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制

学制即学校的教育制度，涉及学校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修业年限等各个方面。夏商时期，已经有了官立的学校，当时称作序或庠，到西周时期，学校的建制已经较为发达，《礼记·学记》记载：“比年入学，中年考核。一年视离经辩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意思是讲，每年入学一次，隔年考核一次。一年考察辨明志向，三年考察是否专心和亲近同学，五年考察是否博学和亲近师长，七年考察是否有独立见解和择友能力，这些都达到了，就是小成，意味着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如果到九年的时候可以做到触类旁通，坚强独立而不违背师训，就是大成，意味着学业已经达到了成熟的水平。西汉武帝时设立太学，是中国古代学制的一项重要进步。太学并无明确的学习年限规定，但考试十分严格，西汉时每年考核一次，方式是“设科射策”，相当于今天的抽签答问，东汉中期改为每两年考核一次，通过者就授予官职，否则留下继续学习。隋唐时期的官学开始对学生年龄和学习年限做出明确规定，例如律学招收学生的年龄当在18到25岁之间，学习年限为六年，考试分“旬考”、“岁考”、“毕业考”三种，旬考内容为十日之内所学课程，不及格者有罚；岁考内容为一年之内所学课程，不及格者留级；毕业考及格则取得科举资格，否则勒令退学。北宋王安石在太学实行“三舍法”，即将生员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三个等级，生员必须依照学业程度，通过考核，依次晋升。元代又将学生分为三等六斋，通过考核积分逐级升斋。明代沿用了元代的积分制，入国子监就读的学生必须先入低级班，一年半以后，学业通过者升中级班，再过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升入高级班，而后采用积分制，按月考试，一年积满八分为及格，这样就可以待补为官。到了清代，积分制已有名无实，毕业时间全凭年限来计。

隋唐之后，科举制度与教育制度相结合，虽然科举制度有着积极的一面，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的消极因素，使得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影响了社会和学校对人才的更为科学和全面的培养。

太学的变迁

“太学”之名出现于西周，在周代是教育王室和贵族子弟的场所。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是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作为国家最高教育机构的太学正式设立。太学在最初建立时规模很小，仅有博士弟子（即太学生）几十人，后来规模不断扩大，以至有数万人之众。汉末董卓之乱中，太学被毁，曹丕称帝后，恢复了太学。晋武帝时再度大规模地扩张太学，一时人数又达万余，但是西晋迅即灭亡，太学再次被毁。十六国时期，虽然也曾设置太学，但是政治环境动荡无序，太学并不能够进行正常运转。及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重建太学，太学方才出现复兴的局面，然则北魏分裂后，太学又一次走向衰落。到唐代统一之后，太学才又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体制和规模逐渐趋于完备。唐宋两代可谓是太学的极盛时期，南宋灭亡后，太学被废，国子监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国家最高教育机构。

国子监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的中央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始立国子学，设国子祭酒和博士各一员，掌管教导诸生（即经过考试录取的生员）。北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文帝时，复改寺为学，不久又废国子学，仅立太学，免除祭酒，设太学博士，总领学事。隋炀帝即位后改太学为国子监，复置祭酒，这一体制在后代沿袭下来。唐宋时期，国子监作为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统辖国子学（与太学的区别是，国子学专以高级统治者之子弟为教育对象）、太学、四门学（四门小学，因初设于京师四门而得名）、律学（法令之学）、书学（书法之学）和算学，以及弘文馆和崇文馆（负责收藏和校理书籍）。在国子监学习的人叫监生。国子监一般仅设于京师，但也偶有例外，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又在东都洛阳设立了一个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明成祖北迁后，南京国子监仍保留，这样在明代就有北京和南京两处国子监。清末改革学制，国子监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并入新设立的学部，结束了长达1600余年的发展历程。

官学

官学即由官府兴办的学校，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早在夏商时期，官学即已出现，并且在西周之前，各级学校全都是由官府创建的，位于国都的叫作“国学”，其他地方的则叫作“乡学”，当时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汉武帝时期设立太学，是中国古代官学体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自此经学成为官学教育的主导内容，而培养官员则成为官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晋武帝时期又设立国子学，后来称为国子监。太学和国子监作为中央官学和国家的最高学府，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长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最高学府之外，官学还包括专科学校和贵族学校，专科学校教授专门的知识和技艺，诸如史学、文学、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贵族学校则是严格以贵族子弟为教育对象，不面向普通的社会成员开放。完善的地方官学体系是在汉代建立起来的，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此后，郡国学校得以普遍建立，官学和私学交织发展，形成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繁荣景象。

