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知识全知道(超值全彩白金版)
- 董洪杰
- 619字
- 2020-06-24 17:52:49
车马服饰
卤簿
“卤簿”,指的是皇帝出行时随从的仪仗队。汉代已有关于卤簿的记载,蔡邕在《独断》中记述:“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应劭在《汉官仪》中解释说:“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兵卫以甲盾居外为前导,皆谓之簿,故曰卤簿。”“卤”在古代是“橹”的通假字,意思是“大盾”;“簿”指的是册簿,就是把“车驾次第”和保卫人员以及其他装备的规模、数量和等级记录下来的典籍。后代卤簿制度逐渐丰赡,到明代已经趋于完备,至清代乾隆时期更是发展到顶峰。卤簿的使用范围基本是祭祀、朝会、外出和巡幸,它的主要作用是保障皇帝及随员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彰显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仪,还带有对神显示庄重和虔诚的意味。清代乾隆十三年(1748年),完成了中国古代卤簿制度的最后定例,皇帝卤簿在装备方面的具体内容包括:华盖54个;执扇72个;孔雀雉尾和鸾凤16个;幢16个;幡16个;八旗大纛24个,羽林大纛、前凤大纛共16个,五色销金龙纛共40个,图案相反的80个;旗共120个;旌16个;金节4个;仪氅黄麾4个;金钺、星钺、卧瓜、立瓜、吾仗、御仗各16个;红镫6个;鼓24个;横笛12个;钲4个;铜角大小各16个。每一种装备还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要求,对样式也有着非常严明的规定,例如对旗的要求,需有取材于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的4个,四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图案的4个,五岳图案的5个,五星二十八宿的33个,甘雨(甘泽、甘澍、甘膏、甘霈)的4个,八风(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闾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的8个等。
出巡与行宫
出巡指的是皇帝为了巡视或游赏而外出,一般指离开京城的远出。皇帝出京后临时居住的官署和住宅被称为“行宫”,有时皇帝会经常性地出巡到某地,这样就会在该地建造专供皇帝出巡居住的宫殿,而这也成为“行宫”一词的正式含义。在商末纣王的时候就已有了行宫的营建,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纣王“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段话概括地描写了纣王的淫乐场景,而“沙丘苑台”也就是纣王的行宫,唐代李泰等撰写的《括地志》解释说:“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253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大肆修建行宫,据说秦时“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秦代行宫的数目为历代之最。到隋唐时期,行宫的营建成为一种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的制度,行宫的所在往往成为国家的临时政治中心,而陪都也是行宫的集中地点,如唐代以长安为都,而洛阳、太原、凤翔、江陵都曾立为陪都,尤其是洛阳,地居天下之中,又距京师长安较近,在诸陪都之中的地位最为重要,与长安一起被称为“东西二宅”或“东西两宫”。隋炀帝、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都曾多次巡幸洛阳,因此洛阳成为隋唐时期行宫分布最密集之处。同时,为了皇帝的往来方便,在长安与洛阳之间的道路上也修建了许多行宫。
