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狐

董狐，春秋时晋国史官，是秉笔直书的典范。《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无道，赵盾屡次劝谏，不但没有结果，反而给自己招来杀身之害，于是被迫出逃。他的族弟赵穿带兵杀掉了灵公，这时赵盾尚未走出国境，听到消息后返回。任太史的董狐这样记载此事：“赵盾弑其君。”赵盾认为不应当这样记。可是董狐坚持这种史录，因为赵盾身为正卿，在还没有越出国境之前，原有的君臣关系就依然存在，而赵盾却不起兵讨伐弑君的人，就是没有尽到忠君的职责，那就应当承担这弑君的责任。后来，这种不阿权贵、敢于直录的史家精神被称为“董狐直笔”。

司马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87年后），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家学渊源深厚，曾师从著名学者孔安国和董仲舒，青年时期曾游历四方，这些都为他日后修史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据司马迁自叙，其祖先早在西周时期就世任史官，到汉武帝时，司马谈出任太史令，又恢复了先祖的职业。太史令是掌管文史星历等皇家档案的官职，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珍贵文献资料。司马谈有志编撰一部古今通史，但是这一愿望未曾实现，于是在临终的时候教谕儿子司马迁若可继任太史令，当牢记此事于心中。不久后，司马迁继承了太史令的职位，开始着手编写这部史书。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军三万攻打匈奴，结果惨败而归，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仓促逃回。李陵当时任骑都尉，率兵五千与匈奴单于亲自带领的三万人作战，李陵指挥这五千步兵杀掉了匈奴的五六千骑兵，单于增调更多的人马过来，但仍未能制伏李陵，于是准备撤军。这时汉营有一个士兵叛变，将汉军的内部情况告知匈奴，并且说李陵没有援军，于是单于继续围困，李陵终因寡不敌众，被擒而投降。消息传到朝廷，汉武帝非常震怒，众多大臣也落井下石，谴责李陵。司马迁虽然与李陵没有深交，但是因据李陵素有“国士之风”、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的表现而推断李陵的投降实是出于无奈，将来必定伺机报答汉朝，并且说李陵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汉武帝以为司马迁的这番辩护是有意贬低其宠妃的哥哥李广利，因而勃然大怒，将司马迁投入狱中。不久有传闻说李陵率匈奴军队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将李陵的全家处死，司马迁也因此被施以腐刑。不仅如此，在狱中司马迁还遭受了百般折磨，“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报任安书》）。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羞辱，使得司马迁痛不欲生，但是想到父亲的遗志还没有完成，自己此前做的那些著史的准备工作还没有结果，遂忍辱负重，坚强地活了下来。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司马迁因而得以出狱，此后，发愤著书，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这就是后来享有盛誉、彪炳千秋的《史记》。

刘向

刘向（公元前77～前6年），原名更生，字子政，中年后改名向，沛县（今属江苏）人。刘向是汉代皇族，但不是嫡系，12岁时入宫为辇郎，20岁时任谏大夫，后累官至给事中。汉元帝时，宦官专权，外戚乱政，刘向数次上书弹劾，遭致两度入狱，并被贬为庶人。汉成帝即位后，刘向被重新起用，任光禄大夫，是皇帝的近臣。这时，太后王家已经权倾朝野，而赵皇后、卫婕妤两家也争宠弄权，汉王朝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刘向多次进言，汉成帝虽然懂得其中道理，但是自己已经奈何不得业已控制了朝政的外戚王家。刘向死后15年，刘姓汉室终于为王家所取代。刘向是西汉时期重要的经学家、文学家和目录学家，编写了中国最早的目录学著作《别录》，并且编纂有《列女传》、《说苑》、《新序》等多种文史著作，为整理古代典籍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班固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右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家境丰裕，并且有着良好的文化氛围，父亲班彪是著名的史学家，曾致力于续写《史记》，班固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幼就喜欢文史，博览群书，精晓百家之言，在13岁的时候被王充叹誉为奇才。然而班彪并未实现自己的志愿，去世时仅留下半部《史记后传》，这没有完成的任务也就交给了班固。班固在家中专心著述的时候被人告发“私修国史”，不仅人被逮捕，书稿也被抄没。其弟班超闻讯后急忙赶到洛阳上书辩白，汉明帝召见了班超，亲自审读了班固撰写的史稿，大为赞赏，并且任命班固为兰台史令，参与编撰国史《东观汉纪》，这为班固创作《汉书》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除长于撰史之外，班固的辞赋也写得相当出色，其《两都赋》是东汉成就最高的大赋作品之一。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开的著名研讨经学的白虎观会议也由班固将结果纂录为《白虎通义》。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参与谋略，并于途中创作了著名的表述军功的《封燕然山铭》。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自杀，而班固与窦宪交情深厚，于是与班固有宿怨的洛阳令借机编造罪名，将其逮捕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和帝知晓后，严厉斥责了逮捕班固的洛阳令，并令负主要责任的官吏抵罪。班固此时还没有完成《汉书》的全部，于是和帝诏请班固之妹班昭来续写尚未完成的“八表”和《天文志》。班固的《汉书》取得了十分杰出的成就。