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位于齐国都城临淄稷门之旁的讲学场所，设立于齐桓公田午时期，齐威王即位后，为了选贤任能与革新政治，扩大了学宫的建设，齐宣王时期，学宫趋于鼎盛，到齐国末代国君田建的时候，走向衰落，并随着齐国的灭亡而一同消失。稷下学宫广泛招徕天下贤士，容纳不同的学派，学术气氛非常浓厚，一时尊为闻名列国的文化圣地，孟子和荀子都曾任职于此。稷下学宫于存在的150年里，为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鸿都门学

鸿都门学创立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因校址设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是中国最早的高等专科学校，以文学艺术为教学内容，开设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等课程，打破了学校专习儒家经典的惯例。鸿都门学是宦官集团与士族阶层进行政治斗争的产物，当时，作为最高学府的太学为士族所占据，宦官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培养拥护自己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凭借灵帝喜好文学艺术的有利条件，创建了鸿都门学，学生由州、郡三公择优选送，多数是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子弟，这些人入学后得到特别的优待，很多学员毕业后都得以高官厚禄。鸿都门学在繁盛之时成员多达千人，但是由于遭到士族的强力反对，加之遭受黄巾农民起义的打击，随着汉王朝的没落而迅速消亡。

太学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家最高教育机构。早在西周时期，太学即已出现，当时周王室的太学以南北东西中的方向为序，分别称为“成钧”、“上庠”、“东序”、“瞽宗”和“辟雍”。而作为正式的国家最高教育机构，是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太学。最初太学只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50名，专门研习儒家经书。博士弟子有免除赋役的特权，而对于哪些人具备进入太学的资格，在朝廷是由太常负责遴选，在地方则由郡国进行察举。武帝还下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官，与中央太学相应，同时初步建立起地方的教育系统。后来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汉成帝时太学生已达三千人，王莽时期更是超过万人，东汉顺帝时太学经过大规模扩建，太学生曾多至三万余人。西晋时期，新立国子学，太学与其并存，此后两者或同时存在，或只设其一。唐宋时期，太学隶属于国子监，依然是国家的最高教育机构，在培养政治和文化人才方面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

学官

学官，有时也称为教官，是掌握学校教育的官员。古代官学是以培养官员为主，学校也是国家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官学中担任教职的人员也都承担相应的官职，是国家的正式官员。以明清两代为例，中央官学国子监的最高学官为祭酒，相当于现今的校长，品级为从三品，然后有司业，相当于现今的副校长，为从四品下，接下来有国子监博士，相当于现今的教授，为正五品上，助教、直讲等也都各有品级；对于地方官学，主管的学官也相应地分作不同的品级，府学称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又各设训导的副职。

古代的博士

中国古代的博士是一种学官的名称，出现于战国时期，负责掌管文献档案，也兼传授学问。汉武帝时设立五经博士，博士成为专门传授儒家经典的学官。到了唐朝，把精通于某一专门知识领域的学官称为博士，如“医学博士”、“算学博士”等；及至宋代，在民间也用“博士”来称呼长于某一职业的人，如“茶博士”、“酒博士”等，现代作为学位之一的“博士”称谓也正是基于此种含义发展而来的。

同文馆

同文馆是中国最早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教育机构，同时也从事翻译和出版方面的工作，清同治元年（1862年）创立于北京，亦称京师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设管理大臣、专管大臣、提调、帮提调及总教习、副教习等职，由英国人赫德任监察官，并实际操纵馆务。同治八年（1869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开始担任总教习，占据此职达25年之久。同文馆最初设英文、法文和俄文三班，后来陆续增加德文、日文、天文、算学等班，招生对象开始限于14岁以下的八旗子弟，第一批入学者仅十人，以后扩大招收年龄较大的八旗子弟和汉族学生，入学学生逐年增多，其后只招收正途人员，即科举出身的举人、进士和五品以下的京外官员，且年龄均在30岁以下，学生毕业后大多担任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学堂教习等。同文馆是清政府开办的采用班级授课制的第一所洋务学堂，在教学之外，还附设有翻译处和印书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因八国联军入侵，同文馆停办，两年后，并入京师大学堂。