《康熙南巡图》局部 清 王翚
金根车和温凉车
金根车和温凉车都为秦始皇时期所创制,为皇帝专用车。《中华古今注》记载:“金根车,秦制也。秦并天下,因三代之舆服,谓殷得瑞山车,一曰金根,故因作金根之车,秦乃增饰而乘御焉。”之所以将其称为金根车,取的是根为载育万物之义,而车又是用黄金来装饰的,天下也只有皇帝才配乘这种车。温凉车,亦作车,是专供皇帝外出巡视的交通工具,车内冬暖夏凉,在内可以自由窥探外面的景象,而外面的人则不能看到里面的情形。皇帝可以在车中召见臣僚,收听奏文,而臣属则在车外聆听皇帝在车里的传话和命令。据说秦始皇在出巡途中即死在温凉车里,后来温凉车也用来做丧车。
乘舆
乘舆特指天子和诸侯所乘坐的车子,秦后成为皇帝用车的专称,后来用于泛指皇帝所用的器物,也借指帝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建立了一套严整而奢华的乘舆制度,这套制度而后为汉朝所继承,《后汉书·舆服志》记载:“汉承秦制……乘舆金根、安车、立车,轮皆朱斑重牙,贰谷两辖,金薄缪龙为舆倚较,文虎伏轼,龙首衔轭,左右吉阳,鸾雀立衡,文画,羽盖华蚤,建大旅,十有二游。画日月升龙,驾六马……五时车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马亦如之……所御驾六,余皆驾四,后从为副车。”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汉代的乘舆分为多个种类,装饰是非常豪华的。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指出,汉代以来皇帝的乘舆,“有青立车、青安车、赤立车、赤安车、黄立车、黄安车、白立车、白安车、黑立车、黑安车,合十乘,名为五时车”。这也反映出皇帝乘舆规制的谨严与宏阔。
黄屋左纛
黄屋指的是皇帝车上用黄缯做里子的车盖,引申为皇帝所乘之车,有时也指皇帝居住的房屋;左纛是皇帝车上用牛尾或雉尾做的装饰物,设在车衡的左边,借指皇帝的车辆。“黄屋左纛”合用代指帝王的权位,如《史记·南越列传》记载:“西南诸蛮,虽曰称臣奉贡,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等,尤志士所同愤。”这是在说,西南的蛮族部落,名义上向中央王朝称臣奉贡,实际上却行用皇帝的仪制,与皇帝等同,这是有志之人所不能容忍的。在君主专制时代,君臣上下,等级森严,对于衣饰行用等诸多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有所僭越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作为臣子的如果享用黄屋左纛,就意味着对君王权威的蔑视,或是有意篡位称帝,这当然是为人所不容的。
“五辇”和“五辂”
辇,本义为用人力拉的车,秦汉以后,成为对皇帝、皇后所乘车的专门称谓;辂,原义为安在车辕上供人牵拉的横木,也是古代一种大车的名称。清代前期,皇帝乘坐的玉辂、大辂、大马辇、小马辇、香步辇这5种车,并称为“五辇”。乾隆八年(1743年),对“五辇”的名称进行更改,改大辂为金辂,改大马辇为象辂,改小马辇为革辂,改香步辇为木辂,玉辂仍旧,遂有“五辂”之称。
轩车和公车
轩车是指有屏帏的车,在古代是大夫以上的官员乘坐的。公车,原指入京请愿或上书言事,也特指入京会试的人上书言事,后来变为应试举人的代称。公车最早为汉代官署名,臣民上书和征召都由公车接待,被征应试的人员也由皇家用公家马车接送。到了清代,顺治八年(1651年)做出规定:“举人公车,由布政使给与盘费。”(《钦定科场条例》)即应试举人的路上花费由政府的布政使供给,这是“公车”一词最早的正式提法,由此,“公车”也就成了应试举人的代称。
官员仪仗
仪仗,是指古代用于仪卫的兵仗,包括帝王和官员出行时护卫所持的旗、伞、扇、兵器等。皇帝的仪仗队伍最为庞大、最为显赫,王侯百官的仪仗也各有等级,规定非常详细,原则上是官阶越高,仪从越盛,仪仗越堂皇,至于平民百姓,则没有运用仪仗和仪从的权利。以唐代为例,一品官员有仪从七骑,二、三品官员为五骑,四、五品官员为三骑,六品官员为一骑。再如明代,公爵出行有仪从10人,侯爵8人,伯爵6人,一品至三品的官员6人,四品至六品的官员4人,七品至九品的官员2人。到了清代,官员的仪仗更为繁复,等级差别也变得更大,总督的仪仗为官员之中最盛者,各种仪仗器物如伞、扇、旗、兵器、回避牌、肃静牌等共17种34个,而一般府、州、县官员的仪仗器物只有5种8个。
