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

诗言志是中国传统诗学的基本观念。最早在《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歌永言。”上古时代，诗、歌一体，“诗言志”的意思便是歌词传达意义，这是其本义。后来孔子将上古时代的诗歌汇编成《诗经》，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使得诗歌“纯洁”化。又言：“《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之所为作也。”这又使得诗歌“崇高”化。如此，便在道德方向、写作目的上为诗歌做了一个模糊的界定。汉代，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孔子的观点被进一步发挥而具体化，如汉儒所做的《诗大化》言：“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如此，诗歌的政治和伦理内涵便进一步明确了，即诗应该用于表达政治抱负和道德情怀，这也成为了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魏晋时代，陆机又提出了“诗缘情”的主张，认为诗歌同时还应该表达个人情感，虽然也得到不少人的认同，并且许多诗歌事实上也是表达情感的，但在人们心目中，“诗言志”一直是处于一种正统地位的。

诗缘情

诗缘情是传统诗学的基本观念。自孔子以下，“诗言志”的诗论被不断发挥，成为诗歌写作的基本命题。魏晋时，陆机在《文赋》言：“诗缘情而绮糜，赋体物而浏亮。”其本义在于对比诗与赋的区别，认为诗重在抒情，而赋重在状物。但后来却有人将陆机的“诗缘情”单独提出来，作为对抗“诗言志”的另一种诗论，认为诗歌的重点不在“言志”，而在表达个人情感。“诗缘情”提出后，成为中国诗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不过，现代学者周作人等人则认为“言志”与“缘情”本是一回事，只是有人错误地将其割裂了，他还举《毛诗序》中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发于言”为例。事实上，不管“诗缘情”是包含在了“诗言志”之内，还是在其外独立存在，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必然是既能表达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又可表达诗人个人的七情六欲。历史上众多的诗人的写作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

诗可以观

此是儒家关于诗歌功能的一种表述。此语最早是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所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里，孔子就诗的功能作了一系列的表述。其中，“诗可以观”意为“观风俗之盛衰”，即王者通过诗歌来了解民间情况与政治得失，其强调的是诗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事实上，上古时代的诗歌与后来的诗歌有所不同，后世的诗歌更强调“美”，而上古时代的诗歌更强调“真”，因此诗人创作时，常常是纪实，而非虚构。其类似于现在的“报告文学”，新闻性很强，《诗经》中的许多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为了使诗更好地起到“观”的目的，早期设置有专门的“采诗之官”，平时在民间走街串巷地“采风”，目的便是供“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的这种诗观得到了后来的儒家人士的继承，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诗歌的艺术性逐渐增强，其“可以观”的功能受到一定削弱，但仍然是诗歌的一个大的传统。如杜甫的“三吏”、“三别”便是这种传统的反映，而白居易还专门发起过恢复诗歌“可以观”功能的“新乐府运动”。

美刺

这是汉代经学家关于诗歌社会功能的一种说法。“美”意为歌颂，“刺”意为讽刺。最典型持这种观点的是《毛诗序》，其认为“美”即“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刺”即“下以风刺上”。汉儒对于《诗经》的解释基本上以此为标准，清人程廷祚曾在《诗论》中指出：“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如《诗经·大雅·云汉》则是“美周宣王也”；《诗经·卫风·木瓜》被认为是“美齐桓公也”；《诗经·小雅·鸳鸯》是“刺幽王也”；《诗经·邶风·雄雉》是“刺卫宣公也”。其中，一些明明是男女之间的情歌的诗篇也被汉儒们牵强附会地认为是暗含了“美刺”。汉儒将《诗经》解释为赞美和讽刺的两大主题的做法，有利于统治者控制言论，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刺”都被认为是诗歌创作的正统原则。直到南宋，朱熹才首次在理论上明确反对将《诗经》简单化为“美刺”的观点，认为古人作诗与今人一样，也是出于抒发性情的需要而已。不过，在实践上，诗人们早已摆脱了“美刺”的镣铐，不然，光彩夺目的唐诗也就不会出现了。

赋、比、兴

赋、比、兴是《诗经》中的三种主要表现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思，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以汉代郑玄为代表，其将赋、比、兴与政治教化、美刺讽谏联系起来，该种解释因脱离艺术形象本身而去刻意寻求诗歌的微言大义而追随者甚少。另一种解释则是将赋、比、兴释为单纯的艺术手法，其中以朱熹的解释流传度最广，其认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通过“赋”，往往能够通过语言的铺陈造成一种气势，起到强调、渲染的作用；而“比”，则是将本体事物比做更生动具体的物体而便于人们想象和理解；“兴”，则强调的是一种隐喻和象征，其因为能够增强诗文的深刻性而成为我国诗歌表现手法的基本准则，对后代的诗歌发展影响深远。总体上，赋、比、兴手法是我国诗歌创作过程中基本的艺术思维与表现手法。对其的研究则是我国诗歌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诗教