通儒院

通儒院，是清末计划设立的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机构，相当于后来的研究生院。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为了更好地实现造就通才的办学宗旨，提出将京师大学堂原拟的大学院改为通儒院，并且在一系列具体方面做了详细规定。通儒院的招生对象为大学毕业生，以发明创新为培养目标，学制五年，学员不上课堂，而以研究为务，毕业时不进行考试，而是以研究成果来评定，毕业生给予较优的官员品级。但是通儒院在实际创办之前，清王朝就先灭亡了。

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诞生于戊戌维新运动期间。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明定国是诏》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妥速议奏……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7月3日，光绪批准了由梁启超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原来的官书局和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根据章程，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也是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9月26日，即戊戌政变后的第五天，慈禧太后颁布谕旨，以“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而准予继续兴办，京师大学堂成为变法维新得以保留的唯一成果。年底，大学堂正式开课，有诗、书、易、礼四堂和春秋二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师大学堂暂时停办。1902年，大学堂恢复，进行革新，设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预备科分为政科和艺科，分别相当于现今的理科和文科，学制为三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专门分科，并给予举人出身资格。大学专门分科相当于后来的大学本科，共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和医术七科，学制3～4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院（相当于后来的研究生院）深造，并给予进士出身。大学堂另设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学制3～4年，毕业后可任初级官吏或学堂教习。同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1903年，大学堂创办进士馆、译学馆和医学实业馆，并增设经济科。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学位

中国正式的学位制度是在近代才形成的，但是古代的科举制与近现代的学位制在形式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隋唐时期开始实行科举制，进行分科考试，其中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宋代的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出现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个层级的考试。明清两代继承了宋代的体制，正式的3级考试为院试一级、乡试一级、会试与殿试一级。院试是县、府一级的考试，及格者称生员，俗称秀才。乡试是省级的考试，三年举行一次，因举行时间在秋天（八月），又称“秋闱”，通过者称举人，举人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会试和殿试是国家级的考试，会试在乡试之后的第二年春天举行，因而也称“春闱”，考中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及第者称为进士，进士又分为三甲，第一甲三名，依次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第二甲和第三甲名额不确，分别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一般殿试只对贡士定出名次，也就是说参加殿试的贡士通常都能够成为进士，实际上同进士出身就相当于殿试中的落第者。这样，秀才、举人和进士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三等基本学位，但是这种区分更主要地是与政治资格相联系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附生、贡生、举人、进士”四级学位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的正式学位制度。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学位授予法》，仿效欧美，规定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

私学

私学即古代的私立学校。西周之前，教育是贵族阶层的专利，学校也全是由官方兴办的，到春秋时期，原来的一些贵族子弟由于代际的递变而降为士乃至平民，其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在民间授徒讲学，开创了私学的风气。孔子对私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使得私学真正地能够与官学相抗衡。战国时期，私家授学更是极为普遍，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秦王朝统一之后，开始禁止私学，汉代以后，随着政治与文化大一统的实现，官学获得空前的发展，同时民间私学也逐渐恢复，再度兴盛起来，但已失去先秦时期所具有的那种自由的学术和思想氛围，教育内容也与官学趋同。两宋时期，书院兴起，私学显现出新的景象，教学方式变得灵活起来，教学内容也更为丰富，但是元代之后，书院也趋于官方化，失去了原有的活力。至于广泛存在的私塾，则普遍传授的是启蒙阶段的教育。总体来看，自秦汉以来，私学主要承担的是作为官学之辅助的角色，尽管如此，私学对古代社会的发展仍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官学相辅相成，共同建构了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

孔门四科

“孔门四科”，意为孔子所传授的四门学术，指的是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相关的记述见于《论语·先进第十一》：“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在此分别举出了四个学科门类之下最为优秀的学生。唐代开始，“孔门四科”的提法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明清时期，“孔门四科”演变为“儒学四门”——义理、辞章、经济和考据。

六艺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是中国古代教育中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的才能。“六艺”的提法最早见于《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即礼节，“五礼”指的是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乐，即音乐，“六乐”指的是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和大武等古乐；射，即射箭，“五射”指的是五种具体的箭法，分别为白矢、参连、剡注、襄尺和井仪；御，即驾驭马车，“五驭（御）”指的是五种具体的驾车技艺，分别为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和逐禽左；书，包括识字和书法，“六书”指的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数，即算术，“九数”指的是九九乘法表。