车马出行图
晋初辽东大族公孙氏墓壁画,绘有车8乘,骑从24人,其中有7乘车均为白盖轺车。中下位置一马拉行为轺车,此车后面另有一乘车驾三马,车后簇拥5人,为主车。此图反映了晋时世家大族出行的气势。
官员出行
中国古代官员出行,有一套严整的仪式,而且不同等级的官员随行的仪仗有着严格的区别。个别时候的微服出行之外,官员出行需要回避牌、肃静牌、官衔牌、铁链、木棍、乌鞘鞭、金瓜、尾枪、乌扇、黄伞等一套完整的随行仪仗,此外,还要“鸣锣开道”,以提醒前面的百姓避让,这被认为是必行的官仪,并且鸣锣多少也视官员品级而有着明确的规定。州县官员出行鸣锣,打三响或七响,称为三棒锣、七棒锣,分别意为“速回避”、“军民人等齐回避”;道府官员出行鸣锣,则打九棒锣,意为“官吏军民人等齐回避”;节制武官的大官出行,要打十一棒锣,意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回避”;总督以上官员出行,因是极品,要打十三棒锣,意为“文武百官官员军民人等齐回避”。
官轿
官轿,即官员用轿,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同时也是权力和威仪的象征。在封建社会,轿子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乘坐的,例如,唐代规定,士庶不得坐轿,只有仆射(相当于宰相)级别的高层官员在患病时才可以坐轿;其余朝官,一律不准坐轿;即使朝廷命官出差途中因患病需要乘轿,也必须陈请中书门下及御史台,经批准后才能乘轿。北宋初年,只有个别朝廷重臣经皇帝特许后才能乘轿。明代初年,朱元璋规定,京官三品以上方可乘轿,四品以下京官和京外官员只能骑马,不许坐轿。对于准许乘轿者,依照官员品级的不同对其所乘轿子的式样也有严格的规定,没有达到相应的级别是绝对不可以逾越的。以清代为例,皇帝所坐官轿是最为奢华的,为金黄轿顶、明黄轿帏,而且一般是十六抬的大轿,至于官员,“汉官三品以上、京堂,舆(即轿)顶用银,盖帏用皂(即黑色),在京舆夫四人,出京八人;四品以下文职,舆夫二人,舆顶用锡;直省督、抚,舆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舆夫四人;杂职乘马。……庶民车,黑油,齐头,平顶,皂幔。轿同车制,其用云头(即云状的装饰物)者禁止”(《清史稿·舆服志一》)。按照规定,乘坐轿子的只能是文官,武官只能骑马,年纪过大而行动不便需要乘轿者,则必须事先奏请恩准。
黄帝定服饰
上古先民们创造的服饰文化虽然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服饰文化相比,连沧海之一粟恐怕都算不上,但它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是我们中华服饰文化的初兴。尤其是黄帝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华文化的各种制度大多在这个时期草创,服饰文化也不例外。这个时期的服饰制度初步成型,并较为充分地体现出古人的世界观和文化观,服饰开始成为礼制的载体。黄帝本人及他的大臣胡曹和伯余可以说是最早的服装设计师,他们制作出上衣下裳,上衣如天(天没有亮的时候),用玄色;下裳如地,就用黄色,以此表达对天和地的崇拜。尤其是在拜祭祖先、祭祀天地时,着统一的样式、统一的颜色,使得这些大型活动显得隆重而有秩序,无形中成为一种被人们认可和遵循的礼仪。黄帝时期的“垂衣裳而天下治”,影响了整个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冕旒和龙袍
冕旒是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参加重大祭祀典礼时所戴的礼帽,是礼帽中最尊贵的一种,后来专指皇冠。
冕外面黑色,里面朱红色,上面是一块长方形的版,叫延,延的前端有一组缨,穿挂着玉珠,叫旒。天子有十二旒(排),《礼记·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淮南子·主术训》:“古之王者,冕而前旒。”诸侯有九排,上大夫有七排,下大夫有五排。南北朝后只有皇帝才可以戴冕,所以“冕旒”成为皇帝的代称。龙袍又称龙衮、黄袍,因袍的主要颜色为黄色,上面绣龙纹而得名,是皇帝专用的袍,后泛指古代帝王穿的龙章礼服。龙袍的特点是盘领、右衽、黄色。龙一般为9条:前后身各3条,左右肩各1条,襟里1条。这样正背各显5条龙,意味“九五至尊”。清代龙袍下摆等部位绣有水浪山石图案,称“水脚”,意味一统山河。在封建社会,臣民严禁穿龙袍,否则就是谋反。