诗教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用语，本指《诗经》使人“温柔敦厚”的教育作用，后来也泛指诗歌的教育宗旨和功能。孔子是“诗教”的最早提出者和积极倡导者，其在《礼记·经解》中言：“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意思是，到了一个国家，其教化便可以知道了，如果那里的人温柔敦厚，这便是《诗经》教化的结果。相传正是为通过《诗经》施教，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编篡了《诗经》。汉代时，汉儒为弘扬孔子的诗教传统，将《诗经》列为儒家五经之一，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详细解析，使之蕴含了道德和礼义的内涵，并延展出一个人的社会、政治、人生等方面的意义。此后，诗教也便成了中国一种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古代读书人不仅熟读《诗经》，而且作诗也成了其基本技能。没有深厚的诗教传统，唐诗宋词的繁荣是不可想象的。

温柔敦厚

此本为儒家的传统诗教，语出《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本来说的是《诗经》对人的教化作用。据汉儒分析，之所以能有此教化作用，正是因为《诗经》本身的风格乃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即使讽刺君王，也是“发乎情，止乎礼仪”，故而不失其温柔敦厚，后来被引申为诗歌创作的一个原则。如白居易发起的“新乐府运动”所提倡的诗歌创作便是以这样一种“怨而不怒”的风格。白居易本人所写的讽喻诗，正是“本之于温柔敦厚”，“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虽然直刺统治者，却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在封建时代，因温柔敦厚的风格既能为统治者起到“谏言”的作用，同时又不过于尖锐，这种折中主义的做法因使统治者和文人之间找到了一个妥协点，所以长期影响着古代诗人的创作。同时，温柔敦厚也被用来指一种含蓄、委婉的艺术风格。

知人论世

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观念。《孟子·万章下》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对于孟子这句话的解释有两种，现代学者朱自清将其解释为孟子将“颂（诵）诗”、“读书”、“知人论世”作为三种并列使自己得到提高的方法。而另一种解释则认为是孟子将了解“其人”与“其世”作为理解其诗文的前提，即要理解一个人的诗文，首先要了解作者的生平和其时代背景。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言：“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进一步将“论世”与“知人”的重要性进行了排列，即“论世”第一，“知人”第二。这种以“知人论世”为理解诗文前提的观点对后世批评学家影响很大，已经成了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模式，历代学者都以考证作者生平和时代背景为文学批评的前提。

文以载道

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基本观念之一。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乃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其在《通书·文辞》中称：“文所有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这里将作文而不承载一定的道，比做没有任何目的的空车。其字面意思是写文章应该表达一定的思想，而实质的意思则是写文章应该表达儒家之道，即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事实上，周敦颐并非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在宋代之前，便有人提出了“明道”、“宗经”、“征圣”等主张，只是周敦颐提出了“文以载道”这个更明确而响亮的口号。此后，随着理学成为宋代官学，“文以载道”便成了文章写作的普遍原则。人们认为，写文章时，“道”才是目的，文只是手段，作文的目的便是“载道”。人们一度将这个“道”理解得很狭隘，甚至排斥文章的艺术追求，视之为“玩文丧志”。不过多数时候，人们对于“道”的理解还是比较宽泛的，并非一定要局限于孔孟之道。总体上，“文以载道”与“诗言志”共同构成了古代文人诗文创作的基本观念。

文质

中国传统文论的基本概念和术语。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孔子，其在《论语·雍也》中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在这里论述的是人，而非文章。“文”指的是一个人的外在举止言谈，“质”指的是一个人的内在涵养。孔子认为一个人应该外在举止和内在涵养相统一才能称得上是君子。魏晋之际，“文质”的概念被文人们运用到文论中，一种说法以其形容语言风格的华美或质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尚文”、“尚质”观点间的对立；另一种说法则以“文”、“质”分别指代文章的形式和内容。

在古代，“质”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文”则居于从属地位。《文心雕龙》言：“文附质，质待文。”唐宋以后，人们普遍以“文”、“道”替代了“文”、“质”的概念。而其观点基本上没变，虽然一度有人提出“文道合一”的概念，但总体上，主流的观点仍将“道”视为本，而将“文”视为末，甚至北宋的程颐提出了“玩文丧志”、“作文害道”的极端说法。