孔门十哲

“孔门十哲”指孔子弟子中最优秀的十位贤哲，指的是子渊、子骞、伯牛、仲弓、子我、子贡、子有、子路、子游、子夏。“孔门十哲”这种说法的依据为《论语·先进第十一》所记载的孔子的一段话：“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说的是跟随自己在陈国、蔡国经历困苦的人现在都不在身边了，表达了对这些学生思念的情感，然后分为几个方面叙述了这些学生的长处之所在，例举出了这十人。颜渊，就是颜回，字子渊，是孔子最为欣赏的学生，才学品性俱为优好，出身贫贱，不幸早亡；闵子骞，即闵损，以德行著称，洁身自守，坚持不仕；冉伯牛，名耕，不幸染恶疾，令孔子十分感叹；仲弓，即冉雍，出身微贫，父亲行为不端，因而受人轻视，孔子为其辩护，他的宽宏厚重的品性很为孔子称赞；宰我，即宰予，字子我，曾提倡缩短三年守丧的期限，受到孔子的谴责，因为善言辞，孔子曾派他出使齐、楚等国；子贡，即端木赐，长于雄辩，精于处世，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富商，子贡曾为孔子守墓六年，体现出非同寻常的师生情谊；冉有，即冉求，字子有，生性谦谨，具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曾因为帮助季康子聚敛民财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季路，即仲由，字子路，因曾担任季氏的家臣，所以也被称为季路，出身贫苦，性格豪爽，为人耿直，勇力超拔，在卫国的内讧中被杀；子游，即言偃，在鲁国的武城为官时倡行礼乐，深为孔子赞佩；子夏，即卜商，才思敏捷，经常与孔子讨论文学，时有不凡的创见，在孔子身后，儒家的许多经典都是通过子夏传授下来的。

书院制度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集教学、研究和藏书功能于一体，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将乾元院改为丽正修书院，集中进行修书和讲学活动，这被认为是书院的起始。唐末和五代期间，战乱频仍，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佛教的禅林讲经制度而创立书院，这为宋代书院制度的盛行奠定了基础。历史上最为知名的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岳麓书院这四大书院都形成于北宋时期，在此之外，嵩阳书院、茅山书院等也都曾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宋时期书院的繁盛不亚于北宋，丽泽书院、象山书院等都颇为著名。书院最初大多为私人设立，后来官府设立的书院逐渐增多，到元代，各路、州、府都设有书院，使得书院变成一种类似于学校的体制。明代初年书院一度低落，而随着官学的衰退，书院又复兴起来，以无锡的东林书院影响最大。清代前期对书院采取限制的政策，后来转而提倡，但是清代的书院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清代后期，以两湖的书院最为兴盛。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书院改为学堂，书院的历史就此结束。

四大书院

“四大书院”指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山谷中，始建于唐代，李渤（公元773～831年）任江州刺史期间，在旧日隐居的地方广植花木，增设台榭、宅舍和书院，这就是白鹿洞书院的由来。书院的得名是因为李渤青年时期在此读书时曾养过一只白鹿，所以他读书的地方被称作白鹿洞。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白鹿洞建立学馆，称“庐山国学”，这是一所类于金陵国子监的高等学府。北宋初年，江州的乡贤明起等在白鹿洞正式创办“白鹿洞书院”，但不久即废，直到著名学者朱熹重修书院并主持书院的建设，白鹿洞书院才开始闻名四方。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衡阳北面的石鼓山，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李宽始在此地建庐读书，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赐“石鼓书院”的匾额，但是20年后此地才正式建立书院。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石鼓书院再次得到御赐匾额，从此步入书院的鼎盛时期。周敦颐、苏轼、朱熹、张载、茅坤等众多知名学者都曾在石鼓书院执教讲学。

应天府书院，亦称睢阳书院，原址位于今河南商丘县，为后晋杨悫所创，与其他几大书院设于山林胜地不同，应天府书院居于繁华的闹市。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将宋太祖的发迹之处宋州改名为应天府，取的是应天顺时之义，三年后，当地人曹诚上书请示拨款修建书院，经应天府知府上报朝廷，得到批准，第二年，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下旨将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使其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盛极一时。晏殊和范仲淹都曾先后主持过书院的建设。北宋末年靖康之难中，应天府书院被毁。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东侧，紧邻湘江，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由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赐以书院匾额，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周式承接主持工作后，书院得到迅速发展，日益繁荣，后朱熹参与书院的建设，使得岳麓书院臻于鼎盛。