十二章纹样
帝王礼服上的花纹共有12种,是以天地山川为代表的“十二章”纹样,是中国儒家学派服饰理论的核心。十二章包括日、月、星辰、山、火、宗彝、粉米、龙、华虫、藻、黼、黻12种纹样,几乎囊括了天地之间一切有代表性的事物。
日月星辰,除了取它们照耀大地,带来光明之意外,更重要的是,古代的人们认为日月和星辰在宇宙中有着主宰一切的意义。日一般是绘在上衣的左肩,而月则在右肩,两者合起来就是“肩挑日月”的意思,显得非常霸气,星辰都绘在日和月的下面。
乾隆帝朝服像
山也是绘在上衣上的,由于山川显得稳重,用在衣服上有隐喻江山永固的用意。华虫实际上并不是虫,而是禽类,俗称雉鸡,羽毛华美,寓意王者有文采,即有文章之德。由于雉鸟高洁的缘故,通常都被绣在上衣的肩部到袖子外侧的地方,它在古代人眼中是一种祥瑞,又是神灵的象征,还具有神秘性,故而十二章取其随机应变之意。十二章中的火,既有光明的意思,也有旺盛向上的吉利含义。宗彝的解释比较多,一方面认为它是庙堂里用于祭祀的礼器,后来又在礼器上绘了一只虎和一只长尾猿,虎是凶猛的象征,而长尾猿是非常聪明的,用在这里表达了聪慧的含义,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这是表达了一种忠孝之意。至于藻,也是绣在下裳上的,藻在民间往往被用来借喻华丽的装饰,也有洁净的意思。粉米听起来就是和吃的东西有关,实际上也是如此,在衣服上绣上这样的纹样,主要是提醒帝王要注意滋养众生,注意惜福养民。黼实际上就是斧头,在章服上用斧头,无疑是为了增加礼服的庄严稳重,提醒王者“当断则断”;而与黼相似的黻是一种奇怪的图案,表达的是一种明辨是非的含义。
乌纱帽
“乌纱帽”也叫纱帽,它的前身是古代男子裹头发用的幞头。东晋成帝时,都城建康(南京)宫中做事的人,都戴一种用黑纱做的帽子,人称“乌纱帽”。到了南朝宋明帝时,“乌纱帽”传入民间,成为百姓常戴的一种便帽。隋唐时,皇帝、官员和百姓都戴乌纱帽。但为了区别官衔高低,乌纱帽上装饰了玉块:一品有9块,二品有8块,三品有7块,四品有6块,五品有5块,六品以下没有装饰玉块。宋太祖赵匡胤时,为防止大臣在朝堂上交头接耳,下令在乌纱帽的两边各加一个一尺长翅,又在乌纱帽上装饰不同的花纹,来表示官位的高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规定文武百官上朝和办公时,必须戴乌纱帽,穿圆领衫,束腰带。另外,取得功名但还没有授予官职的状元、进士,也可戴乌纱帽。从此,乌纱帽成为官帽。清代官员的乌纱帽被换成红缨帽。至今人们仍习惯地将“乌纱帽”作为官位的代称,“丢掉乌纱帽”就意味着被罢官。
文一品官乌纱帽 明
衣冠禽兽和补子
最能衬托大明皇帝的龙形象的,当然就是禽和兽了。所以明代官员的服饰规定:文官官服绣禽,武将官服绘兽。“衣冠禽兽”在当时遂成为文武官员的代名词。明代服制规定:文官一品绯袍,绣仙鹤;二品绯袍,绣锦鸡;三品绯袍,绣孔雀;四品绯袍,绣云雁;五品青袍,绣白鹇;六品青袍,绣鹭鸶;七品青袍,绣;八品绿袍,绣黄鹂;九品绿袍,绣鹌鹑。武将一品、二品绯袍,绘狮子;三品绯袍,绘老虎;四品绯袍,绘豹子;五品青袍,绘熊;六品、七品青袍,绘彪;八品绿袍,绘犀牛;九品绿袍,绘海马。当时,“衣冠禽兽”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赞美词,只是到了明朝中晚期,官场腐败,“衣冠禽兽”才演变成为非作歹,如同牲畜的贬义词。明代官服上的禽兽被绣在两块正方形的名叫“补子”的织锦上,使用时将它缝在官员的服装上,前后各一块,所以官员的服装也叫“补服”。“补子”是明代官服上新出现的等级标志,以后600年为官场所沿用,成为封建等级制度最突出的代表。
织锦一品文官仙鹤补子
刺绣二品武官狮补子
织锦都御史獬豸补子
刺绣都御史獬豸补子
缂丝五品武官熊补子
缂丝六品文官鹭鸶补子
顶戴花翎
清代冠帽大致分为礼帽和便帽,而冠帽中最具特色的当属礼帽。影视作品清宫戏中出现的拖着羽毛翎子的圆顶大帽——顶戴花翎就是官员的礼帽。礼帽还叫大帽,按季节分为八月到次年二月之间戴的暖帽和三月到八月戴的凉帽。
