻风格流风甚远，后世徽派篆刻名家辈出，其中苏宣的典雅雄健、金光先的浑朴静穆、汪关的平和清丽、朱简的生涩刚劲、江臣的秀劲苍润、胡正言的端重工稳，但都不失徽派的崇古思想，注重学养并追求雅逸平和的审美意趣。清代中期，徽州人程邃、汪肇龙、巴慰祖、胡唐，继承了前辈篆刻家的诸多优点，并在掌握众家之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自成一体，人称“歙四子”。晚清时期，黟县黄士陵崛起，并以其深厚的金石学修养，再创新意。

浙派篆刻

浙派篆刻又叫做“浙江印派”，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篆刻流派之一。清代乾隆年间，浙派篆刻崛起于中国印坛，与徽派一起成为清代时期主要的两大流派。它有深厚的传统基础和完整精湛的技法，蕴含着巨大的艺术能量。

丁敬是浙派篆刻的创始人，著有《武林金石录》。他最为擅长篆隶，创造了“古拗哨折”的篆刻风格。他的篆刻艺术在广泛撷取秦汉印章、元明诸家精华的基础上，去除了明人书坛上的不良习气，是入古出新的创举。此外，他在运用篆法、刀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作品篆法去繁就简，参以隶法；在印文体势方面，则体现出平方正直和方圆互参的风格，颇显出简古平淡的韵味，高古含蓄，最得汉印精神。这种苍劲质朴、古拙浑厚的风格引领了浙派篆刻的形成，也成为浙派篆刻的主要面目。丁敬稍后，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等篆刻名家崛起，因他们与丁敬都是杭州人，篆刻风格相近，所以人们把他们合称为“西泠八家”。再后来，凡是在篆刻艺术上继承这种风格的篆刻家都被称为“浙派”。浙派在篆刻史上传承200多年，影响深远。

文房四宝

中国书法的材料和工具是由笔、墨、纸、砚构成的，因而人们通常把它们称为“文房四宝”，意思就是说它们是文人书房中必备的四件宝贝。

笔，主要是指毛笔。毛笔的最早使用者是秦代的蒙恬。毛笔的种类甚多，现在所使用的主要有紫毫、狼毫、羊毫及兼毫四种。“紫毫笔”，就是取野兔脊背之毫制成，因色呈黑紫而得名。“狼毫”，就字面意思而言，是指以狼毫制成的笔。古代也确实有用狼毫制成的毛笔，但今天所称的狼毫，是用黄鼠之毫做成的。“羊毫”，是指以青羊或黄羊之须或尾毫制成的毛笔。“兼毫”，是指合两种以上之毫制成，依其混合比例命名，如三紫七羊、五紫五羊等。

墨，分为天然墨、半天然墨和人工墨。天然墨、半天然墨主要是指石墨，多在汉代以前使用；人工墨主要是指松烟墨和油烟墨，它们出现在汉代，至今仍在使用。松烟墨是用松枝烧烟加工制成，其特点是颜色乌黑，无光泽；油烟墨是用桐油或添烧烟加工制成，其特点是色泽黑亮，有光泽。在墨锭当中，泛出青紫光的最好，黑色的次之，泛出红黄光或有白色的为最劣。

纸，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根据造纸的材料和吸墨功能的强弱，纸可以分为两大类。以木头为材料制成的纸，吸墨较强，以宣纸类为代表，如彷宣、玉版宣。由于宣纸较为昂贵，后来又出现了毛边纸、元书纸与棉纸等。用竹子制成的纸吸墨性较弱，以笺纸类为主，如澄心堂纸、泥金笺，还有今天的洋纸。

砚，是磨墨用的工具。根据制砚材料的不同，砚可以分为石砚、陶砚、砖砚、铜砚、玉砚等种类，最常用的还是石砚。从古至今，最负盛名的砚是广东产的端砚和安徽产的歙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