私塾

私塾是中国古代私人设立的教学场所，由早期的塾发展而来。《礼记·学记》追述西周的学制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所谓“塾”，就是乡学的一种形式。私塾在春秋时期就已产生，但“私塾”这一称谓是近代才有的，在古代，私塾被称为学塾、乡塾、家塾、教馆、书房、书屋等，其中有塾师自己创办的学馆，也有地主、商人等富裕的人家聘请塾师而成的家塾，还有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学生的年龄差异很大，小至五六岁，而年龄大的则有20岁左右的，但是以十二三岁以下儿童为主。一家私塾的学生少则一二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学生在入学的时候要向孔子的画像进行叩拜，而学制很为灵活，可长可短，教育的内容以启蒙为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是常用的基本教材，同时注重礼节和品德的培养。私塾虽然大多限于教育的低级阶段，但是作为乡间启蒙的基本形式，两千多年间，与官学相辅相成，对于文化的传承和人才的培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位于江苏无锡，创建于北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是当时的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因杨时号龟山，所以又被称为龟山书院，至于“东林”之名则来源于杨时游庐山时所作的诗题“东林道上闲步”。东林书院在宋代曾为一时之盛，后来废置。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僧月秋潭在此地建东林庵，书院自此成为僧人的居所。明代成化二十年（1484年），僧人信谅又加重修。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罢黜的顾宪成，偕同其弟顾允成，又联合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叶茂才、史孟麟、薛敷教、钱一本等人，为继承杨时讲学遗志，共同筹款重建东林书院，并形成所谓的东林党人，志于世道，躬身践履，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指陈时弊，锐意图新，对明末的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东林书院也成为明代最为知名的书院之一。

古代对老师的称呼

“老师”是当代人们对教师的尊称，原本是宋元时代对地方小学教师的称谓，后来由专指变为泛指。在“老师”之外，古代对教师其他的常用称呼还有师父、师傅、师长、先生、西席、西宾、山长等，其中有的称谓今天依然在使用。“师父”，因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所以也将老师尊称为师父；“师傅”一词是对太师、太傅、少师、少傅等官职的合成，因为这些职位负责教习太子，所以师傅也成为老师的代称，这一称谓当今仍在使用，但一般指工商曲艺等行业的老师；“师长”则含有视老师为尊长之义；“先生”的原初意义为先出生的人，引申指长辈、知识丰富的人，再引申为老师的含义；“西席”和“西宾”，对于当今已经是很陌生的称谓，其来源为这样一个典故：东汉明帝刘庄即位后对先前的老师桓荣依然十分尊敬，与其相处时令老师坐在靠西向东的尊位，流传开来，对老师就有了“西席”或“西宾”的称谓；“山长”之称源于五代时期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的事迹，人们尊称蒋维东为“山长”，此后，山中书院中的主讲教师亦称为山长，使得山长成为对老师的一种尊称。

洋务学堂

洋务学堂是清末洋务运动中为培养新的实用人才而创办的以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主的新式学堂。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在与西方文化全面接触后所发生的第一次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教育改革，完成了中国近代教育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此开启了中国大规模学习西方的热潮。一般认为，创办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第一所洋务学堂，而其发展历史则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洋务运动的结束而一同终结。洋务学堂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主导思想，其类别大体包括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技术学堂三种，前后共创办了二三十所。由于管理体制的落后、文化观念的保守、官员的腐败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展的遏制等因素，洋务学堂发展缓慢，并未引领中国走向富强。尽管如此，洋务学堂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还是作出了相当的历史贡献，更新了陈旧的教育思想，培养了中国最早的科技和外语人才，对清末的戊戌维新和科举制的废除等重要变革也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留学生

留学生意为正在外国学习的学生，有时也指已经学成归国的人员。这个词是日本人创造的。在唐代，日本为了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曾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国。遣唐使是外交使节，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不能过长，不便于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学习，所以日本政府后来派出遣唐使的时候就一同派遣“留学生”和“还学生”。所谓“留学生”就是不随遣唐使一同回国而依然留在中国学习的人员，“还学生”则与遣唐使一同回国。后来，“留学生”这个词就沿用下来，泛指留居外国学习或研究的学生。