暖帽从上面看起来是圆形的,圆顶,四周有一圈宽宽的折檐。它的颜色以黑色为主,材料采用呢子、绸缎、绒布等。帽檐用黑貂皮、银貂皮、海龙皮、狐皮等各种皮毛制成,由于这些皮毛的原料比较昂贵,一般官员便使用黄鼠狼皮染黑了来制作。暖帽的顶上都装着红色的帽纬,有的用丝绦制作,有的用红缎子裁成,通常叫做红缨儿帽。在礼帽顶部的中央装有一颗顶珠,是用宝石、珊瑚、金、银等制成的。顶珠是区别官员职位高低的标志。凉帽则是一个圆锥体的笠帽,是用玉草或藤丝、竹丝编成的,外面罩上罗纱,缀上红色的帽纬,顶珠与暖帽相同。其他的同于暖帽。
不管是凉帽,还是暖帽,在顶珠的下面都插有一根两寸长的翎管,一般用白玉、翡翠、珐琅或者玻璃做成。翎管是专门用来插花翎的,这也是清代官员特有的身份等级标志。花翎通常用孔雀翎,采用的是向后拖垂的插法。由于孔雀翎末梢中央有一圈灿烂的花斑,中心是蓝黑色的,就像眼睛一样,所以清人称之为“眼”。花翎有三眼、双眼、单眼和无眼之分,品级不同,眼数也不同,有眼的叫花翎,无眼的叫蓝翎。清初的时候,花翎是十分珍贵的,只有建立功勋或是蒙有特恩的人才配赏戴。花翎的赏赐制度,在乾隆之后就开始松弛了,不仅品级比较低的官员可以得到花翎,商人也可以被赏赐。
衣和裳
我国的衣裳文化源远流长。据《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可见在很久以前,古人就制定了衣裳制度。古人的衣服以交领右衽为主,也有圆领、直领,无扣系带,宽衣大袖,线条柔美流畅。商代时,上衣下裳的衣裳制度基本形成,帽、冠、发式、鞋子也随之产生。在古代社会,人们出于对天地祖先的崇拜,认为上衣象征天,天未明时是玄(黑)色;下裳象征地,而地是黄色。所以古人祭祀天地、祖先的衣裳(祭服)都是上玄下黄。而在日常生活中,衣裳的颜色要求就不十分严格了。西周时,宗法分封制确立后,等级制度也随之形成,对服饰的要求也严格起来,衣裳也随之出现了不同的等级。
隋唐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上衣下裳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裙子逐渐只限于女子穿用,而男子则穿袍子。但在正式的朝贺或祭祀时,君臣们仍然穿正式的上衣下裳的朝服。
舞伎图 唐
图中舞伎着一件黄蓝色卷草纹白袄,红裙曳地,脚登高头青绚鞋。
品位和服色
在我国古代,黄色是皇帝的专用服色,象征神圣、权威和不容侵犯。除皇帝外,任何人都不允许穿黄色的衣服。但并不是每个朝代的君主都穿黄色衣服,如夏朝君主穿黑色,商朝君主穿白色,周朝君主穿红色。春秋时,齐国流行紫色,齐桓公穿紫袍,导致齐国紫色丝织品价格暴涨。秦国为了统治天下,按照五德循环理论制造舆论,认为秦在西方,属水德,尚黑色,黑色是尊贵的颜色。而汉高祖刘邦从南方起兵,最终登上皇位,南方属火德,所以红色又成为尊贵的颜色。唐高祖武德年间下令臣民的衣服不得使用黄色,黄色逐渐成为皇室的专用颜色。历朝历代官员官服因品级高低的不同,颜色也不同。以明朝为例:文武官员一至四品都是绯红色,五至七品是青色,八、九品是绿色。
冠、巾、帽
冠是古代专供贵族戴的帽子,是贵族服饰的标志。早在夏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礼服、礼冠的制度,以显示贵族身份。到了封建社会,有资格戴冠的除了贵族外,还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士大夫阶层。
到了汉代,冠的种类非常多。通过冠帽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身份和等级。汉代主要冠帽有:冕冠、通天冠、长冠、远游冠、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却敌冠、樊哙冠、进贤冠、武冠和法冠等。不同身份、不同场合所戴冠都有严格规定。帝王在参加祭祀大典时要戴冕冠;帝王在朝会和宴会上,要戴通天冠;官员在参加祭祀时戴长冠;各级武官在朝会时戴武冠;文官和儒士戴进贤冠等。
贵族和士戴冠,而普通老百姓只能用巾(用丝或麻织成的布)包头或结扎发髻。后来统治阶级也开始佩戴巾。汉朝末年,王公贵族开始流行佩戴巾,巾的种类逐渐繁多。文官佩戴“展脚幞头”巾,武官佩戴“交脚幞头”巾。后来人们发现戴帽子比戴巾方便,老百姓也逐渐淘汰巾而开始戴帽。