刘知几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官僚世家，幼时受到正统的文史教育，20岁中进士，长期担任史官，参与编修国史和撰写实录，曾因为主张信笔直录、善恶必书，与把持史馆的武三思等人发生冲突而退出史馆。刘知几将自己对史学的深入体会撰写成中国的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史通》。在《史通》一书中，刘知几详细讨论了史籍的编纂体例与方法，精到地论述了史官沿革、史籍流传以及古史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道出史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的重要观点，创立了“六家二体”、“五志三科”等史学基本理论，提出了许多精辟而大胆的见解，对史学家的著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时人徐坚称赞《史通》：“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

杜佑

杜佑（公元735～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附近）人，生于世宦之家，长期为官，及至宰相，政绩颇丰。杜佑历经玄宗到宪宗的六朝，所处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他亲眼目睹了“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的衰颓，密切关心着唐朝的命运，对朝政的弊端怀有清醒的认识。杜佑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针对时弊，提出节省开支、裁减冗员等一系列积极的政治主张，同时在政治实践上也很有作为，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敬重。出于“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目的和理想，杜佑博览古今典籍和历代名贤论议，考溯各种典章制度的源流，以36年的功力撰成200卷的史学巨著《通典》。《通典》是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专史，不仅开创了后世编著典章制度史的先河，而且也是同类史书中成就最高的一部。

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运城）人，生于官宦家庭，幼时聪慧而嗜学，喜好《左氏春秋》，而破瓮救友的事迹更是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司马光20岁中进士，在朝廷以敢于直谏而闻名，秉持保守稳健的政治态度，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在变法之初，曾恳切地指出新法的种种弊端，而这些不妥之处在新法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也大多表现出来，验证了司马光政治上的远见。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被任为宰相，迅速废除了全部新法，受到朝野普遍的拥护。年轻的时候司马光就有编撰一部通史的想法，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从战国到秦代的《通志》8卷上进宋英宗，英宗诏令将此书续修，并为司马光提供费用，同时增补人员。后来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于是钦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资治通鉴》得以完成，前后历时19年。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可见费心之多和用力之甚。《资治通鉴》全书294卷，共300多万字，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前后1300余年，跨越了16个朝代的史实，是中国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史学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司马光不仅以其杰出的史学成就为人称道，更以其磊落正直堪称典范的人格为民众所敬仰和爱戴，在他去世的时候，汴京曾发动罢市来对他进行缅怀和吊唁。

马端临

马端临（1254～1323年），字贵与，一字贵舆，号竹洲，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其父马廷鸾曾为南宋右丞相，并出任南宋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在父亲的影响下，马端临自幼博览群籍，才学卓异。宋朝灭亡后，马端临隐居不仕，对元朝进行消极的抵抗，后来迫于政治压力，出任慈湖书院和柯山书院院长，晚年时担任台州儒学教授。马端临出于考察历代统治者盛衰兴亡的原因以为当政者提供经验和鉴戒的目的，在唐代杜佑《通典》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史料，详细而深入地考订了历代的典章制度，撰成了又一部典章制度的专著《文献通考》。《文献通考》共348卷，上起三代，下至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分为田赋、户口、征榷、选举、职官、乐、兵、刑、学校、钱币等24个门类，按时代先后排列比较，同时在各条后面加注前人和当时学者名家的相关议论，最后再用按语的形式来阐述自己的见解。马端临的按语，贯通古今，折中恰当，力求从史实出发，做出审慎的结论，许多见解为前人所未有，颇具可赏之处。《文献通考》与《资治通鉴》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一同代表着宋元之际史学领域的高度成就。