孔子论学

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自己丰富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了一系列精湛的学习方法和教育理论，在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中，关于教育的深刻见解可谓比比皆是。《论语》开篇的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体现出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观点，也表现出以学为乐的精神。孔子非常看重学习的兴趣，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并且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热爱学习的人，曾自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还积极地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一次，冉求对孔子说自己并非是不喜欢老师说的道理，只是自己的力量达不到那样的高度，所以做不了。孔子对他说如果真的是自己的力量不够，那么是在去做的途中才感受到的，可是你现在都没有开始去做，怎么可以说力不足呢，那只是你自己不愿去做罢了。孔子在此所说的实际上是强调学习的主动态度的重要性。孔子还强调学习的循序渐进和坚持不移，自言“吾道一以贯之”，告诫人们“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孔子也极其肯定改过对于个人进步的重要意义，曾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孔子还提出了“温故知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反三”、“学思结合”、“见贤思齐”等诸多非常富有启发性和实践意义的教育理念和学习观点，这对当今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教育来说不啻于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语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子曰：‘有教无类。’”这句话表达的是在教育面前人人都有权利，而不涉及个人的贫富、阶层等各种差别，体现的是教育平等的思想。《论语·述而第七》记载孔子的话：“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其含义是：只要是有一点礼物送给我，哪怕是很微薄，我也从来没有不教诲他的。所谓束，就是一束干肉的意思，拜师求问的时候要送礼物是古代的一种严格的礼节。束是一种最为微薄的礼物，孔子不嫌其微，而是一视同仁地给予教诲，体现的正是有教无类的精神，但是更进了一层，因为这还显示出孔子坚持教育平等的理念是不以自身所得利益的多寡而有所改变的，这对当时教育尚未普及而为贵族阶层所垄断的情况而言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正是从孔子开始，教育才从贵族社会走向了民间。

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指教师要根据学生自身不同的个人情况，进行有差别的有针对性的教学，从而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够扬长避短，获得最好的发展。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典范，《论语·先进第十一》记载，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对于“闻斯行诸”（听到就去做吗）这一同样的问题，孔子对子路和冉有两个不同的提问者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子路性情豪放，行事鲁莽，所以孔子要约束他，冉有则在做事的时候总是退缩，所以孔子要鼓励他。这是因材施教的一个典例。

不愤不启

“不愤不启”是孔子的一种教学方法，语出《论语·述而第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教导学生，不到他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却说不出来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一个方面的知识，他却不能由此而推知同一范畴的其他各方面，那就不再教他了。孔子提倡的是启发式的教学，认为不应当面面俱到地把知识的所有细节全部传授给学生，而是提纲挈领，将知识中基本的一面传授给学生，之后便主要靠学生自己去进行领悟。孔子看重的是学生自身的思考能力，教师不应当越俎代庖，剥夺学生思考的积极性，应该在学生经过认真思考之后为问题的疑难之处所困扰的时候再去点拨，这样学生一定会取得显著的进步。

学、思、习结合

将学习、思考与实践相结合，是孔子所明确主张而反复强调的教育思想。《论语·子张第十九》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学”就是广泛地学习，“笃志”就是坚持自己的志向，“切问”就是恳切地求问，“近思”就是认真地思考当前的问题，做到了这四点，也就会掌握仁德之义了。这句话虽然是子夏说的，但也体现出孔子的观点，这里提到了4点，实际也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就是学和思，而笃志可以看做是学习的态度，切问可以看做为思考的表现。《论语·为政第二》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其意为，只是读书而不思考，就会变得迷惘而无所知；只是思考而不读书，就会产生疑惑而不得解。这就是说，将读书与思考割裂开来单独进行都不会得到好的学习效果。《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表达的也是将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的重要性。孔子不仅认为学习与思考应当很好地结合，也强调应当将学习与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论语·学而第一》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表达的意涵也就是提倡不能仅仅关注于书面的学习，还要把学到的知识时时地应用到实践中去。

广博专精

广博与专精，是学习的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必须有一种很好的统一关系才能够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在学习过程中，广博与专精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广博是专精的基础，专精是广博的升华；广博离开了专精就会转化为杂乱，专精离开了广博又会转化为孤陋。取得广博与专精的和谐是一条基本的学习规律。孔子主张博学，但是也强调必须有一个中心来把广博的知识依照一个纲领贯穿起来，即所谓“吾道一以贯之”，也就是以简驭繁，使所学的知识博而不失其精，专而不害其广。《论语·雍也第六》所说的“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就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