文气

传统文论的基本概念和术语。此概念来自于先秦哲学概念“气”，当时人们认为，宇宙之间存在一种构成万物的本源的“自然之气”。这种“气”是生命活力的原动力，是一种体现精神的抽象物，其无形而无所不在。曹丕后来首次运用这种“气”论来论述文章。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所说的“文气”实际上指的是作假的天赋个性和才能，其不可强求，且不能传授。此后，“文气”便成了传统文论的一个常见术语，并进一步派生“逸气”、“骨气”、“灵气”、“神气”等说法。历代作家对“文气”都十分重视，唐代韩愈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北宋苏辙言：“文者，气之所形。”明代归有光言：“文章，天地之元气。得之者，其气直与天地同流。”清曾国藩则言：“为文全在气盛。”正是因为“文气”的重要作用，古代还普遍存在一种“养气”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门写有《养气》一篇，认为作者应该“调畅其气”。苏辙认为“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至于其具体培养方法，韩愈、“三苏”、公安派文人等均有独特见解。

风骨

传统文论的基本概念和术语。“风骨”一词最早出现于汉末，流行于魏晋，本是用来品评人物。如《宋书·武帝纪》称刘裕“风骨奇特”，《南史·蔡撙传》称蔡撙“风骨鲠正”等。后来南朝文人将“风骨”引入文论中用以指文章的风力劲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作《风骨》一篇，对其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刘勰认为，所谓“风”，指文章的情志，要有感动人的力量，写得鲜明而有生气，骏快爽朗；“骨”，则指文章要文辞精练，辞义相称，有条理，挺拔有力。“风骨”便是整体上要求文章有气有劲，气韵生动，风格俊朗。而与刘勰同一时代的谢赫则将“风骨”引入画论，其在《古画品录》中认为“风骨”在画作具体体现为“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认为画得生动而有气韵，笔力雄健，线条挺拔，便可谓有“风骨”。另外，对于“风骨”还存在其他一些不同的解释，总体上，“风骨”指的是一种鲜明、生动、凝练、雄健有力的艺术风格。

意境

传统诗学的基本概念与术语。“意”指诗人的主观意志，“境”则指自然景物，“意境”指抒情性诗作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意境”作为诗论术语，最早出现于唐代王昌龄所写的诗论《诗格》中。王昌龄在文中提出“诗有三境”，分别为物境、情境、意境。这里的意境事实上偏重于“意”，意思是“意”的境界，而非强调“意”、“境”之间的关系。中唐以后，“意境”则开始强调“意”、“境”之间的契合关系。如权德舆所说的“意与境合”，司空图提出的“思与境偕”均指的是诗人的主观之“意”与自然之“境”之间的某种契合。经南宋的姜夔，明清之际的朱存爵、叶夔、王夫之等人的进一步发挥，到近代学者王国维，对“意境”提出了更为系统的说法。其在《人间词话》中更提出“境界”一说，将“意”与“境”一元化为一种“情景合一”的艺术“境界”。其认为“一切景语皆情语”，将“意境”表述为情景浑然一体的一种美学意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言：“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对于何为意境，其进一步解释：“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

选学

选学是指研究《昭明文选》的学问。《昭明文选》简称《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故名。《文选》共有60卷，分为赋、诗、骚、诏、册、令、碑文、序等总38类。所选内容注重文学性，讲究辞藻，多为历代大家作品。《文选》自问世后，受到文人重视，先是萧统的侄子萧该作《文选音》，对《文选》语词作了音义解释，隋唐时期的曹宪、许淹、李善、公孙罗等人又撰《文选音义》，并批注《文选》，逐渐形成了“选学”。唐朝时，选学一度与“五经”并驾齐驱，士子大多精读《文选》。北宋时，民间尚传言曰：文选烂、秀才半。直至元、明、清，有关《文选》的研究亦未尝中辍。时至今天，“选学”所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昭明文选》包含的文学观念及文体分类思想，梳理《文选》成学的文献依据，并进而研究其在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等方面的价值。

红学

红学指研究与《红楼梦》相关问题的学问。《红楼梦》作为一本中国古典小说的集大成之作，一经问世，便有人产生了对其进行更深层次解读的好奇，红学随之诞生。事实上，小说在写作的过程中出现的“脂砚斋评”便属于红学。而红学作为一门正式学问则始于民国时期，与之相随的是小说摆脱“末流”的地位以及西方文艺理论的传入。

红学研究的内容，大体可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对《红楼梦》本身主题、人物、艺术手法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等的研究；二是对《红楼梦》作者生平、思想的研究；三是对《红楼梦》版本、章回等的研究，等等。就红学研究者而言，可分为旧红学与新红学两拨。其中旧红学，指的是五四时期以前，有关《红楼梦》的评点、评论、题咏、索引、考证等。旧红学主要采用圈点、加评语等形式评点《红楼梦》，或者以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比附《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故事。而新红学则以胡适、周汝昌等为代表的考证派，主要是通过考证作者家世、生平史料和各种版本等进行研究。另外王国维写了《红楼梦评论》一书，运用西方哲学对《红楼梦》进行全面评论，在红学界独树一帜，影响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