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年），苏州府昆山县（今属江苏）人，原名绛，字忠清，清兵破南京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后世尊称为亭林先生。顾炎武生当江山易代之际，明亡后，曾两次参加武装抗清斗争，力图恢复明朝。复明无望后，顾炎武即致心于学术，矢志不与清廷合作，曾以死相拒。顾炎武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视作为人的准则，反对空疏玄虚的宋明理学，并痛斥当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恶劣士风，积极倡导“书足以匡时，言足以救世”的实学，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著名号召，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勤奋治学，将日常心得随手记录，长时积累而著成《日知录》一书。《日知录》考辨精深，会通古今，涉及经义、史学、吏治、财赋、舆地、艺文等多个领域，不仅见解独到，而且言必有据，开创了清朝考据之学的先河，更是引领了一代学风。然而，与后世学者不同的是，顾炎武绝非一味浸淫于故纸堆中的学者，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广泛进行实地考察，将书中所得与社会实际进行比勘和辨证，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的精神。顾炎武还是非常知名的语言学家，著有《音学五书》，不仅有着理论上的杰出建树，而且有着大量的实证分析，他也因此被看做是汉语古音学研究的重要奠基者。

赵翼

赵翼（1727～1814年），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35岁中进士，历任广西镇安知府、广东广州知府、贵州贵西兵备道，46岁时以母病为由辞官归乡，过起悠游闲适的生活，同时潜心读书，曾主讲扬州安定书院。赵翼将自己长期读书所作的笔记汇集成书，就是著名的《廿二史记》。《廿二史记》是赵翼对二十四史精心研读的成果，称之为“廿二史”，是因为赵翼将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分别合称为一史的缘故。这部书以笔记的形式，对二十四史的编撰人员、编著年代、史料来源、编纂体例以及各史的得失之处等做了全方面而又详致入微的介绍和评论，可以看做是一部二十四史的阅读指南。赵翼在书中还将某些史实进行归纳分析，总结出某些有趣的历史现象，如言“北齐百官无妾”、“宋皇后所生太子皆不吉”、“元初用兵多有天助”等，这些独特的发现不仅令人亲切地感受到读史的趣味，同时也可以让人从这些历史表面情景中窥度出史实。赵翼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还是一个著名的诗人，诗歌语言浅近流畅，尤以五言古诗最为出色，与袁枚和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

钱大昕

钱大昕（1728～1804年），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字晓徵，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晚年自称潜研老人。27岁中进士，累任山东、湖南、浙江、河南等省乡试的主考官，后为詹事府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48岁时居丧回乡，此后引疾不仕，转而潜心治学，教授生徒。钱大昕对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诸如经学、史学、文学、天文、地理、历算、音韵、训诂、金石等皆有所学，而且颇为精晓，博闻强识，冠绝一时。《廿二史考异》是钱大昕集平生读史之所学，积数十年考证之功所成的一部史学名著，在清代与赵翼的《廿二史记》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并称，但是比另两部书更为精细、严谨，出色地体现了乾嘉学派深湛绝伦的考据成就。钱大昕还著有《十驾斋养新录》、《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考》等为人称道的学术著作，并且曾参与撰修《续文献通考》、《大清一统志》等大型史书，在学术领域可谓功勋卓著。

章学诚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25岁时第二次应乡试未举后就学于当时的最高学府北京国子监，28岁时再次落榜，而后拜投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章学诚由此得以接触众多的学界名流，开阔了学术视野。41岁时章学诚始中进士，但是仕途坎坷，为了维持家口而辗转奔波，任教于各地书院，也曾投人幕府。章学诚不仅遭受着生活上的微贫，而且他的学术成就也不为当时的学界所知晓，他的一些重要著作都是在过世之后才刊刻的。直到清末和民国年间，章学诚的杰出成就才被人发现，他的《文史通义》被称誉是一部“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的杰作，也被认为是继唐代刘知几之后最为重要的史学理论著作之一。章学诚在书中开篇即提出“六经皆史”的著名命题，主张“史学所以经世”、“作史贵知其意”，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学和目录学理论，并且指出“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出色地撰写方志的理论和实践，将方志学提升为一门正宗的学术。

崔述

崔述（1740～1816年），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府魏县（今属河北）人。23岁中举，曾被任命为福建罗源县知县，为政勤谨，品行清廉，涤除敝俗，变革乡风，颇受人民爱戴。崔述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生平著述30余种，以《考信录》一书最为知名。这部书包括《考古提要》、《上古考信录》、《唐虞考信录》、《夏考信录》、《商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孟子事实录》等内容，其中《洙泗考信录》是专门考证孔子生平事迹真伪的，是研究孔子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考信录》集中体现了崔述的辨伪成就，表现出鲜明的疑古精神和实证精神，开启了近代史学的新途径，受到蔡元培、胡适、顾颉刚等著名学者的大力推崇，在日本也曾产生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